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2期
《新编日知录》序
作者:王春瑜
《日知录》是三百多年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1613~1682)的一本重要著作。全书32卷,除了少数条目,如卷十的《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文字稍长外,其余多为短篇,一条或数十字,或数百字,很少超过一千字的。但顾炎武写作此书,“积三十余年乃成”,差不多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在《与人书十》中曾说:“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及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顾亭林诗文集》第98页,中华书局1959年)顾炎武对《日知录》寄予厚望。他在《与人书二十五》中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当然,这只能是历史的悲哀: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开出的治世药方,并不切实际,因而封建统治者并未将此书当一回事。倒是顾炎武以严谨学风、千锤百炼般铸就的这部大书,成为学术经典,对开创清初朴学之风,起了重要作用。我将这本小书名曰《新编日知录》,不仅在于我相信书中所有学者,都读过《日知录》,受过此书的熏陶,还在于这些文章,除个别篇什外,大部分都是短文,在不同程度上类似《日知录》。这些考据文章,大部分都考得铁证如山;有些文章虽非考据,但所引史料,都经严格检验,结论是科学的。因此,编辑本书,不是东施效颦,而是继《日知录》余绪,发扬其考据的求实精神。
诚然,史料考据并非万能。但研究文史,第一步就是搜集史料,实证是基础工作。如何取得可靠的实证?这就必须懂得考证功夫,去伪存真,否则就不可能获得第一手的可靠材料。因此,我编辑本书,绝不是鼓吹回到乾嘉时代。本书不仅仅是向读者展示若干可靠的历史结论,根本上说,是为了向读者展示治学的基本方法。值此学风日颓、浮躁之风甚嚣尘上之际,我希望通过本书,向文史学人——尤其是青年学子,提倡像顾炎武那样“矿山采铜”,踏踏实实,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地做学问;下一番考证功夫,使文史立于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不要浮于沙滩,转瞬即成泡沫。坚信区区悬衷,不至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