>>> 2006年第10期

鹿钟麟与和平门

作者:朱小平

价,可购高级面粉250袋!据说京津商业题匾者,润笔无出其右。华氏名满津门,但为北京商号题匾却绝少,所以当时华氏之匾悬挂之后,很多北京人都认为势雄谨严,很切合首善之区城门的气势。
  另有一种说法,本来欲请清末甲辰科翰林、浙江籍的书法家邵章(字伯炯)书写,因为辛亥革命后,北京城门均重新书写,都是请邵章所书。和平门建成,本拟仍请邵氏书写,但因他不在北京,故征人题额,但均以难追邵氏气势而作罢。袁世凯想到华世奎,专聘其入京题额(见《津门忆旧》第二集)。这条记载不确,因当时是张作霖执政,袁世凯早已死了。况且华世奎以遗老自居,坚决反对袁氏称帝,当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徐世昌应邀赴京,华世奎曾对徐云:“你不当负清拥袁。”冯玉祥驱逐溥仪,华世奎也极为不满。溥仪离京赴津住张园,他常去“恭请圣安”,如此一位辫子留到死的遗老,因而他绝不可能拍袁世凯的马屁去应景。至于润笔多少,并无记载,但我想大概不如天津劝业场多,否则早就轰动一时了。
  但华世奎的匾悬挂时间不长,忽有好事者向张作霖进言:李大钊之女名星(音同兴)华,城门取名“兴华”,岂非为李大钊作了纪念?出身草莽的张作霖闻言大吃一惊,因他进京后刚刚杀害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人士多人,便立即下令改名。本来取名“兴华门”便是拍马屁之举,秘书、幕僚们反复商议,最后由张圈定“和平门”,取“中正和平”寓意。定名之后,因不好再找华世奎写匾,方又费周折找到恰好回京的邵章,原匾凿下,新匾嵌上,从此再无改过。以后拆除城墙,城门自然没有了。但是人们仍然称这里为和平门。因为开了这个门,也产生了几个新地名,开城门后同时开了一段马路。因此离中南海新华门不远,故命名为新华街,原来门里的旧帘子胡同被北新华街隔断,故此分别称为东、西旧帘子胡同。别的胡同也是因此缘故都改成了东、西。当然,南、北新华街却因此而接通。后来城市改建,桥、河都没有了,门更是荡然无存,但至今还是保留了这个地名。
  不可否认,和平门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厂甸商业区的繁华做出了贡献。因为开了和平门,拓宽了新华街一带,厂甸成了琉璃厂四通八达的中心。摊贩可以一直延深到南新华街两侧。据估计,北京当时人口不足200万,厂甸庙会半月之内,游客可达数十万人次。因为开城门为当时的北京商旅和老百姓出行大行其便,所以当时北京的商会业和老百姓都对冯玉祥有好感(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冯玉祥与别的军阀不一样,能约束部下不扰民)。和平门由此成为当时重要交通之地,另外,城门内侧原有一道已干涸的明渠,城门开辟之后,明渠亦改为暗沟,随之修筑了道路。1927年北京增加电车线路(原只有四条),由崇文门至和平门为6路单轨电车。
  与和平门有关的人早已不在世了。冯玉祥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死于旅苏归来的轮船大火。为和平门定名的张作霖1928年被日寇炸死于沈阳皇姑屯车站。先为和平门题匾的华世奎死于1942年,临死前一直拒绝日伪拉拢。后补题和平门匾额的邵章,查《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版),收其条目,但不载其生卒年月。《中国书法辞典》(河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则未收邵章条目。经向博学的书法教育家贾诚隽先生请教,他查《中国书法家人名大辞典》等书亦未载邵章条目,这很令人遗憾。具体开城门工程的主持人鹿钟麟寿数最长,他以后参加过北伐,不知是不是因为在北京当过市政督办的缘故,还当过河南民政厅长,后参加反蒋的中原大战,任西北军代理总司令。被老蒋各个击破后隐遁于天津。抗战后跟着老长官冯玉祥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后来大出风头的是在军法执行总监任内“军法会审”张学良将军时,他以一级上将身份担任过审判官。总的来看,鹿钟麟在抗战期间未曾打过什么大仗,但在1939年被蒋介石起用派他出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消极抗日,落下“磨擦专家”的秽名,抗战胜利后,却代表蒋介石以华北宣慰使的名义,赴平津等地“宣抚”。五十年代后居天津,参加街道工作,在街道当居民读报组组长,1954年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某座谈会上,与特赦后的溥仪、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的老同盟会员熊秉坤三人合影,当时中国新闻社向海外发了他与两人握手的照片。很多老北京方知他仍在世。鹿氏1966年在“文革”风暴前夕逝世,享年83岁,看来鹿钟麟是员福将,因为仅凭他当“磨擦专家”的那段历史,不被红卫兵小将揪出来打个一佛出世,二佛涅架才怪!
  附带提及,除了和平门,过去北京内外城还有三个新开的城门,而且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一是新华门,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就任第一任大总统,定中南海为大总统府所在地,特于西长安街建坐北朝南总统府正门,后因地制宜将原皇城城墙宝月楼开成大门。因皇城原大清门改为“中华门”,故总统府正门定名为“新华门”。原北京外城正东、西无城门,日寇侵占北平期间,于1939年开辟两处城门,东面称为“启明门”,西面名为“长安门”。日寇投降后,当时的北平市政府为纪念抗战胜利,将此二门重新命名为“建国门”与“复兴门”。现在城门早已不存,但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北京新开的四座城门唯一仅存的是新华门,也已历经90余年沧桑了。
  另外,和平门当年是一个门洞还是两个门洞?其说不一。《北京旧事》等书云为两个门洞。求教于老人亦不容易,因为当时有记忆而又至今健在者,起码也要90岁以上,这样的高龄老人不太易寻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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