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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本哈根人类学和人种学国际会议上的演讲，1938年8月在爱耳辛诺的克伦堡官中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刊于Nature，143，268（1930））
我非常踌躇地接受了这次盛情的邀请，来到人类学和人种学的杰出代表们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作为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人类学和人种学，我当然不具备第一手知识。但是，当就连历史环境都对我们每一个人述说着不同于各次例会所讨论的一些关于生活的方面时，利用这个特殊机会，试图用少量言词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自然哲学之最近发展的认识论方面，引向这种认识论问题和一般人类问题之间的关系，这或许是不无兴趣的。尽管我们的不同学科领域彼此相距很远，但是，一旦我们涉及的并非日常经验时，那就必须审慎应用一切习见约定，物理学家们所得到的这个新教益的确适于提醒我们想到一种新的危险，这是人文学家所熟知的，即用我们自己的观点来判断其他社会的文化发展。
当然，明确划分自然哲学和人类文化是不可能的。物理科学事实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不只是因为我们对自然力的持续掌握曾经如此全面地改变了生活的物质条件，而且也因为物理科学的研究对于澄清我们本身的存在背景作出了很多贡献。现在我们再也不认为自己是很幸运地生活在宇宙中心而被居住在蛮荒边疆的比较不幸的社会所围绕着了；通过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发展，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大家全都共同住在太阳系中的一个小小的球状行星上，而太阳系也只是更大体系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对于澄清我们自身的存在背景，这种事实的意义多么重大啊！现在，甚至连空间和时间这样的最基本的概念，它们的无歧义应用的基础也重新受到了修正；通过揭露每一物理现象和观察者的立脚点之间的本质依赖性，这种修正曾对我们的整个世界图景的统一性和优美性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这种修正所给予我们的关于一切人类判断之相对性的忠告，又是何等地强有力啊！
这些伟大成就对我们的一般观点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而最近些年由于全新的物理研究领域的开辟而带来的认识论的教益，则还很少有人知道。我们进入了人类未之前闻的原子世界；这种进入确实是一种探险，可以和环球旅行者们的充满新发现的伟大旅行相媲美，可以和天文学家们向天空深处的大胆探索相媲美。如所周知，物理实验技巧的奇迹式的发展，不但彻底清除了认为我们的感官粗糙性将永远阻止我们获致有关个体原子的直接知识的那种古老信念，而且甚至告诉我们：原子本身都是由更小的粒子所组成的，这种粒子可以被分离出来，它们的性质也可以分别地加以研究。然而，在这种绝妙的经验领域中，我们同时也得到这样一种教益：一向所知的构成经典物理学这一辉煌大厦的那些自然定律，只有当我们处理的物体实际上可以认为包含着无限多的原子时才是正确的。关于原子的及原子级粒子的行动的新知识，事实上在一切物理作用的可分性方面揭示了一种出人意料的界限；这种界限远远超过了物质的有限可分性这一古老学说，并且使每一个原子过程都得到了一种独特的个体性。这一发现，事实上提供了一种理解原子结构之内在稳定性的新基础，这种稳定性归根结底规定了普通经验的规律性。
原子物理学的这一发展到底多么激剧地改变了我们对描述自然所持的态度，这一问题或许可以用下述事实极为清楚地加以说明：为了概括个体原子过程所服从的那些独特的规律性，甚至连因果原理都被证实为一种过于狭窄的构架了；这种因果原理一向被认为是解释一切物理现象的当然基础。当然，每人都可以理解，要放弃因果性这一概念，物理学家们曾经需要很切实的理由；但是，在原子现象的研究中，我们一再地得到这样一种教训：那些被认为老早已经得到了最后解决的问题，原来大多数还保留着很多使我们惊奇的东西。诸位一定听到过关于在光和物质的最基本属性方面出现的疑难；这种疑难在最近几年中曾使物理学家们感到非常困惑。我们在这方面遇到的表现矛盾，事实上和本世纪初引起相对论的发展的那些矛盾同等尖锐，而且，也正像后一种矛盾一样，前一种矛盾的解释也只是在较深入地分析了新实验本身给描述现象所需概念的无歧义应用所带来的界限之后才得到的。在相对论中，决定性的因素在于认识到了彼此作着相对运动的观察者将以根本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所给对象的进程，而觉察到原子物理学的佯谬问题则揭示了这样一件事实：客体和测量仪器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给谈论原于客体和观察手段无关的那些行为的可能性加上了一种绝对的限制。
在这儿，我们面临着自然哲学中的一种全新的认识论问题；在自然哲学中，经验的一切描述一向是建立在普通语言惯例所固有的假设上；这种假设就是，明确区分客体的行动和观察的手段是可能的。这种假设，不但为一切日常经验所充分证实，而且甚至构成经典物理学的整个基础；而经典物理学则正是通过相对论得到了如此美妙的完备性。然而，当我们开始处理个体原子过程之类的现象时，由于它们的本性如此，这些现象就在本质上取决于有关客体和确定实验装置所必需的那些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们这时就必须较深入地分析一个问题：关于这些客体，到底能获得哪一类的知识？一方面，在这种问题上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一物理实验的目的——在可重演的和可传达的条件下获取知识——并没有为我们留下选择的余地；不但在测量仪器的结构及使用的一切说明中，而且也在实验结果本身的描述中，我们只能应用日常的或许曾被经典物理学术语修改过的那些概念。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理解这样一件事实：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当所涉及的现象在原则上不属于经典物理学的范围时，任何实验结果都不能被解释为提供了和客体的独立性质有关的知识，任何实验结果都是和某种特定情况有着内在联系的，在这种特定情况的描述中，必不可少地会涉及和客体相互作用着的测量仪器。上述这一事实对于那些表观矛盾提供了直截了当的解释；当尝试着把用不同实验装置得到的有关原子客体的那些结果结合成该客体的一种自足的图景时，这种表观矛盾就会出现。
但是，在确定的实验条件下，和原子客体的行动有关的报道，可以按照原子物理学中常用的术语说成是和有关同一客体的另一种报道互补的，这另一种报道要用和上述条件互相排斥的实验装置来得到。虽然这两种报道并不能利用普通的观念来结合成一种单一的图景，但是它们却代表着有关该客体的一切知识的同等重要的方面；这种知识是我们在本领域中所能得到的。人们曾经企图用一种力学类比来具体想像个体性的辐射效应；事实上，正是由于认识到这种力学类比的互补性，才导致了上述光的本性难题的满意解决。同样，在和原子级粒子的行为有关的不同经验之间，存在着互补的关系；只有考虑到这种关系，才能得到一个线索，来理解存在于一般力学模型的属性和统治着原子结构稳定性的独特定律之间的显著差异；这种独特定律，是较好地解释物质之各种物理属性及化学属性的基础。
当然，我并不打算在这种场合下进一步讨论这样的细节，但是，我希望已经给各位提供了一个足够清楚的印象；那就是，关于迅速增长着的原子领域中的经验，这儿所涉及的绝不是随便地放弃对它们的极大丰富性进行细致的分析。相反地，我们必须处理的，是要合理地发展一种对新经验进行分类和概括的方法；这些新经验，由于它们的特性不同，不能纳入因果描述的构架之内；只有当客体的行为和观察方法无关时，才能用因果性描述来说明这种行为。互补性观点绝不包括任何和科学精神相反的神秘主义，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因果性这一概念的一种合理推广。
不论这种发展在物理学领域中显得多么出人意料，我相信你们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在我所描述的关于原子现象的分析方面的形势和人类心理学中观察问题的特征之间，存在着一种切近的类似。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可以描述为下述企图的反作用：把心理经验分析成可以像联系经典物理学实验结果那样地联系起来的要素。在内省过程中，明确区分现象本身和现象的感受是不可能的；而且，虽然我们可以常常说到把注意力转向心理经验的某一特殊方面，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事实上须要涉及互斥的形势。我们都知道一种古老的说法：如果我们试图分析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就将失掉这种情感；就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在可以恰当地用“思想”和“感觉”这两个字眼来描述的心理经验之间认识到一种互补关系，和有关原子行为的不同经验之间的关系相类似；那些有关原子行为的经验是在不同实验装置下得到的，并且是通过来自我们的普通概念的不同类比来描述的。当然，利用这种对比，绝不是要来暗示在原子物理学和心理学之间存在什么较密切的关系；我们只是要强调这两个领域所共有的认识论上的论证，并从而鼓励我们来看一下，比较简单的物理问题的解决，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比较错杂的心理学问题的澄清；这种。动理学问题是人类生活给我们提出的，而且是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时常遇到的。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来谈谈这种观点和不同人类文化的比较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我们要强调存在于用“本能”和“理性”这两个字眼来表征的生物行为方式之间的那种典型的互补关系。诚然，任何这样的字眼都可以有很不相同的用法；例如，本能可以表示动力也可以代表先天的行为，而理性则可以表示深刻的感觉也可以表示自觉的论证。然而，我们这儿所涉及的，只是当用这些字眼来区分动物及人所处的那些不同情况时的实际用法。当然，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属于动物界，而且，寻找一种包举无遗的定义来把人从其他动物中表征出来将是十分困难的。确实，任何一个生命机体的潜在可能性都是不容易估计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曾对马戏团中动物训练所能达到的程度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甚至在个体和个体间的信息传递方面，都不能在动物和人之间画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但是，我们的语言能力当然在这方面使我们处于本质上不同的地位，这种不同不但表现在实际经验的交流方面，而且，最重要地还表现在通过教育来对孩子们传授有关行为和推理的传统方面，而这些则都是任何人类文化的基础。
至于说到和本能相比的理性，注意到一件事实乃是绝顶重要的，那就是，不使用组织在某种语言中的概念，任何真正的人类思维就都是不可想像的，而这种概念则是每一世代都得从头学起的。事实上，这种概念的使用，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着本能生活，而且，甚至大部分都和遗传本能的体现处于互斥的互补关系之中。在利用自然界的可能性来维持生命和传宗接代方面，低等动物有比人高明的地方；这种令人惊异的优越性，的确常常在下述事实中得到真实的解释：在动物方面，我们找不到上述那种有意识的思维。同样，所谓未开化民族有一种在森林或沙漠中自谋生活的可惊的本领；这种本领虽然在比较开化的社会中已经表面上不存在了，但是在我们任何一个人中偶然还会重现出来；这种本领可能证实着一个结论：这种功夫只有当并不依靠概念思维时才是可能的，而概念思维本身则是适应于对文化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更加多样化的一些目的的。正因为还不能清楚地使用概念，一个初生的婴儿很难算作一个人；然而，尽管它比大多数幼小动物更缺少办法，但它属于人类，从而它当然就具有通过教育来接受一种文化的天生的可能，这就使它能够置身于某种人类社会中。
这种考虑立刻就使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认为每一个婴儿都具有接受某一特定人类文化的与生俱来的素质，这种广泛流传的信念是不是有充分根据？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假设，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在非常不同的体质基础上生根滋长呢？在这儿，我怕当然接触了遗传学家们争论未决的一个课题，那些遗传学家们在体质特点的遗传方面进行着最为有趣的研究。然而，联系到这种讨论，我们首先必须记得，想区分在阐明动植物之遗传性方面如此有成果的遗传型和表现型这两个概念，首先就要基本上承认外在生活条件对物种特征属性所起的次级影响。然而，就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特征而言，问题却在下述意义上颠倒过来了：这里的分类根据是社会历史及自然环境所形成的传统习惯。因此，在能够估计遗传上的生物学区别对所考虑的文化发展及文化保持的任何可能影响以前，这些传统习惯，以及它们固有的前提，都需要仔细地加以分析。事实上，在表征不同的民族乃至一个民族中的不同家族时，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生物学的要素和精神传统是彼此无关的，而且，我们甚至很想按照定义用“人类”这个字眼来形容那些和体质遗传并非直接有关的特点。
初看起来，这样一种态度似乎只不过意味着对辩证论点的过度强调而已。但是，我们从物理科学的整个发展中得到的教益就是，有成果的发展根源，往往正在于对定义的适当选择。例如，当我们想到相对论的论证在科学的各个分支中带来的澄清作用时，我们确实就看到这种形式上的改进将引起多大的进步。正如我在化的传统差别，在很多方面是和人们描述物理经验时所用的不同的等价方式相类似的。但是，物理问题和人文问题之间的这一类似，是有一定界限的；而且夸大这种类似曾经引起对于相对论本身精髓的误解。事实上，相对论的世界图景的统一性，精确地蕴涵了一种可能性：任何一个观察者都可以在自己的观念构架中预见到任何另一观察者在他自己的构架中如何描述经验。然而，对于不同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采取无偏见态度的主要障碍就在于传统背景方面的根深蒂固的差别；不同人类社会之间的文化的谐调就是以这种背景为基础的，而且，这种背景排除了这些文化之间的任何简单比较。
在这方面，最重要之点在于互补性观点可以成为适应这种形势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当研究和我们自己的文化有所不同的人类文化时，我们需要处理一种特殊的观察问题；在较深入的分拆下，这种问题将表现许多和原子问题及心理学问题共有的特点；在原子；和题或心理学问题中，客体和测量仪器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是客观内容和观察主体的不可分割性，将阻止人们直接应用那些用来说明日常生活经验的习见概念。特别是在研究未开化民族的文化时，人种学家们不但确实知道必要的接触有破坏这种文化的危险，而且他们甚至面临这种研究对他们自己的人生态度的反作用问题。这儿我所指的是那种力探险家们所熟知的经验，由于体验到在和他们自己的习惯、传统极不相同的习惯、传统下人类生活也能显示一种出人意料的内在和谐，他们动摇了一向未经觉察的偏见。作为一个特别激烈的例子，我或者可以请大家回忆一下在某些社会中男人和女人所处的地位是如何地颠倒；这种颠倒不仅表现在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而目表现在行为和心理方面。在这种场合，即使我们很多人或许都感到难以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所涉及的民族有他们的特定的文化而不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而我们则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而不是有他们的文化，这完全是命运使然；但是，很显然，甚至在这方面的一丝一毫的怀疑，都意味着否认任何独立形成的人类文化中所固有的那种民族自得感。
在原子物理学中，对于用不同实验装置得到的，而且只能用互斥的概念来具体想像的那些经验，我们用互补性来表征它们之间的关系；按照颇为相似的办法，我们可以正确地说不同的人类文化是彼此互补的。事实上，每一种文化都代表传统习惯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平衡；利用这种平衡，人类生活的潜在能力在一种方式下表露出来，以使我们认识到它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多样性的新方面。当然，在这一领域中，不可能像和明确定义原子对象的行动有关的互补经验之间那样地存在着绝对互斥的关系，因为可以看成完全自足的文化是难以存在的。相反地，通过很多例证，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同人类社会之间的某种程度的接触可以怎样导致传统之间的融合，这种融合引起全新文化的产生。在这方面，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来说，由移民或征服而引起的人口混合，其重要性几乎是无庸赘言的。事实上，通过关于文化发展史的一种与日俱增的知识而对逐渐消除偏见有所贡献，这或许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最大希望；逐渐消除偏见，这正是所有科学的共同目的。
正如我在这一演讲的开始所强调的，要对于本届会议各位专家所讨论的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那当然不是我所能作到的。我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大家对于认识论的一般态度有一个印象；这是我们在远离人类情感的领域中被迫接受的，如同我们在简单物理实验的分析中一样。然而，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用适当的言词把这种印象传达给大家；而且，在结束之前，我或许可以谈一个经验，这个经验使我最为生动地回想起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为了对听众说明，我并不是用偏见这个字眼来表示对其他文化的任何责难，而只是用它来表示我们的必然带有偏见的观念构架，我有一次曾经开玩笑地谈到丹麦人对他们窗外那美丽海峡对面住着的瑞典兄弟所抱的传统偏见；那些瑞典人，我们甚至就在这一城堡中和他们打过多少世纪的仗，而且，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我们多少年来曾经得到这么多的有益的灵感。在那次演讲之后，有一位听众走来对我说，他不了解我为什么要恨瑞典人；好，诸位可以理解我当时是多么感到惊奇！显然，我那一次一定是把自己的意见谈得太纠缠了；而且，恐怕今天我也谈得非常晦涩。但是，我仍然希望不曾讲得如此不明不白，以至于使大家对我的论证线索发生任何那样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