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3期
读书不必沉重
作者：王纪潮
记得八十年代初，书评类的期刊《读书》已是先声夺人，盾继的《博览群书》会成为什么样子，恐怕当时没有什么人会在意。那么《博览群书》会怎样走，会不会成功，如果成功，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在《博览群书》成功走了二十年后，喜欢它的人大概都会想一想。最近看到《博览群书》的启事，希望读者谈论二十年来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精神轨迹、有社会影响的图书和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发展历程。我想也不需要别人来说了，这几点都是《博览群书》这二十年所关注的内容，其实也应该就是《博览群书》办得好的原因。我如果在这里再谈这些就是在犯傻，它们实在应该是杂志的主管或者出资者应该谈论和总结的，总结之后还应该设法给杂志社的同人多发奖金、考虑如何延揽人才做大、做强等等……不过我读了那则启事后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好像不对劲，缺少点什么。最近刚好有二件关于图书和读书的事情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也就借此说点看法。
这二件事情一是图书的市场近来兴旺，但有报道却说阅读率在持续下降。据说全国现在有两千多家出版社单位，每年出版图书有17万余种之多。有好事者在1999年、 2001年和2003年连续三年所做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却显示，我国国民阅读(图书)率呈下降态势。2003年的阅读率比2001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比1999年下降了8．7个百分点，于是就有人出来呼唤“深阅读”(赵敏：“国民阅读率下降”不可怕，学人呼唤“深阅读”，《中华读书报》529期，2004年12月29日，第3版)。图书市场兴旺当然是反映买书、读书的人多了，商家有利可图，图书的发行量必然会增大。可以想见，卖书的人怎么会做不赚钱的事情，而买书的人又有多少是只买不看的呢?对照二个数据，这个“科学调查”和报道就有点好笑了。
第二件是有报纸说如今的尊孔读经渐成气候。去年年末朱学勤在《南方周末》有一篇“2004传统文化思潮起波澜”的文字提到此事，他讲的主要“波澜”就是说有人提倡“读儒家经典”初具规模。据说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读经行列。有意思的是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反对的学者，如刘海波、王怡等人也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有人由此还提出了儒家宪政主义、科举宪政主义等莫名其妙的主张。朱学勤倒是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文化问题，把读经与国家联系起来，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意力没有积极意义(《南方周末》1090期，2004年，第24版)。本来，读什么和不读什么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文化的保守主义和文化的自由主义在读经问题上能够一致起来，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呢?
我过去不知道什么是“深阅读”。从报道来看，所谓“深阅读”大概有三方面的意思：一是指读者在读书之后能够增进思考能力、逻辑能力、感悟能力、增进社会文明、增进民族的文化底蕴和创作力的阅读。二是指阅读有文化品位和学术性的书籍。三大概是说要读可以反复品味的书籍，不读或少读看完就扔的“快餐书籍”。这些意思听起来都是蛮有道理的，说实话，这样的读书要求却让我很难理解，如果这是“深阅读”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书能符合要求。我想了一下，最能够符合这些“深阅读”标准的应该是教科书。每个人从做学生时起，其语言能力、逻辑能力和精神文明一类的培训差不多都在教科书里完成了，而教科书是要求反复读的，比如过去的《四书》《五经》，从发蒙、乡试、会试到殿试，儒生们何曾敢懈怠!如今的政治读本，从中考、高考到研究生考试，考生们岂敢忽视?从文化品位来讲，如今人民教育出版社编的中学《语文读本》《美术》并不比任何出版社编的什么散文、美文之类的差。过去我对语文教材没有什么好感，看了现在的《语文读本》之后，才知道它包罗古今、题材广泛，已非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吴下阿蒙。课本被讨厌，问题出在现代的考试技术上，怪不得教材。这和用八股考《四书》《五经》的情况类似，就是要把活泼的语文变得支离破碎!至于书本的学术性，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如果学术是指思辨性、钻牛角尖和普通人懂不了的话，各种智力试题就是现成的例子；如果是指获得科学的知识(这是学术研究的目的)，各种教科书滞后前沿理论并不多，文科的可能晚一些，理工科的就比较快，如电子方面的教科书。如果是说学术书是指权威性和真理性的著作，我想每部教科书差不多都是这样标榜自己的，稍许明白一点的人就不会在意这样的疯话。另外，今天除非有不计较成本之势力的支持，只出版“真理”书籍的出版社就会很快关门，社会承载不了太多的学术和真理。所以我认为提倡“深阅读”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把读者吓跑。
倡导读经的故事在本质上也和呼唤“深阅读”的意思差不多，不管倡导者本人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他们认定儒家的经典是高雅的东西，并且把读书和国家兴亡之类的大事情联系在一起，起码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搞笑。如今的世界已不是农耕时代，靠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读儒家的书实在不需要再负担那么多的政治、文化使命。那些做研究和搞教学的人为完成论文指标、评等升级或者自娱读点儒家的书、写点吹嘘儒家思想的文章对社会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号召所有的儿童在记忆力强时背诵儒家经典，认为他们长大就会理解经典的内容，按照经典行事，未免迂阔。且不说新文化运动对尊孔读经的批判是否过激，但只要读一读《儒林外史》《官场现行记》之类的小说就可以让人们对从小读经明性、长大则知书达礼的事情抱有怀疑的。类似的现象今天还可以见到，媒体上经常出现人心不古、道德滑坡的报道，可以断言，那些贪官污吏和作奸犯科者在青少年时代都经历过无产阶级先进的教育的洗礼，可它并不能保证其良知的沉沦。这二件事都可以说明用文化保守主义的读经方法来解决社会的道德危机，古代行不通，现代也行不通，保证社会健全最不坏的方法还是法制。
凭心而论，鼓励“深阅读”和“读经”的初衷都不算太坏，谁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好了，但在社会价值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面前，阅读更应该是开放式的，无书不可读，亦无不可读之书。记得1979年《读书》杂志开办之初就有“读书无禁区”的讨沦，那场成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一部分的讨论，已经说清楚这个问题了。读什么，不读什么，什么样的书可以“深阅读”，什么样的书毋需“深阅读”，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标准都是不一样的。由个人或某个团体倡导读某类经典也无伤太雅，但由政府出面号召问题就大了，其最终的结果不是走向政教合一，就是导致思想专制。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来，对读书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自由阅读，不再只是面对“老三篇”和其他的经典。
时代在变化，人的观念也应该顺应变化。而在上面说的二件事情的背后不变的却是读书的沉重和我们这个民族对读书的看重，它既塑造了中华文明数千年史不绝书的文明史，也带给后人挥之不去的文化专制传统。自韩非讲“儒者用文乱法”以来(《韩非子·五蠹》)，读书人和读什么书就成了统治者关心的问题。这一关心不打紧，读书的乐趣从此就有了局限。从秦始皇焚书，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从明清的文字狱到“文革”的极左思潮，哪一件事情不是要求人们只能读某一类的书籍呢?而多数人也愿意为博取功名只读经义词章，牺牲掉阅读杂书的乐趣，所以中国的专制时间长久不能全怨统治者，读书人自己倒真应该反省。我读《道咸宦海见闻录》时，对张集馨陛见道光帝的一段对话印象颇深，道光劝其读有用之书，说：“汝试思之，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过去的君主尚且明白阅读儒家经典的意义，怎么现代的人反而糊涂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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