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结论：解释和统治

    因此本书提出的对组织文化概念的重新认识明确考虑到了在组织意义形成的建立和维持中意识形态、统治权力和组织符号体系的作用。我提出了意义并不是自发地、经一致同意而产生的，而是特定的组织群体的旨趣的产物。由这些群体对权力的行使不仅体现在对组织资源（技术、信息、货币等等）的控制，也体现在他们以为自己群体的利益服务的方式通过推论构建组织现实的能力水平上。意识形态通过质询的过程从而起到形成和再现组织成员的主体性的作用。据此，统治群体的利益被不加批评地视为所有组织群体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被认为不仅是一组信念，而且是一个构成社会行为者的组织意识的有具体内容的意义体系。

    根据这一情况，本书的焦点之一是意识形态和组织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组织成员的推论和行为活动可以被视为是意识的意义形成的具体表示；话语构成含义体系，后者表达并且重构组织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结构。因此组织话语被误认为仅仅是具表象的；即是说，作为一个描述结构已经形成的组织体系的手段。更确切地说，话语是组织成员体验的媒介工具。因此组织的语言是意识的意义形成得以具体体现的主要手段。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语言受到系统的歪曲（在意识形态上），以至于它仅代表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排除其他（群体）的合法利益。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意识形态统治通过某些意义结构的推论表述而实现，这些意义结构同时模糊了其他的可能的世界观。

    在第五章，我就组织的话语叙述得以在意识形态上发挥功能以产生和再现组织现实形式的方式作了具体探讨，而后者是为维持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的利益所需要的。故事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因为它们突出了对组织生活的某些解释，同时把自身作为对现存的事物秩序（如事物的本来面目那样）的反映。但是，如故事那样的推论活动并不简单地再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意义结构，而是在和其他的符号结构和组织的利益群体的复杂关系中发挥功能以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网络。从潜在的角度看，故事表达了多重的指称对象，其中并不都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吻合；但是某一意识形态的意义体系的再现导致某些利益群体有能力把特定的意义“粘附”在符号活动上。

    第六章讨论了在前面几章提出的组织文化的激进观点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意义。这里的关键之点是，对意义产生过程中意识形态和统治问题的考虑要求对被认为是真实的或可认识的事物作广泛的重新评价。真理的基础概念是不够的，因为它们是基于用以描述的语言和外部的客观现实之间造成同晶型现象的可能性上。因此知识必须被视为个人从事批判的自我反思活动的能力，由此造成一种将形，使得统治和压抑的条件可受制于变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研究人员采取的中性的、“无价值观”的立场常常产生的结果是，研究的成果为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利益群体所霸占。与此相反，基本假设的放弃使得我们把知识看成是对付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但是，虽然把理论视为进行中的谈话所发出的声音是颇有道理的，然而这样的诠释－解释论的观点仍受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约束。因为这样，一个关于组织研究的合适的观点必须考虑旨趣在进行中的组织意义的结构形成和社会／推论实践中的作用。

解释的作用

    这一重新确定方向的主要后果是，需要对解释在组织意义的建构中的作用作更密切的审视。这里，我指的既是社会行为者对在他或她所介人的事件的解释活动，也指组织研究人员对这些事件的重新解释。但在这里，我想把重点主要放在后者。解释的行为根本上是一种政治行为。特别是处在如本书所确定的理论框架的背景中时更是如此。同汤普森和其他人一样，我要指出，在研究者－理论家方面的解释行为包括一种把话语和话语所维持的统治体系重新联结的努力。我很相信这一关系的存在；即是说，话语以某种方式组成一种框架，以对服务于某些利益而不是其他利益的事件进行理解和作出解释。更有问题的是试图使话语和统治之间的联系变得清晰的做法。我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式，其观点是意识形态是一种媒介因素；即是说，意识形态对主体提出质询以至后者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建立现实，即构建的统治关系有利于某些利益群体。但是，这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对话语作出合法的解释的问题；换言之，它还不足以决定统治关系的存在并显示话语怎样通过使自己的解释作出相应的适应而服务于这些关系。相反地，我们必须显示构建的解释的有效性。正是这一有问题的解释行为，我打算在这结尾的一章中想展开一些讨论。

    詹姆逊（1981，17页）提出，解释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对一个文学文本、历史叙述等等的政治解释不是仅仅对其他分析做补充的残余问题。相反地，它是“一切阅读和一切解释所绝对必须的视域”。从这一观点出发，解释过程被从政治角度对待，是一个对话语在我们社会中构建统治体系的方式有直接意义的行为。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解释的目标不是提供对一个文本的绝对阅读，即对文本和文本意欲描述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提供明确的说明。其目标是把注意力吸引到解释过程本身，并显示某些居支配地位的阅读怎样融合到文本中去，这样，某一个世界观得以维持和再现。

    卡勒（Culler，1982）对解构过程的讨论集中在阅读行为本身，显示了该过程可以被吸收，从而与某一社会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产生牵连关系。例如，他对“作为女人的阅读”（1982，43－64页）的分析试图揭示“男性”文学经常吸收女性的观点并吸引女性读者把自己的情感与反对男女平等的情感等同起来。因此，男女平等主义批评的主要作用并不单纯是从女性的角度解释世界，或是为支持男女平等观点的文本提供证明，而是抵制由男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所提出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观，这一观点在女性读者对文本进行“合法”的阅读时便会被暗中要求接受。因此男女平等主义者的批评通过向读者提供一种不同的出发点而采纳了一种明确的政治观点：

    首先，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一般的情形，即把男性的批评观点假设为在性的问题上是中性的、而把女性的阅读视为一种特别辩解的例子和把文本形成为事先决定的模式的企图这一情形倒转了过来……对男性批评的批判越有说服力，它提供的广阔和全面的视野方面就更具男女平等主义思想倾向，并对男性批评的有局限且又有偏见的解释作出分析和定位。（Culler，1982，55－56页）

    这一在读者和对文本居支配地位的、公认的解释之间造成分离的抵制过程并不局限于男女平等主义的批评。对任何语境中的话语的解构一定牵涉到消除以各种形式强加于文本的虚假的现实。在此语境中对话语活动的解构要求人们显示它怎样“消除自己所坚持的哲学，或是它所依赖的等级间的对立”（1982，86页）。第五章对IBM公司的故事的分析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一故事对组织成员在意识形态上的质询是依赖于它所建立的等级对立之上的：男人对女人，雇主对雇员，世俗的男性对天真的新娘，违规者对规则实施者，如此等等。这样的对立状况使听故事者倾向于把故事解释为公司的民主性质的表现，在这之中地位并没有对一个人应该作出合适的组织行为作出豁免。但是，一个对该故事持不同意见的、解构的阅读则显示，正是这些对立状态怎样毁灭了该故事表面宣扬的民主哲学思想。即是说，在故事的叙述结构中所体现的等级中的对立由于其所隐含的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IBM公司中的价值观对读者／听众是显而易见的。故事的意义仅仅在于其相互作用产生了对组织等级的物质现实的超越。它试图通过为他或她解决对民主价值观（在民主社会中）的拥护和公司企业内在的结构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而吸引听众到居支配性阅读中去。

    解构揭示了这一模糊矛盾的现象，并且显示阅读行为怎样在意识形态层次上的话语试图描绘的连续不断的经验产生分裂。因此解构性质的解释使得阅读／倾听的行为政治化，因为它对解释过程提出疑问，并揭示了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结构引起经验封闭意识的可能程度。

    因此从解构的观点进行的解释对在读者／听众和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一直存在的（即便只是潜伏的）经验的分裂和中断做了探索。在一种意义上，解构承认所有社会行为者都有对被阅读的文本进行文本建构的能力。解释的政治化要求这一建构／重构行为对文本的经验中固有的分裂状况进行探索，从而在个人的经验和文本向个人呈现的经验（如男女平等主义的批评一例所示）之间重新组成辩证关系。我们再回到IBM的故事，人们可能会猜测，故事对听众的质询决不是完全的，在故事传递的组织经验和听众个人的经验之间存在着一种明确的然而是潜在的隔断状况。因此出现了一种对故事作为既成事实传达的意义进行解构和重构的可能性。确实，故事可以被组织成员重新概括为对权利的维护的例子，以及使公司精英分子随心所欲的“神圣权利”的合法性丧失的努力。因此对故事的解构使得叙述结构中包含的解放的特征显现出来。

    因此对话语的解释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不是和可证实性（即解释客观上是否与真实的世界条件相符合）连在一起的。对解释的判断也不是以它是否反映一段话语所欲表达的内容“实质”的能力为依据的。相反地，解释的合法性是在于它产生了社会转变；换言之，社会行为者以某种方式通过对他们所处的文化进行解构而得以进行自我反思以及重新评价其生存条件。在组织环境中，组织实践的解构产生推论性的深刻洞察。这不仅包括如何对付组织中发生的紧急事态的知识，而且同时指向对框定组织现实的意识形态意义结构的深入观察。对这些结构的深入观察为替代的组织现实的生成提供了基础。因此解构的最终目的是实际运用（praxis）；即是说，理论上的洞察力以及由上述的洞察力所引发的实际行动的获得。

    人们可以通过对参与性研究方法（见第六章）和组织符号体系间的关系的检验来把实际运用的发展融入一定的背景。参与性研究是以批判为方向的，因为它向组织成员提供了社会改造的实际手段。如果本书的主题是正确的话，那么社会改造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话语发挥功能的方式的理解和批判。换言之，如果意识形态显现于日常话语中，那么对该意识形态及其伴随的权力结构的批判和改造便要求对组织话语进行批判和改造。斯默西奇在下面这段话里描述了这类以批评为方向的研究的意向：

    组织文化的解释论研究人员试图解开在一个情境中使用的意义的结构，并把该群体的现实形象综合起来，供群体成员进行考虑和反思。因此我把解释论研究理解为基本上是一种诊断性的研究，通过它研究人员向一个群体反射了使用中的意义体系的多面性形象。（1981，10－11页）

    我在这一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研究人员不是简单地把他或她对组织实践的解释“反射回去”。相反地，这是一个通过对被当然接受的意义体系的审视而鼓励批判和革新的过程。在某一意义上，其目标是使得原来对社会行为者熟悉的变得陌生——让事物以新的形象出现——并使用这一陌生感作为批判和变革的刺激因素。

    对组织叙述的分析可以被视为是将参与性研究方法应用于组织中的可能使用的工具之一。讲故事是组织生活中一个很普遍的方面，通过提供使得组织实践活动有意义的适当的经验基础而使成员社会化。由于这一特点的普遍性，它成了一个使得组织成员进行反思、并在组织现实的形成过程中对推论活动的作用构成更明确的意识的有用工具。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迪兹（1982；Deetz和Kersten，1983）的对组织意义的结构形成进行审视的模型。我们记得他这样提出，批判－解释研究必须把理解、批判和教育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应用于组织的故事讲述后，当组织成员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组织现实是人的推理的产物，而不单单是超越其行动的客观的可触及的结构，理解便产生了。因此故事被认为不仅仅是具体的组织情境的信息载体，而且是以某种方式构建组织经验的符号手段。

    批判随着这一认识而产生，即通过故事讲述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不是一个中性的、不含价值观的行为活动，而是经常作为某些组织旨趣的再现和特权赋予而发挥功能的。例如，“霍雷肖·阿尔杰”式的组织获得成功的故事可能被视为发挥了再现管理者的世界观的作用，在这之中成功被视为等同于在公司的阶梯中向上攀升、高工资、更大的影响，等等。与此同时，这样的故事却用来起模糊界线的作用，例如，妇女在公司等级的上层中很少有充分的代表性（“哈丽雅特·阿尔杰”式的故事是很少的）。因此这一类的故事起到的是突出某些组织旨趣同时却系统地排除其他群体旨趣的作用。

    此外，教育牵涉到组织话语的丰富性。一旦组织批判形成以后（即对话语的压抑形式的承认），那么社会行为者可以以避开在受到系统歪曲的传播中固有的推论封闭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叙述的语境中，教育的目标包括对组织话语的替代阅读方式的形成，重新框定认识和体验组织现实的方式。这些重新阅读方式的发展是有解放作用的（提供了自主变革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对组织中公认的权力关系提出了挑战。故事常常通过维系统治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为现在的统治关系服务。对这些故事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以及不同的故事的讲述）通过显示变革的可能性而对霸权提出了疑问。我们仍以组织中的妇女为例，有人可能会提出，解放的功能是通过提供对抵制男性对组织能力的定义的故事阅读达到，后者提供了对组织父权体系的叙述性的重新解释和非神秘化。因此，只有不仅对组织能力（攻击性、理性、强硬，等等）的狭隘的男性定义进行批判，而且对“什么是有能力的”作出重新定义的阅读才能够发挥解放的功能。

    作为组织研究产物的新的阅读和新的故事的形成指出了如传统的社会科学定义的、所谓的“不含价值观”的研究的困难。研究人员与组织成员的积极合作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中，其预想的结果是社会改造。在迪兹的三阶段理论里，对组织叙述的分析完成了组织研究的伦理目标，其方式是扩大组织成员在组织的结构形成过程中的体验和参与程度。但是，这样的参与只有通过权力关系的结构变革才能实现。推论上的变化可能提示了组织现实的替换形式，但是结构的变化只有在语言和统治间的联系明确揭示后才会出现（Thompson，1984b）。组织成员需要对组织实践的推论表现的背后进行探索以检查引起那些实践活动的权力关系。话语分析和参与性研究通过向社会行为者提供为加快社会改造所必需的分析和实践工具而完成这一目标。

    在这一框架内的研究可以通过下述方式进行。在进入一个组织时，研究人员对来自组织各个层次的有相当代表性的成员进行非正式的面谈。这类面谈可以提供以下信息，如对于组织思想的看法，发现的问题领域，对工作的满意程度，短期和长期的组织目标，等等。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显示人们用来概括组织特点的故事，并允许研究人员对在组织结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意义体系作出解释。

    研究过程的第二步包括研究人员回到组织成员中，向他们报告自己所构建的解释。正是在这一阶段，研究人员和组织成员之间的辩证关系出现了。从根本上说，研究人员的任务是提出一个社会行为者理解自己的组织的可信的解释。社会行为者反过来则对研究人员提出的假设提出挑战；通过来回质疑的过程，研究人员和组织成员都就自己对组织的结构形成的认识作出批评性的评估。

    对研究人员对事件的认识建立的反映可能有多种，包括通过自我反思的思考认为他或她只不过讲出了很明白的事实，到认为研究人员把一切“都搞错了”的认识（Smircich，1981）。对认为只说出了明显事实的评论的回答包括重新作出一个令组织成员觉得更为生僻的解释；这可能对原先显得颇为“显然”的活动提供深刻的见解。同样地，研究人员可能对声称他或她错了的说法作出这样的回答，对数据进行检查，根据组织成员对活动的相反解释重新评价原来的解释。研究人员也可能要求组织成员暂停作出判断，建议在研究的后阶段对其发现再作评估。但是，这一辩证过程的结果之一是，组织成员对话语的构成性权力变得高度敏感，并且认识到组织语言产生和再现组织现实的功能作用的范围。

    在第三步，组织成员作出自己的推论分析。这样由研究人员构建的组织现实受到他们自己得出的、同样很有道理的组织观点的挑战。这一做法使得组织成员和研究人员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避免了当研究人员对普通行为者的认识采取高人一等的态度时常常出现的问题。因此组织成员不仅仅是研究的对象，而且成了自己参与的研究的主体。研究人员和组织成员之间形成的辩证关系可能会形成一种双方单独都不可能提出的关于组织现实的观点。

    我对上面介绍的研究方法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并不抱幻想。但是，对以关系到权力和统治等问题的假设为基础的研究要求研究人员提出的观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仅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研究人员有责任排除推论的封闭状况，并提供使不受约束的话语得以出现的条件。如果研究人员坚持以不带感情色彩的、从远处观察为基础的观点，那就很难说出上述做法怎样实现。参与性研究之所以具有解放的可能，这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它填补了研究人员和被“研究”的社会行为者之间的鸿沟。这是合乎伦理道德的，因为它力图揭示话语和解释过程的根本的政治性质，从而使得社会行为者在进行组织评估和变革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结论

    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我所提出的把组织文化视为文化“变形”的潜在场合的概念。组织并不是稳定的、充分结合的结构。相反地，组织是拥有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利益的各个群体的产物。一个组织在它能够产生、维持和再现那些维持某群体的需要的组织实践活动时，它就在为该群体的利益服务。该过程的一部分包括以支持现存的统治关系的方式建立组织的意识形成，使得局部的利益成为全局利益。在这方面，组织的意识形态，如在推论行为中所显示的，以一定的方式向组织成员提出质问，提供了一种特别的组织意识。由于意识的意义形成在个人的主观性的构成中所起的作用，它们变得自然化了，被想当然接受；即是说，它们成了组织形成过程内在的一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组织文化理论的提倡者通过不加批判地采用“文化”作为组织研究的新代名词而帮助了这一过程。把“意识形成”作为组织形成的主导模式接受把文化具体化为一个组织的已知事实。对社会行为者作出主体间有意义的行为的方式进行检验是很重要的，但是对此必须由对歪曲该过程的因素的概念化来以资证明。文化产生共享的价值观和社区意识，但也产生压抑和异化。对前者已有很多著述探讨，后者却相反，本书研究的方向即在这一领域。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对由人际传播所揭示的统治结构进行解构。这一研究是以概念探讨为主的，没有应用于对实际具体的统治条件的分析。因此这一项目的下一步必须包括对这里提出的理论问题进行检验。这最后一章对此项目指出了大致的发展方向，当然考虑到此研究受情境制约的性质，这些方向必然是较为一般的。

    最后，这一研究的合理性在于传播伦理的实际体现，这包括对无强制性的话语这一难以实现的理想的不懈追求。社区生活的质量是以这一道德规则的实践而定的。或许比上述一切更重要的是，传播理论的学者有责任保证公开“继续进行这一谈话”的条件不受到侵蚀。著者在写作本书时是把这一伦理准则铭记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