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12期

《常熟翁氏》评析

作者:海虞众




  近读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谢俊美教授的《常熟翁氏——状元门第帝师世家》(“文化名门世家丛书”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23.00元),发现书中错误,俯拾皆是,与朋友交流,亦均有同感。为此,斗胆求疵,撰成此文,就教于有关专家。不当之处,愿与商榷。
  关子古文诗词
  文史文史,史与文一向密不可分,治史学不能不懂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其中,了解、掌握一点中国古典诗词的常识,懂得诗词的格律、平仄、对仗的基础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诚然,并不要求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诗词专家,但至少要有一点基础。但《常熟翁氏》的作者于此显然是门外汉。
  试举几例:
  第19页上有翁孺安的诗:
  天涯何日是归期,暗地相思泪湿衣。
  虽说秦楼今已近,谁教双风并时飞。
  深院谁怜翠黛销,残更短梦最无聊。
  偷弹红泪知闺思,何日秦楼弄玉箫。
  稍有点诗词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两首七绝。因为从押韵看,从三、四两句和五、六两句不成对偶看,根本不合律诗的格式。
  第21页上,题目中已点明是“四绝句”,但书中却合而为一,成了一首七古。
  23页上翁孺安的《代婿怀美人》是五首七绝,也是一口气连贯起来成了一首诗。
  69页上有翁心存写的两首诗,可以从韵脚“荷、多、和、波”和“连、缘、鲜、诠”所押韵的不同而看出是两首五言律诗,但文中却合并为十六句的一首。
  84页上“他不由感慨万千,遂欣然命笔,写下了四首七言长诗”,这里其实是两首七律,这从诗中第三、四句颔联和五、六句颈联的对仗上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却将其生生割裂为四。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352页上:
  七年之后,她途经扬州再次赋诗,抒发对亡姊的怀念:
  重来风景尚依然,回首繁华事可怜。
  二十四桥春正好,绿杨如荠雨如烟。
  记随阿姊泛归舟,云散遥空已七秋。
  今夕倚弦成独望,梦魂还逐大江流。不论是从韵脚还是从对仗形式上看,都可以看出是两首七绝,书中却排成了一首诗(此诗中“荠”与“弦”疑应作“霁”和“舷”,原文如此)。353页上引用的《虞山》诗和《题夫子燃烛修书图》也犯了同样的毛病,而356页上单士厘的四首七绝则变成了两首“七律”。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抄录。
  如果说作者因为不谙古诗格律而造成律绝不分,那末,对词牌的乱标点则同样闹出了笑话。
  356页上有两首《十六字令》,一为钱楞仙作,一为翁旋华作,书里是怎样标点的呢?不妨照录:
  钱作:星银汉西斜点点明 流萤过一样照空庭。
  翁作;云薄似轻罗剪水纹 微皱处新月露眉痕。 好家伙,一首十六字令,干脆一分为二,来个八字对八字,且中间不用任何标点符号。真叫人瞠目结舌。
  其实,所谓十六字令者,是一首共十六个字的短令,正确的断句应该是:
  钱作:星,银汉西斜点点明。流萤
  过,一样照空庭。
  翁作:云,薄似轻罗剪水纹。微皱
  处,新月露眉痕。
  这样一点,不是意思明白意境又好吗?
  标点错乱的还有20页上的《秋闺吟》和21页上《减字木兰花话·题日涉园》。
  我们不苛求每个文史专家都谙熟诗词,都是诗词方面的专家,但作为历史学家,如果真的不懂古诗词格律,最好别任意乱点,不妨找几本讲诗词常识的工具书看看。
  此外,可能是抄摘原始材料时粗心而出现的差错也有多处。如74页所引翁心存的诗“太息藩篱先自撤,弯孤畴敢射长鲸”,“筹运乏状猷,柔远纡庙算”,弯孤应是弯弧,状猷应是壮猷。只要想一想意思,就会发现其中之差错。
  关于科举
  何谓“致仕”?《辞海》上的解释为:“交还官职,即辞官”,古代的官员因为年龄或别的原因辞官不做了,把官职交还给皇帝,称“致仕”。也可以将“致仕”理解为官员退休。同理,“致政”即是交还所执掌的政权。因为致有交还、归还的意思。但《常熟翁氏》一书中是怎么理解的呢?不妨引证几处例子;
  
  读书并不全是为了致仕,但由
  “耕读而致仕”的也十分普遍。
  许多富寨子弟乃至普通平民子
  弟往往由耕读而致仕。(以上两句见第
  9页)
  
  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博得一第而 致仕。(见第10、页)
  
  这种通过读书、科举考试而致
  仕,在苏常一带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见第11页)
   很明显,作者把“致仕”理解为做官。也许作者认为“致”有达到的意思,故“致仕”就是做官。这种望文生义的理解出在历史学家笔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科举方面另一处错误出现在第15页上:
  1646年(顺治三年),翁长庸考中
  举人,次年顺天会试,赐进士及第……
  科举常识,进士通过殿试,选拔的头三名称为一甲一名、一甲二名、一甲三名,亦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为“赐进士及第”,这是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称二甲,二甲的进士称“赐进士出身”;再下面是三甲,三甲的进士称“赐同进士出身”;翁长庸在二甲三十五名,不能称“赐进士及第”而应是“赐进士出身”。另外要指出的是,考举人的科举考试在各省举行,称“乡试”。清代,京城及外围县设顺天府,因是京畿重地,地位特殊,与省相同,相当于现在北京直辖市,所以顺天府也可举行乡试,但不能称“顺天会试”。只有全国的统考才能称为会试。
  
  17页上:翁叔元……于1672年(康熙十一年)参加顺天会试,殿试中式一甲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是江苏昆山的徐乾学。
  查《重修常昭合志·选举志》,翁叔元因为人了永平卫籍,所以可以参加顺夭乡试,在康熙十一年中了举人。而他参加全国会试是在康熙十五年,得中进士,殿试为一甲三名探花,但书中却把他提升为第二名榜眼。而第三名的徐乾学根本不与翁叔元同榜,早在康熙九年就是探花及第了。他在康熙十一年,亦即翁叔元参加顺天乡试考举人的那一年还任过顺天乡试的副考官。
  关子书中涉及的常熟历史人物
  对于一本专门研究某地方历史的著作,作者最重要的是对该地方的历史人物的了解,首先要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对这一地的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大量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充分占有的素材进行去伪存真的筛选,然后再进行详细的考证,理顺头绪,弄清关系。这是每个历史学家做学问的必然过程。我们并不要求每个历史学家所写的文字一点瑕疵也找不出,每一条史料都绝对正确无误,经得起检验,但至少要做到事件有据可查,盲之有理。《常熟翁氏》的作者没有这样做。
  第4页上:虞山画派中著名的画家有王晕、王原祁、吴历、杨晋(子鹤)、黄鼎(尊古)、马元驭(扶曦)等。
  虞山画派指的是以王晕为代表以及他的弟子、后人所形成的画派。王原祁是太仓人,不是虞山画派中人,吴历也不屑虞山画派,前者为清初画坛“四王”之一,后者加上“四王”"和恽南田又称为“清六家”。
  第5页上:明清之交,则有邵辚(鄂庭)父子五人……名于吴中,有“五凤齐飞”之誉。
  所谓“五凤齐飞”,明代监察御史章硅五个儿子仪、表、格、律、楷,其中章仪字来凤,章表字翔风,章格宇韶风,章律字鸣凤,加上章珪从子章度字虞凤,因都做过官,时人称为“五凤”。至于邵家的“五凤齐飞”,应指邵齐烈、邵齐焘、邵齐熊、邵齐然和邵齐鳌,且时代不在明清之交而是在清中叶的乾隆时期。
   第6页上:继后则有钱尊王(钱谦益后人)的“述古堂”……钱曾的“也是园”……
  这里所说的钱尊王与钱曾是同一人而不是两个人。钱曾,字遵王,他是钱谦益的后辈族侄孙而不是直系后人(在401页上第16条注释“钱遵王”,仍说他是钱谦益后人,所幸的是,这里“钱遵王”没有错写成“钱尊王”)。这一段涉及人物很多,也显得很乱,所写的人物、藏书楼差错比比皆是。其实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是很容易找到的。
  第25页上:冯氏,字巳苍,号默庵,工诗,与弟冯班齐名。冯氏曾因营救瞿式耜而被捕下狱,后又被县令瞿士达所忌,典死狱中,其墓在虞山言;子墓前旁。
  这里的“瞿士达”其实应叫“瞿四达”,“典死狱中”应是“曲死狱中”。前者姑且看作是笔误,后者很有可能是打印出错而来校出,但冯舒并未葬在虞山富子墓前旁却是事实。葬在虞山盲子墓前旁的是冯舒的弟弟冯班。这件事在常熟并不是历史秘闻,作者不知怎么会张冠李戴,把弟弟的葬身之地当成了哥哥的坟墓所在。
  72页上的许建诰、邵渊跃应是许廷诰、邵渊耀,这一差错又在75页上重复了一遍,实际上在常熟的县志中都有载,只要一查就明。而73页将常熟极有名的明代赵用贤、琦美父子的藏书楼脉望馆写成了博望馆,这在《常熟市志》中也记得明明白白。
  156页上:杨希铨,宇研芬,进士出身,时官广东惠州知府。其子杨泗孙,宇濒石,进士,官至太常少卿;杨沂孙,宇豪叟,举人,官至安徽铜陵知县、凤阳知府,为晚清著名书法家。
  不去说他在排列上先写弟再写兄的不合理,单说这个杨沂孙,到了187页上,就变成“字能春,晚号濠叟,道光举人,历任安徽青阳知县、凤阳知府。”同一个人,上称宇“豪叟”,后称号“濠叟”,究竟孰是?其实只要查一查县志即可知。《重修常昭合志·人物志》载:“杨沂孙,字咏春,希钰子。道光癸卯顺天举人,选知安徽铜陵县,调署黟县……擢知风阳府,旋以父忧归……以官凤阳,遂号濠观,晚更号濠叟……杨泗孙,宇钟鲁,号滨石,沂孙弟……”志书中写得很清楚,杨沂孙、杨泗孙是杨希钰的儿子,不是杨希铨的儿子而是其侄子。不仅辈分搞错了,而且兄弟俩的字、号,也都给弄错了。
  第188页上: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铄还与常昭地区的书法家发生交往。钱泳之外,他还常常出入“赵园”,与赵烈文论文弄墨。
  这里是作者随意臆测。钱泳生于1759年,卒于1844年,不是常熟人而是金匮(无锡)人,后来才寓居常熟翁家庄。所以,《重修常昭合志》的人物志将他列入“游寓”中。翁心存主讲游文书院是1846年(见本书456页附表),其时,赵烈文还没有到常熟来,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买下吴氏的“水园”并将其改为“赵园”,翁同稣怎么可能“常常出入‘赵园’,与赵烈文论文弄墨”呢?而此时的钱泳早巳死了两年了,翁同稣如何会与他交往?这不是笑话吗?
  对地方历史不了解而匆促成书也造成了书中的差错。
  第334页上:翁同铄“为了找到明初张洪所修常熟县志《桑志》、《榆志},曾托汪鸣銮向苏州有关私人藏书家查找借抄。”
  这里大错。张洪是明初常熟人,确曾修过一部县志名《常熟新志》,但此志在明代即早佚,未见传世。至于《桑志》、《榆志》,只听说过在明中叶有桑瑜修过县志,世称《桑志》,而从未听见过有什么《榆志》。不知作者为何任意乱写,杜撰出不存在的旧志。这几部志书,在《常熟市志》附录中写得很明白,作者应该看到的。
  第372页上:会馆敦睦堂内悬挂着翁心存的大学士匾颧、翁同铄与他“状元及第”的匾额。他的这块“状元及第”匾额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常熟翁氏故居彩衣堂内。
  这块匾的照片就印在本书的插页中,但一看,不对呀,那上面明明是“状元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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