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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协商会议
1852年5月17日，协商会议在曼彻斯特开会，商讨宪章运动团体的改组问题。出席者有曼彻斯特的威廉·格罗科特和E．克拉克·克罗珀，伦敦的欧内斯特·琼斯和詹姆斯·芬伦，奥德姆的罗伯特·贝尔，斯托克波特的查尔斯·西蒂，考文垂的威廉·霍西尔以及哈利法克斯的威廉·科克罗夫特。其他许多地方写来书面意见，未派代表。约有三十个地区宣布支持协商会议，声明反对的大概有四个地区。代表们举行了五天会议。他们通过协会会员自动捐助制度——同意任命一个付给薪金的三人执行委员会，规定他们的薪金为每周三十先令，演讲时另支旅费——执行委员会由协商会议临时任命，任期三个月，以后每隔六个月由会员们举行改选。欧内斯特·琼斯提议，威廉·科克罗夫特附议，推选R．G．甘米奇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克拉克·克罗珀证明甘米奇的政治和道德优点，于是，他就以全体一致同意当选了。西蒂动议，科克罗夫特附议，推选芬伦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琼斯在问明芬伦是否愿意以全部时间贡献给宪章运动后宣称，他和芬伦相当熟识，确知在宪章运动中没有比他更忠实的民主主义者，或者更有才干的人物了。他为罗致到这样一位鼓吹家而感到欣慰。芬伦在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以后，即经一致同意当选。芬伦提出罗伯特·克劳，经霍西尔附议。克劳因为在1848年发表一篇演说而坐了两年牢。芬伦证明了他的优点后，他也以全体一致同意当选。威尔斯登的亚伯拉罕·罗宾逊也被提名；此外，还有欧内斯特·琼斯，然而，他本人表示反对，理由是报刊编辑另有任务，因此，他认为他们不是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适当人选；但如果当选者有人不愿承担，以致不足三人名额，他愿暂时充数，但以三个月为期。琼斯在攻击上届执行委员会时，一贯反对编辑兼任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克劳和罗宾逊拒不就职，因此，琼斯就担任了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
R．G．甘米奇出生于北安普敦，十二岁丧父，在慈母的教养下长大成人。由于家境贫寒，其母抚育全家五个孩子，饱尝苦辛。他曾在一家马车修配厂学徒七年。他在老板的工厂里听到工人们的谈话后，才开始接受民主主义原则；十七岁时，他成为工人协会的会员。在反对报刊贴花运动中，他是布朗蒂尔·奥布赖恩主编的几份报刊的读者，由于阅读这些报刊，他很快地奠定了他的政治信念。因此，当宪章在全国提出时，他已有了接受宪章的充分准备了。后来由于营业关系，他曾在舍尔伯恩、多塞特郡、切姆斯福居住，后又回到北安普敦，此外，还在利兹和哈罗盖特住过一个短时期——他在上述各地努力传播有关民主主义的知识。然而，不久他就感到，在他所从事的特殊职业范围内，这项工作很不适合他的个人兴趣。1842年，在他访问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期间，当几乎所有的宪章派领导人都已被控时，由于形势的驱使他便毛遂自荐，出任演讲员，访问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约有两年之久。旅行结束后，他在北安普敦居住一年左右，顺利地为该镇宪章运动者建立了完善的组织；当地约有八十名纳费会员，他是该地区的秘书。一切情况都十分顺利，直到他对他一向多少尊敬的奥康纳感到有必要批判其行为时为止；但他对奥康纳的行为所进行的直率的批评，却招致不少敌意，虽然后来全体会员大会对他仍一致投票表示信任。他的朋友霍洛韦尔是这项信任案的动议者，奥康纳一派人不能直接反对；但其中一部分人希望把该案撤销，理由是，在他们看来，“对一个人的信任投票无异于对另一人的不信任投票。”然而，霍洛韦尔坚持原议，没有一人投票反对，除一人外，大家举手通过。此后，甘米奇迁往斯托尼·斯特拉特福，在那里当过短时间的小贩；后来又改行，从事卑贱的制鞋业，他宁愿制鞋，因为在这种所谓“轻巧的手艺”中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个人独立性，而不愿选择一个收入较丰但限制较严的行业。可是，在这个行业里，他发觉自己并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一切都很顺利，直到1848年，由于他积极参加宪章运动，在一再受到警告以后，终于失业赋闲，于是他迁往白金汉，在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鞋商霍兰手下工作，享受到他特别希望的那种行动自由。他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就在他居住在本地期间。协商会议向他征询是否愿意被选为该团体的成员，他表示同意，但条件是，不能指望他对中产阶级改革家的任何会议进行干预，除非这种会议按最精确的意义来说具有公众性质——换言之，除非中产阶级改革家的会议向公众发出呼吁，这时候，他认为就有正当理由来阐明宪章的要求了。应当知道，他虽不一贯同意欧内斯特·琼斯的政策，当时却相信琼斯是忠实致力于民主主义事业的。这位律师狡黠阴险的策略使他忽视了其人的野心。琼斯所写的一切文章表面上十分率直，因此他和琼斯虽然只有很浅的交情，但他相信琼斯尽管有许多缺点，还不失为一个十分正直的人士。然而，他错了，正象在他以前的许多人一样。我们还必须记住，琼斯虽然仍然忠于宪章，而其他许多人虽仍自称拥护宪章的原则，却同中产阶级改革家缔结联盟，从而削弱了宪章运动团体的势力。因此，既然甘米奇对中产阶级不以人权为基础的一切改革方案持有与琼斯相同的意见，琼斯就几乎是他能够与之合作的唯一领袖人物。甘米奇是奥布赖恩所主持的全国改革联盟的会员，全心全意地拥护这个团体；但因联盟的活动范围大体上局限于首都，他很少有机会在地方各郡推行它的原则。欧内斯特·琼斯对这些原则也表赞同。甘米奇撰写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宣言，阐述了奥布赖恩有关土地和币制的原则，他的同事们，尤其是琼斯，称赞这个宣言写得十分出色。
新执行委员会发现它的前进道路并不是完全平坦的。萧和比泽尔在旧执行委员会中复职，呼吁全国协会支持他们。这个呼吁没有得到多大响应，只是募得了若干款项来清理债务。首都代表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发生了轩然大波。会上提出关于承认曼彻斯特协商会议政策的决议。惠勒、斯特拉顿、梅西、比泽尔、布里斯克、菲迪南多和斯纳格斯坚决反对。表决时，对支持协商会议的决议赞同者十六票，反对者十二票。下次会议时，出席的代表有四十八人——地区代表的产生十分简易，结果有些是实际存在的，另一些则有名无实。比泽尔等人又来参加，强烈反对新执行委员会。继这次会议之后，举行了首都宪章运动者的全体大会，参加者非常踊跃。哈格斯、卢姆斯、格兰特、奥斯本、伍德、摩根、比尔宾、朗萧、琼斯、芬伦和布朗蒂尔·奥布赖恩先生支持一项拥护协商会议政策的决议。奥布赖恩认为，只要执行委员会信守他们宣言的精神，他们就应受到十分真挚的支持。查尔斯·默里反对协商会议有权选举执行委员会，根据他的观点，提出一项修正案，获得法拉和斯特拉顿的支持；但原决议终于在热烈的掌声中获得通过，只有极少数人提出异议。在布雷德福举行了一次西赖丁代表会议，商讨协商会议所通过的政策。乔治·怀特领导一大批人表示强烈反对，接着，会场呈现一片极度混乱的景象；反对者最后离去，当即通过决议，同意协商会议的政策。大部分地区——其中的多数按人数来说，当然是很小的——同意选出的新执行委员会，而反对它的决议看来极其有限。《自由明星报》力图使会议的全部活动成为笑柄，它对整个新执行委员会，同时个别地对其中二人进行攻击。琼斯不断地遭到谴责，芬伦被比作小剧场的演员。哈尼应当回想一下他自己从前的立场再写这些文章；因为，无可否认，在宪章运动的初期，他在舞台上的滑稽表演常被一些比较严肃的人民领袖引为笑柄：但一个堕落的浪子，在过度沉湎于淫乐以后，往往幽居独处，与世隔绝，哈尼的情况也是如此，凡是他指责最力的过错，也正是他从前耽迷最深的那些。而且为了对芬伦表示公道起见，也应当说明，即使承认哈尼将他比作仅是一个演员的说法符合实际，他也是一个始终怀着巨大的同情努力工作、热心于他所提倡的事业的演员。他的热情是事实，不是伪装——比我们认为政治舞台上的某些人物所能具有的热情要多。
奥康纳的神智现已陷入可悲的状态。春间，他曾因动武殴人而被粗暴地拘留七天，当时他的精神显然是不健全的。雷诺兹向承审法官说明原委，但他的声明并未对法官的裁决产生影响。后来奥康纳曾一度前往美洲，但又回到伦敦，在法庭上出庭辩护，发表狂妄而又诙谐的言论，妨害审判程序，致被勒令退庭。他在下院的举动同样离奇古怪。他同大部分议员攀谈搭话，逢人握手，使下院陷入一片混乱。最后他被交给下院警卫官看管，并经医生检查。由于确诊他已精神失常，就命令将他释放；几小时内，这个曾经烜赫一时，精力充沛的宪章运动领袖——这个似乎能够在逆境中承受一切沉重打击、抗拒最凶恶敌人袭击的人物，便进了疯人院。他的土地计划引起了纠纷，他毕生煞费苦心地建立起的声望，由于他以前的追随者如琼斯、哈尼、克拉克、多伊尔、狄克逊、麦格拉斯和利奇等所施展的阴谋而被彻底摧毁，凡此种种终于使他丧失了理智。唉！群众如果蒙昧无知，他们的看法是多么浅薄啊！今天，他们的欢呼响彻云霄，明天，如果发现他们的偶像不能尽如人意，这种欢呼就变为唏嘘叹息，或者漠然冷遇。今天称颂他是“和散那”①；明天又要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奥康纳被送进图克医生的疯人院后不久，斯威特先生和诺丁汉的群众企图为他在全国发起募捐，他们为这位一败涂地的英雄所募得的捐款少得可怜，仅有三十二镑，而大部分款项还是诺丁汉一地捐助的。
①和散那（Hosanna），对上帝的赞词，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1章，第9节。——译者
新执行委员会开始工作。甘米奇几乎立即出发，前往英格兰西部和威尔士，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力图扩大组织。1852年举行大选时，他应邀充当埃克塞特选区的一名候选人；但是后来，他的朋友们放弃了这个计划。他到布里斯托尔、蒂弗顿、托尔奎、托特纳斯、阿什伯顿、普利茅斯、圣奥斯特尔、特鲁罗、雷德鲁思、彭赞斯以及英格兰西部其他许多城镇旅行演讲——此外，还访问了威尔士的默瑟尔提德维尔、拉尼德罗斯、新城和斯旺西。
芬伦向考文垂的选民和非选民发表一篇宣言，本来无疑地会在群众举手表决时获胜，但辉格党通知宪章派说，倘若宪章派在竞选坛上提出候选人，他们就应当负担一部分费用，因此芬伦退出竞选。他所作的努力并不局限于考文垂；他还到汉利、曼彻斯特、斯特利布里奇、哈利法克斯、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和其他许多地方去进行访问和演讲。欧内斯特·琼斯再一次参加哈利法克斯自治市的竞选。出席提名大会的群众有两万人。琼斯所发表的演说被擅长此道者评为历来人们所听到的最有力、最精采的一篇演说。他瞬息间使那些喧噪的群众屏息无声，一片寂静仿佛坟墓一样；接着，他又激起一阵疯狂似的欢呼；然后，他又使集会群众对辉格党候选人查尔斯·伍德爵士发出可怕的倒采声。在这广大的群众中，大约只有五百人举手赞成查尔斯爵士，而另一方面，却有成千上万群众表示赞成琼斯；但投票的结果适得其反，因为琼斯仅得三十八票。这种代表制真是一出可叹的滑稽戏！
会员们选举新执行委员会的结果表明：甘米奇九百二十二票，芬伦八百三十九票，琼斯七百三十九票，布莱九十五票，麦克道尔五十一票，克罗珀二十票。执行委员会选举威廉·格罗科特为秘书，他是先经协商会议选出的。就在这次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甘米奇开始看出琼斯的真实意图。琼斯虽然一直强调选举报刊编辑为执行委员是不适当的——虽然一周复一周地撰写文章，评论这种不适当的做法，然而他却同意充当这个职位的候选人，尽管参加竞选者另有五人。甘米奇一看到他在提名之列，就立即写信给他，坚决劝他为了言行一致起见，不要同意竞选。琼斯对此信始终未复，却向格罗科特说，“甘米奇的论点完全正确，但他却是一个拙劣的将才”——所谓拙劣的将才，其原因就在于劝他坚持言行一致的路线。民主主义者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懂得言行一致是卓越的将才的真正基础呢？琼斯同意效劳，但有两个条件——一是时间由他自行支配，一是不受报酬。后一条件本无强调的必要——琼斯充分了解，为了维持《人民报》，宪章运动团体的经费已经十分拮据，因此不可能还有余钱付予报酬。第一季度所募得的宪章基金仅有二十七镑；其中十三镑支付秘书的薪金，而甘米奇三个月辛勤服务的报酬只不过相当于两星期的薪额。因此，琼斯尽可十分稳妥地强调服务不受报酬的条件。他在当选后向选民们说，他虽仍然记得他从前就选举报刊编辑担任执行委员的问题所作的忠告，但是如果他们不投票表示对他拥护，他一定会感到非常烦恼懊丧，因为他深信，这样一来，他为他们效劳的大部分才干就无法施展了。他希望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行更多的活动，而不愿守着办公桌为别人的活动充当记录器，他要做一个发言人，而不做应声虫——做一个实际活动家，而不做记录别人活动的抄写员。但他忘记说明，他为什么会在协商会议上被提名时表示异议，当时表示只愿在未有妥人以前任职一个短时期。简单的真相是，他的反对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罢了。时隔不久，《人民报》的十三名委员，包括首都一部分资格最老的民主主义者在内，便和欧内斯特·琼斯脱离关系，责备他乱花该报的资金。他召开公众集会，在一片混乱中宣读一份有关这个争端的财务报告；后来又发表答辩，经宪章运动团体中多数人认为满意。《人民报》的售价自第二十期起提高为四便士——它仍然是亏本的。上述退出该报委员会的十三名委员，在为听取执行委员讲话而在约翰街学院举行的公众集会上，乘机对琼斯进行攻击。他们和其他人联名发出传单，号召“真理的赞助者”前来参加。斯特雷特、帕克、鲁菲·里德利、阿索尔·伍德、杰拉尔德·梅西先生等都来参加；欧内斯特·琼斯到会时，受到不少呵斥嘲骂，虽然会上大多数人仍对他发出热烈的欢呼。查尔斯·默里被推为主席，首先介绍R．G．甘米奇，受到几乎全体一致的鼓掌。琼斯走上前来，又遭到一阵嘲骂和嘘声，但多数人却报以大声的欢呼。他的演说相当长。理查德·哈特提出一项决议：
“本会议认为，凡与欧内斯特·琼斯先生有关的任何民主运动，都不能令人相信它会获得成功。”
这位演说家转弯抹角地提出他的问题，发言一再遭到打断。最后他让位给奥布赖恩，因为听众高声要求他发言，于是他提出一项决议，内容大致如下：任何民主运动，如果其宗旨不是为了消灭地主阶级、高利贷制以及攫取暴利的手段，就不会获得成功——这只有通过土地和信用贷款的国有化、币制的健全化和商品交易的合理化，才能实现。欧内斯特·琼斯对奥布赖恩的决议表示赞同，这项决议就在沸腾的欢呼声中获得通过，只有一票反对。奥布赖恩在演说中声称，报刊委员会无权将琼斯和他们之间的争执强加于为了另一目的而召开的集会。在与会者对主席鼓掌致谢后，这次引起不少风波的集会就结束了。
甘米奇又一次出外旅行，足迹踏遍考文垂、北威尔士、曼彻斯特、哈利法克斯及其邻近地区以及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他在纽卡斯尔和欧内斯特·琼斯一起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琼斯曾到爱丁堡、格拉斯哥、敦提、阿伯丁和其他许多苏格兰城镇旅行，并在回程中的希尔兹、森德兰、巴恩斯利、罗奇代尔等地发表演讲。甘米奇继琼斯之后前往苏格兰，最远到达敦提和布莱尔高里。他在苏格兰逗留一个月，在此期间，几乎每天发表演讲。重新折回纽卡斯尔后，他在这个地区的各处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达三星期之久，然后回到南方，沿途演讲，约在5月中旬到达伦敦。6月18日，他偕同欧内斯特·琼斯开始到各郡旅行。他们的行程主要限于北部和中部，但同时也访问了几个西部城镇。在他们出发前，执行委员会已将它向议会提出的宪章请愿书草案准备就绪，经他们所参加的各处群众集会同意通过。在这次旅程中，曾举行六次露天示威集会——在布莱克斯通边界；哈利法克斯的西山公园；纽卡斯尔的猎场；莱斯特郡的蒙特索雷尔；诺丁汉林场；肯宁顿公地。户内集会也曾在下列各地举行：曼彻斯特、斯特利布里奇、罗奇代尔、奥德姆、布雷德福、托德莫登、贝克普、纽卡斯尔、希尔兹、达林顿、莱斯特、巴恩斯利、北安普敦、考文垂、伯明翰、伍斯特、切尔特南、比尔斯顿、牛顿、拉尼德罗斯、汉利、朗顿和许多较小地方。好几处的集会是在市政厅举行的。在罗奇代尔，警察局长托马斯·利夫西担任集会主席——多少年来，他一直是宪章运动事业热心不懈的赞助者。这次旅行持续了六个星期。
琼斯和甘米奇在某些地方进行工作时，芬伦正在埃克塞特、托尔奎、切尔特南和西部其他地方传演讲旅行；他们回到伦敦后，甘米奇偕同他的兄弟托马斯前往埃克塞特和托尔奎，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拥护请愿书的讲话，结果，请愿书在这些地方都获得通过。全部请愿书由阿普斯利·佩拉特送交议会；但当时不论他或任何其他议员都不愿为这个问题提出动议。只有J．M．科员特保证，倘若有人提出动议，他愿附议。斯科菲尔德认为，几乎只有大规模的全国性运动才会对议会产生影响。
琼斯、芬伦和甘米奇先生在首都参加几次群众集会以后，甘米奇一人出发前往苏格兰，在好几个地方发表演讲，回程中并在纽卡斯尔和英格兰北部的其他城镇作演讲；此后他又费了六星期的时间向斯塔福德郡北部的矿工们演讲。将近冬季时，欧内斯特·琼斯出外旅行，先往东部各郡，然后访问中部，最后到北部旅行。当时，工业区的成千上万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资而被关闭在厂外。琼斯到处参加盛极一时的群众集会，不厌其详地发表有关劳工问题的议论，提出他曾在《劳埃德新闻》上提倡的关于召开劳工议会的意见。甘米奇同意召开这个议会，另一执行委员会委员芬伦也是如此。但甘米奇以这个议会开会讨论有关政治与社会权利问题作为条件才作出这种表示，而琼斯曾向他保证这正是他的目的。因此，当琼斯提出有关土地与工业产品的合作计划，一反他和劳埃德·琼斯辩论时以及在其他几个场合所确定的观点，甘米奇既大失所望，又感到十分惊讶。琼斯以前一直认为人们关于在人民未获得政权以前也能改善社会地位的意见是荒唐可笑的；现在却仿效奥康纳提出土地计划时的做法，主张他的合作计划可以导致人们要求的政治权力。人民如果采纳这项计划，那么，“在人民还没有来得及提出要求以前，他们就会毫不费力地实现了宪章。”他用一个唯利是图的律师惯用的十分特别的辩护方式来支持他的计划。琼斯虽然前后矛盾，但在曼彻斯特集会的大约四十名代表却通过了他的计划；上述劳工议会任命一个执行委员会，由芬伦、乔治·哈里森、亚伯拉罕·罗宾逊、詹姆斯、威廉斯和霍格斯组成，并以欧内斯特·琼斯为名誉委员。然而，人民已从过去的事件中吸取了许多教训，决不会轻信琼斯这样一个人的计划，因为他从前一向声称，只要人民尚未获得政权，这类计划是毫不足取的；很明显，他只是为了解决他本人某些问题，才“改弦易辙”的；因为这种突然的转变毕竟令人生疑。这项计划并未奏效。募得的捐款——据琼斯原来估计，每年可达五百万镑——支付执行委员们的薪金还不够，还连累他们倒找十八镑，后来全由其中一人负担了。琼斯发觉他的肥皂泡似的计划不再有多大吸引力，也就干脆打消了，他劝告群众，除捐足偿债的款项外，不必再捐赠了；他举他本人那个想把人民引向天堂的计划所遭到的失败，作为一个例子，证明他们的知识正在日益增长，因为他们比以前更加坚信夺取政权才是实现他们心目中伟大目标的唯一途径。真是无耻之尤！难道还有什么鬼把戏会比这更容易被人识破的吗？
现在甘米奇和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关系快要告终了。当他在纽卡斯尔时，宪章运动团体通过下列决议。当时的主席是约翰·罗布森。詹姆斯·沃森提出动议：
“本地区认为，为了使《人民报》成为一份赢利报刊，现在已经到了派一位才能卓越，深孚众望的编辑，按照相同的原则，与欧内斯特·琼斯通力合作的时候了。”
这项决议经抄送给《人民报》。安德鲁·福冈·贝恩另提一项决议，也获得通过，主要内容是，写信向奥布赖恩征询意见，看他是否愿意为《人民报》撰稿。这些决议的罪过（在欧内斯特·琼斯的心目中，这是一项大逆不道的罪过）立即被推在甘米奇身上。这时恰巧发生了一件事，有利于琼斯想要搞垮甘米奇的愿望。全国改革联盟秘书约翰·戴斯曾写信给一位朋友，信中顺便提到琼斯正保管着为了给奥布赖恩赠送纪念品而募得的几笔款项。上述友人把戴斯的信解释为对琼斯的攻击，怀疑他是否诚实，琼斯对这件事感到由衷的高兴，认为可以借此否定纽卡斯尔的决议。《人民报》上刊出了一段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当时甘米奇正在罗奇代尔，琼斯的一个朋友向他指出了这段文章。他对琼斯的动机作了一番揣测后，表示不相信这种说法，并说明他之所以不信，自有其特殊理由，而知情人知道在没有充分证据以前最好不要信以为真。根据这些言论，有人将一份捏造的毁谤性文件从罗奇代尔寄给琼斯，他便乘机用来实现他自己的利益。这份文件由五人签署，而实际上在上述谈话时只有一人在场。字里行间流露出恶意诽谤。甘米奇写信给曾接到戴斯去信的那个人，说明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要求借阅戴斯的信；但他的愿望始终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一周复一周接连发表了琼斯的一系列文章，力图使读者相信，奥布赖恩、戴斯和甘米奇这个小集团正在阴谋败坏他的名声，借此夺取他所经营的报刊。戴斯的一封去信被删节得残缺不全，所披露的只限于适合这位“正直”编辑的意图的一些片断。甘米奇历次自作辩护的信件，有些在窜改原意后才予披露，有些被扣压下来，直到这位编辑先生的毒素有了传播的机会以后；与此同时，这位“正直”的琼斯先生却自命他对待一切敌人始终是光明磊落的。他对甘米奇的信所作的第一次评语是伪善是诡诈的大杂烩。据他说，他渴望彼此间的裂痕得到弥合；但只限于一个条件，就是，被害者必须在他手下做一个卑躬屈膝的卑鄙爪牙；当他发觉他的计划无法实现时，他的恶意中伤简直就漫无止境了。
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即将举行，因此必须竭尽全力使甘米奇不能当选为委员。为此目的，他那胆大妄为的敌人费尽了心机。当他发觉甘米奇在执行委员会供职，只会单独对他的选民们负责，而不愿接受象他那样败坏其名声的一个卑鄙阴谋家所给予的不光采的恩宠，这就别无他法，只有对他加以排斥；因此恣意诽谤，不一而足，不仅要他对别人诬赖他所说的话和所作的事负责，而且，还要他对琼斯信口雌黄地竭力诬指为奥布赖恩的一切言行负责。经琼斯的指使，决议从各地区纷至沓来，攻击其他编辑。琼斯不给他们任何选择的余地，因为他曾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同意这种办法，他就退出该报。他把其他一些人的姓名刊登在报上的显著位置使读者知道，并提议他们为执行委员候选人。他迟迟不发表执行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日期，直到他散布的毒素产生深刻影响以后。但是，尽管采取了上述种种作法，拥护甘米奇的选票依然纷至沓来，反而远远超出琼斯的预料。在投票预定截止时，据《人民报》的报道，甘米奇获得了超过萧十七票的多数。于是委员会违背协会章程有关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届满六个月举行一次的规定，把选举名册的截止期展延了一个星期；虽然甘米奇当然也是委员之一，却未向他征求同意。然而，这仍未奏效，因为下星期发现他得到五百零一票，而萧仅得四百五十六票。但正当结算选票的时候，突然走进来一个名叫安蒂尔的伦敦鞋匠。“喂，”他说，“甘米奇失败了吗？”“没有，”琼斯说，表面上露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我想他已获得了多数。”“他多得多少票？”安蒂尔接着问。“我想大约十九票，”琼斯回答说。“噢，那么，”安蒂尔说，“他失败了，因为我这里有女鞋匠的六十四票，都是反对他的。”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作为证明。此人是一个检票员。“好啦，我得承认我非常高兴，”琼斯说，“这就省去了以后的一切麻烦；因为如果他当选了，芬伦和我都会辞职的。”这六十四票看起来很象一套戏法。人们很久没听到女鞋匠和宪章运动有什么关系了。从上述情况看来，如果没有这些选票也能达到目的，那么，它们决不会被交来。琼斯自觉这些选票与体面有关，因此，在下一期的报刊上，未将它们披露；但在再下一期的报刊上，在检票员的决定公布了一星期以后，他才把这六十四票列入据说是迟到的选票册中予以公布；而事实上，对选举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这些票数。经检票员认可的其他票数，琼斯十分谨慎，不敢予以公布；但就已公布的票数来说，在多数情况下，它们被公布两次，目的是要使读者在检点票数时弄不清真相。公布的票数和检票员判定为真实票数之间的差数如下：
《人民报》公布的选票数/检票员判定的选票数/差数
琼斯759/942/183
芬伦637/829/192
甘米奇435/501/66
萧361/520/159
威廉斯194/195/1
罗伊尔28/28/0
由此可以看出最大的出入在哪几方面。这些数字刊登在全国宪章协会索霍区分会所印发的通报中。这个地区所任命的检票员J．默里深信这是欺人的花招，因此，他动议：
“我们既被任命为计算执行委员所获选票的检票员，特此提出要求，凡执行委员所获的选票数尚未公布的，应在下星期的《人民报》上公布。”
这项直截了当的决议，竟无人附议，于是默里拒不签署检票员的报告；这一行动博得任命他的人们衷心的、一致的赞赏，他们拒不承认新执行委员会。切尔特南地区分会二十三人提出抗议，反对选举延期，声称他们不愿承认这个新执行委员会；同样的抗议来自里彭登地区分会的S．穆尔斯、H．霍兰、J．辛普森、C．萨克利夫和J．怀特利。甘米奇对选举的延期也曾提出抗议；但琼斯答复说，这是经两位执行委员作出的决定，他的抗议最好保留。然而这却是谎言，因为芬伦声明应由他个人负责——与琼斯毫不相干。在整个事件中，琼斯扮演了一个可耻的阴谋家的角色。他对两项送请他刊登的决议所持的态度正是他爱好公道的例证！报刊事件发生以后，在折衷主义学院举行了两次有关他的信件的公众集会，奥布赖恩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整个事件的讲话；下列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
“欧内斯特·琼斯先生的行为，如最近三星期以来《人民报》所表明的，无论对该报或他本人来说，都是一个耻辱；他对戴斯、甘米奇和奥布赖恩无中生有地进行责难和暗讽，完全是无缘无故的，而且毫无事实根据——这种责难的真正用意显然是要激起对他的报刊的同情，从而扩大销路。戴斯的通信被恶毒地加以歪曲——除了他盼望琼斯予以发表的信件以外，他从未给宪章分会的秘书们写过任何秘密信件，也从未用秘密信件或其他方式，说过琼斯什么坏话；琼斯假托有人对他的报刊进行阴谋所发表的全部言论，是一整套无耻的捏造和故意散布的谎言，伦敦的民主主义者对此洞若观火。尤有进者，本会议充分相信——不仅根据有关的报刊文章，而且根据琼斯的总的品格——整个事件纯粹是由于琼斯追求名利的动机而捏造出来的，旨在排挤他所忌惮的正直人士，以便按照他惯用的伎俩，以虚假的理由作为借口，向宪章派的公共报刊诈取更多的钱财。”
宪章协会索霍区分会的会员们通过下列决议：
“本分会以愤怒的心情在本星期的《人民报》上看到了琼斯对甘米奇和奥布赖恩先生的行为。我们知道这些说法和声明都毫无理由，而且没有根据；因为，我们在平心静气、公正无私地研究了当前的各种证据以后，坚决相信，甘米奇先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至于有关奥布赖恩先生的说法，为了对这位先生公道起见，我们不得不宣称它纯属子虚——因为由于本分会和折衷主义学院近在咫尺，事实上，每逢奥布赖恩先生演讲时，总有本分会的会员在场。因此，我们可以说，而且为了主持公道起见，又必须声明，在《人民报》上对奥布赖恩先生进行的公开污蔑都是彻头彻尾的歪曲和谎言；最后我们宣称，我们认为，琼斯先生理应本着惯常的公正原则，给予上述两位先生一切机会，使他们能公开地为他们受损害的人格进行辩护，而他在第二个星期以后就决心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撇开不谈，这种作法是不合时宜、不公道而又不明智的。”
上述第一项决议完全被扣压不予刊登，第二项决议仅披露其中四行。甘米奇应索霍区民主主义者和全国改革联盟会员的邀请，前往伦敦。在折衷主义学院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他在众多的听众面前，提出有关《人民报》、欧内斯特·琼斯和他本人的事件，听众中有些人是拥护琼斯的。
1854年夏季，琼斯又出外旅行，发表了不可宽恕的狂妄言论。他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作过两次演讲。听众最多不过三百零七人，他向他们说，宪章简直已唾手可得——无论什么情况也无法阻碍它在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内成为法律；演讲后，他又在朋友的集会上重述同样的看法。好一个恬不知耻的妄想者！民主主义者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这帮大言不惭的空谈家是他们最凶恶的敌人——他们信口雌黄的狂言和厚颜无耻的臆断把无数通情达理的人拒于千里之外！我们赞赏正直的热忱，却鄙视一个伪装的爱国者的无耻空谈。最近琼斯曾企图凭藉对外籍流亡者表示同情，设法使宪章运动恢复旧观，在伦敦酒馆召开的民众集会上确实成功地通过了一项拥护宪章的修正案。此外，在圣马丁会堂又举行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促进人民之间的同盟，俄国人赫尔岑和其他几个流亡者各自用本国的语言发表演说，他们的演说词后来译成英文。这次集会的主席是欧内斯特·琼斯，而芬伦和G．J．霍利约克是用英语发言的演讲者。
全国宪章协会已名存实亡，因为它已没有正式当选的领导人。琼斯、芬伦和萧经宣布当选为执行委员以后，萧只参加过两三次会议，这并非由于他本人的过错，而是因为无钱供他作演讲的经费；但是尽管缺少经费，伦敦的宪章运动者却振振有词地责备他没有履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应尽的职责，然后他们却也受到琼斯的责备，说他们没有提供鼓动工作所需的费用，这种责难来自琼斯方面，是相当恶毒的；因为为了维持他的报刊，该会的资金才永无止境地处于枯竭的状态，不可能再有余力供作其他用途。正如该报所揭示的，截至当时止，为了使该报得以维持，捐助的款项已不下八百镑，而琼斯美其名为贷款的一切捐赠尚未计算在内。其中的六十一镑十先令是纽卡斯尔的宪章运动者借给他的，他们好不容易才取得他承认债务的收据。该报是一个谜，甚至琼斯的一部分朋友也感到真相难明。举例来说，当该报的业务提出讨论时，琼斯提到沃森出价收购事，据称甘米奇可能知道，麦高恩承印该报，几乎按成本价格收费；而在麦高恩去世以后，该报两次易手，每次实行降低印刷费两镑；因此，麦高恩承印该报，如果照成本价格计算，以后的印刷费必然在成本价格以下。该报存在将近三年，大体上自始至终收支相抵。有一次，琼斯声称，实际上，它一直是可以维持的；但他仍然叫嚷，“必须有钱来偿付欠款；除非立刻筹到款项，否则销路将会再一次减少。”他最后这句话所说的情况倒是非常可能发生的。欧内斯特·琼斯不是领导一个伟大运动的人物；他有智慧和毅力，但他野心勃勃，唯利是图。他一定要指导运动，否则就把它彻底搞垮。他可能激起人们一点短暂的激情，却永远无法发动一个实际的运动。如果他偶然在短期内聚积一股力量，那也只会使他造成人们在奥康纳掌权时期所遭受的同样灾难，而他模仿奥康纳的一举一动已达到可笑的地步。人民被鼓动起热情，又遭到迫害、监禁和流放——然后重新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鼓动，当然应该致力于比这更实际的效果。芬伦正在全国各地作演讲，但在大城镇中，却没有得到任何重大的收获，在这些城镇的群众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麻木不仁的静止状态。他是唯一同琼斯积极合作的演讲员。
托马斯·库珀是在1853年初加入这个团体的，然而，由于对社会权利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分歧，在甘米奇以尊重的措词而琼斯以十分激烈的语气各自表达了意见后，他便脱离了协会。全国改革联盟在首都存在期间，奥布赖恩每星期在折衷主义学院作两次演讲。一个以树立政治和社会正义为宗旨的民主协会在纽卡斯尔成立，甘米奇是该会的秘书。朱利安·哈尼是同一城镇发起的共和联谊的秘书。这时候，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已不复存在了。
我们这项往往令人痛心的工作到此结束了。在本书的结尾，让我们把过去岁月里的一部分宪章运动领导人物的姓名扼要地列举一下，并就我们所知，说明他们的归宿。奥康纳1855年在疯人院内癫狂而死。约翰·柯林斯身体虚弱，智力衰退，据我们所知，在1850年与世长辞。阿特伍德在1839年的愚蠢行动以后，离开议会隐退了。威廉·洛维特成为霍尔本区国民会堂的所有人，于1877年去世。文森特担任有关公民自由、宗教自由和共和政体等问题的讲师。道格拉斯担任《伯明翰日报》的编辑，埃德蒙兹是伯明翰市政厅秘书。道布尔戴，《北方解放者报》的杰出作家，1870年死于纽卡斯尔，受到各阶级、各党派的景仰。威廉·希尔牧师在爱丁堡担任某一行业杂志的编辑。韦德医生在1854年以前去世。泰勒医生，前已提及，在爱尔兰去世。罗伯特·洛厄里从事于有关禁酒运动和教育事业的演讲。詹姆斯·威廉斯成为书报商，兼任森德兰市参议会议员。他那年轻、诚挚的朋友宾斯移居新西兰，死于肺病。赫瑟林顿死于霍乱症。莫伊尔在格拉斯哥经营茶叶生意，是当地市参议会议员。诗人埃比尼泽·埃利奥特死于1849年。亚伯拉罕·邓肯移居美洲。约翰·弗雷泽以其余年致力于音乐。J．R．斯蒂芬斯牧师在1854年仍是阿什顿附近地区的传教士；而那个托利党奥斯勒则住在诺伍德，虽已年迈，仍在经营一个题名为《家庭》的刊物，所奉行的箴言是“圣坛、王位和农舍”。弗莱彻博士在伯里开业做外科医师。R．J．理查森在曼彻斯特经营书报业。彼得·布西1839年移居美洲，从此就在那里定住下来。约翰·菲尔登1847年在奥德姆的选举中失败以后，不久就与世长辞。麦克道尔在1853年夏季移居澳洲，在那里去世。R．K．菲尔普住在伦敦，据我们所知，是几份报刊的所有人。贝尔斯托、坎贝尔和梅森移居美洲。詹姆斯·利奇在曼彻斯特经营印刷业。多伊尔，据我们所知，成为伯明翰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威廉·比斯利在阿克林顿经营拍卖业。利物浦的威廉·琼斯移居美洲，但又迁回国内，据我们所知，住在本乡。约翰·韦斯特，在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住在曼彻斯特。阿瑟·奥尼尔是伯明翰一座浸礼会礼拜堂的牧师。克拉克、麦格拉斯、惠勒和狄克逊，据我们所知，都与保险公司发生关系，除最后一人住在威根外，其余都住在伦敦。雷诺兹经营新闻事业，他的报纸每星期销路达五万份。比泽尔1852年移居澳洲。托马斯·库珀1892年与世长辞。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曾积极参加宪章运动的人士现在都已长眠地下了；另外一批人则移居国外。在前已指出的原因中，这种大量的移民无疑地使宪章运动丧失了许多领袖，从而削弱了宪章运动团体。我们认真考虑所有这些人士以往的行动而不能不深有感触，有时甚至感到痛心。但愿我们永不蹉跎岁月，以免耽误自己学习他们的美德；尤其重要的，愿他们的弱点成为我们的灯塔，警告我们驶离那些暗礁，以免像他们那样往往使自己，而且在短暂的时期内也曾使他们所赞助的崇高事业，触礁遇险。阿什顿附近地区的传教士；而那个托利党奥斯勒则住在诺伍德，虽已年迈，仍在经营一个题名为《家庭》的刊物，所奉行的箴言是“圣坛、王位和农舍”。弗莱彻博士在伯里开业做外科医师。Ｒ．Ｊ．理查森在曼彻斯特经营书报业。彼得·布西１８３９年移居美洲，从此就在那里定住下来。约翰·菲尔登１８４７年在奥德姆的选举中失败以后，不久就与世长辞。麦克道尔在１８５３年夏季移居澳洲，在那里去世。Ｒ．Ｋ．菲尔普住在伦敦，据我们所知，是几份报刊的所有人。贝尔斯托、坎贝尔和梅森移居美洲。詹姆斯·利奇在曼彻斯特经营印刷业。多伊尔，据我们所知，成为伯明翰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威廉·比斯利在阿克林顿经营拍卖业。利物浦的威廉·琼斯移居美洲，但又迁回国内，据我们所知，住在本乡。约翰·韦斯特，在我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住在曼彻斯特。阿瑟·奥尼尔是伯明翰一座浸礼会礼拜堂的牧师。克拉克、麦格拉斯、惠勒和狄克逊，据我们所知，都与保险公司发生关系，除最后一人住在威根外，其余都住在伦敦。雷诺兹经营新闻事业，他的报纸每星期销路达五万份。比泽尔１８５２年移居澳洲。托马斯·库珀１８９２年与世长辞。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曾积极参加宪章运动的人士现在都已长眠地下了；另外一批人则移居国外。在前已指出的原因中，这种大量的移民无疑地使宪章运动丧失了许多领袖，从而削弱了宪章运动团体。我们认真考虑所有这些人士以往的行动而不能不深有感触，有时甚至感到痛心。但愿我们永不蹉跎岁月，以免耽误自己学习他们的美德；尤其重要的，愿他们的弱点成为我们的灯塔，警告我们驶离那些暗礁，以免像他们那样往往使自己，而且在短暂的时期内也曾使他们所赞助的崇高事业，触礁遇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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