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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潮流不仅在实证主义统治时期仍然过多存在，不仅如我们所已说过的，甚至慢慢地形成了它的自然主义的对立，而且以其真正的形式继续存在着。此外，我们虽然没有谈到迂腐的模仿者和保守派——他们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是很小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意义只限于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思想的狭小领域以内——但我们已记下了朗克的折衷主义中所保存的浪漫主义，朗克是信从洪保德（也是一位“外交家”）的学说的。
在从洪保德到洛特塞、从哈特曼到冯特以及其他各国相当于他们的哲学家中，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动机继续照耀哲学家的才智与心灵。在正当地被称为编史工作中，也有同样的情形，并且不能不出现同样的情形，因为，如果严格地相信不可知论和实证主义的公式，思想的全部光辉就将消灭在盲目的机械论中，即，消灭在一无所有中，因而任何历史表述都将成为不可能的。因此，政治史、社会史、哲学史、文学史和艺术史即使不如浪漫主义时期的那样重要，也继续有收获（环境对自然科学和数学比对历史远为有利） 但仍是值得注目的。这种情形在一本篇幅巨大的史学著作中说明过了（我指的是在这方面已经几次提到过的弗埃特的著作）。在那本书中可以找到对朗克所完成的伟大工作所表示的适当敬意，由于我的说明进行得很快，因而我只阐述了它的消极面，例如我对《历代教皇史》一书就只提到了其中的矛盾，其实它仍是一本杰作。浪漫主义精神最盛行的时候使人信服的性质在泰恩的典型例子中得到了显露，泰恩在他的著作的命题和指导性原则方面是毫无掩饰的自然主义者，但在特殊的事例上，例如他在描写法国的诗人或荷兰和意大利的画家的特性时，却是毫无拘束的浪漫主义者。结果，他在他的《现代法兰西之起源》一书中表现了过分的反雅各宾的浪漫主义，犹之左拉和其他真实主义者①一样，他们口头上是浪漫主义的敌人，他们的小说却全是抒情的，这一学派的领袖以抽象抒情诗体的四福音书结束他的著作。对泰恩的说法也可以对巴克尔和其他自然主义者及实证主义者说，他们被迫违反自己的意志，变成了历史的，也可以对那些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信徒的实证主义者说，他们发现在自己家里建立了辩证法，可是不能解释它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并不是所有的史学理论家都像博尔多和其他一两个人那样坚决地和疯狂地信从自然主义；事实上，这种人很少，而且是些声誉较次的人。在他们大多数人中盛行的是折衷主义，这是一种必要和自由、群众和个人、原因和目的、自然和精神的联合：甚至历史哲学纵使不以其他形式被承认，那末也作为一种需要或在情况需要的时候予以讨论一个问题而被承认了（纵使那是决不会的）。折衷主义的种类也是最多的，从低水平到高标准都有，低水平的是人为地把概念加以浅薄的排比，高标准是经过了内心加工的，随时显得必将从中产生一种新福音，不再折衷似的。
① 1875年左右意大利人韦尔加Verga所创，即左拉的自然主义。——译者
自从近代意识脱离了实证主义并宣布实证主义破产之后，最后这种形式的折衷主义及企图或多或少地完全复活浪漫主义唯心主义的公开尝试就更经常出现了；史学的浪漫主义方法也是一样。但是，这一切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思想上真正前进的征候。新的近代直觉哲学和价值哲学应该被看成是征候，而不代表思想上的进步（我指的是一般的，不是常常形成一种真正贡献的特殊思想和理论上的）。不过，直觉哲学在正确地批判了作一种经济结构的科学，认为它对真知识没有用处之后，旋即把自己封闭在直接的意识中，那是一种神秘主义，在那里，历史辩证法被淹没了，被窒息了；价值哲学把价值的概念当作精神的卫士，用来反对科学的概念，像“一种哲学上的防备狗咬” 一样（我们的富于想像的塔里会这样说过），因而为一种二元论开了方便之门，这种二元论妨碍了历史与作为历史的思想的统一。因此，当我们举目四顾时，我们没有发现这样一种新哲学：它既能奠定基础，同时又能解决富于想像的浪漫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之间的对立，从而为新的史学提供辩解。
显而易见，我们甚至不能把这样一种哲学当作一种要求来讨论，因为对一种特殊哲学的要求本身就是对那种特殊哲学的思索，因而那不是一种要求，而是一种现实。因此，我们就陷入了一种两端论法，或者是不谈它，在这种情形下就是连那作为一个时期的已告结束和已被替换的实证主义也不谈，或者就把新哲学当作一种活着的和存在着的东西来谈，恰恰因为它是活着的和存在着的。既然我们已经批判了它，不谈它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那种哲学是一种存在着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尚待召唤的东西。不过我们不应举目四顾，看它在哪里，而应回顾我们本身，应该求助于激起了对史学的这种历史性勾画的思想，求助于在它以前的全部历史解释。在我们所已描绘的哲学中，真实界被确认为精神，这种精神不是高悬在世界之上的，也不是徘徊在世界之中的，而是与世界一体的；自然已被表明是这种精神本身的一个阶段和一件产物，因而二元论（至少是那种困扰过从赛利斯到斯宾塞的思想的二元论）被它替换了，一切超验论，不论其起源是唯物主义的或神学的，也已被它替换了。精神就是世界，它是一种发展着的精神，因而它既是单一的，又是分歧的，是一个永恒的解决，又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意识和自我意识既有差别，同时又是同一的，就像生活和思想一样。这种哲学在我们自身之内，是我们所有的，它使我们能够从别人的也是我们的思想中认出来，也就是从我们身外去认识我们自己，它使我们能够在其他形式的当代哲学中或多或少清晰地和完善地发现它，并在当代的史学中或多或少明晰地发现它。我们常有机会产生这种认识，它能使我们得到很大的精神安慰。例如，最近，当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得到一位历史家、一位纯历史家所写的一部历史著作（我在许多例子中选了这个例子），我一开头就读到了一些语句，那些语句很像是我自己说的，他说，“我这本书所根据的信念是，德国的历史研究工作应该提高一步，以便获得较自由的行动，跟政治生活和文化的伟大力量发生接触，而不放弃它的方法上的珍贵传统，是应该投身哲学和政治，而不伤害它的目的或本质，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发展它的内在本质，才能成为既是普遍的，又是国别的”①。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一个新的哲学和史学时代的开创者。
① 弗里德里希·麦内克，《世界市民与民族国家：德意志民族国家起源之研究》，Friedrich Meinecke，Weltbürgerthum und Nationalstaat：Studien zur Genesis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第二版，序，第7 页慕尼黑、柏林、奥尔登堡1911 年出版，München u.Berlin，Oldenburg，1911。
但是，要写出这种哲学和史学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它是主体，不是客体，其所以不可能不是由于一般人所持的理由，那种理由我们业已证明它是错误的，因为它把意识这件事实和事实拆开了，其所以不可能是由于另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正在创立的历史是一种“时代”或“伟大时期”的历史，而新的时期之所以为新，正因为它不是一个时期，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已告结束的东西。我们不仅无法从年月方面和地理方面描绘它的轮廓，因为我们不知它将占据多长的时间（它会在三四十年中得到迅速的发展，还是会遇到阻碍，但将继续延伸达几个世纪呢？），不知它将包括那些国家（它将长久是意大利和德国的，限于某些意大利和德国的圈子，还是将在一般文化和公众教育两方面在所有各国迅速扩散呢？），而且我们也无法从逻辑方面去限定它在这些考虑以外的价值将是什么。原因是，为了指出这些限度，必须它已发展了它的对立，即从它的解决中所必然要出现的新问题，而这种情形还没有发生：我们自己还在波浪起伏中，还没有卷起风帆，靠拢港口，准备新的航行。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义结尾时说，知识在它的发展中达到了这一点；但他还没有权利这样说，因为他的发展是在日耳曼世界和绝对唯心主义的体系中从不意识到自由走到充分意识到自由的，它不能实现。但我们却大可以这样说了，因为我们已克服了黑格尔主义的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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