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
作者：吴 思
关于如何判断社会进步，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认识，如物质生活、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等等。但是有人看来，重要的标准是人的自由程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是，“自由”(freedom)、“权利”(right)这些外来词汇的译名和意义在中国却屡遭质疑，尤其是“权利”，不仅和“权力”一词发生音义纠缠，而且造成了它完全是西方舶来品的错觉。善于创造词汇的高手吴思却告诉我们：“right”译错了!它更好的译名应该是“权分”。“权分”不仅可以避免“权利”与“权力”语音不分的麻烦，而且还能在国人面前呈现出深厚宽广的历史空间。吴思说，他并没有奢望能够撼动“权利”这个译名的百年大树，但他相信“权分”却可以显示传统中国文化土壤中与“right”相关联的因素，开启了理解该词的新思路。无论“权分”能否像作者创造的“潜规则”、“血酬”那样流行，作者的论述确实具有启发性。
且看吴思怎么说“权分”。
一、“right”的各种译名
假设我们生活在晚清。西洋人出了一道填空题，要求用一个汉语词表达如下意思：
“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拥有或获得某物，或以特定的方式行为举止。”(《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right：a moral or legal claim to have or getsth or to behave in a particular way．”)
我在脑子里搜索。要求得到某个东西或某种优待，这种要求不仅合法，还合乎道德，争执之中，我该怎么说呢?我将大声叫道：“这是我的——!”我的什么呢?选什么词好呢?我选“分”。“这是我的分!”
面对这道填空题，各路高手百年来各执一词，可惜与我的选择全不搭界。
1839年，林则徐的翻译袁德辉选择了“道理”。(王健，2001)
1862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选择了“权”。有时觉得不确切，便添上“利”字，造了一个新词：“权利”。
1870年前后(明治初期)，日本人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权理”。(李贵连，1998)
1886年前后，康有为选择了“原质”二字。(金观涛刘青峰，1999)
1899年，严复选了一个汉字：“直”。他还造了两个新词：“天直”和“民直”。
1933年，胡适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义权”。胡适说：“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民权的保障》，原载1933年《独立评论》第38号)
1992年，夏勇选了一个老词：“利权”。他认为：“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依笔者之见，准确地讲，应该写成‘利权’，即‘利之权’。”(夏勇，1992，第29页)郭罗基在1999年2月接过这个话题，写出《“权利”应是“利权”》一文，引起了一场讨论。
与上述各种选择比较起来，“分”字既顺口又深厚。由俗到雅，从古至今，我们是怎样谈论“正当权利”的?——我向来安分守己，不提非分要求，你不能太过分了，贪图分外的好处。你要给自己“拔分”，我也不能“跌分”。我享受的待遇并未逾分，合乎我的名分……这些表达方式都活在我们的口头笔下。
当然也有毛病。《现代汉语词典》把“分”解释为“职责和权利的限度”，权利与义务是混在一起的。不过，我们可以围绕着“分”字添字造词，设法区别。例如，以“权分(第四声)”指理应享受的“权利”，以“义分”指理应承担的“义务”。“义分”一词甚至无须新造，南朝萧统的《文选》里便有，意为合乎道义之分。
二、“权利”和其他译名的缺点
众所周知，丁韪良杜撰的“权利”成了标准译法。
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23岁时到中国，在宁波传教十年，熟悉汉语。1864年出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升任总教习。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丁韪良以二品顶戴出任总教习。用现在的话说，人家是北京大学分管教务的首任副校长，享受国家部级干部待遇。
1862年，丁韪良动笔把美国人亨利·惠顿写的《万国公法》译成汉语，必须给英文“fight”找一个确切的译法，他时而译为“权”，时而译为“权利”。
丁韪良的译法很快传入日本，被广泛使用，又回流中国。(李贵连，1998)西洋的概念，经过西洋人的翻译，又作为东洋的概念二次进口，这个概念在诞生和早期发育阶段，一直没有接上中国本土的地气，水土不服的症状至今也未根除。
作为译界高手，严复对“权利”二字感觉特别不舒服。1902年，严复致信梁启超，讨论Rights的译法：“Rights一字，在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邓文初，2004)“以霸译王”的批评相当准确。王道讲究仁义，霸道只问利害。“权利”二字联用，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古人已有的用法中，都没有仁义的影子。人家在欧美老家原本是“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到了中国，竟换成满脸的权势和利益。
如何是好呢?严复告诉梁启超，他偶然在《汉书》中读到“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句，意识到“职”字可以作为rights的译名。但又苦于职字含有“duty”(义务)的意思，恐怕混淆，便放下了。后来，读到《诗经》中“爰得我直”一语，有注释说“直”当读为“职”，他坚定了信心，便把rights译为“直”，或译为“民直”和“天直”。
严复进一步论证说，rights本身就有直的意思，直线，直角，都用到right。西文以物象之正，通民生之所应享，天经地义。“权利”那种本非固有，靠力征经营得来的意思就差远了。(邓文初，2004)
严复并没有坚持到底。在后来的译作中，他经常使用“权利”的译法。其中的原因，大概是“直”或“职”，以及“民直”和“天直”，不如“权利”简明顺口。谁会在争吵中大喊：“这是我的直”?严复用力太猛，追到了东周时期对直字的偏僻用法，距离当代中国人的语感未免遥远。
严复的药方虽然不理想，他感觉不舒服并没有错。丁韪良本人也感到“权利”二字不顺眼。1877年译完《公法便览》，丁韪良在凡例中写道：“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即官府——引者)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
有意思的是，丁韪良在此也以“凡人理所应得之分”解释权利。他既然想到了“分”字，又给出了如此精当的解释，为何不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另造一个以“分”字为核心的新词呢?《万国公法》第二卷第17页，丁韪良译道：“凡自主之国，制律定己民之分位、权利、等情，并定疆内。”第23页：“自主之国……皆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