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7期

从胡风反对其他外孙报考文科想起

作者：散　木

于过去的‘高尚’与‘纯洁’，把苦难当风流”，因而他们(我们)“时常处于上下两代人的夹击之中而处境尴尬：上一代人指责他们心怀异志，下一代人嘲笑他们冥顽不灵”(同上)，这或许就是我们那批文科学生的宿命?
　　由胡风的故事再读《八二届毕业生》(拉家渡主编，广州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中徐友渔、鄢烈山、陈平原、陈建功、韩少功、许纪霖、马莉等众多“同科”的回忆与访谈，听他们读大学和二十年的故事，真是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八二届毕业生”，正如印在这本书封底上的文字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八二届人是当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当初，他们怀抱着对“文革”的极左、专制和不正义的仇视和为正义社会而奋斗的决心人校，由于自己的努力，由于机遇，其中不少人现在已经功成名就。这一代人的成就确实比较特殊，令人瞩目，但也应该明白，这只能在较小程度上归之于自己的才干和奋斗，在更大程度上，这不过是全民族和同龄人的苦难和代价的副产品。从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对八二届毕业生的幸运者提出责任和义务的问题。”主编拉家渡还说：“我对这个人群充满了敬意，因为他们在时代中的喧哗更贴近我所理解的‘命运’，他们曾经就人生观的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然后长久的二十年使他们沉默”，这“沉默”包括了“八二届毕业生”中朱学勤所说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以及被二十多年的生活所围困、所煎熬、所惨淡经营因而失语的更多的人们(这本书还收录了当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刘军那篇导致他不能毕业、即最终没有成为“八二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试论贾宝玉形象的时间性》，只是因为它是袭用了西方心理学的方法写就的，也就是“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铩羽而归，从此改写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此外，这本书还追叙了1980年在《中国青年》上由“潘晓”的文章引发的大讨论，这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走向价值观的多元化的一个标志，然而“潘晓”其人却为此付出了不轻的代价)。我的一位老同学甚至还曾感慨地说：咱们不就是凭了读了些书本么，于是成为国家干部等等，有了近乎于身家性命的铁饭碗，于是有了免于下岗失业的“自由”。如此说来，“八二届毕业生”对晚生代所提出的“责任和义务”，对文科的理解，还需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呵，否则，真是愧对同样和你经历和付出了“苦难和代价”的其他人们，否则，胡风在地下还会连连叫着说：“不报文科!不报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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