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2期
早期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的若干史实问题
作者：叶 隽
一是关于同文馆的建立。作者说：“例如1862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便设有德文馆。”这种说法不甚确切。京师同文馆建立之初，就只教授英、法、俄三国文字，不包括德文。1871年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击败强大的法国，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其军事和政治地位显然受到中国重视，京师同文馆于同年开设德文馆。(参见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新设德文时称“布文”。这事情看似很小，不过是名字的发音罢了，但却反映出当时国人对德国的了解。因为此前一直是与普鲁士打交道，所以很有可能是以“布”代“普”音。如有论者就提到W．N．Hagen就是作为第一名“俄语与普语”(fǖr russische und preuβische Sprache)教师于1872年任职于同文馆的。Huang Yi：Der deutsche Einfluβ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wesens von 1871 bis 1918—Studien zu den kulturellen Aspekten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n der Ara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1871至1918年间德国对中国教育发展之影响——德意志帝国时期中德关系的文化视角研究)．Frankfurt am Main，Berlin，Bern，New York， Paris & Wien：Peter Lang Europa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95，S．59．)，后才改教德文。(参见《齐如山回忆录》第28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关于同文馆情况，请参见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1985年)
二是关于杨丙辰。作者说：“……且未出现杨丙辰似的在学术和翻译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杨丙辰其人，学术经历牵涉到中国现代学术的北大、清华两大传统(尤其从德文学科史意义来看)，确实是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人在翻译方面或可谓“颇有贡献”，但在学术上却不宜评价太高(这一点作为汉学家的傅吾康说的很清楚)。作为后人来衡定学术史，少不得的就是“中正公允”之原则。从科目设计上看，杨氏对德国诗歌还是颇有造诣的。杨氏的学术水平或许也不错，但在学术研究上确实建树不多。就以他发表的《歌德与德国文学》为例，虽然不乏自己的见解，对资料也算比较熟悉，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很难说这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真正在学术上对北大德文系有实质性推进的，不是他，而是洪涛生。虽然从感情上来说，我对杨丙辰很有“同情之理解”，但这与对他的学术史地位的判断是两回事。关于杨丙辰其人，作者另撰文《花自飘零风尘中》有较详细论述(参见《读书》2005年第8期)。
三是卫礼贤与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关系网。1921年，卫礼贤退出同善会，摆脱了传教士的职业和身份。1922年，卫礼贤再返中国，这一次他是以德国驻华使馆学术顾问(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的身份来的。1923年卫礼贤失业，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德国外交部大幅度削减人员，卫氏本来就不是外交官身份，故亦在被裁之列。蔡元培于是送了一纸聘其为教授的一年期合同给他。可惜的是，卫礼贤与北大的因缘，并不表现在聘用关系的长久上，他努力谋求的是德国大学的教职。1924年，卫礼贤本已准备与北大续签合同，但法兰克福大学的聘书正好到了(Ballin，Ursula：“Richard Wil- helm(1873～1930)—eine biographische Einfuhrung”《卫礼贤简传》．in Hirsh，Klaus (hrsg．)：Richard Wilhelm Botschafter zwei Welten—Sinologe und Missiona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汉学家与传教士》．Frankfurt am Main & London：IKO-Verlag far Interkuhurelle Kommunikation， 2003．S．19-20．)。于是他打点行装，毕竟，建设一个新的汉学学科的诱惑，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很难抗拒。所以，卫礼贤的主要精力和心思仍放在德国汉学的建设上面，他对北大德文系虽有授课之功，难有推进之力(学术上)。因为，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的德国文学研究者。所以，似乎不宜过于强调卫氏与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关联，相反倒是他的另一位同胞，欧尔克教授对中国德国文学学科的贡献甚大。这一点作为学生的张威廉与冯至都有深刻印象，并有明确的回忆录可供参考。(参见冯至“怀念北大图书馆”，《冯至全集》第5卷第78-7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张威廉：“我学德语的经过和对德语教学的点滴看法”，《德语教学随笔》第156～15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关于欧尔克其人与北大，作者另撰文《清风送爽到天涯》再详细论述。
四是关于珍贵的照片材料。这张“北京大学德文系师生临别纪念摄影”，标明时间是民国十二年六月，即1923年6月。关于照片上的人物，今天已很难具体落实到每个个人，但一些重要人物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作者说：“前排坐着的从右到左依次应是卫礼贤教授、杨丙辰(震文)系主任、洪涛生教授。只可惜最左边的那位不知姓甚名谁，但肯定也是我老师们的老师，也是中国第一代日耳曼学家中的一位。”这里有些判断不错，有些说法似值得商榷。
这四位先生可能为：杨丙辰、欧尔克、李茂祥、卫礼贤。(根据192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德文系教师五人：杨震文、李茂祥、朱家骅(出洋)、欧尔克、海理威。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年上册，第3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根据重要性来说，系主任是杨丙辰(右二)、德国教授为欧尔克(左二)、卫礼贤(右一)。左一可能是李茂祥(也有可能是顾孟余，他也曾任北大德语教授、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等)，但尚无法确认。左二是欧尔克(不是洪涛生)则毫无疑义，因为同一张照片亦收录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参见Oehlke，W．：In Ostasien und Nordamerika als deutscher Professor：Reisebericht(1920～1926／(在东亚与北美做德国教授：旅行报告(1920-1926))．Darmstadt & Leipzig：E．Hofmann，1927．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