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10期
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
作者：陈平原
几年前，我曾撰写《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一文(此文初刊《学人》第14辑，后收入《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从一代人“文学常识”的改变，到一次“文学革命”的诞生，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曲折与艰难；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我以为是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课堂讲授。具体论述时，除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我还讨论了民初代表桐城、选学两大文派的《春觉斋论文》(林纾)、《文学研究法》(姚永朴)、《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黄侃)，以及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四种重要著述，即《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词余讲义》(吴梅)、《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最后一种，虽非北大讲义，也与作者在北大的工作息息相关。
因吴梅《中国文学史》讲义的发现，促使我反省另一个问题：上述九书，之所以体例迥异，是否跟大学里的课程设置有关?回头看1918年北大发布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1918年5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一年半后，国文教授会再次讨论教材及教授法之改良，到会十五人，包括钱玄同、刘半农、吴梅、马幼渔、沈兼士、朱希祖等。为便于交流磋商，此次教授会甚至决定“教员会分五种”：文学史教员会、文学教员会、文字学教员会、文法教员会、预科国文教员会(《国文教授会开会纪事》，1919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709～17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新文化运动以前，虽无明确分工，可林传甲与姚永朴二书的巨大差异，同样蕴涵着“史的传授”与“文的练习”两种截然不同的课程设想。如果进一步划分，所谓的“文学史”讲义，其实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以及专题研究四类，很难一言以蔽之。
随着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作为中国人撰写并刊行的第一部文学史，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的国文讲义受到广泛的关注。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于是，很多人转而指责该书见识迂腐、学问浅陋。《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提醒，以及林氏的自述，使得世人较多关注此书与其时已有中译本的《历朝文学史》(笹川种郎作)的关系。这自然没错，只是林著对于链川“文学史”的借鉴，尤其是将其改造成为“一部中国古代散文史”(参见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83～7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大有来头。
林著共十六篇，对照《奏定大学堂章程》，不难发现，此十六章目，与“研究文学之要义”前十六款完全吻合。至于后二十五款，牵涉到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文学与地理之关系、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的分别、泰西各国文法的特点等，与“文学史”确实有点疏远，不说也罢。对此写作策略，林著《中国文学史》的开篇部分有相当明晰的交代。
正因此，谈论林著之得失，与其从对于链川著述的改造人手，不如更多关注作者是如何适应《奏定大学堂章程》的。比如，常见论者批评林著排斥小说戏曲，可那正是大学堂章程的特点，林君只是太循规蹈矩罢了。就在林书撰写的那年，京师大学堂发生一件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学生班长瞿士勋“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既经监学查出，犹自谓考社会之现象，为取学之方”。结果怎么样?总监督的告示称：“似此饰词文过，应照章斥退；姑念初次犯规，从宽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参见《大学堂总监督为学生瞿士勋购阅稗官小说记大过示惩事告示》，《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2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讲文，讲诗，讲词，讲南北曲，同样不涉及小说。那是因为，该讲义虽刊行于1920年，实际上早在1916年便已成稿，因此作者必须在《叙》中郑重声明：此书“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讲演时当别授新义也”。至于1917年秋天进人北大任教的吴梅，其编写文学史讲义，不能不受同事鼓吹新文化的影响，小说于是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类。所有这些都说明，作为讲义的文学史不可能闭门造车，而是与政府决策及当代思潮紧密相连。
林、朱、吴三位学者各有其业绩，我关注的只是其在北大讲授的文学史课程。林传甲(1877～1922)，字归云，号奎腾，福建闽侯人，任教北大时间最短，1904年被聘为国文教习，1906年已奉调黑龙江，做官去了。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厘，江苏长洲人，1917年9月应北京大学聘，讲授文学史及词曲，1922年秋后应东南大学聘，举家南迁。朱希祖(1878～1944)，字遢先，一作逖先，浙江海盐人，在北大工作时间最长，1913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先后担任过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1932年方才离开。
林传甲撰写并印行于1904年的《中国文学史》历来备受关注，比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等，都将此书作为最早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来表彰。近年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和陈国球《“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更对此书有专门的评述(参见夏晓虹《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文学遗产》1996年6期；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二章《“错体”文学史——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学界之谈论朱希祖，更多肯定其史学方面的贡献；因而，其文学兴趣及《中国文学史要略》极少被史家提及。至于吴梅，世人对其任教北大，讲授词曲之学，多有褒奖之词，缺的只是刚刚发现的《中国文学史》(参见本书附录《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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