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第5期
说老“商务印书馆”
作者:潘小松
杨扬著《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版;定价15.80元)有陈思和的“序”:“商务印书馆那样的民间出版机构对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和张元济先生的个人魅力,一直是我所认同的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榜样。”张元济的名字在抗战前几乎就等同商务印书馆。他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被日寇一把火烧了,连同“涵芬楼”的旧藏。到现在写《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定价218.00元)和《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2月,定价150.00元)的人带着朝圣的心情写这个“图书圆明园”的被毁,就像丰子恺喊“还我缘缘堂!”杨扬自己在“引言”里也说:“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业的兴起,我们简直难以想象,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近代中国出版业兴起于上海,“一开始就与外国传教士的影响有关”。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士在上海建立印刷局“墨海书馆”;1860年美国传教士姜别利又在上海建立“美华书馆”,印美国书和中国书。成立于1867年的著名的“江南制造局”下设翻译馆。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广学会和北京的同文馆是十九世纪末国内出版西学书刊的重镇。1897年夏瑞芳等创办“商务印书馆”,注册资本不到4000元。元老之一的高凤池“曾任美华印书馆中方经理”。最初出版的书有《华英字典》、《华英初阶》、《国学文编》、《亚洲读本》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方失利告终的事实,极大地刺激了包括张元济在内的一批中国人士。”戊戌变法失败后,曾垂青于光绪帝的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1899年,张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1902年,张进商务印书馆编书,网罗了夏曾佑等一批人才。商务印书馆之有后来的影响和成绩,张功不可没。从1902年到19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书籍即达865种,其中翻译著作330种(据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孙燕京著《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定价23.00元)里有一段文字:“1897年初,近代历史上影响大而久远的商务印书馆创立,先后出版了工具书、外国学术名著、教科书等书籍,发行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期刊。: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广智·书局等民办书局一道,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先驱。”
尚小明著《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定价21.00元)据《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1898年-1911年,中国人翻译法律书籍98种,“大多为留日学生所译”。尚特别提到商务印书馆职员组织翻译的《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全书80册,400万宇,“凡宪法、民法、刑法、裁判法、诉讼法、商法、以及官制、官规、地方制度,并警察、财政、军事、矿森林之法,本末洪纤,无不备举”。此书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关于留日学生译书,学者褒贬不一,因为没看见原书,不好在此评价。这里不妨引一下夏晓虹著《晚清社会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定价16.00元)的话:“戊戌以后翻译的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出自日文的便占了绝大多数。在此期间,大批翻译人才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留日学生……成为日文翻译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