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7期
读赵复三译《欧洲思想史》琐记
作者：陈乐民
我得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希尔的《欧洲思想史》的中译本时是在2003年甫出之时。译者在译此书期间的来信中，即极言此书不同一般的特点，后得见译书，更觉其言不虚。两年来，时时披阅，有些章节一读再读，此时我已写了二三本有关欧洲文明的小书，其浅薄自不必说，然因而对这本到手的巨著中的许多卓见，油然而生会心之感却是自然的。读书之乐，亦在乎此。译此书大不易，盖其中既博且约地涵盖了哲学、社会、文艺，特别是基督教等等。若不深通其奥妙，而只凭一本字典、一个电脑，照葫芦画瓢是绝对办不到的。
对此书，我不敢官“评”，只能写一些读后的“琐记”。
弗里德里希·希尔，此间知其人者谅不多。我至今仍缺少足够的资料以详其人。他曾两次入狱。一次在奥地利被希特勒占领时期因其反纳粹的立场被捕，著作被毁；再一次是在战后被苏联占领军“错捕”关进苏占区的监狱。这本书写成于1953年，1966年被译为英文。中译本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面世已在出书的半个世纪之后了。
作史必依“时序”，但又不能全依“时序”；尤其是“思想史”中在某地、某时比较突出的集中出现的某种思想，不能圈限在某时某地某人；欧洲，各民族比邻而居，思想之纵(时)的承续和横(空)的流走传递，是一种常态，同时各民族各地区各个人的思想又必定有其独特之处。希尔在书中的每一章都细致地照顾到方方面面的交织和冲突。读时既感到各民族各有特色而又声息相袭，别而不隔。
希尔把欧洲思想史列出了若干个有代表性的“题目”，每个“题目”把它们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不只是写一个个的思想家的生平、著述，而是把这些“精英”放在社会的大环境里。希尔全书都注意“精英”(上层)和“低层”社会，使读者感觉到其间有许许多多可感而不可见的“线”把“上”和“下”联通起来。这些“线”有一种相同的“感应”，这种“感应”在宗教改革以后到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社会历史，几乎是一种自然天成的现象，“上层”精英，“低层”社会都卷在里面了。普通民众“跟着感觉”走，希尔经常用“属灵派”、“热诚派”、“虔敬主义派”等“细别”来区别他们的在同一信仰下面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心态以及生活方式。读到这些地方自然感觉到时代在前进，不着痕迹地向前迈进。而思想家们则站在“高处”，俯察这一切，抽象这一切。这种上下“沟通”，希尔的书里比比皆是。这在中国的思想史是似乎不易做到，“四书五经”代表了中国的传统上层文化，人们常讲“儒”家文明，姑且不论“儒学”的内涵及其变迁，以中国人口之多、疆土之广、史俗之异，究竟有百分之几的人可称之为“儒文化”的属民呢?孔孟说的话恐怕几乎很难找到它们与社会低层的芸芸众生的联系。希尔把1601～1800时期的德意志称作“内心的王国”，“内心”二字深可考究，此即上面所说的，承宗教改革而萌生出的“内心”信仰及其震荡和变迁，在大小德意志邦国的大小君主和民众的心底，藏得极深但也最突出。法兰西的“启蒙运动”表现为爆发式的形态：民众因积怨既久而“启蒙”，思想家们恰恰先为此做了思想舆论的批判准备，这种“结合”促发了猛烈的行动。希尔区别为“上层启蒙”和“低层启蒙”；“上层”见之于思想的、言论的；而“低层”则见之于冲动的、情绪的。而德意志人则是心中的静中之动。这一章，我以为是希尔写的最精彩的一章：在这一章里，不仅“知识精英”同“社会低层”是声气相应的，而且破碎的、没有“国家”边界的德意志也不是一片孤立的、隔绝的土地，荷兰的、英国的“自由空气”和法国的智慧，通过各自的渠道流进了德意志。作者形象地说，当时的伦敦是“欧洲的首都”，汉堡是“伦敦的郊区”。表面上古板板的德意志那些浪漫主义的艺术家、深不可测的哲学家、科学家等等的“灵魂”都在“内心”里亮出来了。
希尔的“思想史”颇具散文笔法，他在写到十八世纪中叶的艺术家温克尔曼揭示了古代世界里的“高贵的纯朴和宁静的伟大”时，肯定想到了古典的内在之美。讲歌德对一个造访的旅行者自称他“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是无神论，在艺术上是异教徒，在感情上是基督徒”时，他想到的是文化的多姿多彩。讲康德说“一个纯粹以理解来指导的国家就像一个孤岛，处于虚幻、权力梦、冒险梦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汪洋大海既是刑罚、毁灭的深渊，又是自由和无限的汪洋。人的理解只限于那个可以量度的小岛，而人的灵魂却要去探索那个汪洋大海”时，他肯定是震撼于思想家默想之深邃和胸襟之开阔远大……
在德国的思想家们的启蒙思想中有本地民众心态的滋补，有大小宫廷文化的气氛，有法国的理性主义激情，有英国泛神论经验等等，甚至还有东欧的“虚无主义”的不经意的影响——一切的一切都了无斧凿痕迹地融化在心灵里。德意志在那个时候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国”，统称为“国”，其实并不确切；但邦邦连属，习习相息，语言互通，以致有同类的“心性”。而所谓“国”者，实际是“族类”的意思。 (西文的“国名”是我们中国的称谓习惯；法兰西、英吉利……何尝有个“国”字呢?)
希尔有一二章讲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过他没有用这个习见的概念，而是用了“从但丁到马基雅维里：意大利的政治人文主义(1300～1527)”这样的标题。还有一章的题目叫：“阿奎那的时刻(1225～1274)”。这两章放在一起，欧洲的中世纪就活起来了。他不是孤零零地写阿奎那或任何一个人，而是先讲足那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思潮：神学人文主义已见苗头；以巴黎大学等为各路神学家们的集散点，各种宗教思想得以相互交汇和交锋。因而在朦胧之中透露出思想的萌动。希尔把那种社会文化背景交代充分之后，再把阿奎那的神学的、人文的，乃至政治的思想“托”出来，这个阿奎那便不仅仅是一个集圣·奥古斯丁以来神学之大成的神学大师，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没有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活人”了。
此时我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调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期间，听到一位“资深”翻译说，他在给周恩来总理接见外宾作翻译时，听周总理说应该好好研究一下阿奎那。他没有听懂是什么意思，只回到办公室“照本宣科”地向大家“传达”了。他无意，我却独独记住了这句话。当时的政治气候还不可能看什么基督教神学的书；但这话我一直记得很牢。“文革”后我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后，便特意找到阿奎那《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等的英译本，另外，商务印书馆已在六十年代编译出版了一本阿奎那的政治思想论文集。我把这些书都看了，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奎那把认识的对象分成三个层次：最普通的世俗事务，一般人就能认识；再高一层(或再深一层)，普通人无能为力，需靠“天使”才能认识；至高无上的顶层，“天使”也办不到，就唯有上帝才能认识了。当时以我浅薄的理解，阿奎那这不是把人的认识和上帝的“万能”分开了么?这不是意味着有相当部分的世间事物可以不通过神来认识么?我那时正做着别的事情，没有深究下去。
现在看希尔的“阿奎那的时刻(1225～1274)”我想起了这个故事。他特别标出一个“阿奎那的时刻”，与布罗代尔认为欧洲从十三世纪起开始向新时代移动的看法不是可以相表里么?不同的是：布罗代尔侧重在物质，而希尔讲的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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