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意识形态和组织符号体系

    组织符号体系的观点抛弃了实证论者的语言观，这一语言观用表述的观点看待话语，即把话语看做只是对已经存在的、基于经验的客观世界的重现。另一方面，在解释论者看来，语言则成为社会现实得以产生、维持和再现的主要媒介。这一观点主要来自现象学及诠释学领域的研究（Berger和Luckmann，1971；Deetz，1973；Gadamer，1975；Merleau－Ponty，1962）。例如，伽达默尔（1975，345页）把语言看做体验获取的首要媒介，他认为语言和理解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映了这样一种概念，即，体验只有在它诉诸于对话形式时才趋于完成。在这一意义上，语言并非是对已经历的、被理解的现实的解释；相反，语言是理解的组成部分。

    伽达默尔证明了理解的语言性质，而伯杰（Berger）和勒克曼（Luckmann，1971）则在继舒茨（1967）之后强调语言为语言社区创造共享的和客观化的知识的方式：

    语言使……共享的体验客观化，并使这些经验在操该语言的社区内流传开来，由此而成为集体共有的知识的基础和工具。此外，语言提供了使新的体验客观化的手段，使后者能够汇入已经存在的知识库中去，正是通过这一重要手段，已客观化的“沉积物”才得以按照沉积的传统被传送下去。

    这一语言概念把语言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它为从文化视角审视组织的研究者们所采用。确实，埃弗雷德（Evered）在下面的这段话中对此作了简要的概括：

    组织并不拥有客观现实（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看），而是由其成员在日常的互相交流过程中的语言表现创造出来的，即通过成员说话、进行话语交流、共享意义的方式而创造出来的。

    组织现实通过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体现并不断再现的概念是我在这一章中拟加以扩展的主题。但是，我要明确指出，这一组织中的意义符号形成并不仅仅是主观的或概念化的，而是组织成员间出现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他们在日复一日的活动中接触到的符号文本。西蒙的关于棒球裁判的故事很好的重申了这一论题（引自Weick 1979，1页）：

    故事是这样的，三个裁判对判坏球和好球的说法持不同意见，第一个裁判说：“他们是怎样，我就怎样判。”第二个裁判说；“我根据我看到的来判断。”第三个、也是最聪明的裁判说：“在我作出判断之前，他们什么都不算。”

    韦克（1979，5页）正确地指出第三个裁判的断言概括说明了人们在形成他们所处的组织环境时所起的主要作用的方式。但这一问题实际上比裁判的判断要深刻的多，从根本上说（atbase，有双关意义）是一个语言符号问题。第三个裁判是最聪明的，不仅因为他认识到社会现实的主体间的本质，而且在于他意识到这一现实本质上就是语言的。社会现象是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存在的——只有当他们被社会行为者所质询（对话）时才最终成为有意义的人类事件。因此，当裁判在判“好球”时，他并不仅仅是把已界定的事件贴上标签；他是在确认（使之成为真实）固定在棒球文化中的整个制度化的意义体系。裁判的判定是一个语言行为，他把“好球”的概念与更广泛的意义体系相连接，在这一意义体系中，投球，甚至整个棒球比赛都包含在内。

    组织中的话语的本质也同样如此。正如迪兹（1987，135页）所说，“组织中的概念的区别是深入到说话和书写的体系之中的。因此，说话和书写是具有认识性质的。它们使得对一个人的每篇报道的知觉成为可能”。由此可见，组织可以被看做是由存在于更大的语言社区中的互相连接的语言社区体系组成的。组织成员同时在文化、社会或组织层次等社区中同时并频繁地发挥作用。在各种情况下，社会行为者理解世界时所用的解释框架都被以不同方式界定。各个语言社区都以不同方式利用更广泛的文化中的自然语言来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同理解。

    例如，在组织中，仅仅指出某一特定的组织所运用的词汇比范围更大的社区所用的还要专门化是不够的。实际上，某一组织群体的话语（书面或口头的）是一个媒介，通过它，组织成员的行为为他们自己、也为别人而被框定为独特的“组织”行为。因此，组织语言在认识上使得组织实践的可能性及其边际条件得以形成。组织成员继而通过构建他们的话语来形成他们自己的现实意识。

    因此，本章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研究组织话语塑造现实的方式。我打算采用上面介绍的观点。但是要取得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对话语、意识形态和权力间的关系作出解释。因为，尽管诠释学传统在突出我们的社会历史世界的符号构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它还是忽略了“把社会历史世界看做又一个强权领域，一个‘意义’在其中不过是用作掩饰压抑的面具的、充满冲突和高压的王国的方式”（Thompson，1984b，10页）。因此，我们要指出，话语是组织中统治权力的旨趣的产物（及其再现）；它是使组织中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结构本身永远存在下去的主要手段（Deetz和Mumby，1985；Mumby，1987）。组织的话语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起作用，它通过表达出对组织现实的某些知觉并使其具体化而取代了其他可能的认识组织的方式。这或许部分地是因为组织成员既是自然语言的使用者又是组织话语的合格使用者。但是后者常常由于其地位和片面性而不鼓励批判思想。换言之，组织经常有选择地占用自然语言以突出能最好地服务于某一既得利益的组织现实。因此，当佩特曼（Pateman，1980）说到“不真实的话语”时，他是指语言经常被构造成剥夺了许多人发言权的方式，使他们无法积极参与政治话语。诸如“民主”、“无政府状态”、“社会”等词语被剥去了其概念内容，成为纯粹的指称性表述而存在于批判的反思之外。套用哈贝马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些术语在政治上的运用被排除在效度测试之外，因而受到系统的歪曲。”

    在前两章中，我试图建立一套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这一理论探讨意义形成得以永久存在下去、并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某些组织群体利益的方式。本章将提出组织符号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即组织符号体系怎样被作为受到系统歪曲的“不真实的话语”而得到表达的。各种不同的符号形式——如故事、神话、隐喻、仪式等——和意识形态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显示，从而使行为在日常的组织形成过程中被固定下来。符号形式能够以具体例子说明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从而产生并再现个人和集体的组织意识。话语由此而对社会行为者进行定位，使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并对世界做出反应。这种定位不仅仅包括对各种信仰和态度的持有，它还包括构成作为社会行为者的个体的存在。

    继社会理论家如吉登斯（1979，1981，1984）、汤普森（Thompson，1983a，b，1984a，b）和哈贝马斯（1975，19791984）之后，我也把传播视为一个主要的媒介，统治关系通过它而得以形成和再现。语言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因为它受到系统的歪曲。（Habermas，1975，1979）在组织中，这一对传播的系统歪曲包括牺牲其他组织现实形式而使某一组织现实合法化并使之得以维持。正如汤普森（1984，132页）所述，“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使一个意义粘附的能力”。为了使某一特别的意义体系“具有粘附力”，某一组织群体（或群体的联合体）必须做到不仅仅控制一个组织的物质和经济资源。或许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控制组织内的表义系统，即意义变得“附属”于组织实践的过程。

    把组织传播作为意识形态进行考察，这为理解符号结构以非任意的方式来形成组织现实提供了视野。当一个结构有序、紧密联系、为人接受的组织现实的观点得到表达，而与之对立的观点被系统地排除在外时，居支配地位的权力旨趣就发挥了作用。由于矛盾的和对抗的声音在意识形态上被掩饰了起来，因而组织现实似乎往往是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形成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关于现实的观点不能得到表达，而是处于对立面的群体通常很少有能力使意义“具有粘附力”。正是通过结构形成过程，话语才成为组织现实的构成要素，此外，由于管理旨趣通常控制着结构形成过程，它们也由此而控制了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有意义的组织实践。

    至今为止，只有少数组织理论学家开始研究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力在组织中的关系。例如，马丁和鲍尔斯（Martin和Pow－ers，1983，97页）承认“组织故事使得组织中的权力关系合法化”，但他们把这一合法化过程描述为故事向组织成员散布信息的方式。如我在第一章所讨论的，这种组织符号体系／传播的概念还未把重点放在组织传播的构成权力上。马丁和鲍尔斯对语言概念的界定主要是表述性的，因而忽视了组织语言构成组织意识的重要程度。

    然而其他理论家已开始认识到研究组织符号体系和基于权力的社会现实的形式的形成之间内在联系的必要性。例如，康拉德（1983）展示了组织冲突可以怎样通过深层结构权力和表层结构符号形式之间的关系而进行分析。仪式、典礼和隐喻等符号既表明又体现了基本的深层结构权力关系，而后者则是“前意识的，对在一个特定组织中何为恰当、何为不恰当行为的根深蒂固的假设”。（Conrad，1983，186页）尽管康拉德提出了这一重要联系，但对于诸如神话、隐喻等符号帮助在组织中不断建立和重构基础的权力关系的方式，他却未提供任何解释。

    而罗森（Rosen，1985）却在一篇颇为精彩的文章中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采用人类文化学的方法，在阐释某个具体的组织仪式——公司年度早餐会起到重申基础的和非对称的组织权力关系作用的方式时采用“社会戏剧”为分析单位。他能够证明具体的符号和修辞技巧被熟练地操纵以再现现存的社会秩序。

    尽管矛盾的表现形式——即通过意见分歧和斗争而构成冲突——在官场上并不鲜见，但是形式上固有的权力秩序的再现却是首要的。这主要是通过对符号秩序的操纵来完成的，把足以大体再现现有秩序的意义重新灌输到官僚意识中去。在经济领域，这是一种非对称的社会群体的控制和统治。（Rosen，1985，32页）

    罗森的分析的力量在于，他认识到文化不仅仅是在交感的情形下产生的意义的构形，而至少部分是由能够使某些意义“忠实”于组织实践和过程的既得利益所形成的。因此，罗森把文化看做是“通过符号得到传播的，每个符号模糊地代表多重意义。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一个符号体系能够保持秩序的门面，即对理性过程的知觉”（1985，32－33页）。模糊性是权力体系符号构造中的一个核心因素，正是通过这种模糊性，统治旨趣才能从策略上操纵意义体系建立的方式（Eisenberg，1984）。

    这一点与汤普森（1984b）在他对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讨论时提出的观点相似。他指出，要将话语解释为意识形态就必须“建立一个展现话语参照尺度的意义，这样就指明了多重指称对象并展示了它们的相互牵连怎样起到维持统治关系的作用的”（1984，138页）。汤普森对利科（Ricoeur）的“分裂的参照物”的概念作了修改以显示话语能怎样明确地指称一事物而同时又含蓄地指称另一事物的。可以认为，多重参照物的使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表义系统，其中被接受的解释变得“唾手可得”。实际上，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参照体系的“合法”解释通常是由居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所提供的。

    或许举个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我们记得第一章中叙述的组织中取得成功的故事，其中记述了宝洁公司的经理信誉迅速上升和财富急剧增长的神话。该故事明确叙述了某一个人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对诸事件带有历史性质的叙述。该故事隐含着好几个参照点。例如，一个突出的主题是“一个取得成功的普通人”。即是说，故事不仅详述了某一个人的成功，还暗示了任何一个人只要努力工作都有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在本质上，这个故事体现了美国新教徒式的工作理念，即成功纯粹是建立在个人努力工作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之上的。因此，杜普雷被挑选出来作为美国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优越和积极的方面的化身，它允许那些有智慧和才华的人升至佼佼者的地位。

    但是这个故事在意识形态上是怎样进行运作的，即它是怎样再现维护非对称的统治关系的呢？我认为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故事在结构和内容上很相似）通过表达一种居支配地位的公司旨趣的世界观，而同时却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来行使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例如，杜普雷的故事含蓄地把资本主义企业美化为能够最有效地支持个人主动性和个人成功的制度。但在每个杜普雷背后，都有无数人在为一个少数人拥有绝大部分财富的制度而作出牺牲。这个故事清楚地表明了一种管理层的观点，因为它表达的是管理阶级所持的“是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定义，其中隐藏在后的是一种很多人被系统地拒绝接近资本主义企业所提供的种种机会的看法。因此，这个故事有助于建立一个既维护了管理旨趣而同时把其他组织成员集合到这个意义体系的具体的组织现实。统治的经济关系在符号体系中因而得以维持。

    以上分析的目的并不在于给出一个全面的解释（任何一个故事的意义的建立都不可能是全面彻底的），而是以此分析来表明对“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显现在日常生活的概念和表达中的方式”进行审视的重要性（Thompson，1983b，212页）。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不能与对话语在社会公共机构中显现的各种形式的研究相分离。当话语经约定形成后，它就被注入了权力的种种形式；正是这种权力的注入维系着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统治关系。

    本章其余部分将研究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并不包括对语言所固有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研究，而是要求作出对意义可被用来产生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社会现实的方式的研究。语言的表述观未能作出这一重大的批判性转折，因为它们关注的是显示语言与某些客观现实之间的一致性。这一立场否定了语言会唤起特定的社会现实、而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的表达的可能性。语言不仅提供信息，它还为意义环境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尽管语言的指称功能显然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有力的语言和意义的理论必须明确考虑语言、意义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语言既是知识和传播的工具，它也是权力的工具。

    组织文化的文献已清楚地显示，组织符号体系采取了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故事、神话、隐喻、仪式、标志语，等等。每个符号形式都有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起到维护某种意义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功能，并因此而再现统治关系。但是我对组织叙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感兴趣（Mumby，1987）。叙述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因为故事叙述对我们的文化有普遍的、持续的影响，还因为叙述是散布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的特别有力的工具。正如汤普森（1984，11页）所述：

    意识形态，就其试图通过把统治关系宣称为“合法的”来维护这种关系这一方面而言时，往往采用叙述的形式。故事的讲述为权力掌权者对权力的运用辩护，将这些个体置于既简要概括了过去又对未来进行预测的一组故事中。

    下一节将直接考察叙述作为组织符号形式所起的作用。组织故事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的一个突出特色。因此，我们将从研究和评判故事叙述的主导理论入手，然后提出建立在上述语言与意识形态理论之上的另一种观点。

组织叙述的意识形态功能

    通过采用基本上是管理阶层的立场，威尔金斯（Wilkins，1983b）把组织故事定义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这些故事是参与者共享的价值观、关系到怎样行事的社会传统惯例，以及顺从或偏常行为的后果的重要显示……”（82页）在这样的情境中，故事被看做对劳资双方都同样重要的信息来源，它向前者显示了怎样成功地参与组织生活，又向后者提供了组织气候的重要指示。故事作为组织成员的“感知捷径”，使得他们把隐含指导组织行为的规章体系迅速内在化；故事起到了例示和简化组织默示的价值体系的作用。

    因此，组织理论家传统上已把组织故事的作用强调为基本行为准则的明确表述。这样，故事在其组织功能方面反复得到引申，如：描述、能量控制和系统维持（Dandridge等，1980），以及对回忆的推动、信念的导引和对承诺的鼓励等（Martin等，1983；Martin和Powers，1983；Wilkins，1983b）。例如，对组织的重要信息的回忆以故事的形式而不是以一组统计数字的形式向组织成员叙述时，这样的回忆将更为全面。故事被认为是更为显然的信息来源，因此也被认为在对组织成员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能起到更加行之有效的作用。

    对组织叙述的这一视角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故事的讲述不仅仅充当了完成几个不同的组织功能的信息来源。一般来说是话语，特别是故事叙述，提供了理解的媒介，这一媒介在组织现实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构成（constitu－tive）的作用。第二，故事一般被看做是丰富组织的形式，它使组织成员变得能够充分适应并融入复杂的组织意义结构中。在这一语境中，故事被视为“不确定性递减机制”，它使组织成员更容易理解原先是模糊的行为模式并提供一种组织文化的集体意识（Kreps，1986；Weick，1979）。在具有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意识时，组织被认为发挥最佳功能，而故事则有助于加速这一进程。斯默西奇（1983a）在下面这段话里对此观点作了具体介绍：

    这一组变化中的意义赋予一个群体自己的精神气质或区别性特征，它通过信仰（意识形态）、活动（规范和仪式）。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得到表达，通过这一切组织成员形成并维系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自己在世界中的形象。

    我认为这仅仅是组织符号体系所起的一部分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它在文化变形进程中的作用。文化变形是指一个组织的文化受到系统歪曲以使符号实践保持和再现某些依从和支配关系。组织成员不加批判地接受居支配地位的旨趣所表达的理解和意义形成过程。文化变形的概念概括了意识形态与组织符号体系的关系：组织符号不仅形成了一个已经修改的现实，它们还能使组织中现存的政治环境具体化和“自然化”，同时推动有利于统治旨趣的社会现实的发展而限制其他的意义体系的概念。符号结构，诸如叙事等，可以通过对主体的质询并赋予他们参与组织生活中某些活动的资格来为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服务。这种参与性活动可能包括对只服务于人数很少的组织成员——那些身居权位者——的旨趣的接受和承诺。

    关于符号作用能够产生文化变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见于最近一期的《高等教育记事》上。一位在大学工作的秘书抱怨高等教育是建立在严格区别教学人员和非教学人员的一种等级制度上的：

    任何等级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就在于那些高高在上者的举动在显示着下层人似乎为“非人”。在高等院校，人们不认为秘书们会与教员具有同等水平的人性。例如，我的办公桌曾有一度置于通向教员办公室的门厅里。教员们通常在我能听到的地方谈论学生的表现和素质等具体情况，或是他们对同事的看法。他们似乎认为我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交谈，或许他们是把我当作一件家具。不管怎样，我被视为“非人”，被迫装聋作哑以保护他们言论的轻率。（Gillett，1987）

    这个例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一个组织中的特定的利益群体——全体秘书职员，以与之不说话的方式而受到质询（说话）。他们对组织主观性的理解是通过他们被系统地拒绝参与组织的某些层次的符号文化而得以形成和再现的。在这一语境中，组织话语的结构和模式通过以符号来构成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组织实践来重申和再现现有的支配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这种话语的模仿不仅仅反映了已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的结构，而是被用来不断地产生和再现这一结构。这样，组织的话语既是组织结构的媒介又是其产物。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才需要研究组织叙述的作用。例如，赖利（Riley，1983）通过分析丹德里奇等人就吉登斯的建构理论进行的分类来研究组织故事的政治功能。符号体系被认为既是个体用来从事有意义的相互作用的规则和资源的产物，也是这些规则和资源藉以被再现的媒介。因此，组织符号体系被视为是组织结构的具体化，同时又是其再现和转换的工具。为了解释吉登斯（1979）的理论，对组织叙述的分析要求明确表义和合理性联系在一起以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利益的方式。叙述优于其他符号结构，它能够提供表义与合理性之间的决定性的联系。这是叙述结构（及其与意识形态和统治之间的关系）的特质。下面将研究这一特质。

    ◆叙述的政治学

    在传统上，故事讲述被看做是一种无政治意义的活动，除非所讲的故事在内容上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然而有不少理论家认为，故事不能被看做是独立于它们在其中得到传播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和统治关系之外的叙述手段（Culler，1982；Jameson，1981；Mumby，1987；Nakagawa，1983，1987）。故事由这些关系而产生并再现这些关系，它有助于将主体定位于存在的物质环境的历史和制度情境中。对组织故事的着重于其意识形态功能的解释必须明确揭示这一定位过程。

    这就是被称之为解构的任务；即试图提供对揭示其“遏制策略”的叙述的政治解读（Jameson，1981，53页）。解构研究诸如叙述等的话语形式产生意识形态封闭的方式；话语是就其与统治制度的关系而进行研究的。詹姆逊（Jameson）的“遏制策略”指叙述把一种封闭意识施加给它们所建立的现实上，突出对世界的某些体验而隐匿其他的体验的过程。叙述能够把“确定性”意识加之于社会行为者的世界，同时遮蔽现实由多种因素确定的方式；即由对社会现实构造的框定方式施加物质限制的基本权力关系所构建。

    例如，假如我们回到上述的秘书感到被排除于她所工作的学院体系之外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她所经历的现实并不仅仅是她所工作的符号环境的产物，而巨还是她居于其中的结构和经济体系的产物。首先，秘书通常工作的环境是：人人都可以来到他们所在的空间；她们大多没有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即使有，人们也以为可以随意进出。这一点就权力和统治之间的关系来说并非无足轻重，因为这在结构上把秘书置于某种与其他阶层的办公人员的关系中。秘书所在的这一符号环境至少部分地取决于这一结构形成过程。各个群体都有权接近秘书，而她（很少有男子担任秘书工作）对其他群体的接近权利却受到限制。这样，发生在她周围的话语由她的工作环境结构的各种因素确定。其次，这位秘书的符号环境部分地成为她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产物。大多数秘书可以被归入“粉领”工人，即受雇于办公室和服务岗位上的低薪女性。这种岗位或许不会受到大学教师任何有意识的轻视（这些大学教师绝大多数是男性，尽管有鼓励妇女从教的计划）。但教授与秘书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等级如此悬殊，以至于某种推论行为不可避免地加强并再现了这种地位的差异。高等院校把从事秘书工作的人的价值（包括经济的和社会方面的）定义为低于他们的学者同事的价值，而且，这一社会经济关系不断地在推论层次上得以再现。吉勒特（Gillett，1987）又一次为这一推论结构形成过程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去年冬天，大学校长无意中提供了关于教职员地位（差异）的颇有说服力的例子。在一场极其强烈的暴风雨期间，他宣布学生和教员不必一定要到校而其他职员则应像往常一样报到。他的声音一整天都在广播中回响，实质上是在说，教员与我们不同，他们实在太有价值了，不能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为了显示他们的上层地位，教员们在工作中展示了他们孩童般天真的官僚主义。“根据这份表格给我订购一下”，他们中的一个会这样对我说，“你比我更了解采购制度。”或“填好这份旅游申请，我要在上面签字。”对大学的行政管理结构，尤其是人事政策的无知是很多大学教师的不幸特点之一。他们指望一位秘书，后者或许是办事员或打字员，能起到行政助理或旅行社代理的作用，但他们绝少去提高她们的地位以与其承担的责任相称。

    一旦组织中的权力关系以某一特定方式建立，推论实践就能够不断地再现这种结构。在上述例子中，话语既由存在的物质环境多种因素决定，又再现了这些物质环境，在此例中则是指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组织结构等。

    通过一种结合与删略的过程，妇女在组织中的受支配地位的形成和再现得以实现。组织中的妇女以下述方式受到质询，此种方式对妇女身份进行识别的同时又隐去其身份。因此，她们被识别为秘书、办事员、家庭主妇、性欲对象等，而同时使她们作为决策者、理性思想家、经理等的角色视而不见。如迈斯纳（Meissner，1986，53页）所指出的，正是这种不断的忽略再现了组织中男子对妇女的支配，至少可见性是具备影响力的条件。从实际意义上说，妇女在组织中所有的主要的可见性形式是性欲对象，而妇女的能力问题则退居次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支配关系中的显然的裂痕和反常现象通过重新解释和重新并入支配的意义体系而不断地得到修复。例如，芬达（Finder，1987）叙述了他曾怎样在一家大银行做秘书以便获得稳定的收入来维持他当作家的生活。他的故事清楚地记录了其同事怎样难以接受他“只是个秘书”这一现实：

    一位经理从另一层楼来到我的桌旁说：“这儿的姑娘请假了？”他以为我是个临时来顶替秘书工作的实习经理。我告诉他：“不，我是新来的秘书。”但他只是笑笑，以为我一定是在开玩笑。

    同一楼层的另几位秘书显然也持不相信的态度。一天，在工间休息时，一位年纪较大些的妇女问我：“你做什么工作？”“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是个秘书。”她笑了，“你是学生吗？”“不，实际上我已毕业了。”

    “哦，”她说，“这活儿对你来说太枯燥了。”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补充道，“亲爱的，我没办法才做这工作。而你就不一定了。你将进入管理层。男人可不是当秘书的。”

    这个故事是即使在面临对已被公众接受的社会现实结构的明显挑战的情况下，支配的意识形态形成和再现的极好的例子。在此例中，当权者（经理）和那些相对无权势者（其他秘书）都在竭力使异常行为适应于支配的意识形态框架。当然，对经理来说最理想的是拒绝承认男性秘书的合法性，因为男性秘书的出现削弱了男性对公司世界的支配地位，而事实上，其他秘书也有类似的反应，这表明了从属群体接受和积极支持统治的权力结构的程度。可以想象，在芬达离开银行很久以后，“男秘书”的故事仍在这一组织中被一再得到转述，这起到了不断地重申和再现在公司的坏境中维护男女差别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和物质结构的作用。

    因此，叙述并非产生于一个社会经济的真空里，而是由一个社会体系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产生的物质条件所形成并再现着这一物质条件。叙述通过明确表达一个自身内部连贯的意义和他所描绘的世界来帮助再现这些物质条件。故事对事件进行排序和强调以突出对世界的某一种解释。这些故事把序列强加于现实之上，从而模糊了这一现实为主要的群体利益所驱动的程度。因此，正是出于由男性支配的管理精英的既得利益使得组织的大部分成员把“男秘书”的概念排除在可接受的“现实”之外。现状由此而得以维持。

    因此，对叙述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解构分析就是对叙述经常表现出的知觉封闭提出挑战；此任务是为了显示叙述和经验的政治学是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一分析的目标不是为了突出一组不同的旨趣，而是“把生活体验从统治体系和形式中逐渐解放出来”（Deetz，1984，62页）。解构提供了对叙述的明确的政治解读，这一解读试图克服一种天真的看法，即认为故事是政治上中立的、并独立于它在其中得以阐明的社会经济结构。据此，对解构的调查点并不仅限于作为人工制造物的叙述－文本，还包括“我们藉以尝试对抗它和占用它时所用的解释”（Jame-son，1981，9－10页）。由此，任何叙述总是事先得到解释，因为它处于某一个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中，并且容易受到构成该结构的既得利益的占用。正如汤普森（1984b，133页）所述，“对话语进行分析就是对一个解释形成一个解释，对一个预先已作出过解释的领域进行再解释”。

    叙述结构与解释过程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因为意义正是出现于两者的交界处。故事对读者－听者进行质询，提出叙述和主体所经历的世界之间的“契合”。但这种契合并不完美，否则被质询的主体会完全服从于由叙述所构建的意义。正如中川（1983）指出的，故事与读者－听者间的差距变成突出的（显现的）和被隐匿的（缺席的）事件之间的紧张状态。这种差异正是对叙述的政治解读所要利用的，它寻求在已被突出的（意识形态上的）解释与读者-听者的解释之间造成一种鲜明的分离。例如，吉勒特记述她作为秘书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声明她能够重新诠释她所陷入的话语的结构。她能够认识到话语是什么，即话语不仅仅是一组政治上中立的推论实践，而且是一种表义系统，它使得某些意义形成和旨趣凌驾于其他之上。

    并非所有的话语都只是再现其所处的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体系。尽管在意识形态之外没有推论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由于所有实践都包含在意识形态中或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所有的实践就只不过是意识形态了”（Hall，1985，103页）。话语还具有潜在的转换性和构造性，这是因为它能够在它的解释和人们体验的世界之间形成一种裂痕。由此，话语可以同时起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支配形式的功能和作为一种赋予能力的手段，一种作为社会行为者藉以改变对他们所处的社会解构的认识的工具的功能。

    主体对叙述的意义的解释和占用这一过程可以与实际的叙述结构紧密连结。怀特（White，1980，10页）竟然宣称，我们已建立了“现实的概念，其中‘真实的’被等同于‘实在的’，因为这个概念可被显示出具有叙述的特点”。怀特认为，故事对表述现实的声言是与叙述结构的这一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即它能显示连贯性、充实性和“事实是、而且只能是想象的”封闭意识（1980， 27页）。叙述本着寻求将它所来自的社会体系的权威进行合法化的一种特别的道德来与我们说话。

    这样，叙述凭借它所结合的道德规则这一点可以区别于其他形式的话语。通过其自身的结构，诸多故事把我们引入关于世界本质的一些具体结论；在一个最基本的意义上，它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开端、中间和结尾（即情节），从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和得到充分表达的现实。怀特用以下方式陈述了这个论题：

    历史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假定为“完美的”，一个被处置的，完结的，而又尚未解散，尚未土崩瓦解的世界。……就历史故事可以被完成，被给予叙述封闭，被显示始终有一个情节来说，它们给予了现实以理想的意味……我认为，历史故事中对封闭的要求其实是对道德意义的要求，是连续的真实事件从其重要性上被评价为一部道德剧的要素的要求。（1980，24页）

    尽管怀特关注叙述在对现实的历史表述中所起的作用，他的观点同样可以很好地应用在一个组织语境中被描述的故事上。毕竟，大多数的组织故事描述了发生在组织历史中的事件，而且这种叙述有助于通过使某一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和伴随它的道德态度和价值观合法化并赋予它们权威来建立一种组织文化。因此，“在任何对现实的陈述中都有叙述性出现，我们可以确定，道德或道德化的推动也会出现其中”（White，1980，24页）。

    叙述与道德间的联系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故事的描述力与其道德功能之间的互惠关系。一方面，故事的“道德化的推动力”得到叙述结构的鲜明强调。例如，许多有关组织的故事都强调其成员的违规行为，表达了在社团中通常拥有不同地位的两个角色之间的对抗。事件的排序——主人公身份的界定、违规、告诫、弥补行为——以把读者事先置于对故事的道德含义的解释（此解释即：组织规则必须得到服从）的方式来对故事作出强调。同时，故事的道德含义充当了给予叙述的流程以推动力的一个统一原则。故事的讲述者叙述故事和人们聆听讲述不仅仅是因为故事提供了信息。相反地，故事的主要感染力在于它能够在讲述者和听众中产生一种宣泄效果。叙述结构产生了对一个特定的结局或解决方案的一种期望意识，这一现象的公开引起了听众的情感响应。

    信息传递不是讲故事的目的，这一点可以被这样的事实证明：即，故事不仅是被反复讲述的，而且也可以不止一次地说给同一群听众听。在这样的语境中，故事起到文化传送者的功能，除了社会体系其他方面以外，它还形成了一种社团意识并建立一个特定的群体、组织或亚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对故事的一再重复起到加强组织成员对他们的组织的认同感的作用，即使是在一个特定的故事过去早已听到过多次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斯劳特（Slaughter，1985，117页）在继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之后，描述了传统的口述形式的故事的范例：“讲述者经常被想象为来自遥远的地方，而听者是村民，往往是耕地的农夫。”讲述者的作用在于叙述他或她所获得的经历，由此而丰富了听者所处的文化的经验知识和传统：

    使这种体验获得合法性和可信性的是活着的讲述者或过去给他讲故事的人的权威。面对面讲述的或口头流传的传奇故事就是个人之间或人类之间传诵的故事。我们接受这些传奇故事正如接受人类（这个词）本身，我们与讲故事的人相伴，在面对面的接触中同他建立了情感上的纽带。（Slaugh-ter，1985，117页）

    讲述群体经历和信息的过程大多以仪式的方式产生。叙述的仪式特性是重要的，这一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其信息价值，而在于它在具体体现一套特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并使它们合法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此，组织故事的作用至少部分地依靠它的同时引起并包容作为组织实践基础的价值体系的能力。尽管故事可能叙述的内容显然是重要的，但它的建构方式对组织成员社会化的作用更重要的多。例如，下面的故事具有一个典型的叙述结构，这使得它在许多组织情境中进行讲述都很合适：

    每个人都被要求在早上签到。人人都一样。甚至查尔斯也要签到。1969年，在雷夫龙公司从第五大街666号搬入通用汽车公司大厦期间的某一天，查尔斯信步走进办公室开始翻阅签到簿。新来的接待员说：“对不起，先生，您不可以这样做。”查尔斯说：“不，我可以。”“不，先生”，她说， “我这儿有严格规定，任何人不能碰这份签到簿，您得把它放回去。”这一情形僵持了一会儿，这位接待员始终保持彬彬有礼，一如雷夫龙公司所有接待员一样。最终，查尔斯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而她答道：“不，先生，我不知道。”“那好，今天下午去拿你最后一次工资时，让他们告诉你吧。”（Martin等，1983，441页）

    这个故事遵循了一个沿用已久的公式，其中包含来自公司等级制度截然不同的两端的两个角色之间的冲突。在这一例子中，下层雇员涉世不深，丝毫没有意识到她与之对话的人的地位。叙述的动力源于它创造的关于故事结局的期望：老板将做出何种反应？秘书会受到惩戒、被解雇还是因忠于职守而得到褒奖？无论结局如何，故事都以强有力的方式向听者宣讲，提供有关得体的和不得体的组织实践的强烈意识，故事是重要的和意味深长的，这体现在组织成员把它确定为对典型的组织实践的例示。对于已社会化了的组织成员，它对“事情该怎样办”提供了肯定的答复；对于新成员，它起到了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的作用。

    这样的故事是否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其实无关紧要：雷夫森与一个“初出茅庐”的秘书之间的冲突也许会像描述的那样，但即使故事是假的，这对其自身的推论力量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种推论力部分源于这样的事实，即故事能够同时引出重要的主题和问题，尽管他们自身排斥效度测试的做法（Witten，1986）。

    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可以说每个推论行动所包含的真理声言并不会在叙述中轻易得到改变。正如斯劳特在上面指出的，故事讲述者和故事本身依靠建立在讲者和听者之间的联系而形成了某种权威和合法性。故事的讲述要求不信任态度的终止；它要求作为听者我们被拉入其中并变得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都投入其中，正如我们看电影或读小说时发生的那样。在这样一个情境中，我们并不把自身远离出去以反映故事的真实性，而是使我们投入到故事的叙述结构和发展中去。我们最有可能对故事作出的评价是关于故事的叙述质量及其内在的连贯性。正如威腾（Witten，1986）所进一步指出的，故事叙述的规则与一般对话规则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存在话轮转换，因此几乎没有机会在声言与反声言之间进行正常的辩论。当有人讲述一个故事时，我们不大可能对某些具体方面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即使我们发现这一切是假的。我们赋予故事讲述者作家的地位，这使他们被免除了通常的强调对话真实性的严格要求。用戈夫曼（Goffman，1959）的话来说，我们可以说讲述者和听者分别从事“防御的”和“保护的”行为。换言之，说者和听者都致力于维护讲述者所设计的自我表达的形式。把一个讲演者的自我表现方式揭露为虚假的（例如，暗示所讲述的故事不真实）就会引起所有参与相互作用者的尴尬。因此，我们假定故事是真实的，不仅因为我们不相信讲故事者会对我们撒谎，而是因为这正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要做的。毕竟，就叙述的性质而言，我们很有可能对其他人讲同样的故事，带有我们个人的色彩，而且我们期望在自己讲述故事时得到他人的保护，就像我们给予他人保护一样。

    因此，尝试把组织叙述看做组织实践的反映——作为散布组织信息的方式——这样就过于简化了叙述与组织现实间的关系。组织的故事及其所描述的组织现实之间的关系不能用纯粹的表述性术语作出归纳。叙述的作用不在于模仿、映射组织的行为，而在本质上是具转义性质的：

    转义是所有现实的话语所极力躲避的阴影。但这一躲避是无用的；因为转义是所有话语构成客体的过程，它假装对客体作的只是现实的描述和客观的分析。……总之，话语是一种典型的中介事业。这样，它既具解释性，又具预先解释性；它既是与解释本身的性质有关的，又是与作为它对自己进行详尽阐述的明显场合的主题是有关的。（White，1978， 2－4页）

    因此，组织成员并不直接经历组织现实，而是通过推论实践，尤其是叙述性的话语的表达来作为中介实现的。费希尔（Fisher，1984，1985）甚至提出，叙述不仅仅是话语的一种模式，它甚至提供了一种使传播过程概念化的范例；实际上，人类可以被看做是“叙述人”（homo narrans）。人们的互相交往主要通过对事件和经历的叙述，无论叙述发生在组织、家庭或同龄小组的环境中。人们共享的意义大部分是通过叙述得以产生和再现的。

    至于组织叙述，我主要关注的是对组织中讲述的故事在意识形态上对维护和再现现有统治关系的作用的方式进行审视。上面所引的怀特关于话语“假装只作现实的描述”的说法为把意识形态解释为推论的中介提供了一个起点。组织故事可以在意识形态上通过组织成员和他们对组织的知觉看法之间发挥现实的中介作用，构建一个仅服务于一小部分组织成员的利益的现实。因此，故事通过提出难以质疑的真理声言、并且自称代表一个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的声言来起作用。

    因此，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叙述的解释必须阐明这一特定的推论实践作为一种“遏制策略”所起的作用（Jameson，1981）。即，我们必须考察叙述以一定形式把社会行为者置于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相关的方式。在组织文化中，这类遏制策略包括对规定的和禁止的组织实践的明确表述，及对组织成员的质询以使他们建立起一种“切合”于组织中现行的权力关系的组织意识。这些权力关系通过推论得以再现，因为叙述通过把事件从根本上描绘为道德剧（在这类道德剧中一组特定的价值观被赋予合法性和权威性）来达到封闭的结果。在这一意义上，故事体现了他们描绘的政治现实的理想。

    在下一节，我将对某一具体的组织故事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的实现作出一个解释。这种分析无论如何都不意味着是全面彻底的，而是展示应用上述理论模型的一种可能的方法。

    ◆作为意识形态的组织叙述：一个具体应用的例子

    在对一个话语——无论是书面的或口头的，是诗歌或散文——提供解释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可信度。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断定某一特定的解释比其他任何解释更“精确”、“正确”或“恰当”？我不想就此对解释理论做全面论述（那不是这一分析的目的），但是我的确想使自己远离可能对诠释的“客观”或“可证实的”过程进行辩论的观点。正如利科（Ricoeur，1976）等人向我们展示的，解释的过程包含了对话语所体现的“意义的过剩”的认识。没有任何一个解释能够完全包括一个文本可能产生的多重意义。无论是寻求作者意图还是探索文本产生的社会环境都无法给予我们对文本的“终极”意义的深刻洞察。归根结底，解释的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这当中解释者为文本建构并提出一种可能的意义。

    从一个文本中有可能构建出的意义的多重性并不意味着解释的过程完全是相对的和主观的。对一个文本的解释并不完全是一种多元化的事业，其中每个解释无论是怎样的具有个性特征或肤浅，都被认为同样值得考虑。这种主张忽视了建立一个细致的、以理论为基础的意义分析的需要。正如我们不能轻易承认一个外行能对其他人的心理状态作出合理判断一样，我们同样应谨防在概念和理论上未具有扎实基础的对文本的分析。

    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尤其微妙，因为根据定义，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的表述并不是作为意识形态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就其本质来说，不仅能够通过支配者而且还包括被支配者来使支配的关系得以维护。但是如我们已看到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从不会是完全的。所有群体，无论怎样受压制，都能够以一定程度的推论渗入并继而批判他们所处的支配结构。据此，叙述并不一定仅仅再现它所处的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霍尔（1985，103页）指出，尽管在意识形态之外没有社会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实践，无论是推论或其他实践，都完全受制于它们所处的意识形态的意义结构。话语也许会受到重新解释：它由此而对所处的支配关系进行批判。

    因此，对叙述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解释包含了对产生叙述的那些支配关系与叙述所表达的意义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解释。这样的解释不包括采纳意识形态以外的立场，而是使自身远离意义的结构以便使批判的视角得到采纳。这不意味人们表达了对叙述结构的非意识形态的解读，而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所表达的解释是具有解放的性质的，它允许对那些被受到分析的表义系统所质询的一方进行批评性的自我反思。当然，这样的分析困难重重。汤普森指出：

    至于谈到由疏远而获得的客观化，它受到作为疏远关系对立面的归属关系的限制。对意识形态的评论可能是局部的、不连续的和不完全的。它永远不会在我们所属的历史和社会之外的立场上得到实施。在对社会历史遗产的更新和评价这一永无休止的解释过程中，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仅仅是瞬间的过程——尽管是很重要的一瞬间。（1984b，188页）

    任何对话语的特许的解读（在作出真理声言这一意义上）都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取的。然而，用话语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来分析话语起到了通过对话语与其帮助维持的统治关系之间的关系的解释而扩展了解释的过程。为服务于意识形态而对话语进行的批判必然牵涉到对统治的批判。

    因此，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应采取何种方式呢？汤普森（1984b）指出，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社会分析，其中人们对产生统治形式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考察。这样的分析可以在以下层次上实施：（a）活动，其中对某种具体的相互作用环境进行考察；（b）公共机构，其中对形成和抑制行动的某些可限定的社会结构进行考察（ATT，IBM，等等）；及（c）构成公共机构的结构要素；例如，在大多数美国公司中，正是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了具体制度得以维持和再现的环境。第二阶段要求达到推论分析的水平。汤普森（1984b，136页）主张，“表达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必须被视为……显示一个得到表达的结构的语言构成”。据此，对话语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它在表达意识形态中的作用。汤普森建议，对得到表达的话语的结构可以从叙述、辩论结构和句法结构等层次上进行检验。对意识形态的分析的第三阶段是解释。这一阶段允许“创造性的意义建构”（1984b，137页），并认识到无论分析方法可能是怎样的正规和系统化，最终应由研究者提出“一个总是充满风险和可以引起争论的可能的意义” （1984b，137页）。人们正是从这一点来探究话语“就事论事”的潜力，把多重意义糅入单个的形象、短语或故事中。正因为话语的具有多重指称对象并将它们糅合到一个复杂的意义网中的能力才使得推论实践在意识形态上起到作用，从而得以维护统治关系。

    汤普森建议，上述分析模式不应被看做包含了各不相同的方法论阶段，而是各个阶段应被看做在整体解释过程中不同的分析主题。在本章余下部分，我想对一个具体的组织故事进行考察，研究它在对统治关系的推论再现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在进行分析时，我将要使用吉登斯（1979）创立的意识形态的功能理论和汤普森提出的分析阶段的理论。

    马丁等（1983，439－440页）记录了一位IBM公司女管理员敢于对董事长小托马斯·沃森表示异议的故事。故事大致如下：

    这位管理员是位22岁的新娘，体重90磅，她的丈夫被派驻海外工作，于是，她被给予一份工作，直到他回来为止。这位名叫露西·伯格的年轻妇女的任务是检查人们进入安全区时是否佩戴准确、清晰的身份证明。

    和往常一样，沃森在身穿白衬衫的随从们的簇拥下朝她守卫的区域的大门走去，他佩带着允许在工厂其他地方出入的黄色标牌，但未戴允许进入她负责看守的大门的绿色标牌。“我身穿肥大的制服，浑身发抖”，她回忆道，“制服遮了我的颤栗，但却藏不住我发抖的声音。‘对不起，’我对他说。我知道他是谁。‘你不能进去。你的出入未得到许可。’这正是我们应该说的。”

    沃森的陪同人员吃了一惊；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曾料到的。有人发出嘘声表示不满，“你难道不知道他是谁吗？”沃森扬扬手制止了这声音，这时其中一位随行人员走回去拿来了一个正确的标识。

    马丁等解释了这个故事背后所蕴涵的道德意义，他指出，对于组织的高层成员来说，这个故事传达的信息是“连沃森都要遵守规章，所以你当然应该遵守”，而对下层雇员们来说，故事传达的信息却是“无论谁违反了规章，你都应坚持原则，予以制止”（440页）。故事的涵义在于，尽管其他公司领导会轻视规章，而沃森却为所有的雇员树立了榜样。马丁等用这个故事和其他故事说明一个组织展示不同于其他组织的、特别的区别性特征的方式。有趣的是，马丁等显示了这样一个现象：这类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很相似的故事在许多组织中都可以找到。

    尽管马丁等对于上述故事在组织中起到的作用的方式提供了颇有帮助的分析，但他们几乎未指出故事在部分构成这一组织的权力关系的情境中可能是怎样运转的。通过对故事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的产生和再现所起的作用作出批评性的解释，可以对故事作出更充分的分析。换言之，下面的分析显示了组织叙述一方与作为另一方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统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首先，对故事的考察需要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等几方面进行，这些环境为叙述过程中展开的事件提供了一个情境。故事不会发生在真空里，而是与IBM作为一个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社会特征密切地连接起来。在行动层次上，故事的主角卷入到了地位悬殊的相互作用之中，但这种相互作用是由交往双方被要求扮演的组织角色构成的。在这一意义上，出现的行为是因情况而异的。因此，一方面，故事的意义和激励作用由地位的差别而形成，另一方面，每一个个人所参与的活动是各人在完成他们的组织角色中所追求的目标的产物——伯格扮演了保安员的角色，而沃森则扮演了组织的元老的角色。

    在公共机构的层次上，IBM为员工的行动提供了稳定的框架范围。组织成员对于明令规定的和禁止的做法都有相当明确的指示。人们一般都承认，IBM组织作为一个公共机构极其重视对权威结构的明确描述，并以传统的、等级制方式构建权威关系。这一等级制度并不以此来决定组织活动，而是建立一种使组织行为由此而形成的解释框架。因此，这样的权威关系形成这类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与该故事相连的情形有可能发生。汤普森（1984b， 135页）指出“公共机构是产生权力的场所，也是统治关系的结晶”。在这一情境中，所叙述的伯格与沃森之间的冲突可以被视为这些“结晶化了的”叙述的例证。这个故事表达了IBM历史中某一具体时空中的“一瞬间”，这一瞬间浓缩了权威关系的基本结构。就以前面所举的秘书一例看，有人也许会说故事的冲突和意义是由体现IBM机构特点的统治的结构关系的多种因素决定的。

    在社会分析的第三个层次上，人们需要研究IBM公司在美国公司或资本家企业这一更广泛的情境中的方位。伯格与沃森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人际间的交往。相反这两个角色是资本主义基本关系的化身，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劳方（伯格）和资方（沃森）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的整个结构是建立在劳动力以低于本身价值的价格向资本拥有者出售技能的前提下，这样就使剩余价值积累成为可能并使资本膨胀，从而不断再现该制度。在结构层次上，显然伯格与沃森间的相互作用是由这种最基础的关系所构建和限制的。这一冲突是对支撑了IBM公司及更广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基本的结构因素的表达和重组。

    从推论分析的层次上解开故事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这要求我们展示叙述形式与统治关系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大部分在前面对叙述结构的讨论中都已有展开。让我再重新作一简要概括。首先，叙述通过描述用某种方式得到解决的道德剧来为话语提供一个封闭意识。在这一具体情形下，我们具有明确的叙述结构——地位高的人尝试打破规章，受到地位低的人的干预，地位高的人服从了规章——这样就引导听者得出关于规章制度在这一特定组织中的重要性的结论。其次，这样的故事并不像其他形式的话语一样容易接受相同水准的效度测试，并因此在它们对组织事件的描绘中表现出相当水平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因此，IBM的故事无论真实与否，都会在整个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任何人都不会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它是一个故事这一事实本身使它具有能够被无休止地复述的特点，这部分地构成了其象征性权力的基础。

    故事的意识形态作用分析中的最后一个层次是解释。在这一点上，我想用前一章所概述的吉登斯提出的意识形态的三个功能来为故事构建一个意义。这样的分析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但它提供了一种方法使得在前两个分析层次中显示的意义和统治关系之间的联系得以明确体现。

    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功能——把局部利益表述为全体的利益——在故事中得到清楚的呈现。我们记得，这种功能使得促进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的社会实践被视为是所有群体的利益。在这一故事的情境中，有关局部利益对全体利益的论题把其自身显示在对规章制度的服从上。就全体利益而言，故事不言而喻地暗示了公司制定的规章是为了全体雇员的利益。一位下层雇员要求沃森遵守规章，这一事实产生了暂停公司的等级制度的效果，局部利益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这样看来，规章制度似乎超越了局部利益；所有雇员，无论处于何种等级，都被要求服从规章制度。

    但故事掩饰的是这一事实，即正式的规章制度是由沃森为首的公司精英所制定并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的。IBM是一个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之一是保持尽可能大的市场占有率。这其中的一部分包括采取严格的防御措施以保护公司机密。只有走在技术领域竞争的前列，才能保证IBM产品的竞争力。因此，故事提到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为了像沃森一类人的利益的，而并非像露西·伯格这样的人们的利益。

    违反规章制度的问题在分析故事在否认或转变矛盾中的作用时才变得更加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故事就是一个矛盾。它所传递的道德规范表明在IBM公司，谁也不能“高于法律之上”。但故事已成为组织的传说的一部分，这一简单事实就表明了这一规范有时也有例外。如果沃森像其他雇员一样服从公司规范，那么故事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故事把沃森同时描绘为既是一个任何雇员都能与之交谈的“普通人”，又是一个寓言中所讲的比现实生活中的人更高大的人物，在这一意义上，故事的矛盾性就更为突出。因此，该故事本身传达的意思是：在一个层次上，它是向听者／读者讲述关于IBM运转方式的直截了当的叙述；在第二个、也即超层次上，故事起到了反思作用，通过说“这是关于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IBM总裁的故事”而树立了沃森的特别形象。故事通过把焦点集中在沃森和一个最终赢得他尊敬的雇员的相互作用上，从而掩饰了作为个人的沃森与作为权势显赫的公司总裁的沃森之间的矛盾。

    把叙述置于人际之间的关系的情境中，这样就有效地掩饰了沃森在公司的职位这一物质现实，而职位的影响仅仅是把这两个角色在公司等级制度上分开的巨大分界线。在这一意义上，故事的作用取决于有根本差异的要素之间的紧张状态；故事告诉我们，在（谈到）遵守规章时，在公司中的等级地位就算不了什么了（制定规章是为了每个人的利益），但同时听者／读者又必须视沃森为博得众人尊敬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

    故事或许通过具体化过程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仅凭其叙述结构，故事的形式得到无限制的复述。正如马丁和鲍尔斯（1983）指出的，组织故事比含有同样信息的一组统计数字更易于记住。当然，故事出现于所有文化背景中，其目的之一在于呈现给听者一个代表故事所处文化的某些方面并赋予其生命的“生活片段”。通过不断进行的复述活动，故事中的事件被文化成员视为当然而接受。即使故事是编造的，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被弄模糊了，因为当故事被复述了相当的次数时，叙述的事件就变成“真的”一样了。

    当然，故事的作用至少部分取决于其讲述质量，就此例而言，无法知道故事在组织语境中可能是怎样被叙述的。无疑其基本结构是固定不变的，尽管每次重述的细节描述会有所不同。但是，在所给例子中有足够的细节显示了操作的具体化的过程。首先，故事对两个主要人物进行描写的方式存在鲜明的对照。实际上，几乎未谈到沃森本人，除了述及他“和往常一样，在身穿白衬衫的随从们的簇拥下”。相比之下，对伯格的描写就很详尽。“她是一个22岁的新娘，体重90磅，丈夫被派驻海外工作。”我们被告之，她穿着一件对她来说过于肥大的制服，而且在面对沃森时非常紧张。

    对伯格的相对详尽的描写强调了她与沃森之间的地位差别。在这一情境中，故事着重于传统的性别作用的地位差别。例如：伯格不仅仅是一位妇女，而且是位“新娘”，这暗示了传统的主妇角色以及强烈的天真感；她突然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局面，处于一个自己并不适合的位置。不合身的制服巩固和增强了这种意识，这一点也暗示了她与她要扮演的角色之间的不协调。因此，“新娘”一词揭示了人物的单纯和依赖性，这与“真实的”公司世界的犬儒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她的体重意味着她缺乏身材优势，这一点至少在大多数西方文化中是与缺少权威联系在一起的。这再次显示了两个角色在地位上的差异。

    对沃森的具体描写的省略加强了他作为一个神秘人物的地位。用来描写他的陪同人员的“随从”一词是用来称呼伴随皇室成员的人士的正式用语。另外，沃森在故事中始终未开口讲话。曾有一刻甚至有人替他讲（“你不知道他是谁吗？”）。即使是在他可能要说话的那一刻，他也只是扬扬手以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所有这些细节，虽然并不是故事表面的主题中心所在，但却构成了对沃森和伯格两个人物的鲜明对照。听者／读者获得的并不是一位普通的组织成员的写照，而是具有英雄品质的人物。因此，故事通过展示沃森对组织的日常生活的影响而把他的英雄形象具体化了。

    另外，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故事把组织的规则系统本身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组织规则是人为建立的规范系统，目的是向成员提供一套有关组织的“语法”，组织行为即建立在这一语法框架和情境中。这些规则为组织的结构形成指明了方向，并对组织成员的行为起到促进和限制的作用。相比之下，IBM公司的故事否认组织规则中固有的人为因素，剥夺了规则的促进和限制的功能。露西·伯格对规则的一心一意的服从并未反映出多少拔高意义上的对公司的忠诚，反映的只是对规则的执行是因为规则的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故事显示了规则本身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独立于它们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位于这一情境中的规则体系和组织形成过程被分为两块，双方存在于一种几乎是对立的关系中。在大型行政管理机构工作的人们经常经历这种对立状态。这种强烈的情感常常表现为：行政管理机构不遗余力地通过精心制定、令人难解的规则体系（无处不在的一式三份的格式就证明了这一点）使自己得以长久存在，并且不断地与组织公开声称的目标的实现相抵制。这种具体化过程的结果是，组织的活动“具备了一事物的特点，并因而获得一种‘虚幻客观性’，一种似乎具有严格的理性和无所不包的自治权以掩饰其基本特点的任何痕迹：即人们之间的关系”（Lukacs，1971，83页）。

    最终，叙述通过为组织成员们提供“智力和道德上的领导”的例子来执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功能。正如葛兰西（1971）所指出的，当由统治精英所提出的世界观点得到从属群体的积极接受和追求时，统治的过程进行得最有成效，在IBM故事的例子中，我们有突出的例子表明组织规则得到下属成员严格强化的情况。这些规则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地执行的，就这一点来说，故事愈发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情境中，故事传递了IBM组织结构的合法性和合宜性。这表明了雇员们要时刻准备着竭尽全力保护该结构，即使是冒着激怒上司的危险。因此，对制度的信奉承诺就被肯定并等同于制度的合法性。

    因此，上述分析提供了对IBM故事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解释，说明故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是可以用来叙述以再现某一特定的社会结构的统治意义形成的方式。解释提供了以表达叙述和意义为一方和以统治关系为另一方之间的联系的尝试。

    当然，对单独一个故事进行的分析存在严格限制，这里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对这一特定故事的分析是独立于故事被叙述时所处的社会情境而进行的。因此，我们无法把此故事置于其他故事的情境中，或把它置于与其同时出现或同在的其他形式的话语中。另外，没有人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单个故事代表了意义形成的总体和存在于某一特定组织内的统治关系。任何文化形成都会产生一种实践体系，这种体系非常复杂，远远不能用两种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直截了当的对立来解释。推论实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极为错综复杂的，无法通过对单一的组织故事的分析而予以解开——无论这一分析是多么细致全面。霍尔用下面这段话表明了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意识形态不通过单一的概念起作用；它们在一系列推论链环上，以成簇的方式，在语义场中，在推论的形成中发挥作用。当你进入一个意识形态场中，随意挑出处于任何结节的表述或概念，你马上会激发起整整一串涵义的联想。意识形态上的表述互相蕴涵，互相呼应。因此，在任何社会形成中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体系或逻辑。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处于从属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对任何发达社会中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形成问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一种不充分的解释。（1985，104页）

    因此，对组织中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体系的完全、充分的分析必须研究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推论实践，每种实践代表一种不同的逻辑体系或推理模式。这些话语并不存在于互相排斥的相互关系中，而是互相连锁，互相重叠交叉，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且经常是不协调的组织意义结构。例如，组织成员很有可能同时隶属于一个以上的利益群体。一位公司女董事可能被当作一位高级管理人员，但同时她或许会经历公司结构中与男性统治的方面联系起来的性别歧视。就推论实践来说，她或许既被称呼为“女性”（包含了在男性统治的制度中与该词相关联的所有涵义）又被称呼为作为公司精英中一员的“董事”。这一称呼过程将她置于一个复杂而模糊的意义“网”中，在其中她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经历和理解组织过程。这种模糊性是意识形态的意义形成的本质特征，因为它给予那些群体最多的权力，以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来解释这种模糊性。

总结和结论

    本章在一定程度上对意识形态与话语间的关系作了探索。我提出了这一观点，即组织的推论实践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形成和再现组织的意义中起到中心作用。但是在政治上话语并非是中立的，而是组织中某一权力结构得以形成、维护和再现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情境中，意识形态具有推论性质。话语既证明又具体例示了组织的意识形态，它向人们提供了将他们自己置于组织中的手段。

    因此，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包含对话语的结构与统治关系之间的关系分析。具体地说，叙述被作为建立这种关系的表意系统来加以研究。意识形态的表达大部分采用叙述形式。故事是建立和维护组织的基本推理模式的非常有力的手段，它提供了一个看待组织的相对完整的、稳定的排除细节研究的视角。在这一意义上，叙述具有超越其他话语方式的合法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威，使其被排除在推论效度测试正常的严密精确要求之外。通过叙述手段，组织成员参与了组织的持续的结构形成过程，为再现某种支配关系创造了条件。

    这一章提供的分析大部分在性质上以概念为主，几乎未研究具体存在的推论实践和支配关系。IBM故事的单一分析旨在为研究提供理论指导而不是对某一数据等进行全面的分析。要将这种理论模型慎重地应用到某一具体的组织故事中，有待于另一项研究的开展。这里，我的主要意图在于解析概念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可以通过用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意义和统治体系关系的观点加强目前关于组织符号体系的理论而取得。我相信，其结果是关于组织现实的符号建构的更强有力的理论模式。

下一章探索围绕前几章中建立的理论模式而出现的一些认识论的问题。有人提出传统的、“知识即真理”的概念不足以提供构建和评价社会理论和研究的手段。这里所需要的是对“得体性”和“有效性”的问题进行广泛的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