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第4期
南极的春节
作者：阿 正
编者
在南极过几个节,是事先就知道的。春节快要来临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没有了报纸电视,自然也就没有关于春节晚会的各种传闻及躲躲闪闪的预告;没有了红绿灯和步行街,自然也就没有了铺天盖地的商家广告及怎么过年的候选菜单。但到了1月22日我们打扫卫生时,春节的气氛便悄悄地迷漫开来,像雾一般漫进了我的心头。当医生林清将大红的窗花贴到一扇扇窗口时,当三四副对联各各就位时,春节便叩响了我们的门。
长城站春节的第二项传统节目,就是组织全队分几批到智利站去打电话。这是每年春节的重头戏。站里与对方说好,那台电话1月23日上午--此时正是国内亲人吃年夜饭的时分--归中国队员使用。大家还在银行换币、买电话卡时,周国平已捷足先登,拨通了他妻子的电话。以往每次大家聚在一起打,电话亭的门不怎么隔音,他总是欲言又止,有一次急了,对着话筒跟他的爱妻说:“一切尽在不言中!”听得我们都有几分心酸。这一次,他显然是有备而来,独自一人--旁边也可能有智利队员来来往往,不过绝对听不懂--把最想说的话说了。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努力在控制他怎么也抑制不住的喜悦,笑容满面地放下电话了。第二个打电话的是大厨老张,他要赶回站上操持午饭,所以站长一早就宣布他先打。老张这一个电话真值,打过去时,一家老少都在,他挨个说了话,乐得整张脸都在颤动。他和周教授开了这么好的头,大家以为电话也学会照顾中国人过春节的心情了,可是没想到,接下来一个比一个不顺。我等到第一批队员都打完了才开始打,第一次通,喂了一声就断了,第二次通,喂了一声又断了。磁卡上显示,我这两声“喂”价值1000比索。第三次,总算说上了话,可是心里却揪得发痛:妻子每天都要冒着寒风上医院打点滴!
午饭时间过了很久,打电话的队员才陆续返回。通电话时的一些有趣的情形被演义了一遍又一遍,大家像亲人一般分享着快乐。可是老徐、老周等始终没有打通,一个上午的折腾换回一份沮丧,与其他队员的喜悦一比,更显落寞。我的心情比较特殊,所以我更能体会他们的落寞,我用很轻松的方式安慰了他们。
下午四点,全体队员聚在一起包饺子。我这才真切地感受到,这个节没有与亲人在一起过是会心痛的。这一夜,我喝了不少,一小杯茅台酒、一小杯五粮液之后,是一杯又一杯的二锅头,还有葡萄酒与红酒。平时我就与队员们较接近,与几位爱喝几杯的队友更是有来有往,此时他们都过来敬酒,我也一一回敬,并向每一位队友都敬了酒。酒精将乡愁暂时驱散,使我们都兴奋起来,且歌且舞。向来不敢开口唱的我,也为大家唱了一首歌。我估计,那调子该要跑到爪哇国去了!第二天,邵滨鸿说,原来阿正的本色这么开朗明快,还算可爱嘛!我无奈地笑了:生活要求我们涂上种种伪装色,而我天生笨拙,先是固执地不肯涂,待到不得不涂时,又涂抹不当,反将自己善良、谦逊乃至有几分怯场的天性给掩饰起来了。可悲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以本色示人呢?当你以本色示人时,那些疑惑的眼光甚至会逼使你怀疑起自己来。
24日早上起床后,我发现大家都在屋子里聊天,而我总觉得有什么事没做,想了很久,仔细回放过去过春节的记忆,才回过神来--正是春游时分,怎么能缩在屋里呢!我招呼了几句,都说风大不愿出去。我便披挂停当,独自向自己喜欢的那片海滩走去。风的确不小,大约在八级以上,阵风则更大。我走了不远,就听到一阵“呼呲呼呲”的声音,停下来又听不到,再走几步又响起,而且声音更大更急促。我摘下避风镜仔细看起来,这才发现,右面六七米处,一只海狼正支着前肢对着我。它立在一片岩石丛中,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显然,是我打扰了它的休息,它警告我别离它太近。我笑了,小心地从左侧的海水中涉过,让它好好休息--以往,我们在长城湾从未见到海狼,今天这一只,是来春游的?还是海狼家族派来试探的?
坐在海边,我想起小时候的春游。那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日子:换了新衣,吃过长寿面,揣了压岁钱,装上点好吃的年糖年饼,再装上一口袋的鞭炮,然后向父亲讨了几颗烟--用它点鞭炮方便而安全--出门呼上一大群小朋友,就开始四处游荡。乡下就那么点大地方,走不了几步就能碰上一群人。我们交换着吃的东西,不时地点几个小鞭炮往女孩群中扔,然后在一阵惊呼的躲避中放声大笑。待到有凶一些的女孩冲过来,我们就往不同的方向逃,逃开了就喊:你追呀!女孩们也不是真的生什么大气,笑骂几句便走了,我们挨了骂,心里竟然隐隐地觉得更加高兴,有几分满足--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还觉得莫明其妙--这样的春游,我从七八岁开始,重复到十三四岁,还是乐此不疲。快乐有时是很简单的,而简单的快乐却留给了我几十年不灭的记忆。
这片海滩我十分喜欢,一坐又是半个小时,待我回忆完童年的春游,寒风已吹得我浑身发凉。返回时,那只海狼已不在了。也许它是去向它的伙伴们报告我绕道而行的事呢--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长城站区天天有海狼光临,有时能同时看到一小群,没准是我的友善起了作用呢!
下午,站上组织大家到智利站的室内体育馆去打球。在那儿,我们与乌拉圭队员打了一场半场蓝球,接着又与后到的俄罗斯队员打了一场排球--在这个小地球村里,动辄就是“国际比赛”呢!我虽然人高马大,但不擅球类,只能当当替补队员,中间插空打一阵羽毛球,还偶尔有一两个漂亮的扣杀,算是安慰一下自己--在北京,我有一群志趣相投的球友,我们的召集人,是一位很可爱也很美丽同时还很具才情的女性,她是我们的女王,又是我们的小妹--当她很妩媚地说“我和我的三个哥哥”时,我们都很开怀。而最开怀的那位哥哥,也十分珍惜这份友情,令我们这些“灯泡哥哥”当得十分松驰。
回到长城站,唐老鸭四十岁生日的重头戏开场了--这只有病在身的鸭子,要在南极来一次洗礼,下海游泳!葛教授提前试了水温,滨鸿、怀宏和我准备了被单。为防不测,我悄悄穿好了游泳裤,表面上则大大咧咧以让大家松驰一些。鸭子很勇敢,也很明智,他没有试水温,只稍稍作了一点运动,就一下扑入冰凉的海水中。葛教授在岸上喊“快上岸”,同时提醒鸭子要埋下头去--要不怎么叫洗礼呢!
其实唐老鸭生日的开场戏是在这一天的上午。那天他心血来潮,要到对面刚空出来的房子里去写作。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刚进去不久,就大喊葛教授,说自己出不来。我以为这家伙又搞什么怪名堂,就安坐桌前。不料他越喊越大声,而教授在洗手间又没听见,我便出门,一问乐坏了:他关上门后,发现书带少了,想回屋取书,可门怎么也打不开--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了!我们每个人都试了一轮,连擅长开锁的周国平都没辙了。葛教授怕鸭子着急,要从门缝里把书塞进去,让他“安息一上午”等待救援,但连一本小薄册也进不去。本来鸭子在屋子里呆一天也不会有事,可一旦是被“关”住的,他就一刻也受不了。我让鸭子别着急,并请站长派周新赞师傅来开锁。而鸭子早就忍不住了,他在里边拆起锁来。周师傅背着工具箱赶来了,一查,说只能拆了,便里外一起拆。不一会,锁被拆下了,鸭子透过锁洞向外张望,一副重见光明的模样。门开后,问鸭子拿什么拆锁,他拿出的,居然是一个衣架,他就用衣架的那个勾拆了大半个锁,真是本事不小。事后,大家说,这是鸭子在南极重演了一次出生的过程--他四十年前的这一天就因体重过大而招致医生动刀剖开他母亲的腹部。
老鸭生日的第三场戏完全是意外的:他在桌前漫不经心地一抬眼,就发现远处有一丛巨浪扬起,犹如一座冰山一般。敏感的他脱口而出:鲸鱼!然后飞快地通知大家。我赶到窗前看了一会,果然每过一会儿就有一丛巨浪平地而起,。鸭子和我连忙抄起家伙,飞奔出去。十多分钟后,我终于穿过长城湾右侧的那几丛岩石,站在了一块岩石的上面,鸭子则一口气爬上一座小山,站在山头喘着粗气。我们在各自的位置上等候着,宽阔的海面上,鸥鸟在飞,企鹅在嬉戏,海豹不时地从水中探出头来看看我,就是没有鲸鱼的动静!这是我第二次远远地望见它“兴风作浪”,却始终没能一睹它的真容。
当日晚,唐老鸭成了主角,这位四十岁的“寿星”今天特别高兴,他举着酒杯,说:“我三十岁生日是在耶路撒冷度过的,那是世界各种关系最复杂的地区,我喻之为‘地球的大脑’,那时天上飞着‘飞毛腿’,是最美的生日“礼花”;这儿是地球最偏远的地方,我称之为‘地球的屁股’,现在我就坐在‘地球的屁股’上,由兄弟姐妹们为我过四十岁的生日,我今天下海进行了洗礼,望见了鲸鱼,大厨还为我做了这么一个大蛋糕,有这么一个生日,此生足矣!来,我敬大家一杯,平时有什么得罪之处,请大家多多海涵了!″他说罢一饮而尽。大家觉得他今天这番话挺动情,便也纷纷干杯。一时兴起,唐老鸭居然唱起小调来,还间杂着说一些“带色(音‘舍’)的”小段,引来阵阵哄笑。
这样快乐而独特的春节,此生大约也只能有一次了!
我忽然伤感起来,为这不可重复的日子,以及为这样一个日子的到来,自己付出的无法言说的代价。
此刻,正是北京的早晨,妻子是不是又要顶着寒风上医院了?
上帝保佑!我在心中祷告起来--这是此刻我惟一能做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