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2期
圣经．现代化与传统文化
作者：冯 象 向继东
向：先谈谈你的两本书吧。我记得，《创世记》里的故事在《万象》杂志连载时，好像题为《尘土亚当》?
冯：是的。但是作为书名，一个多卷本的开篇，为了跟后边各卷的篇章衔接，觉得还是依照传统叫《创世记》的好。
向：你在前言中说，关于《圣经》的版本文字、历史和思想背景，拟另文讨论。这里能谈一点吗?还有，《圣经》早有中文译本，且被广泛接受，为什么还要重译呢?
冯：《圣经》对于现代中国人的意义，我在《政法笔记》和一些访谈里说过，这儿不重复了。希伯来语《圣经》的版本文字，包括中文旧译的一些问题，我准备把译经的笔记择要发表一部分，稍加讨论，2005年开始在上海的《译文》杂志连载。
中文旧译中，流行较广的有“和合本”，可以简单谈谈。那是新教各派在上世纪初妥协合作的产物，1919年起在上海初版。它用了一种非常做作、即使在当时也没有人这么说话的所谓“白话”，大概是受了传教士的影响吧，我叫它“洋泾浜中文”。本来，经文拗口一点也无伤大雅，让信众和普通读者慢慢习惯就是了。但它运气不好，生不逢时：“五四”以后，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即新文学运动走了另外一条道，和合本那个“白话”就留在死胡同里了。当然，我们现在用来思考、写作和讨论问题的汉语的词汇句法和节奏，它的丰富的表达力，还经过毛主席著作的熏陶和马列编译局的锤炼，就更不一样了。你读读香港、台湾的学术和翻译作品，马上就感到差距不是一点点，是一个时代。和合本另外一个缺点，是舛误太多，没有吸取当时西方已有的《圣经》研究成果。有些地方错得还蛮有趣，我给你举个例子：
《创世记》开头，上帝在深渊大水之上造了光。然后说：大水中间要有苍穹，把水分开(1：6)!和合本：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这“空气”就是误译。古代近东的闪族人以为天空是一座晶莹透亮的穹隆 (raqia)，托着天河，罩住大地；河水透过穹隆的空隙漏下，便是雨。所以苍穹为固体，像一只倒扣的碗，是上帝造来分开天上的水和地下的水的。古代译本，例如希腊语七十士本和拉丁语通行本，都是这么理解的。和合本怎么会误译为“空气”呢?我没有考证过；说不定是参与译经的传教士们接受了现代科学观念，把经文“重译”了。
向：《圣经》和犹太教有很大的关系，是吗?
冯：在中国，一般谈到《圣经》都跟从基督教习惯，称它的两部分为“旧约”和“新约”。但前者本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文献和民族文化遗产，“旧约”便有贬抑犹太教为旧教的意思，所以西方学界通称希伯来语《圣经》。只在特指基督教的立场学说或历史时，才讲“旧约”、“新约”。我遵照这个学术惯例。我的《创世记》故事，就主要取材于古代以色列人的传说。其中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极大，从宗教思想、道德哲学到文学艺术——包括基督教在内——例如恶天使撒旦(上帝和子民的敌手)的故事。
向：我觉得，《创世记》和《政法笔记》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恐怕是对宏大的人类文化的追溯，而后者则是直面当下的急切关怀。
冯：没有办法，我们“知青”这一代伤亡惨重，“欠债”太多，不得不写。
向：我很喜欢《政法笔记》。从技术层面来看，你是一位随笔文字的高手，简洁的笔法，犹如史记；从思想层面看，你说的都是关于政法的问题，但文字穿透力极强，犀利而又不露锋芒，且都击中法律背后的要害。这样的书，学府里一般所谓的教授恐怕是很难写出来的。
冯：过奖了。法律其实和文学差不多，只是文字拗口一些，道理浅白一点；两者都是教化或思想改造的利器。我在《木腿正义》和《政法笔记》里讨论过这个问题。政法实践对(广义的)文学艺术的依赖、渗透和利用，在现代西方式法治意识形态建成，即支配大众想象力之前，向来不是秘密。问题的关键是，其实现代法治也是这么运作的，靠银屏故事、报屁股漫画、电脑游戏、武侠和言情小说等等来说事、论理、蒙人。美国也是法盲大国，它怎么治理?当然不靠律师法官，而是靠好莱坞“偶像产业”(包括色情文艺)和主流传媒“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么潜移默化、灌输教育出来的。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政法业者尤其政客、律师的名声那么糟糕，大众依然相信法治，至少相信没有更好的制度选择。但是，中国又有独特的国情：因为大众媒体和学界老在说“普法”，老百姓以为法律真是看不懂的什么“东东”了，认了“秋菊”的命。学者的任务，便是揭示这场“普法”运动之下、之后的问题。
法治的好处是避免政治摊牌
向：中国的司法问题很多，恐怕一时解决不了。但总而言之，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太多。立法则是条块分割，如环保部门起草环保法，文物部门起草文物法。这样，立法者都站在自身利益上。而且立法太容易，法多不治。
冯：正是这样，千家万户上访。
向：上访人多，是因为老百姓不信任法律，上法庭也不能求得公正。
冯：搞法治，总该让老百姓感到是在维护社会正义，才能有效运作。从前没这么乱，为什么?一方面管得紧，基层组织严密，用划分阶级成分等手段来保持政治高压。另一方面，老百姓多数接受了他们觉得还算公平的社会和财产关系。我穷，大家都穷，加之特权不下基层，心里不平衡、闹事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自然少了。
向：那时是在财产面前平等；而现在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真难做到。
冯：不错，法治的起点，是承诺形式平等。实际上，法律问题的背后往往藏着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法律便只是一纸具文；解决了，达成一种宪政安排，法律问题才可以按司法程序走下去，直至最终解决。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也不例外。比如2000年美国大选的戈尔与布什一案，联邦最高法院五比四判布什胜。投关键一票(第九票)的肯尼迪大法官说，他之所以把总统宝座判给了布什，是怕两党摊牌，政治大动荡，影响整个社会。虽然后来佛州有争议选票的调查结果表明，戈尔的票数比布什多，但是大法官至今仍认为自己做得对。所以你看，司法解决的好处是避免政治摊牌，让社会各阶层、政党与利益集团和平相处，化险为夷。
现代化像一个硬币有两面
冯：从理论上说，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一个发展中大国，它不想做发达国家的垃圾箱，不想永远当他们的加工厂，更不想把国际走私贩毒洗钱这些黑社会活动搞到家里来。所以，这个现代化进程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情；和法治建设一样，也是国际关系问题，必须和国际政治、军事和商业关系结合起来谋略，以求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惟有如此，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强者。毛主席领导，教训不少，但最大的功绩在哪儿?不是打日本鬼子，不是打蒋介石，而是结束中国的“前现代”，就是“一盘散沙”积弱状况，把中国引到可以参与同列强竞争的真正的现代化轨道上来了。
向：现代化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但毛时代的许多做法其实都是反现代化的。
冯：反市场经济，反法治，反第三世界例如印度意义上的现代化，反我们现在奉若神明的一切。所以我说他创造了一个现代化的条件，开辟了一个不信邪的革命传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革命传统，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才比俄国人高一筹，才有了今天资本再临却并未倾覆的“幸运”。当然，这第二遍现代化比起别人的一遍成功要困难得多；搞第二遍有许多包袱，还要受后进或者叫“后发”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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