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10期
红学兴衰漫议
作者：邓遂夫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因为刚刚从文化禁锢的樊篱中解脱出来不久，书店里各类图书虽日益增多，但品种毕竟有限。一般的读书人，大约过去闹书荒闹怕了，往往是一见好书就买，仿佛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似的。那时，只要是真正的好书，发行量都相当惊人。比如《红楼梦》，不论是重印过去那种四卷集的旧版本，还是新出三卷集的新校本，印一次起码就一二十万册，还供不应求，每过三月五月又得重印一次。就连专业性很强的红学专著或相关的研究资料书也很畅销。如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吴恩裕的《曹雪芹丛考》，冯其庸的《论庚辰本》，舒芜的《说梦录》，文雷的《海外红学论文选》，刘梦溪的《三十年红学论文选》，一粟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等；都是一开印就两三万册甚至四五万册。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注释》，更是破了红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红学专著及研究资料书的出版发行纪录，从1町9年到1992年的十余年间，竟连续再版发行到六七十万册之多。
当初那种近乎于狂热的读书浪潮，只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文化现象，它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图书品种的增多和读者的分流而逐渐降温。这是很正常的。然而，这一正常的发展趋势里面，似乎又裹夹着某些不正常的因素。比如从上个世纪末的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也似乎减退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红楼梦》和红学的命运还不是最糟的，但已经够让人触目惊心了。特别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读过《红楼梦》的越来越少；而既读过《红楼梦》，又对红学研究有所关注的，更是凤毛麟角。这种现状反映到图书的出版发行上，很突出的一个表现，便是近年来出版的各种装帧精美且定价并不昂贵的新版《红楼梦》，能够印上几千册上万册而不滞销不降价处理就算不错的了，和以前此书的持续畅销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至于红学专著的出版发行之艰难，就更是到了令人寒心的地步。别说一般人，连周汝昌、冯其庸、刘世德、胡文彬、蔡义江、余英时、潘重规等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红学专家的新著，其印数也从过去动辄数万册而骤降到了三五千册(比如前述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注释》，最近扩充改写为《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内容比以前更丰富了，其印数仍骤降至五千册)。用周汝昌先生的话来形容，便是“九十年代，红学跌人了低谷”。这样的现象，不论其间包含了多少合理的因素，也不论存在着多少反常的成分，总之对于像笔者这样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酷爱《红楼梦》和红学的痴迷者来说，不能不生出一点无可奈何的伤感情绪。
可是，在刚刚跨入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这部朋旨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的出版发行，却让我感到一种久违了的意外惊喜，还似乎从中看到了传统文化与学术复兴的希望。
尽管我对这本书的出版发行，从一开始就比那些关注此书的红学专家和出版社的编辑们更有信心，但我还是没有料到，自己用近乎于殉道者的执着去编校的这一套《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竟然会在推出第一种(即甲戌校本)时，便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和如此众多的普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青睐。记得在此书初版正式开印的前夕，一位熟识的红学专家和另一位看了样书颇为称赞的女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赶紧劝阻说：“书是很好，可印一万册太冒险了——没有那么多人买。现在读这种书的人已经很少了!”’ 然而后来的实际情况，却令所有关心这本书的朋友大跌眼镜。不仅首印的一万册供不应求，而且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印了三次达三万册。即使这样，好些地方的读者还是来信来电反映买不到此书。一些大型书店每周公布的“图书销售前10名排行榜”，此书竟然连续上榜数月。假如不是后来我发现书中还有一些印错的字和我个人校订上的失误，请求出版社允许我作全面修订之后再出新版，也许早就印第四次了。这在近年同类图书的出版发行中，无疑是一个奇迹。
当然我也深知，这本书的发行看好，除了与作家出版社及此书的责任编辑王宝生先生所作的努力分不开之外，众多传媒的热情宣传报道也起了重要作用。《人民日报》(包括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中国航空报》、《中国化工报》、《人民政协报》、《海南日报》《作家文摘》报、《博览群书》杂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及我家乡的《自贡日报》、自贡电视台等数十家新闻媒体，都在此书刚刚面世不久便作了及时详尽的报道和中肯的评论。可以说，在如今的信息社会里，如果没有上述那些新闻媒体的厚爱书支持，这本书虽不说还“养在深闺人未识”，恐怕至少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与反响。所以我要借此机会，向以上提到的或不曾提到的全国各地新闻媒体，以及那些热情报道和评论此书的素不相识的记者、编辑和评论家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和敬意!
其次要感谢的，便是热爱、关心此书的所有的读者。他们不仅踊跃地购买此书，好多人还向出版社和校订者来信来电，给以热情鼓励和鞭策。有的读者甚至逐字逐句地推敲，认真仔细地提出修改意见。现在单是看着手边这一摞摞来自全阐各地的读者来信，我便禁不住心潮澎湃，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其中让我特别感到欣慰的是一些并非出自高等学府或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甚至并非出自文科专业的年轻人，他们也竟然有着那样可喜的学识功力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切理解与渴求。如西北大学的李建西同学，他本来是学文物保护专业的，家境也并不宽裕，可他不仅在读高中时就读了《红楼梦》和好几本研究《红楼梦》的学术专著，而且熟读了《老子》、《陶渊明集》等一般年轻人不大去接触的各类书籍。他在衢州读高中时就买来初次印刷的甲戌校本细细阅读。进了大学，又从学校图书馆借来影印甲戌本进行对校。他不仅发现了甲戌校本的十多处错字，还据陶渊明的一篇不为一般人熟知的《与子俨等疏》，纠正了我的一处误校。另一位，则是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的河南某部24岁的年轻军官梁栋，他的古典文学功底之深和对红学(包括红学中的版本学)的了解与理解，都令我惊讶不已。他在来信中不仅对甲戌校本和我在导论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分析批评，还据《千家诗》纠正了我的一处误校(虽然这是胡文彬先生首先向我指出的)。’此外，山西一位名叫李衡的27岁的年轻人，在来信中提出的一些意见也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出版以后，我从上述这类普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来信来电中所受到的教益，远远超过了国内专家们所反馈给我的信息。这一情况既让我吃惊，也让我感到欣喜。从中似乎足以表明，像红学这样一种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中迷雾重重的专学，直到目前仍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甚至蕴藏着不可估量的后继研究人才。九十年代红学的低落，固然有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我以为还是当前严重存在着的学术腐败、学风不正以及教育失衡等诸多因素所导致的综合性顽症所致。这类顽症的存在，既败坏了红学的声誉，又挫伤了或者说影响了有良知的研究者的积极性，同时也压抑了或者说扭曲了新人的健康成长。现在，这样的现状已经到了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变的时候了。只要有决心有魄力，也完全有条件借当前深化改革的东风，使这种改变真正得以实现。但又不能不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不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的顽固性和抗拒力也是惊人的。如果有关方面不下大力气，动大手术，恐怕要真正改变这样的现状，会非常非常的艰难!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对公众的信赖与诉求，既然《红楼梦》已经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我们民族文学的代表和全民阅读的范本，那么，对她进行深入的解读或曰研究，便绝不应该成为极少数专业人土的个人智力游戏，更不应该成为喧嚣红尘之外的象牙之塔中的清供。我当然同意淮茗先生在一篇评论中的说法；“红学家们可以通过÷些切实可行的工作，为公众提供更好的阅读文本和为红学家所公认的背景资料。”但我又不同意淮茗先生将红学研究与公众的参与绝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更不同意他所设想的未来的红学家只能从现代教育体制下通过培养硕士、博士而“成批制造”的观点一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因为，目前我国的现代教育体制还极不完善。在教育改革还任重而道远、教师素质还参差不齐、尤其在教育腐败与学术腐败还一时难以根除的今天，很难相信一些本身就徒有虚名或仅仅是挂名的博导所“成批制造”出来的硕士、博士，能够真正承担起像红学这样须得踏踏实实深入其间的研究重任。举一个我亲眼所见的最典型的例子：一所国家级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兼著名红学家所培养的著名博士生，在撰写《红楼梦》版本学的博土论文时，竟连红学及其版本学的起码常识也不具备，甚至不知道脂评本中最具代表性的庚辰本为何物。当其在学校图书馆借阅资料时，对管理员错拿到自己手上的一部在该校教授们和博士们的眼皮子底下埋没了近半个世纪的颇似庚辰本特征的脂评抄本，竟然，点也不感到惊讶；随便翻翻就丢开不管了。事隔一月之后，当其偶然当成一桩笑话向笔者和另一位收藏家提起管理员错拿抄本当印本之事时，我们大感惊讶，力促其立即再到图书馆去查明真相，同时也向其导师通报了此事。结果，不但那位博士生仍不以为然，因贪玩外出，而白白放弃了在学校图书馆放寒假关门之前去迅速查明真相的良机，竟连其导师也依然无动于衷。最后我只好通过记者向该校图书馆联系，终于赶在图书馆闭馆的最后两天，分别约请北京青年报和人民日报记者一同前往查阅。待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率先报道了此事，这位博导和他的博士高足才慌了手脚。但他们不是亡羊补牢，对其进行认真研究，而是忙于掩盖真相，弄虚作假，试图挽回其长期失察和被人敦促仍麻木不仁的“面子”。甚至还编造谎言，让这位博土生去四处接受采访、发表演说、沽名钓誉。
与其对这样“制造”出来的博士抱幻想，还不如寄望于那些普通“红学爱好者”中涌现出来的如李建西、梁栋式的虽非科班出身却在扎扎实实地打着治学基本功而具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
我始终有一个偏见，搞文学创作，搞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研究，似乎和搞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研究还有所不同。这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才，往往不是在大学课堂里所能培养出来的。古代的文学大师和国学大师就不说了，近现代的大师如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王国维、章太炎、梁漱溟、周汝昌……他们中又有多少人上过大学、学过文学专业并取得过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呢?胡适、钱钟书、吴恩裕固然是博士，但都不是文学博士，更不是中国文学的博士。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都说明，这些中国文化的大家巨擘在文学和国学上的扎实功底，除了丰厚的家学渊源，多半都是像前面提到的李建西、梁栋、李衡等年轻人那样，靠自身的努力，靠扎扎实实卜点一滴地下功夫自学得来的。所以，仅例期望于在目前的教育体制和不如人意的学风之中，就能从大学里“成批制造”出合格的红学家，我以为只能是幻想。当然只要不是遇到误人子弟的教授，在大学里也可以学到一些文学的基本常识和治学的基本方法；但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在大学的课堂之外同样可以学到。而要成为一个真正有作为的文学家或红学家或其他什么家，关键还在于自身长期艰苦的磨炼和锲而不舍的钻研。舍此，实别无他途。
所以，今后不论是诞生于高等学府的年轻精英，还是潜藏于普通水众的世外高人，只要能向《红楼梦》这一中华文化的瑰宝投来关切的目光，并愿意为建造国学之中的红学大厦添砖加瓦者，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受到欢迎。《光明日报》2001年2月1日刊出的一篇长文中有一段话，的确道出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心声：
邓遂夫的期望，绝不仅仅是《红楼
梦》脂评本的普及。作为新一代学人，
在《红楼梦》之谜的破解，红学的发展
与突破上，他寄希望于大众的参与和
由此带来的红学研究的“水涨船高”，
红学研究人才的脱颖而出。他坚信，大
众的参与，会为红学研究的深入提供
更多的机遇。因为曹雪芹与《红楼梦》
毕竟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作家与
作品，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全民族更
普遍的，关注与重视。(庄建：《走出象牙
之塔——写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
戌校本)出版之际》)
最后，我要对这次修订作一个简单的交待。
坦白地说，尽管这本书出版以后受到读者比较普遍的欢迎，但里面的校对和校订上的失误实在不少。当然，绝大多数错误都出在打字和排印上。因为我至今还是一个顽固不化坚持用钢笔写作的落伍者，所以校订出来的稿子，全得由别人去打印后付排。这之间所反复出现的差错，由于时间精力的关系，我最后只能拜托给两位校对人员去解决。直到初版第三次印刷本出来以后，我才抽出时间对它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复核。结果，复查出来的失误或不尽人意之处，数量是惊人的。我把这一情况向责任编辑和朋友们直言相告。尽管一些朋友建议我在下一次重印时悄悄纠正过来就是了，不必公开地去出修订本。但我还是觉得应该通过这种正规的方式，将情况如实告诉所有的读者，以便让过去那些厚爱此书的读者们都能获得一个明白的订正机会。
许多读者在来信中所指出的疏漏，大都集中在一些比较明显酌错字上。这样的错字大约有二十余处。除此之外，尚有许多不为，一般人所觉察、甚至连专家们也不易觉察的错误——其中包括我个人在当初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或虽有所意识却一时还缺乏勇气加以突破的一些“陈陈相因”性质的错误。这些东西，我在修订本中也都一一作了纠正。这样一来，加上改正一些不当的标点符号，此次修订的总数大约不下二百处。凡重要的修订，特别是经由专家或普通读者指出而作的重要修订，我都在注释中做了说朋。对一些还没有人发现，或至少是从来没有人指出过的重要失误，我也在修订后的注释中特意标举出来公开“示众”。我这样做，有的朋友或许觉得我太迂腐、太老实；有的学者或许又会觉得我这是“矫情”、“作秀”。其实我的本意，除了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更重要的还是想以自己微薄的实际行动，破除一下过去长期存在于红学界的藏拙掩丑、弄虚作假，或无视、甚至故意抹杀别人学术成果的腐败陋习。
概括成二句话，就是想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力求树立良好学风，根除腐败陋习；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做到无愧于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无愧于这个万象更新的新时代!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修订本，作家出版社2003年9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