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5期
武侠小说关键词
作者：李 欧
武，是侠的最重要资源之一，但却不是必要的构成，对于武侠文艺它才是不可缺的要素。勇，则与侠不可分，无侠不勇，无勇非侠，勇在武之上。
何谓勇?按照蒂利希的思想，勇，就是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肯定(见蒂利希著《存在的勇气》)。行侠，无论是报恩仇，平不平，还是为国为民，必然有死亡、伤残、危险等“非存在”时时伴随。勇，就是在自我肯定中把“非存在”的威胁与焦虑担当起来。
这种肯定首先来自伦理精神，即道义所在，则必有所为。孔子非大侠，但也断言：“见义不为，则无勇也”。侠之勇，在于敢于去死，去为他人，为某种伦理原则去死，是对牺牲和奉献理念的肯定。反过来，就正因为有了勇，大侠们才能在分担他人的苦难与凌辱的行动中，表现出不愿屈从于人生苦难的必然性，并誓死与这种必然性抗争的精神。勇，才使大侠们不相信“命运”的合理性，要以自己的存在使不可能成为可能。正因为有了勇，才使得侠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彰显。勇气中所产生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使大侠们在“非存在”的威胁中，即使处于绝望状态，也能肯定自己的生命进程，“身首离兮心不惩”，如郭靖死守不能守的襄阳。
侠之勇，还应做本体论的思索，离开本体论的证实，侠之勇的价值不能完全理解。勇，是生命本身的诉求，只有生命在与压迫、摧残、灾难的对抗时，才有勇存在。勇，是人的生命反抗不自由的生存状态的表现。而且，蒂利希称“在勇敢的行为中，我们存在的本质部分压倒了较次要的部分”。这就是说，有勇，才能使人的本质得以发挥，从而超越限定的状态。勇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它改变了生命自身，也改变了世界，有勇，人才成其为人。
勇，是人性本身所具有，但为何仍有无勇?当面对凶残、危险、苦难时，人性退缩了，怯懦就压倒了勇。因此，勇，是坚强而完满生命的象征；不勇，则是萎缩生命的表现。大侠之行为，向我们显示了勇是什么；大侠之勇，则向我们显示了生命应是什么。
游
武侠小说横行，但“武”与“侠”相连甚晚。二十世纪初，才有“武侠”一词，而且据说是从日本进口，远迟于“任侠”、“豪侠”、“仁侠”、“义侠”、“隐侠”，甚至“女侠”这些概念的产生。“游”与侠则关系久远。太史公叙侠之事，特标明“游侠列传”。侠客者，行侠之“客”也，必然在“游”。游之义大焉、深焉。
游有三义。其一为地理空间之游：游荡。“别我不知何处去，黄昏风雨暗如磐”。仗剑行天下，为侠之本色。虽追求“执杯酒，握君手，意气相倾死何有”，但相聚就是为了相离。
其二为社会空间之游：游离。入庙堂不成或不愿，隐山林不甘或不能，只能“游”。在身份、地位、阶层、群体之间游，在法律、伦理、规训、禁忌的边缘游，在“显”与“隐”之间，在秩序网络的缝隙间游。
其三为精神空间之游：游神。大侠精神的核心要素是自由、：自己与他人之自由。如不愿意被既定处境所压服所控制，就必须游。游之精神即自由之精神、超越之精神。
侠是“先验的无家可归之人”。侠的出场，是为了重建正义秩序。但秩序一旦建立，侠就难以存在。哪怕是“梁山泊”那样的“世外桃源”式的秩序世界，其正义和自由也是极其有限的，侠只能再游。隐，是侠的退场。但是，隐，绝非是侠的本然性质，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忍”，真隐是无侠可言的。
游的结局是归家，但侠是无家可归，只好永远“天地为逆旅”。但是，游的过程，即为侠的价值意义所在。游，是对自由的追索；游，才能超脱日常情境，从限定的生活模式中突围。侠的生命就在游之中。侠之勇，也在游之中存在。而武侠小说，离开了侠之游，又讲述什么呢?所以武侠小说的结构均建立在侠之“游”上。而读者，陪同大侠们浪迹天涯，获得诗意的欣悦。
帮 派
勇，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在特殊情况下，它有可能匮乏。于是，侠就需要朋友，朋友一扩大，就成了“帮”。一般来讲，侠，看重的是情义相投的同性联系，家庭则隐退为背景。“借躯交友”，“为朋友两肋插刀”之类，就成了他们共同的风范，以及建立帮派的游戏规则。
其实，即或纯粹是由朋友组成的帮派，仍是对“家族聚居”的一种呼应，一种源远流长的集体记忆的无意识呼应。似乎永远在“游”的侠士，孤独会形影相伴，他们会通过参与一个更大的实体来缓解回归家族的心理压力。
侠有帮，其史也久。墨子集团，战国养士，两汉豪侠群体，以及武侠的收徒，皆为帮派的雏形。
国家失序失范时，大侠们希望恢复正义的秩序，建立帮派也是一种建立秩序的尝试，如梁山泊之类的独立王国。当然，也可能暗含着“侠而优则仕”的情结。
其次，侠，都是生命力极强之人，生物性层面的攻击性也必然强大，尤其是有大武功时。通过一些仪式化的行为，如“结拜”来交友建帮，按照洛伦兹的理论，必然会大大减少攻击性的盲目发泄。数百万年来，生物族类对同种的攻击性，就是用仪式行为来规范和缓解的，人也难以例外。
不过，一旦人帮，一旦建立起某种秩序，对自由和个性的压抑就开始了。基于自由而形成的侠士人格，当他以“入帮”的方式来肯定自己时，就可能不是一种勇，而是一种软弱。因为即或是“正义”的帮派，仍有可能意义得救了，自由和自我却牺牲了。
建立帮派，意味着必须建构一个心理整体。侠士们坚守的先验的正义、道义就必然逐渐转为团体的象征物，以维系这个心理整体。如“忠义堂”、“杏黄旗”、“打狗棒”之类。正义会逐渐成为团体利益的掩饰，甚至要用团体利益来验证权衡。这些象征物(包括什么“镇帮之宝”之类)就成为图腾，而显得神圣，凌驾于个体和正义之上，以此来维系团体。超验的正义原则就会在这些象征物和团体利益的腐蚀下，逐渐变异。就如武侠小说所述，凡是牵涉到帮，无论是“正派”，还是“邪派”，实质上已很难泾渭分明。
再则，无论以前，在经历、个性、生活方式有多少差异，一旦人帮，侠士们的性质就部分地由这种“参与”所决定。自我意识的人格淡出，无意识人格凸现，思想情感、言行风范由于相互感染而不自觉地趋于共同。梁山诸多好汉上山前，与在山上坐稳了交椅后，判若两人，个性与人格都被帮派异化了。甚至对自己同类，如对方腊群体，其手段之残忍，与对先前的仇敌，如高俅之流的友好容忍，形成鲜明的对比。
因此，大侠对帮派深怀戒心。即使身在帮内，也心在帮外，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如洪七公等。或者，在帮中日久，对帮派必然带来的人格异化感触日深，常寻找机会脱离，如鲁智深、武松、燕青等人。他们的历程是大侠的标准模式之一：游——入帮——再游。
更有甚者，当代武侠小说受无孔不入的经济意识影响，文本中的武林“帮”、“派”，无论是其组织结构，运作机制，还是管理规则，以及团体理念都类似当代社会中的公司财团。
关 怀
侠，不同于牛仔、骑士，他不是一种职业角色，而是一种文化角色。他的根基在于对世界的强烈关怀，在这种关怀中，侠，才其为侠。
关怀世界，意味着参与世界。侠的关怀，不仅仅是一种信念，更重要的是去“行”，即“有所必为”。侠有“武”，其个体生理能量强大，正因为有这种对世界对他人的关怀，才能控制这种能量，即“有所不为”，才不至于伤害世界以及自身。《天龙八部》中的少林无名老僧，就是如此去点化武功卓绝的萧远山与慕容博的。只不过称其为“佛法”，“慈悲之心”罢了。
侠对世界的关怀，其动力来自于三种情感。其一，正义感。他们始终对世间的不公正有着强烈的敏感和焦虑。这种正义感甚至压倒了对自己生命的珍惜，自愿去担当世界的痛苦与荒诞。
其二，义务感。人进入社会，必须承担各种义务，而义务又有积极(助人)和消极(不伤害他人)之分，积极义务的实行顺序一般为由亲到疏。大侠天生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视积极义务为自己的本分和使命，并且是亲疏一律。当“天”无视草民们的眼泪、哀叫、悲伤时；这种义务感促使他们挺身而出，自掌正义，“替天行道”。
其三，耻辱感。侠士们是典型的“耻感取向人格”，无论是重然诺，报恩仇，还是救困厄，皆以耻辱感为基础。耻与辱常是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又必须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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