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7期
大国之道与中国问题
作者：高全喜 许纪霖等
高全喜(《大国》主编)：
作为《大国》丛刊的主编，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大国》是一份学术季刊，每期30万字，自2004年9月创刊至今已经出版了3期。
关于《大国》的编辑宗旨，我分别在三期的“编者手记”中有所陈述。对于使用“大国”一词，参与创刊的同仁们曾经产生意见分歧，特别是对应的英文翻译，更是令我们颇费踌躇，显然Great Power、Nation、State、Empire等似乎都不妥，即便是现在的National Interest也难以准确表达我们的意思。但无论怎么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政治共同体正开始以一个大国的姿态步人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社会，尽管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大国历史，尽管我们正经受着转型时期的巨大阵痛，面临着体制内外的诸多难题，但毕竟我们迎来了千年难逢之变局的历史机遇。所谓的“大国”，是中华政治共同体目前的一种动态的描述，其所蕴涵的多层意义有待开放性的辨析来厘定，正像王焱在封底文字所指出的，它求索的“是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大国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自处及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道理”，即“大国之道”。基于上述共识，我们认为《大国》属于一个基于中国现实国情之上的有关国家建设的学术刊物，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制度、观念等多个领域，追求富有内容的宏大叙事，重视战略性的思考、分析与意见。在众多学术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大国》一路走来，在第1期集中讨论了和平崛起问题，第2期聚焦于国家利益，第3期是国家战略，第4期和第5期将着重研究民生问题。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建设问题，这一点在时下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彰显之下更为突出和尖锐，应该引起学术界的深思。现代民族国家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还是一种法律拟制，总有一个利益问题以及利益的制度机制问题。《大国》中的数篇文章着重探讨了国家利益的一般理论、“现代化”成长机制、宪政、自由与民主政治，以及国家安全、发展战略以及民族主义等诸多问题。例如，李强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的在中国如何建设共和民主政体就是一个国家制度问题，吴稼祥先生论证的“现实的自由主义”理论，则在国际政治中指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战略框架，张文木先生提出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观”则开辟了思考国家问题的地缘政治的新视野。至于其他各个栏目中的文章，或者讨论当今中国在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捕捉一些建设性的观念因素，或者从学理上梳理国家战略的经纬脉络，为构建我国未来的大战略提供理论基础，或者汲取古今中外传统理论的资源，重读前人的高论，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原理，或者就中国目前面临的外交和内政、政治与经济等诸多问题，高屋建瓴，多有论述。我们知道，理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特别是对于正在经历着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中国来说，如何把握“正确理解的利益”，这一点尤为重要。早在二百多年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曾精辟地阐释过“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当时他关注的是有关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但在我们看来，这一原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国家问题重大而复杂，在编辑中我们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展示这个曾被视为自由主义的“隐蔽的主题”之症结，特别是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相关联的诸多问题。对此我认为，时下所谓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没有多少建设性意义的。前一派某些人的观点过于拘泥于个人权利和国家内政建设，而忽视了国家利益问题，特别是无视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国家问题，因此对于某些问题的看法就显得幼稚和荒谬。后一派相反，由于忽视了国家制度的宪政民主价值，因此对于国家问题不是解构就是附庸，实际上也是误读了中国现时代的根本问题之所在。我认为，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我们当今的时代主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因为从新旧两个政治传统来看，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都远没有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现代国家涉及国家的主权、政体、公民权利与义务、法制、民主与宪政，以及公共德性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在我国都很缺乏，甚至需要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强大的宪政国家，加上公民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再加上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些是现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的主题，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内政目标。从历史上看，它们也是西方发达的民族国家在三五百年大致走过的历程。因此，如何从民主政治与世界政治的双重角度考察中国所面临的国内与国际的问题，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两难困境，审慎、周密地提出一个构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的国家哲学，是我们的头等大事。我认为，在内政方面，我们需要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哲学，而在外交方面，我们则需要一种“现实的自由主义”哲学。前者是我们克服片面的个人主义和同样片面的极权主义的有效途径，后者是我们摆脱有关中国威胁论和对抗国际霸权主义的有效途径。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已经尽可能地使用了已有的制度资源，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今后的必由之路。
说实在的，编辑《大国》，如履薄冰。何谓大国?是否大国?大国与强国，大国与政制，大国的道路，立宪的困境，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决断，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和平崛起的一厢情愿，新帝国主义的强权，等等，等等，诸多问题纷至沓来，小小的《大国》何以承载得了?李泽厚早就指出，现时代是一个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这个判断背后隐含有三种预设：一是学术与思想的两厢对立，其中思想比学术高明；二是学术与思想的两厢对立，学术比思想高明；此外，还有一种预设，即学术与思想的相互融会贯通，脱离思想的学术只是些雕虫小技，无学术累积的思想无异于浮夸干瘪之论。我想《大国》的立意在于第三种预设，它不拘泥于末枝细节、学科分类，旨在瞄准中国现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战略性、历史性与人文性为基调，为言说者提供一个多元开放的公共平台，建设性地勾勒他们的所谓宏大叙事。
我们历来以“泱泱大国”自视，但那是王朝帝制下的心态，离现代民族国家成熟的公民意识相去甚远。我们既要看到中国还很贫弱，真正地步人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大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也要看到中国块头很大，已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始发挥作用并承担责任。《大国》愿为培育公共的现代国民意识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喜欢中国的，还是讨厌中国的，都无法无视中国的存在。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中，中国开始渐渐地从边缘走向中心。
不过，要断言中国已经成为真正的大国，尚为时过早。何谓大国?按照什么来衡量?CDP总量?世界工厂?安理会中有否决权?——假如按照这些标准衡量，中国应该可以算大国。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我看来，是否称得上大国，要放在人类文明的长时段中来衡量，也就是说，是否在人类文明史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理所当然是大国，一个占据世界中心的文明大国。不过，这已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从十八世纪开始，世界的中心逐渐移向欧洲，特别是西欧，然后转移向美国。以古希腊和基督教文明为历史传统的西方文明如今成为全球最强势的文明，而代表了这些文明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大国。这些大国，不仅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国际政治上举足轻重，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成为当代文明的主流典范和主流话语，影响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角落。也就是说，真正的大国，是能够以自己的制度典范和文化典范辐射到全世界的那些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