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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动工作的复活——宪章运动领袖们获释
最后几名宪章运动被告还未被提审时，有些人已在努力对宪章运动团体进行改组了。读者们已经看到，为了实现宪章而成立的协会最初都是地方性的，虽然它们的努力都集中于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其中许多协会现在已经解散了；1840年7月20日，星期一，代表们在曼彻斯特开会，商讨这个问题，拟订计划，使这个团体的地位有所改善。约翰·阿伦和约瑟夫·哈特菲尔德代表约克郡的西赖丁出席；詹姆斯·利奇和詹姆斯·泰勒代表兰开夏南部；J．迪根代表斯特利布里奇和利物浦；戴维·约翰代表默瑟尔提德维尔和蒙默斯；J．B．汉森代表卡莱尔；W．蒂尔曼代表曼彻斯特；乔治·霍尔顿代表普雷斯顿；塞缪尔·利斯代表斯托克波特；理查德·利特勒代表索尔福德；安德鲁先生代表格洛索普；洛先生代表博尔顿；塞缪尔·罗伊斯代表海德；威廉·摩根代表布里斯托尔、巴思和切尔特南；詹姆斯·库克代表利；乔治·布莱克代表诺丁汉；詹姆斯·威廉斯代表森德兰；托马斯·雷纳·斯马特代表莱斯特和北安普敦；詹姆斯·泰勒代表拉夫巴勒；理查德·斯珀尔代表伦敦；理查德·哈特利代表科恩——上述代表共计二十三名。代表们作出了有关被监禁的宪章运动者的妻子和家属的各项决议，然后开始讨论各种组织计划；经过几天的会议，最后决定把所有地方组织合并为一个协会，命名为“大不列颠全国宪章协会”。协会的基础当然是人民宪章；大家一致同意，除了和平合法的方式以外，决不采取其他手段来实现上述目标。凡声明赞同协会宗旨者，都准参加协会，缴会费两便士，领取会员证，每季度更换一次。在条件许可时，会员应分成小组，每组十人，由执行委员会指派一名组长。执行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包括秘书和司库各一人，各地区分会成员以及分会秘书和司库经各地区提名，由执行委员会任命。执行委员会以及全体会议每年改选一次——前者以全国会员的多数票当选。秘书长的薪金规定为每星期两镑，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开会期间，每星期各支三十先令。全国募捐收入应以半数送交执行委员会，由它分配用途，在条件许可下，执行委员应当自任宣传员，并指派其他宣传员，前往各地，进行有利于实行宪章的鼓动工作。会议一致同意，下属大选时，如属可行，宪章运动者应采取奥布赖恩的计划，提出宪章派候选人，以便鼓吹他们的主义。而且宪章运动团体应参加一切政治性的公众集会，以便发表他们的见解，倘有必要，并对这种集会的目标提出修正意见。组织计划获得通过后，代表们便向全国发出宣言，提名十二人，从中选出临时执行委员会，于是会议便予以任命，以詹姆斯·利奇为第一任主席，威廉·蒂尔曼为秘书。上述组织计划，普遍地被宪章运动团体所接受，在许多城镇，相当多的人加入了全国协会。这个人数还是达不到以前在各地方协会登记的群众人数。但是现在就要发生一些使宪章运动的旧火重新烧起的事件了。部分领袖人物的刑期已满，人们以莫大的兴趣和殷切的期待心情等待着他们的获释。
1840年7月24日，沃里克监狱的大门打开了，从这个人间地狱里走出了威廉·洛维特和约翰·柯林斯。前者显然在幽禁中受到了很大的折磨，脸色相当憔悴，没有人搀扶，行动就不大方便。柯林斯看来比较能够忍受按照监狱纪律规定的生活待遇。这两个获释的受害者由一个代表团伴送到弗伦奇先生的寓所，在那里已给他们准备好早餐了。汤普森代表伯明翰宪章运动者，邀请洛维特和柯林斯参加该市镇的公宴，柯林斯接受了邀请，但洛维特由于健康不佳，同时另有他约，便婉辞拒绝了。第二天，沃里克宪章运动者设宴款待这两位先生，仍由柯林斯一人前往参加。卡多担任主席，柯林斯和唐纳森等人即席致词。宴会上歌声盈耳，情绪融洽，气氛活跃。
伯明翰的示威集会于1840年7月27日星期一举行，就参加的人数和热烈的情绪而言，一切均如预期的那么圆满。上午10点钟，游行队伍按照下列顺序从兰开斯特街的十字炮台出发：第一，两名骑马的司仪；第二，委员会成员，每排两人；第三，募捐员和捐款者，每排四人；第四，一面适合游行场面的大旗；第五，穿制服的联合乐队；第六，一辆由四匹灰马拉着的马车，上面坐着柯林斯和他的家属；第七，几辆载着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代表团的马车；第八，几辆载着妇女政治联合会委员的马车；第九，行业代表，每排四人；第十，一面大旗；第十一，一支铜管乐队；第十二，行业代表，每排四人；第十三，邻近地区的同情者，每排四人；第十四，整个队伍由两名骑马的司仪殿后。照此顺序，游行队伍向前进发，经过兰开斯特街、斯塔福德街、峪口、高街、德里滕德、博德斯利、营房山，沿着沃里克大街，一直走到美人鱼塑像，从原路回到阿什顿街，再从那里前往戈斯塔草地；游行队伍由警察维持秩序，他们听从委员会调遣。委员会需要的马车数量很大，因此，若因其他用途用车，一辆也无法租到。正当游行队伍将要排好时，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密集的广大群众，一眼望去，确实极其壮观而又令人鼓舞。队伍连绵不断，足足有一英里长，回程时扩展成两英里长的行列；各条街道上，人山人海。路灯杆上、窗口和屋顶上都是人们的面孔，带着感兴趣的样子，眺望着眼前的情景，广大群众的欢呼震天动地，许多妇女挥舞手绢，表示欢迎。这个庞大的人群一到戈斯塔草地，大会立即宣布肃静，柯林斯在讲话中称他们为“朋友们、同乡们、奴隶兄弟们”。他回顾了过去，乐观地谈到未来，保证继续协助他们促进他们的权利。晚上，为欢迎柯林斯，举行了宴会，在座者超过了八百人。市参议员法尔布拉泽·佩奇先生主持宴会，致祝酒词时，表达了惯有的激进思想感情。卡多、沃登、托马森、汤普森、查尔顿、格里夫斯和沃森先生纷纷响应；柯林斯在受到反复三次的祝酒后，发表了一篇鼓舞人心的讲话，表示答谢。第二天上午，奉派前来参加示威集会的代表们举行会议。出席者有托特内斯的霍尔曼和杰克逊先生，曼彻斯特的利奇，伦敦的斯珀尔，奥德姆和萨德尔沃思的卡特和格里夫斯，斯托克波特的查佩尔，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托马森，斯托布里奇的钱斯，斯塔福特郡陶器产区的查德威克，布拉米奇西部的格里芬，达德利的库克，布里斯托尔的刘易斯，巴思的摩根，切尔特南的米尔森，爱丁堡的桑基和拉纳克郡的奥尼尔。根据伦敦和拉纳克郡代表的动议，下列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我们，为了庆祝约翰·柯林斯和威廉·洛维特两位同志获得自由而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来到这里的代表们，研究了以前特地在曼彻斯特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所通过的组织计划，表示赞同，并表示决心，在我们的各地区内予以十分真诚的支持。”
当晚，在一块为建造新的人民大厦而购置的基地上，举行了另一次露天大会，由查德威克、查佩尔、斯珀尔、奥尼尔、恩普森、斯莫尔伍德和芒福德等人发表讲话；一篇事先获得代表们同意的宣言在会上当众宣读，获得了一致通过，此外，还通过了其他各项决议；于是，宪章运动者为了对他们事业中首先受难的两位同志表示敬意而在伯明翰举行的规模巨大的示威集会，便宣告结束了。
伦敦的宪章运动者虽然采取的形式不如上述情况隆重，也对洛维特和柯林斯的功绩表示感谢。8月3日，星期一，在白喷泉大厦举行了一次公宴，以示敬意。议会议员韦克利主持宴会，在他右侧坐着洛维特，在他左侧坐着柯林斯。另一位议会议员邓库姆也出席了宴会。韦克利严词指责官方给予洛维特和柯林斯的待遇。祝酒后，洛维特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演说，其中第一段可以表明对他的监禁是否已使迫害他的那些人所抱的目的如愿以偿。
“没有经历过监狱中那种单调而艰苦的生活的人，简直无法体会自由的幸福使人多么身心愉快，精神振奋。尽管他有这样感觉，他却表示，宁愿再一次忍受沃里克监狱那种饥寒交迫的监禁生活——宁愿再一次忍受过去的一切苦难，而不愿让公众集会权变成一个疑问，不愿让人民的和平集会被身穿蓝制服手执短棍之徒所驱散，同时也不愿看到人们对压迫者毫不谴责，也不把他们的恶名丑行昭告全世界。”
柯林斯以幽默的口吻发表讲话，使参加宴会者大感高兴。克利夫介绍布赖顿的莫林和朗德塞尔，他们代表那个时髦的城镇的宪章运动者向洛维特和柯林斯面致贺词；在这以后，邓库姆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政府进行迫害的具体事实，认真地痛加斥责。J．沃森先生和埃普斯医生及其他几个人，也响应了各方面人士的祝酒以及所发表的感想，然后宴会告终，大家对当晚的欢乐情景感到非常高兴。
麦克道尔医生从切斯特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因此，便举行了与上述集会性质类似的其他示威集会。8月22日，星期六，麦克道尔和柯林斯来到曼彻斯特，一个队伍在街上游行；下星期一，约有五百人在木工大厦设宴款待他们，大厦内非常雅致地装饰着旗帜、杰出爱国志士的肖像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宪章标记。宴会结束后，聚会的人们照例以祝酒和演说助兴，许多人参加了这个活动。詹姆斯·斯科菲尔德牧师被推为主持人。麦克道尔一经介绍，就受到了十分亲切的欢迎。他提到他的监禁时说：
“他已饱尝铁窗风味，体质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他已经忘却对他的迫害，现在已开始想起那些迫害他的人了。从现在开始，他要向他们偿还债务了；这笔债欠得很久了，他从走出监狱大门时，就在心里发誓，他一定要进行报复。可是，他所要的报复却不是人们根据这个名词的一般含义所理解的那种报复。他所念念不忘的报复是——人民宪章。他的途径是，在必要的条件下，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实现宪章，他相信大家一定愿意为它任劳任怨，必要时，甚至为它牺牲自己的生命。”
麦克道尔的讲话自始至终非常有力，深深地打动人心，因而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接着发言的是蒂尔曼，然后是柯林斯，他提到了他的朋友洛维特的病情，并为导致他们一同受到监禁处分的方针进行辩护。后来，利特勒、迪根等人相继发言，集会的气氛始终非常热烈。此后，麦克道尔到英格兰北部的主要城镇进行访问。在有些地方，大批群众列队迎接；在所有的地方，他受到了各种方式的欢迎。
怀特刑期届满，因此，在获释的宪章运动者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人，他和柯林斯和麦克道尔一起应邀前往苏格兰许多地方访问。格拉斯哥的群众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集会。好几万产业工人出动参加，组成一支宏大的队伍，向获释出狱的英雄们表示敬意。群众一见到他们，就报以震耳欲聋的欢呼。群众在格拉斯哥草地上排列整齐，由J．莫伊尔担任主席。柯林斯、怀特和麦克道尔先生分别在会上发表讲话。参加这次示威集会的群众估计不下二十万人。夜晚接着举行晚会，会上向这几位获释的宪章运动的鼓吹家赠送了纪念品，借以表示格拉斯哥激进分子的敬意，并表彰他们为这个事业所作的努力与所受的苦难。可是，在格拉斯哥示威集会以后，麦克道尔和他的两位同事分开活动了，他们在他之前参加露天集会，而他则继他们之后在室内发表有益的演讲，听讲者一直非常踊跃。这样，他们在苏格兰作了一次有系统的游历，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使鼓动工作重新生气勃勃。伯恩和欧文先生不久也从达勒姆监狱中获释出来，在邻近地区参加了好几次群众集会。纽卡斯尔的民主主义者特地组织示威集会，向上述两人和新近从苏格兰回来的怀特表示敬意。柯林斯因健康关系不能参加。一大队群众带着乐队和旗帜到火车站去迎接怀特。他被护送到广场，在那里他以惯有的尖刻口吻，向群众发表了相当长的讲话。迪根等人也发表了感想。会后，约有一百二十人在麦克唐纳旅馆举行宴会，宴会由那位对宪章运动事业忠诚可靠的朋友托马斯·道布尔戴主持，怀特、伯恩和迪根先生在席间讲演助兴。晚上，在音乐厅举行了晚会，民主主义派的男男女女们济济一堂。女宪章运动者向获释的受难者们致词祝贺；然后由霍姆斯夫人把一条银链子套在伯恩的颈上，同时也向怀特赠送了同样的礼物，表示敬意。两人对此表示感谢，当天晚上，出席集会者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感想，相互响应，散会时并为《北方解放者》、《北极星报》、出席的妇女们和主席而欢呼。
当获释出狱的宪章运动者正在重新唤起群众重视宪章时，另一个相当重要的运动也多少掌握了公众的心理。如果不是因为它对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具有影响，我们不应当在这部历史中提到它。上述运动关系到帕默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这个运动的大本营。这个事件的首要提议人是戴维·厄克特，他一直把我国的外交事务作为他的专业研究。他的努力获得了查尔斯·阿特伍德的赞助，后者是伯明翰著名议会议员的胞弟。威廉·卡吉尔也在这个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几位人士都指责帕默斯顿勋爵不该把本国的利益拱手让予俄罗斯；甚至进一步指责他被俄罗斯用金钱收买，以致英国卷入了对法国的战争。《北方解放者》是北部反帕默斯顿派的喉舌，道布尔戴通过演说和文章来加强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宪章运动团体是唯一可能赞同他们观点的政党，为了争取宪章运动者的赞助所作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纽卡斯尔举行了几次公众集会，厄克特、查尔斯·阿特伍德、道布尔戴和卡吉尔先生是主要演讲人，许多宪章运动领袖和他们携手合作。埃尔、梅森和洛厄里先生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有关这个问题的鼓动工作在该城镇活跃地进行着。卡多、理查兹和沃伦都是上次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成员，他们被聘为宣传员，在伯明翰、北安普敦、卡莱尔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但除了纽卡斯尔一地外，这个运动并没有获得长期的成功。这并不是由于宪章运动者对上述内阁大臣有任何信任；而是因为他们把这个运动看成是一个阴谋，其目的是要使他们背离他们自己所提倡的办法，关于这点，他们又从奥康纳那里得到了印证，因为奥康纳通过《北极星报》，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加以反对，因此，时隔不久，几乎只有纽卡斯尔一地还对这个问题特别加以注意。关于这件事，宪章运动团体在奥康纳的影响下，显得器量狭窄。毫无疑问，他们的职责应当是把宪章运动问题置于首要地位，但是，如果能获得表明他们的统治者颟顸无能的各种资料，从而为确立他们的原则提供更充足的理由，那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1841年冬季，辉格党激进改革家企图发起一个旨在修改人民代表制的新运动，因而计划在利兹这个重要城镇的马歇尔先生的新建工厂举行一次盛大的公众集会。他们宣扬了奥康内尔、罗巴克、汤普森上校、谢尔曼·克劳福德和约瑟夫·休姆的名字，以便加强这个运动的重要意义。即便没有其他原因，仅仅上述第一个人的名字就足以使这次集会受到谴责了。奥康内尔以前对宪章运动者满怀敌意的对抗态度，他在指责他们时所用的那种刻毒而不留情的语言，以及他的操纵曾使他们为了听取他们的一个鼓吹家的讲话而在都柏林召开的一次群众集会被用暴力解散——凡此种种都激起了这个团体的愤慨情绪。因此，在整个西赖丁，广泛地张贴公告，敦促每个宪章运动者去参加集会，向他表示公告称之为完全应该得到的欢迎。上述集会规定在1月21日星期四举行，宪章运动者决定针对着这个运动召开一次对抗性的示威集会，为此，代表们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前来助威。在举行集会的前夕，星期三晚上，在音乐厅为代表们举行了晚会，表示欢迎，由《北极星报》的编辑威廉·希尔牧师担任主席。第二天，尽管天气非常恶劣，他们仍组织了一支游行队伍，穿过各条街道后，前往霍尔贝克猎场。人们携带许多旗帜，上面照例写着格言并绘有图案。乔舒亚·霍布森主持集会，宣读代表名单，从中可以看出出席者有格拉斯哥的莫伊尔，伯明翰的柯林斯和奥尼尔，中部的约翰·梅森，曼彻斯特的詹姆斯·利奇，曼彻斯特和伦敦的威廉·蒂尔曼，曼彻斯特和首都地区的C·多伊尔，达勒姆郡的J．迪根，赫尔的W·G·伯恩斯、塞缪尔·希利、约翰·佩克和威廉·沃斯戴尔，哈德斯菲尔德的劳伦斯·皮特基思利和爱德华·克莱顿，斯托克波特的约翰·赖特，普雷斯顿的乔治·霍尔顿，赫布登布里奇的乔布·米奇利，哈利法克斯的詹姆斯·维克曼，奥德姆的约翰·格里夫斯，伯恩利的威廉·比斯利，纽卡斯尔的罗伯特·洛尼里，科恩的托马斯·鲍德温，基思利的托马斯·诺尔斯，大霍顿的约翰·索顿，利物浦的J．R．贝尔斯托。集会一致通过了决议，赞成继续坚持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表示不信任新运动的倡议者，尤其因为他们邀请奥康内尔到会，而代表们则一致认为他是当代最无原则的政客。关于对费格斯·奥康纳表示信任和要求罢免内阁的决议也获得了代表们的赞同。为了后一目的，集会一致通过了向女王的陈情书。散会后，代表们前往马歇尔工厂，大批群众接踵而至，立刻把那个估计可以容纳七千人的中产阶级开会的会场挤得座无虚席。在主席座位的背后，写着各种各样的题词：例如，“人人均应享有公正待遇”；“对议员不应有财产资格限制”；“户主选举权”；“投票选举，议会三年改选一次”，“代表名额重行分配”等等，詹姆斯·加思·马歇尔担任主席；但是宪章运动者却无法给予奥康内尔上述那种特殊的欢迎，因为这位大鼓动家十分英勇地，或者说十分小心地避不见面了。约瑟夫·休姆在一篇长达一小时的演说中提出了第一项决议；但他所得到的反应有时并不十分满意。这至少是不应当的，而且也是不公道的；因为不管休姆的政治原则怎样，他在议会内外却一直努力使工人阶级获得发言的机会。他所提的决议，措词十分笼统，因此，宪章运动者也可以同意给予支持。决议的内容如下：
“鉴于援用修正法案来改善国内情况所作的重要尝试未能达到人民所期望的目的，因此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本会议认为全国改革家应当齐心协力，争取进一步扩大选举权，以便使代表们的利益与整个国家的利益相吻合，借以使各阶级人民获得一个公正的政府。”
格拉斯哥的莫伊尔附议，接着表态的是柯林斯，他象前者一样竭力主张普选。罗巴克继起发言，在讲话过程中，痛斥政府对待被迫害的宪章运动者的严酷手段。在他以后，奥尼尔发言，声称宪章运动者决不会放弃他们所持的崇高立场。谢尔曼·克劳福德接着发言，揭发阶级代表制的弊病，提倡把房客包括在内的户主选举权；但象休姆一样，他不时受到打扰。在他之后，洛厄里发言，对丹尼尔·奥康内尔进行了一些严厉的谴责。考文垂的议员W．威廉斯继洛厄里之后发言，表示支持户主的选举权，虽然他本人赞同普选。其次，梅森在会上发表讲话，措词十分有力；然后是汤普森上校，自称为一个“被人蔑视的宪章运动者”。迪根最后讲话，他发言完毕，上述决议提付表决，在十分欢乐的呼声中获得通过。在作出向主席致谢的决定后，大会宣告结束，向费格斯·奥康纳欢呼三声，向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也欢呼三声，最后对丹尼尔·奥康内尔表示厌恶地哼了三声。于是，这次召开集会的目的便完全落空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宪章运动集会；看来十分明显，除非为了实现宪章，否则，至少在目前，为了促成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结合而进行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
1841年夏季来临，大选开始了。宪章运动者先前曾发誓要对辉格党进行报复，现在辉格党的任期即将届满，他们准备把恫吓变成事实。梅尔本内阁自觉威望日益低落，决心采取断然手段，以挽回公众的信任，由于这种决心，三项重要措施便产生了。他们提议废止现行的谷物法，代以每夸脱八先令的固定税率；划一自由制造的食糖和奴隶制造的食糖二者的税率；降低进口木材的税率。他们希望，提出这些措施以后，可以恢复公众的信任，因为他们长期推行的那些背信弃义的立法，已使他们失去了民心；但不论这些措施从前可能受到多大欢迎，现在政府的一番美意却没有博得多少好评。凡与辉格党和辉格党原则有关的一切事物已经在公众中间引起了一股强烈反对的情绪，因此当他们在下院提出上述措施时，立即遭到否决，结果除了解散议会外就别无他法了。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宪章运动者应当采取什么策略？一部分人赞成选举所谓最开明的议员，而另有一些人只想击败和撵走辉格党，甚至不惜让托利党取代他们。在奥康纳和奥布赖恩之间发生了争执，当时他们还都在监狱中。前者主张采取亲托利党的政策，后者表示反对，认为除非托利党协助选出一名宪章派议员，作为交换条件，否则，宪章运动者投票选举托利党，实际上便成为该党的工具。可是，奥布赖恩对辉格党也坚持相同的原则，指明宪章运动者的正当策略是不投票选举上述任何一党，至于对宪章派与上述任何一党相互有利的情况，应另作别论。毫无疑问，奥布赖恩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但人们反对辉格党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至奥康纳的意见比奥布赖恩博得了更多的同情，因此，他的策略就被普遍地宣布为宪章派的策略。宪章派采取任何策略都不可能比这个策略带来更致命的后果；如果不是由于这个策略，辉格党也许已经永远陷于屈辱的地位，而这个步骤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与宪章运动者进行斗争的强大武器，“托利党宪章运动者”这一称号就被用来恣意辱骂宪章运动者，而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比奥布赖恩还要更进一步；我们在任何条件下决不同上述任何一党携手合作。与它们合作，可算是自相矛盾到了极点。我们至少可以打这样的比方，你投票支持一个朋友，然后又投票支持一个可能是最凶恶的敌人，难道还有什么做法比这更可笑的吗？这种策略从来没有获得一点长远的好处。也许它会取得暂时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比失败还要糟。把真理与谬误，把善与恶搞到一起，这能带来任何好处吗？即使奉行正确原则的只有三个人，也应当让他们与这种原则共存亡；这至少可以使他们得到尊敬，甚至敌人的尊敬。在大选时，曾采取远比支持托利党的策略更为高明的决定，这就是提出候选人，在竞选讲坛上阐述并辩护宪章主义的原则。许多人被提名参加竞选，但其中有些人只是罗巴克之流的政客。凡是奉行宪章主义原则的人，都在费格斯·奥康纳致《北极星报》的一封长信中得到了推荐。罗巴克在巴思参加竞选，结果当选了；汤普森上校在赫尔竞选，没有成功；奥克利和邓库姆在芬斯伯里当选，菲尔登和约翰逊在奥德姆当选。文森特在班伯里参加竞选，获得了五十一票，而任何候选人所得的最多票数为一百二十四票。麦克道尔被提名在北安普敦竞选，在那里出现了宪章派和托利党之间的公开联盟；辉格党同托利党展开了一场剧烈的竞争，但前者终于获胜，而麦克道尔在这个约有二千选民的选区中仅获得一百七十票。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勃朗蒂尔·奥布赖恩被提名为宪章派候选人，虽然他尚未出狱，结果举手赞同者占有惊人的多数，大大超过了举手赞同两名获胜的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人的数字，换言之，超过了后来投票时获得多数选民投票的当选者。奥布赖恩的朋友们在竞选坛上为他取得胜利后，就撤回了他的候选人资格。哈尼和皮特基思利在西赖丁的竞选坛上同莫佩思勋爵和米尔顿勋爵进行竞选，在那里赢得了同情宪章运动的舆论。W．V．桑基是马里莱博恩那个贵族式自治城市的候选人，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形势下，他居然有勇气参加竞选，因为他仅获得了七十票。即使在布赖顿，宪章运动者也不乏他们的候选人，即本郡的查尔斯·布鲁克，可是他在这个广大的选区中只获得了十八票。卡莱尔的宪章运动者提出一个名叫汉森的织工为候选人，在举手推选时，他所获得的票数，远在贵族竞争者之上。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其他许多地方，也都提出了宪章派候选人，在竞选坛上，看来几乎每次都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甚至当他们参加投票选举，而选民使他们只占少数时，情形也复如此，这证明选民阶级与非选民阶级之间彼此很少同情。但有一个例外情况，这就在利兹自治市，在那里，即便在不享有选举权的人们中间，对中产阶级的同情也很强烈。利奇和威廉斯是宪章派候选人，但举手表决的结果对他们不利；在朋友们宣布结果后，作为普选权的提倡者，他们顺从公众的决定，退出了竞选。如果不是由于奥康纳提出的亲托利党的策略，1841年的大选可能给宪章运动事业带来莫大的利益。如果宪章运动者从未提出一个候选人参加正式竞选，而让辉格、托利两党互相火并，自己却袖手旁观，暂时满足于自己所提出的人选赢得多数人的举手赞同，那么，他们必然会增强自己的势力，为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但当时推行的策略却给宪章运动阵营造成了无穷尽的分裂，甚至比道义、暴力两派的争执所引起的分裂更为严重；因为奥康纳的策略虽然获得了多数人的赞同，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少数派，其中包括势力比较雄厚的成员，他们却表示反对，由于特别厌恶相反的策略，他们走到另一极端，竟投入了辉格党的怀抱。这样，整个阵营便完全分裂了，这次大选，如果明智地加以利用，本来可以大大有助于他们的事业，而实际上却推迟了宪章运动者实现瞩目的光荣目标。托利党在大选中赢得了议会多数，比他们的辉格党政敌大约多一百个席位；但除了象罗巴克原先已在下院占有席位者外，宪章派候选人一个也没有当选。即便在托利党声称愿在互利条件下和宪章运动者携手合作的地方，除了极少数以外，他们也没有投票选举宪章派候选人。这本是意料中事。辉格、托利两党之间的距离很小；而在托利党和宪章派之间，原则上存在着几乎不可估量的距离。辉格党也好，托利党也好，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看来，都同样是专利权的维护者；因此，希望这一党或那一党真心诚意地同必然反对一切专利权的民主主义的提倡者团结一致，究竟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由于观察这个问题时缺乏这种眼光，结果招致了1841年的一切耻辱，如上所述，也造成了整个阵营的分裂，并给宪章运动带来了极其不幸的后果。
全国宪章协会成立不久，另一个争端随着发生；这照例又是在一个政策性问题上发生的争端。洛维特和柯林斯在狱中写了一篇文章，题名是《宪章主义》，其中提出一个计划，要把全国宪章运动者组织起来。这个计划包含着：指派宣传员；刊印并传播政治性小册子；成立流通出租图书馆；建筑公共食堂和学校，向群众灌输德育、智育、体育和政治方面的知识；创办师范学校，培养男女师资。据说明，只要在全国请愿书上签了名的人，每星期捐助不到一便士，每年就可以建造地区会堂八十个，或创办师范学校或工业学校八十所，每所经费三千镑，合计二十四万镑；流通出租图书馆七百一十所，每所二十镑，合计一万四千二百镑；延聘四名宣传员，每名每年需费两百镑，包括旅费在内，合计八百镑；政治性小册子两万份，每千份十五先令，每星期发行一次，共计七百八十镑；印刷费、邮电费、薪金等等共计七百镑：这样，为了促进群众的觉悟并加强其组织，每年支出二十五万六千二百镑。上述计划一经出现，就立刻遭到了斥责。费格斯·奥康纳及《北极星报》提出警告，谴责它是中产阶级用来破坏宪章运动的一个阴谋，这个“新措施”在绝大部分宪章运动地区受到了相当直率的指责。《北极星报》上不时刊登通信和专论，说明只有以前在曼彻斯特通过的计划才值得人民采纳，把赞成洛维特和柯林斯计划的人们一律斥责为叛徒。不久，另一种争论的起因也出现了。文森特曾从奥克哈姆狱中写信给宪章运动者，劝他们一律厉行戒酒；1841年3月间，他获释以后，应朋友的邀请，在主要城镇作了一次广泛的旅行，每当群众集会结束时，他都建议成立“宪章运动者禁酒协会”，使宪章运动团体中相当多的人立誓戒酒。可是对这个计划的斥责，并不象针对洛维特和柯林斯的计划所进行的斥责那么成功。《北极星报》的编辑希尔在文森特的宣言上签了名，相当多的地方领袖们也步他的后尘；但它没有获得奥康纳的赞同，除了在曼彻斯特所通过的计划外，他对任何计划都加以斥责。
不久又出现了第三个派别，它也遭到那位领袖人物同样程度的非难。苏格兰的宪章运动者在许多地方建立起“宪章派基督教堂”，每逢安息日，在教堂内进行政治讲道，在英格兰多少也建立了一些这类教堂。阿瑟·奥尼尔便是伯明翰这样一所教堂的牧师。奥康纳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求知宪章主义、戒酒宪章主义和信教宪章主义”为题，断然斥责三者都是有组织的体系；而他的信更着重于指责第一种主义。这当然不会在奥康纳和各有关方面之间造成任何好感，他们认为他的举动无异企图建立独裁制，把他的恩惠只赏给一部分人，企图使他们变得符合他的特殊目的。他们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十分正确的。任何人如果假定所有奉行同一原则的人们都应当遵守某一条政策路线，而任何人越出这条路线就成为他们事业的敌人，那么他确实是太狂妄了。洛维特和他的朋友们的计划，其中包含着使人民获得新生的一切因素，假如把它全面地、忠实地、真正地付诸实施的话，而且只要处理得当，它本来是可能实现的。如果这个计划得到普遍采纳，而又始终防止它为了迎合单纯的中产阶级意旨而走入歧途，那是多么值得庆幸啊！这样，不需要几年，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民的势力建立起来，并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制民主主义的敌人的一切冲击。但这恰好是奥康纳最不乐意的事。他从来不想用开导宪章运动者的方式来使团体取得成功。他只希望这个团体成为一群暴徒，在每次群众集会结束时，向费格斯·奥康纳和《北极星报》欢呼三声。兴建会堂、创办学校和建立流通出租图书馆等等，一方面会使群众得到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又会使他们不仅对参加运动，而且对维护运动产生实际的兴趣，到那时，这个运动一定不再会成为一部记录谬误、灾祸和失败的历史了。
1841年夏末，奥康纳和奥布赖恩获释出狱。当时，这事大大地推动了宪章运动。现在它已有一个正式的执行委员会，由麦克道尔、利奇、菲尔普、坎伯尔和摩根·威廉斯组成。奥康纳曾在《北极星报》上宣称，一旦他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将穿一套粗布衣服，以表示他本人多么彻底地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于是，就做了一套这种衣料的服装送给他。他出狱那天，来自各地的许多代表聚集在约克，代表他们的选民向他致贺，总计五十六人。为了这个重大时刻，曾特制一辆凯旋车，奥康纳穿着粗布服装，坐在车上，后面跟随着成千上万群众，在约克的街道上列队游行，并不时向那个脱离樊笼的“自由雄师”欢呼示敬，在分散以前，代表们向全国发出一项宣言，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以便加速运动的发展。奥布赖恩在兰开斯特出狱时，受到了该市镇民主主义者的款待，他向他们发表讲话，照例寓意深长，口若悬河，博得最热烈的欢呼。不久以后，奥康纳和奥布赖恩应邀前往曼彻斯特，一大批群众列队欢迎，给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一切荣誉。
奥康纳继续在全国各地参加示威集会；先前他虽然曾断言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决无合作的可能，但在苏格兰旅行后，声称他将使这两个阶级在短暂的三个月期间内实行合作。另一方面，奥布赖恩表示决心，不再参加这一类的示威游行，因为他认为它们目前不会产生任何成效；但他应各团体的邀请，走遍全国，发表了许多雄辩滔滔、才华横溢、发人深省的讲演，这使他声誉鹊起，名噪一时。奥康纳的苏格兰之行并不一帆风顺，因为在一部分旅程中，P．布鲁斯特牧师和他一直形影不离，在暴力问题上，向他提出反对的意见，结果收到了相当的成效。
1842年春，宪章派阵营中出现了新的分裂根源。由于反谷物法运动的领袖人物表明他们缺乏原则，约瑟夫·斯特奇已经放弃了这个运动，而开始为普选权问题进行活动。他发表一篇宣言，坚决主张每人应有选举权。他呼吁赞助议会改革的人们在这篇宣言上签名，并邀请签名者到伯明翰去同他开会，进行协商，以便想出关于促成他们目标的最有效方法。许多宪章运动者，尤其在英国西部，对这个运动多少寄以同情。文森特和菲尔普当时住在巴思，经营《全国辩护士》，一份不贴印花、售价二便士的宪章运动刊物。如前所述，菲尔普是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两人曾在斯特奇的宣言上签名，因而有资格被推选出席这次协商会议。埃奇河畔的伍顿推选勃朗蒂尔·奥布赖恩出席协商会议。利物浦派来的是麦卡特尼先生。杜赫斯特先生和其他四人代表布雷福德的宪章运动者。约翰·汉弗莱斯·帕里是伦敦派来的代表，此外，还有各地区的其他几个代表；他们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人士，从未参加过宪章运动。这个新运动的机关报是由一个非国教牧师迈尔主编的《非国教徒》，报上刊登一系列立论精辟、说理畅达的论文，阐述了工人阶级参加普选的权利。但是，不论一部分宪章运动者对斯特奇的努力多么同情，奥康纳及其派别却谴责这种努力，当协商会议开会时，奥康纳前往伯明翰观察会议进行情况。会上提出了代表制问题，并进行了两天的讨论，在此期间，奥布赖恩和其他宪章运动代表们尽力维护他们所珍视的原则。最后，会议一致承认人民宪章的六项要点；经洛维特和奥布赖恩动议，决定召开一次更具有全国性的协商会议，其成员应由公众集会推选出来，而其目的在于为一项以上述六个要点作为基础的措施制定细则。在不久出版的《北极星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谴责协商会议，特别提到奥布赖恩，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它指摘奥布赖恩把宪章运动团体出卖给中产阶级，并竭力使全国宪章协会陷入斯特奇的新组织中。菲尔普也被奥康纳单挑出来供宪章运动的群众咒骂，因为他曾在宣言上签名，于是，便断定他的行为与他作为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职守不相称。这位著名的鼓动家采取与众不同的方法，教唆他的崇拜者撤销菲尔普的职务。他在《北极星报》上，刊登了他写给利奇、麦克道尔和坎贝尔的信，在这种情况下，照例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向他们声明，当执行委员会改选时，他将投票选举他们。这封信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菲尔普终于被撤职，而由一个能言善辩的青年乔纳森·贝尔斯托继任，他曾长期在约克郡西赖丁和其他地区担任演讲员。
奥布赖恩下定决心，不让他的对手不经过斗争就把他打倒，于是致函《北极星报》主编，为自己所受的委屈发出不平之鸣，并向该主编和奥康纳提出挑战，要他们在发生上述事件的伯明翰的公众面前同他交锋，他将尽力证明对他所作的责难完全与事实不符；但这个挑战所得的答复是另一套颠倒黑白的谰言。奥布赖恩给上述主编写了第二封信，可是这位大主笔拒不刊登，理由是，来函内容完全是“骂人话、下流话、狂怒者的胡言乱语”。什么话都不能比这番话更荒谬的了。奥布赖恩在反驳对他的责难时确实盛气凌人；但他那封信的措词决不会有损于任何公共刊物的威信。《北极星报》对协商会议进行的情况，不作公正的报道，而只满足于从其他报刊上摘录一些断章取义的言词，因此，奥布赖恩在该报上得不到应有的申辩机会，便刊印了一本小册子自行辩护，明确地指出他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北极星报》的主编指责他不该反对一项表示感谢的决议，提出这个决议的是一个布雷福德的代表，他建议感谢工人阶级过去对这个事业所贡献的力量；其实，奥布赖恩本来是支持这项动议的，直到后来帕里先生发现大家认为这项动议是出于党派性的动机，乃提出一项修正案，不仅对工人阶级表示感谢，而且还感谢所有提倡这个事业的人们；到了这时，奥布赖恩看到原动议不再有通过的希望，便支持修正案，它实际上包含着原动议的一切内容，却没有原来动议的排他性。关于指摘他企图把宪章运动拱手让与斯特奇及其派别的责难，奥布赖恩在答辩中明白地解释了他的立场；这就是劝导工人阶级主要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但同时却不阻挠愿以另一种方式鼓吹宪章原则的任何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一言以蔽之，奥布赖恩表明他的目的不是要使一个派别居于支配地位，而是要使正义的原则得到维护，姑且不论拥护来自哪一方面。这时，奥康纳的举动显得更加古怪，因为协商会议闭幕后，他曾在伯明翰一次公众集会上，实际支持了一项决议，盛赞协商会议的行动，并为了会议成员们所表现的情绪而向全国致贺；但这时，他把会议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他本人。他的意图显然是在诋毁奥布赖恩；他虽然曾在伯明翰雇用一名采访记者，却从未刊登有关协会会议事项的公正报道，因为如果予以刊登，那就必然使他所期望的效果成为泡影。这种片面的行动使大多数的地区通过了指责奥布赖恩和协商会议的决议。奥康纳所雇用的每个奴仆（他们不在少数）感到自己必须和他的主人亦步亦趋。但是宪章运动团体中最明智的人士仍然站在正义一边，向《北极星报》提供了符合他们见解的决议，但这些决议不是全部遭到扣压，便是暂不予以发表，直到那些恶毒的诽谤在社会上生根以后。奥布赖恩为自己进行正当的申辩的途径非常狭窄；因为他没有一个发表自己见解的刊物，而《北极星报》却具有凌驾一切的无上权威。可是，虽有各种反对势力，奥布赖恩仍被邀请到一些地方去演讲；但一个有组织的体系却被用来扰乱他所参加的集会，并破坏他的声望。莱斯特是广泛感到奥康纳势力的城镇之一。1842年春季，该城镇的工人阶级陷于极大的贫困。成千上万的人失业无依，只由教区提供了一些工作机会；而从事这项工作，每人每天所得的只是两便士半的难以糊口的微薄工资。许多人被这种严酷艰苦的生活逼得几乎发疯，因此很容易对富人动火，如果领导他们的人感情非常激烈，而且又能使他自己暴躁的性情影响他的追随者的话，情形尤其如此；而具备上述特点的一个领导者正是托马斯·库珀。
我们这里扼要介绍的这个人物系出生于莱斯特；但他父亲去世时，他尚在襁褓中，他的母亲带着他迁往林肯郡的盖恩斯巴勒，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竭力挣扎，以求使母子俩得到温饱。但这也往往非常困难，因此为了使他的孩子能够活命，母亲不时被迫节食。她那伟大的母爱使她后来经常自动禁食，以便满足他日渐增长的求知欲。库珀早年一贫如洗，甚至没有鞋袜，往往被迫赤足，对他来说，这并非耻辱。那时候，他身体虚弱，这当然是毫不奇怪的。十五岁时，他被送去做鞋匠，这是一种低下的职业，他从事这项手艺直到二十三岁。在库珀忍受这种单调乏味的工作期间，他并没有虚度年华，而是以其他各种知识来充实他的头脑。他开始学习语言和数学。他在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法文方面获得了相当高的造诣，在几何、代数方面也有同样的成就。后来，他又学习了一点意大利文、德文和其他语文。在这个期间，他努力使自己精通各种学识，但他当鞋匠所得的收入每星期只有十先令；当时他母亲的身体相当衰弱，为了维持他们母子俩的生活，他往往要作出十分艰苦的努力。库珀有些习惯和科贝特大致相同，而每晨早起的习惯甚至超过了后者，夏季凌晨3时就起床，一直散步到6时，他也用这段时间来进行孜孜不倦的阅读。二十三岁时，他生了一场大病，一位朋友劝他抛弃旧业，从事教师生涯。于是，他在盖恩斯巴勒创立了一所学校，办得十分兴旺。大约在三十岁那年，他迁往著名的城市林肯，在那里仍从事教学工作。库珀在林肯市担任《斯坦福德信使报》的采访记者，该报在销路方面，迄至最近时期为止，在地方报刊中居于首位。最初，他当记者的薪金每年只有二十镑；但逐渐提高，终于年薪达到了一百镑，后来他迁往斯坦福德，协助《信使报》的编辑工作，年薪达三百镑。这个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他便迁往伦敦，有时不得不同逆境作斗争；他曾被迫出卖书籍，最后甚至典当衣服来维持生计。他有时在一些杂志社找到一些零星工作；最后担任了《格林威治日报》的编辑，然而，这份报纸不久便停刊了。刚好在摆脱上述报刊的编辑职务以前，库珀被他家乡出版的《莱斯特郡信使报》聘为采访记者。他接受了这个职位；任职未及数月，就去参加一次群众集会，采访纽卡斯尔的约翰·梅森所作的关于宪章运动的演讲。结果是，他成为一个宪章运动者，后来开设了一家咖啡馆和专销宪章运动刊物的店铺。如前所述，1842年春季，莱斯特市出现了严重的贫穷景象。库珀强烈谴责工人阶级所受的虐待。由于他那勇往直前的演说风格、永无静止的活力以及不屈不挠的意志，他使自己居于领导他们的地位。他给这个地区的宪章运动取名为“莱斯特宪章莎士比亚旅”，该团体的各项宣言都经他亲笔签署，所用的头衔是“将军”。在他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的大力煽动下，千千万万的失业工人跟着他在街上游行，他们的生活虽然都很艰苦，仍然大声欢呼，在各店铺门口停下来，接受店主们的施舍。当库珀不能率领这些队伍时，则由另一个身穿军装的人代替；但是对于库珀，群众始终愿意倾听他的发言，始终愿意服从他的命令。人们目睹这些半饥不饱的广大群众每天兴高采烈地游行过市，感到惊讶；如果不是因为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则可能认为这个城市正在欢度一个重大节日哩。顺便提一下，当时对费格斯·奥康纳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首推托马斯·库珀；他自鸣得意地声称他是这个偶像的崇拜者，正如他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时所表明的那样。费格斯·奥康纳说什么，托马斯·库珀就信什么。任何人发表反对费格斯的言论，他一定会加以斥责。总之一句话，他是奥康纳狂，他的行为也和他的心理状态相吻合。当他的伟大偶像出狱时，库珀创作了一首歌曲，题名为《自由雄狮》；不论他在什么群众集会上出现，一开始就毫无例外地先唱这首歌。他常常领唱，先哼出曲调——因为音乐是他的特长——然后，他的“英勇的莎士比亚旅成员”便精神抖擞地跟着合唱。他在这批饥饿的群众面前，行使着一个国王的权力；只要他发出命令，他们一定会俯首听命。勃朗蒂尔·奥布赖恩在伯明翰协商会议刚结束后，正好陷入了这样一个敌兵四伏的巢穴。①
①见附录中的库珀信件。
莱斯特另有一派宪章运动者，与库珀—奥康纳派迥然不同，其中有约翰·马卡姆。他们明智达理，不甘心屈从“莎士比亚将军”的独裁，便同主体分道扬镳了。邀请奥布赖恩前去演讲的，就是这一派，他们预定了莱斯特城镇最宽敞、最华丽的会场。为了弥补开支，征收入场费两便士；但暴力派的“莎士比亚旅成员”闯进会场，分文不付，而且在集会上占了多数，另一方面，他们的“将军”则在讲坛上设法利用他的优势地位。他已把他的士兵们训练成熟，使他们懂得他们的职责就是驯服地听从他的命令。他已教育他们，富人是他们的仇敌——这是千真万确的——约瑟夫·斯特奇是一个豪富的谷物商，因此他不可能正直无私；勃朗蒂尔·奥布赖恩既是斯特奇的爪牙，因而便成为他们伟大的领袖费格斯·奥康纳的敌人。但他忘记提醒他们，虽然一般说来，富人是穷人的仇敌，然而，在各个时代，富人队伍中也曾有过一些主持公道、富于博爱精神、能为人民事业请命的人。W．D．泰勒主持开会，当议程进行到推选主席时，这位“将军”手下的一个名叫比达姆的副官提请由他的主子担任。争执随即发生，关键是究竟哪一派占多数；但奥布赖恩起立声明，应由库珀当选主席，于是库珀立即就坐，开始进行议程，同时高唱《自由雄狮》，与其说群众在唱歌，不如说他们在乱嚎。因此，库珀以讽刺的口吻为他那批可怜的盲从者有失体统的举动表示歉意，他说他们由于渴望倾听“学校教师”的讲话，而又穷得缴不起入场费，所以才这样乱嚎的。接着，他介绍奥布赖恩，后者发表了任何公共讲坛上前所未有的最显示才华、最富于教育意义的演讲。他从一部分比较明智的听众那里博得了最热烈的欢呼。他对自己在协商会议所持的立场作了明晰的说明，声称他本人仍然拥护宪章，拥护它的细则，拥护它的名称，拥护它的一切。虽然这项声明博得了会上大部分听众响亮的喝采声，而且它也是奥康纳派经常发表的声明，但是由于“将军”没有加以赞扬，“士兵们”也就默不作声了。奥布赖恩在发言中提到斯特奇运动，竭力声辩说，凡为民主主义奋斗的人们，都有权凭个人的意愿参加或自行结合任何会社，任何人也无权指令他人必须加入全国宪章协会。这个意见受到了奥布赖恩朋友们沸腾的欢呼；但是“莎士比亚旅成员”却保持沉默，直到后来，库珀认为这篇演讲无疑地正在开始令人信服，再讲下去，便不利于奥康纳主义的教理了，于是立即起立，大声叫道，“不对，不对，宪章同志们！”然后，他把帽子一挥，叫出一声倒采，“士兵们”盲目地学样，活象孩子摹仿父母一样。仔细端详这一批饱经忧患、备受蹂躏的群众的脸容，就不难看出构成奥康纳主义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只是愚昧和盲从罢了。他们在倾听奥布赖恩对原则所发出的严正呼吁、阐述他的精辟论点以及道出他才华焕发的警句时，始终显得没精打采，露出一副茫然若失的呆相。只有在他们主席的指令下，他们才露出生气勃勃的样子，不过这种生气是感情上的生气，而不是理智上的。奥布赖恩讲了大约两小时，后来由于有病不得不宣告结束，因为一阵呕吐突然发作，使他无法继续讲下去。这种情况甚至暂时消释了奥康纳主义信徒们的仇视，库珀宣称那天晚上他不应当再向奥布赖恩提出质问了。可是，第二天晚上，在奥布赖恩开讲前，库珀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例如，“奥布赖恩先生是不是全国宪章协会的会员？”以及类似性质的其他问题。奥布赖恩对这类问题的答复一点也不含糊。他回答说，他不是全国宪章协会会员；他宁愿保持自行负责的立场，因此，目前暂不属于任何协会。然后库珀提议对奥布赖恩投不信任票，尽管会上有一部分有理性的群众加以反对，但他的“莎士比亚旅成员”终于把它通过了。奥布赖恩试图发言，未能如愿；因为“将军”和他的“军队”鼓噪不休，使争取发言的一切尝试完全失败，集会在极端混乱中宣告结束。
大约与此同时，文森特也应邀前往莱斯特演讲。库珀和他的“莎士比亚旅成员”也参加了，文森特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发言机会，但终究无效。库珀站在讲坛上，向文森特的朋友们大声喊道，“如果斯特奇或者斯潘塞来访问莱斯特，群众会听他们讲话的；但他们决不会听那个矮小的叛徒讲话。”文森特被迫退出会场，终于没有发言。
库珀另一次恶作剧尤其显出他的狂妄。威廉·迪安·泰勒准备发表演讲。他曾得罪库珀，于是库珀就带着他那一帮人前去参加。“莎士比亚旅成员”当然推选他们的领袖当主席啰。上讲坛要走许多台阶。当泰勒刚走上高度适合讲话的台阶时，主席要求他再往下站。泰勒拒不听从。“宪章运动同志们，”库珀大声喊道，“泰勒先生不听你们主席的话”；因为这位演讲者不肯屈从这种蛮横无礼的要求，那天晚上，他的发言就被盲从库珀的人的一片鼓噪声淹没了。这就是工人阶级队伍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在1842年所作的恶作剧；象多数具有同样心理的人们一样，库珀居然胆敢把奥布赖恩称为疯子。可是，菲尔普对这个独裁者库珀则采取了冷静沉着的有效办法。他前往莱斯特访问，想作一次演讲，商请库珀予以安排。可是，他遭到了刁难；库珀对他说，如果他想在莱斯特演讲，事前必须“双膝跪下”，忏悔既往。菲尔普答话时语气镇定大方；他离开库珀以后，便去同另一派宪章运动者磋商，他们安排他在他们的场所发表演讲。库珀听到这个消息后，几乎“双膝跪下”，恳求菲尔普打消原意；但这位冷静、镇定、谦和、被库珀称为“老弟”的人决不放弃他的目的。这种盛行在莱斯特的愚蠢行动也或多或少地蔓延到一般宪章运动团体。理智遭到践踏；由蛊惑人心的宣传所煽起的感情盛极一时；谁敢背离奥康纳和《北极星报》所指出的道路，谁就决不会有丝毫的希望。领袖人物中既然有那么多的意见分歧，却要求所有的民主主义者参加一个独一无二的协会，这从当时的公众心理状态来看，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公道、更不合理的吗？这是不折不扣的霸道。当教育尚未十分普及时，就提出团结一致的要求，未免操之过切；而纯粹的煽动家却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想取得手段。在知识的传播至少在民间已经普及以前，要想他们参加一个足以实现他们权利的组织，必然是徒劳无益。在普及知识的过程中，一个协会或一百个协会并无出入，只要它们都有同一伟大的目标。一向被认为由于在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意见和不协调的行动所造成的灾祸，事实上并非由于这个根源，而是由于宪章运动团体中一个宗派不能容忍与它自己政策不同的政策。于是便出现了倾轧和争执——因此宪章运动组织便从几个强大的团体萎缩为一些比较无足轻重的宗派了。
这些事件发生不久，奥布赖恩成为一个名为《不列颠政治家》刊物的所有人和编辑，他在这个刊物上，十分有力地证明每个民主主义者都有权采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行动，只要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恪守原则。可是，在奥康纳的雇用人员所施加的种种压力下，同时由于资金短绌，奥布赖恩很难顺利地坚守阵地，与他的对手周旋。时隔不久，《政治家》即被迫停刊。洛维特一派人创办了《全国协会报》；文森特和菲尔普继续在《全国辩护士》上发表意见；但这两份报刊的寿命都不长久。为了表明这个时期奥康纳的政策的极端矛盾起见，我们不得不提起在巴思发生的一件小事。当时，有人正在设法使这个城市的谷物法废除论者和宪章运动者结成联盟，其基础是废除谷物法，并实现一种完整、公正、自由的人民代表制。文森特以宪章派代表身分，参加了这次为促进上述目标而举行的公众集会。前面曾经提过，文森特的演讲一般是以姿态、声调、手势和热情见长，而不在于内容充实；但他有时也会使用一些庄严、优美的词句。下面就是一个实例；这无疑是我们所能选出的最精采的一段摘录：
“全世界人民已经起来反抗贵族制度了。是呀，战斗已经在各个战场上展开了。某一天，你们可以从非国教徒为了反抗法定教会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中看到这种战斗。另一天，你们会从为了解放黑奴所作的崇高的努力中听到这种战斗。又有一次，这种战斗会从我们那些被压迫的天主教友们的奋斗中显示出来。在某一个时刻，它存在于反对谷物法的呼声中；在另一个时刻，它又表现为要求创办学校的呼吁。所有这些只不过体现了一种伟大、崇高的精神。更高原则是行动的源泉，是对人类团结友爱的信念——一种想要实现符合基督教制度的愿望。它是对世世代代的偏见的一种精神上和道义上的反抗。先生们，你们对于预示一个新权威的征兆，为什么要害怕呢？就我来说，我感到欢欣鼓舞。我赞同钱宁的看法：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孕育着重大事件的时代。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民主主义的脉搏的急剧跳动。为它欢呼吧！先生们，我请求你们。不要轻视它；要鼓励它——帮它向前发展。看一看我们眼前的广大群众；上帝是他们和你们共同的天父。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塑造他们，正如他塑造你们一样。罪恶和贵族制度毁损了这个形象；只要群众在宗教、智力、道德、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地位获得了提高，这个形象也就会按群众提高的程度，相应地恢复原有的美观。为什么群众思考着抽象的权利，而不吵闹地要求面包，对于这一点不必感到奇怪；其中自有值得无限赞美的崇高思想。在我看来，最令人崇敬的景象之一莫过于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群众正在仔细推敲微妙的抽象概念，他们同时说：当然，我们也需要面包；但我们所要求的则是长期拒不给予我们的权利。这是真正高尚的行为。它表明造物主的一粒火花已经迸进他们的心灵深处。基督的真理宣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①”
①《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4章，第5节。——译者
在举行上述集会的同一天，奥康纳前往巴思访问；文森特演说的一部分内容虽然完全为了拉拢中产阶级，奥康纳在当晚举行的并有文森特在座的公众集会上，在提到这点时，大声说，“我相信，亨利·文森特——我们宪章运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②——连同他的巴思宪章派队伍，必将战胜我们的敌人，取得辉煌的胜利。”应当记住，所谓胜利就是宪章运动者和谷物法废除论者之间的联盟；宪章运动者，特别是奥康纳，认为必须要有宪章，才能使谷物法的废除有利于工人阶级；而宪章一旦实现，就必然能使人民废除谷物法。因此，根据上述观点，关于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而结成联盟的说法是很荒谬的。奥康纳明知中产阶级的谷物法废除论者只想利用宪章派的力量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特殊目标，而他却把为了这个目标而同中产阶级结合的政策称为“战胜我们的敌人，取得辉煌的胜利”！
②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译者
可是，大约与此同时，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宣言，提出在宪章运动者与谷物法废除论者之间建立一个联盟，其基础比文森特所规定的更加健全。但奥康纳却威胁说，他将在宪章运动团体面前谴责他们的计划，他的编辑果然在《北极星报》上谴责了他们的计划。就在发生这些事件的那个春天，约瑟夫·斯特奇同《泰晤士报》的约翰·沃尔特在诺丁汉竞选议会议席。奥康纳曾在上届大选中支持沃尔特。现在他却出面支持斯特奇，而反对沃尔特，虽然他曾公开嘲笑斯特奇是“反谷物法联盟的一个狡猾的爪牙”。他调动了一大批宪章派演讲员为斯特奇游说，他们一连几天使这个城镇处于持续的兴奋状态。斯特奇没有当选，但他获得一千八百多票，约占他的对手所获票数的百分之八十。奥康纳后来给斯特奇送去一份演讲员酬金的帐单，这些演讲员也同意接受酬金，而付款者恰恰就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向谴责的他们事业的敌人。这就是当时宪章运动者的一些自相矛盾的行动；这些行动由于出尔反尔，不论暂时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却不能不损害整个宪章运动。
与此同时，执行委员会正在把全国的注意力引向一个问题，就是为了要求实现宪章而呈递另一份请愿书，为此他们已制定了一项草案，提请通过。可是这第二份请愿书并不局限于宪章；除申诉人民的种种疾苦外，还恳请撤销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议会的合并法案。这又是一个争端。一部分苏格兰宪章运动者反对在请愿书上列入宪章以外的任何问题，关于这一点，麦克道尔医生和苏格兰最杰出、最有才能的宪章运动者约翰·邓肯发生了争论。然而，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和执行委员会一致的，请愿书的签名运动进行得十分活跃。当时决定在伦敦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为期三周，以便主持呈递请愿书事宜。代表大会共有二十五名成员，姓名如下：亚伯拉罕·邓肯，E．斯托尔伍德，詹姆斯·利奇，J．R．H．贝尔斯托，C．多伊尔，W．P．罗伯茨，乔治·怀特，费格斯·奥康纳，N．鲍威尔，R．洛厄里，詹姆斯·莫伊尔，S．巴特利特，威廉·比斯利，J．麦克弗森，G．哈里森，P．M．麦克道尔，摩根·威廉斯，R．K．菲尔普，鲁菲·里德利，W．伍德沃德，J．梅森，威廉·托马森，劳伦斯·皮特基思利，J．坎贝尔和J．勃朗蒂尔·奥布赖恩。可以看出，二十五人中只有六人是第一届代表大会的成员。1842年4月12日，这个团体在伦敦集会，接受全国请愿书上的签名，据说总计有三万三千人。请愿书于5月2日由邓库姆送往下院，当时有一个庞大的队伍从会场出发，穿过几条主要通衢大道，到达下院。政府当局事先严禁车辆在上述街道上通行，以免妨碍游行队伍，这项禁令严格地予以执行。这次聚拢围观的群众人数很多；许多外地人从乡间赶来看热闹。邓库姆呈递请愿书，请愿书被用小车推进下院，然后，他说明请愿的主要内容；他声明他将提出一项动议，要求让请愿人通过他们的律师或代理人在旁听席上发言，以便为请愿书中所列举的主张进行辩护。当邓库姆把他的动议正式提出时，下院照例是议论纷纭。麦考利①是这项动议的重要反对者。他说，除普选权外，他对宪章的任何其他要点均无异议，但他却把普选权说成是要没收富人的财产。他在发言中对工人阶级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意诽谤。邓库姆的演说措词庄重而又大胆，博得了各党派人士的热烈敬佩；但大量的直言谠论并不足以引起下院的反应，结果表决时，发现只有五十一名议员，包括检票员在内，赞同他的动议。这个下院对人民的处境所持的态度十分懦怯，或者说，十分冷酷无情，以致不愿面对受苦难的穷人的真正代表，倾听那些最适于为民请命的人们揭露穷人的疾苦。邓库姆声明，他对下院的作为极其反感，以后要是人民再提出另一份性质类似的请愿书，他决不再去呈递，以免和他们同受耻辱。
①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议会议员、历史学家、诗人。——译者
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宪章团体的内部分歧被提出讨论。奥康纳的策略受到了罗伯茨、菲尔普和奥布赖恩的强烈谴责。奥康纳声称，他对奥布赖恩一直是热爱的；后者对此答复说，他无法报答这种美意：他只对女性才有爱情。讨论终结时，通过了两项决议：一是反对公开指责，一是反对知名人士私人间的互相诽谤；这两项决议经奥布赖恩和奥康纳分别动议和附议。奥康纳向奥布赖恩伸出手去，奥布赖恩以公共事业为重，便与他握手了；但他声明，他对奥康纳本人及其策略的意见与以前并无二致。
代表大会闭幕后，宪章运动演讲员继续在各地区进行鼓动工作。1839年以来，已有许多新人物开始成为鼓动家，或已从次要地位跃升到显要地位。其中有贝尔斯托，利物浦的威廉·琼斯，纽卡斯尔的约翰·梅森，W．D．泰勒，詹姆斯·利奇和约翰·坎贝尔。在这些人中，贝尔斯托也许是公众集会上最有影响的一个演说家。他的演说大多雄辩有力，但他的叙述却言过其实。他的年龄不过二十三岁。身材高大健壮；发音坚定、清晰而又悦耳；姿态威严，落落大方。他时常喜欢玩弄词藻，把有些听众弄得目瞪口呆，不知所云。他对矿工们和类似群众讲演时，情况尤其如此。下列摘录可以使我们对贝尔斯托惯有的风格获得一个概念。这篇演说是1839年在约克的群众集会上发表的，当时这位演说家只有二十岁：
“难道这就是事态的结局吗？政府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并正准备建立一支农村警察部队——全国的祸害——为此，每年需要支出四百万镑，其目的及其用意是要胁迫一个自由民族沦为奴隶——支撑贵族统治的堡垒——在全国，无孔不入地到处搜刮民脂民膏——榨干人民的血汗，使他们无力起来反抗——不顾一切反对，而又违背人民的意愿，保持一个可鄙、有害、该死的党派的权势地位，使它优闲岁月，睥睨一切，再不然，便想方设法剥夺人民还剩有的微不足道的自由权利；他们仿佛变魔术似地把全国的财富摄入他们的钱袋，用暴力来支持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使千千万万的人过早地被送入坟墓——使无数寡妇心如刀割，悲痛欲绝——使孤儿们的哀号上达天堂，要求对残忍的凶手们报仇雪恨——使上帝的形象留在人们身上的最后痕迹被涂抹净尽——使美质在萌芽状态中即被摧残——使工人们遭受疾病、衰老和夭折等痛苦——使工人的臂力全部丧失——使劳动者的勇气衰退消沉——而且旋风似地将不列颠最引以自豪的优秀儿女（令人崇敬的勤劳的工人们）投入饥寒交迫的痛苦深渊。他们对这一切犹嫌不足，当人们活着的时候，把他们驱赶到血腥的巴士底狱中等待死神的召唤，和世上一切亲人生离死别，永不相见；甚至还打破尘世的界限，使他们的遗体遭到解剖刀的宰割，而它自己则高高站在他们的坟墓上，张着火山爆发似的血盆大口，高声喊着：给我！给我！给我！”
梅森是一个善于振奋人心的演说家，发言急促，声调偏高。他的雄辩十分有力，他的演说一般穿插着具体的事实和坚实的论据：他倾向于奥布赖恩的政治派别。威廉·迪安·泰勒是一个特别擅长于无中生有的演说家。他信手拈来一言半语作为题材，能够信口开河把它诌成一篇长达两三小时的演说；讲完后，人们感到这篇演说的内容无非是一些词句的堆砌，而演讲的格调既令人生厌，又浮夸得可笑。詹姆斯·利奇从来不想当一个演说家。他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平易自然，如同私人间的谈话一样；至于事实和论据，当代只有少数演说家比他略高一筹。约翰·坎贝尔的演说比利奇的更具有说服力；但他主要因为受秘书职务的限制，很少以演说家的身分在公众面前出现。他之所以出名，主要因为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名为《谷物法的探讨》，这是针对着反谷物法联盟而写的，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威廉·琼斯无疑地是当时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新一代演说家中最优秀的一个。他的演说风格流利畅达，措词动听有力，却没有贝尔斯托言过其实的特征。我们举出下列一段摘录作为代表他的风格的一个范例；这是他在奥布赖恩从兰开斯特监狱中获释那天在利物浦的皇后戏院发表的。当时这位演说家尚未到达法定年龄：
“工人阶级中虽然也有个别道德败坏的无耻之徒，但不应当据此假设，道德败坏的恶习已使整个工人阶级的品质受到了腐蚀。大多数人民是道德高尚、性格善良的，工人阶级中曾经有过道义上自我克制的范例，比起古罗马引以自豪的英雄们所炫耀的品德，并无逊色。当一个依靠自己的劳动赡养妻儿老小的工人失业赋闲，陷于贫困和难以形容的悲惨境地，为了暂图生存，正依靠一些几乎和他同样潦倒的善心朋友们的周济，或者依靠教区济贫院为了使他苟延残喘而给予的细微施舍的时候；当他从他的稚儿幼女苍白瘦削的面容上觉察到饥饿对他们的娇弱的体质所造成的摧残的时候；当他从他的爱妻的脸颊上看到大滴大滴的伤心泪悄悄地流下来，她的面容深深地刻着忧伤和贫困留下的粗糙创痕的时候；当他听到从一颗破碎的心中发出的强自抑制的叹息，从而了解这颗心里隐忍着饱经忧患的内伤的时候；当他环顾社会上的景象，看到富人们得意洋洋地夸耀他们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生活的时候；当他看到一位漂亮的贵妇手镯上镶嵌的一粒小宝石、或者一位骄奢的财主指环上闪烁的一粒小宝石，不仅足以解除他目前的贫困，而且可以保证未来的享乐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朋友们，对于一个在不诚实的行为的强烈诱惑下毫不动摇的人，我们怎么能够不充分地钦佩他的高尚品德呢？这个人宁愿忍受贫穷痛苦的生活，而不愿用不诚实的行为换取享乐和富裕，却被人说成不遵守社会的法律，不尊重他的邻居的财产，是一个愚昧无知、道德败坏的歹徒，不配行使人权，当我们听到这一切，怎能不感到义愤填膺、胸中燃烧怒火呢？但是如果道德成为选举人或立法者的唯一资格，那么会有多少骄奢淫佚的贵族将被迫交出政权，放弃高官厚禄所赋予的逍遥自在的享乐地位，从此离开官场，以退隐生活来掩盖他们腐败的品德呢？会有多少小店主将被剥夺他们的特权呢？这些小店主借口人民没有道德而拒不给予人民的那种特权，这些小店主一夜寻花问柳归来，清早起床，由于酒色过度，双手颤抖，两眼失神，布满血丝，走到柜台旁，照常去干他们哄骗的勾当，以便增加他们的家产；当他们听到人民要求恢复他们的权利时，却抱着小人得志的骄傲心理，翘起他那由于纵欲酗酒仍在颤动发青的上嘴唇，露出一副轻蔑鄙夷的神气，竟然对工人们说，他们道德败坏，不配享受参政权！”
R．K．菲尔普是另一个1839年以来崭露头角的演说家。他同样是一个未满二十五岁的青年。他的演说几乎全无雄辩的风格；但其中的大部分虽然发表时不够有力，却能打动人心，富有教育意义，印出来供人阅读，比许多激烈的演说家的演说高明得多。
全国宪章协会的情况从来没有象1842年那么兴盛的了。同该会建立联系的地区在四百处以上，会员录上的姓名达四万人。郡和区的组织在全国到处皆是，聘请的演讲员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鼓动工作，动辄就是好几个月。即便在1839年还只不过有两三个宪章运动团体的北安普敦一个郡，现在几乎已有十几个了。这个组织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全靠一个苏格兰人约翰·麦克法兰的努力，他是郡会秘书，本书作者初次在公众集会上露面，多承他的介绍。与北安普敦情况类似的，还有莱斯特、诺丁汉、德比、兰开夏、约克等郡；但促使这个组织瓦解的因素已在酝酿中。奥康纳派正在暗中策划对执行委员会进行打击。莱斯特的库珀首先起来为这件事公开展开活动。他提出一系列完全空洞无物的决议，对执行委员会吹毛求疵，责备他们失职。他写信给一个正在诺丁汉附近演讲的名叫米德的朋友，其中有下列一节：“你看，我们已大胆地指责那个虚伪的执行委员会了。乔治、朱利安及利兹的编辑和我们的统帅都和我意见一致。说服你的诺丁汉弟兄们同意我们的决议吧。约翰·坎贝尔已经和奥布赖恩同流合污了：必须加以制止。”
6月21日发生了另一件事，在宪章派阵营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这就是谢菲尔德监狱中一名罪犯塞缪尔·霍尔贝里的去世。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受尽监禁的痛苦。最初他被关押在北阿勒顿监狱中，那里的待遇非常严酷；但另一宪章运动罪犯克莱顿的死亡促使人们为霍尔贝里申请迁移。因此他就被移往约克监狱；但他还在患病，经常需要医疗护理。最后，经法医的建议，内政大臣才准他保释，所附条件是，提出保证，五年内奉公守法，缴纳保释金二百镑，两个保人各缴一百镑；但正当此事进行磋商时，可怜的霍尔贝里便与世长辞了。谢菲尔德的宪章运动者轰动起来了。当时作出决定，为他举行公葬，以示敬意。霍尔贝里的遗体在6月27日星期一迁往墓穴安葬。这次又使用了乐队和旗帜。送葬队伍从谢菲尔德出发，前往霍尔贝里遗骸安葬处阿特克利夫。在他灵柩的牌位上题着下列字样：“塞缪尔·霍尔贝里，民主主义事业的殉难者，卒于1842年6月21日，终年二十七岁。”一面旗帜上引用圣经的一句话，“天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①第二面旗上题着“克莱顿和霍尔贝里，人民宪章的殉难者”；反面题着“不可杀人”。第三面旗上也是殉难者的姓名；反面题着“天主痛恨手上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手。”②遗体被安放在柩车上送往墓地，广大群众在后随行；当哀悼的队伍向前行进时，两旁簇拥着好几千群众，情景非常悲壮。到达城镇时，人数大大地增加了。窗户、屋顶和其他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挤满了人，观看这种庄严的场面。队伍继续前进，穿过柳条巷，走上战车门、稻草市场、大街、外城门、响水塘，走下煤坑巷，直到谢菲尔德猎场，这时可以看到庞大的人群参加了送葬队伍。《谢菲尔德彩虹报》估计人数为两万，《北极星报》的记者则认为有五万。正确数字大概在这两者之间。送葬队伍经过时，店铺老板纷纷停止营业，对死者志哀。队伍从谢菲尔德猎场沿着一条新路前往墓园，墓地上早已聚集着好几百人，他们是从一条小路进去的。大门一打开，大家争先恐后地冲进墓园；然而，这仅是瞬息间的现象，当然是由于人们迫切希望走近墓穴的原故。乐队留在大门口，但柩车、送葬马车和执绋者沿着小路继续行进，最后在礼拜堂前停下，由独立派牧师兰德尔斯主持葬礼。然后把灵柩搬下，放入墓穴，兰德尔斯牧师祷毕告退。于是S．帕克斯唱赞美诗，这是当时的宪章派诗人、莱斯特郡的J．H．布拉姆威治创作的：
“伟大的上帝！爱国者的命运竟该如此！
他们敢于起来保护奴隶，
难道就该把他们打入阴森的牢狱，
使他们早进墓地？
难道爱国者就该一个接着一个受难，
惨遭统治阶级制定的严刑酷法的摧残？
主啊！制止这样的事情吧，我们向你呼唤，
庇护我们，保护我们的事业不受侵犯！
我们徒然向骄横残暴的权贵们恳求，
恳求他们打碎奄奄待毙的囚徒身上的桎梏；
主呀，只有你才有恻隐之心，
因为你已为囚徒解脱了一切痛苦。
难道这就是为争取自由而付出的代价？
难道自由的战士必须要把热血洒？
我们为了主义，死也心甘，
要么取得自由，要么统统倒下！
自由之神在为她被害的儿子哀伤欲绝，
朋友们在他的遗体之旁哭泣；
滂沱的泪水如同山洪暴发，
浇开我们事业之花的是滴滴眼泪。
啊！愿他的厄运
能使我们光荣的事业永远在我们心中扎根！
让我们齐声高呼，让我们齐声响应，
正义、纯洁而平等的法律在人间永存。”
①《新约全书》，希伯来书，第10章，第31节。——译者
②参见《旧约全书》，以赛亚书，第1章，第16节。——译者
赞美诗唱毕后，G．J．哈尼站在墓侧，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我们从他当时他自己记录的演词中摘录下列一段，从中可以看出，哈尼的发言寓有深意，但作为一个演说家，口才尚有不足之处：
“我们的任务不是哭泣；我们必须把眼泪留给妇女。我们的任务是立即行动；全心全意地为推翻这个可怕的制度而努力奋斗，因为霍尔贝里就是在这个制度下牺牲的。他的痛苦已成陈迹：他已长眠在这个‘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①的地方。他安息了；他的名字与在他以前为了自由事业而殉难的爱国志士一同永垂不朽。他头上的桂冠没有一点血污，那是人民以感恩崇敬的心情奉献给他的。这和套在高贵的杀人凶手和凯旋的混世魔王额上的花环岂止天渊之别！与这个劳动人民的儿子为人称颂的高风亮节相比，那些颂扬亚历山大或拿破仑威名的所谓丰功伟绩显得多么可怜，多么可耻！现已沦为一片废墟的古代帝国或那些惨遭屠杀的亿万生灵使他们的名字流传至今，幸免湮没，但在未来更美好的时代里，他们无法逃脱人们的唾骂；另一方面，霍尔贝里的名字将和世界上特尔①和泰勒②一类英雄人物并列无愧，永受人们的景仰和爱戴。我们的任务就是以我们一次光荣的努力来实现国家的自由，以免自由儿女们将来再牺牲他们的生命。历代以来，世界各国的暴君们都一直力图使用迫害手段来摧毁自由，使用酷刑、镣铐和杀戮来制止人民维护“人的权利”。看来，我们这些骄横的统治者执意要执行同样的政策，企图用同样的方法来阻挠民主主义的前进。我们决定向他们挑战！我们警告这些远比卡纽特国王③逊色的统治者，尽管他们仿效他妄图斥退海潮，但理智的海潮仍将汹涌澎湃地向他们袭来。现在，就在这位爱国者的墓侧，就在这阳光灿烂的苍穹之下，让我们缔结一个庄严的誓盟。让正直真诚的人们在友爱中互相拥抱，和我一道宣誓——凭我们的主义永不磨灭的真理，当着我们这位惨遭杀害的兄弟留下的遗骨宣誓——趁霍尔贝里的灵魂还在我们的头上盘旋，含笑对我们的誓言表示同情的时候宣誓——宣誓结成一支极其强大的道义之师，发挥团结所能产生的极其雄厚的力量，互相支援，互相协助，互相友爱，以粉碎那些束缚我们的桎梏。宣誓吧，象我现在这样宣誓吧：不论是迫害、嘲讽或诽谤，也不论是幽禁、牢狱、枷锁、刑台或绞架，不论是狱中临终前的折磨，也不论是断头台上的恐怖，所有这些都不能迫使我们背离原则，逃避责任，或放弃那条通往自由的康庄大道；但是，不论前途是祸是福，我们无限信赖永恒的正义之神，宣誓要为霍尔贝里的牺牲报仇雪恨，宣誓要实现我们的宪章，永远消灭那个血腥的专制政权，这个政权已杀害了千千万万的殉难者和更多的爱国志士，把珍视自由和真理的人们当作祭品呈献在它的神座前面。”
①《旧约全书》，约伯记，第3章，第17节。——译者
①特尔（William Tell），瑞士的传奇英雄，善射。他射死了奥国总督，使祖国摆脱了奥国的统治。——译者
②泰勒（Wat Tyler，？—1381），英国农民起义军首领。——译者
③卡纽特（Canute，994—1035），古代英格兰、丹麦和挪威国王。——译者
帕克斯接着向群众发表了十分有力的演说；然后各方面人士离开墓地，群众又结成队伍，步行返回谢菲尔德。送葬者各自回家，但大部分参观者到了天堂广场才解散，他们参加上述活动前后持续了七小时之久。
在这个时期，宪章派和反谷物法联盟之间的斗争非常剧烈。坎贝尔的小册子被当作教材，供宪章运动团体的地方领袖们学习，他们和巡回演讲员一样，在每个讲坛上都同联盟的成员对抗，力争公众的支持，有时斗争十分猛烈。不论对这种策略有什么想法，工人们在这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相当英勇的。这是一场雇主与雇工之间的斗争。老板们大吃一惊，认为工人们胆大妄为，竟敢肆无忌惮地同他们在讲坛上并肩站立，而且同他们面对面地争夺他们极其珍视的原则。工人们这样放肆，结果遭到的迫害是十分可怕的。失业时常接踵而至，但雇主们企图用饥饿来迫使他们屈服的办法全不生效：他们反抗这种压力，而且决心愈来愈大。但这时对宪章派的打击即将来临，它对宪章运动的进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运动要在好几年后才能恢复过来。
1842年工厂区的贫困情况十分严重，其范围又极广泛，因此在职工阶级中间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他们的工资已一减再减，直到成千上万的工人的收入难以糊口。大约在7月底，阿什顿、斯特利布里奇和海德举行了群众集会，演说家们建议停工，直到老板至少给予工人们一些公平合理的待遇。于是，8月5日，阿什顿的工人们开始罢工；8月7日，在莫特兰猎场上举行了两次群众集会，并经后一次的集会决定，非到宪章成为国家法律时，决不复工。8月8日，又在靠近斯特利布里奇的黑格举行一次集会，参加者有两三千人。集会上举出许多标语牌，其中一个牌上写着，“斯特利布里奇人看到哪里有危险，就奔向哪里！”演说家们在会上讲话完毕后，群众便前往附近几家工厂——哈里森及李氏工厂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莫特兰猎场上集会的决议，使所有职工离开工厂。第二天，好几千人组成队伍，向曼彻斯特进发，随身携带着棍棒，并举着旗帜。他们到达该城镇的关口时，被军队阻拦，领队人便同当时和军队一同在场的一位治安官进行谈判。领队人向治安官郑重声明，他们的格言是和平、法律、秩序，保证决不会发生任何形式的骚动。治安官命令军队退下，陪同群众一道进城。群众走了一段路程以后，各自分散，组成小队，从一家工厂走到另一家工厂，从一个作场走到另一个作场，使所有职工都离开工厂，几乎使各种劳动全部停顿下来。他们向某些店铺老板索取食物和金钱，老板们也就给了他们；店铺纷纷停业，一连三天，曼彻斯特呈现出的景象，也许是它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8月12日，工厂区的代表们在曼彻斯特举行会议，出席代表三百五十八名。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群众应当仅仅为了增加工资而继续罢工呢，还是应当坚持要求实现人民宪章而继续罢工。三百二十名代表投票赞同后一内容。15日，代表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议，通过一项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阶级为了上述目标通力合作。16日，他们再次集会，但是警察来了，命令他们在十分钟内解散，他们只得服从。这天又举行了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原来是为亨利·亨特纪念碑举行揭幕礼；后来决定借此机会组成一支游行队伍。然而，鉴于该区人们情绪十分激动，游行计划终于放弃了；代表们开会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全国瞩目的罢工问题。最后，通过决议，向罢工的工人们表示同情，赞同他们把运动范围扩大并坚持下去，直到人民宪章成为一项法案为止，同时还保证代表大会协助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这项动议没有获得一致通过。《北极星报》的编辑威廉·希尔牧师当时在场，提出一项修正案，大意是，根据代表大会所了解到的情况，代表们没有理由提出举行全国罢工或休假的建议，或把宪章运动的名义同罢工运动搞到一起，因为他认为罢工是反谷物法联盟所策动的。朱利安·哈尼支持希尔，反对上述决议。可是，修正案仅获得六票，会议一致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于是，代表大会根据已经商定的决议，向全国发表宣言；他们在宣言中声明，作为一个整体，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取得了大家的信任。执行委员会也发出一项宣言，措词非常坚决有力，我们摘录一部分内容如下：
“英格兰人呀！你们同胞的鲜血已染红了普雷斯顿和布莱克本的街头，而嗜血的杀人犯犹未餍足。坚定你们的意志——鼓足你们的勇气——拿出你们的英雄气概来吧！我们一直遵守治安、法律和秩序；继续遵守这些，直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同胞们听到了你们的决议；一旦全面休假普遍实现——期限八天——到那时，用刺刀来压制舆论，还有什么用处呢？今天，在人类的理智的指引下，由思想和力量汇成的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正在一泻千里地奔腾前进；今天，造物主注定要以思想和力量来提高万民的地位，使他们不再遭受贫困的折磨、专制的蹂躏和奴役的酷刑——在这种形势下，哪个暴君还能凌驾于这股潮流之上，生存下去呢？各行各业——一支崇高的爱国队伍——已经带头发表了拥护宪章的声明。你们应当向他们看齐。不要把用来鞭挞你们的鞭子交给统治者。我们已得到消息，罢工正在普遍展开，现在曼彻斯特方圆五十英里之内，除了磨坊里为人民造福的风车和田间支援工人的镰刀以外，所有机器都已停下来了，一切都寂静无声了。
“同胞们、弟兄们！过去经过多少世纪才出现这样一次普遍的行动，今后还要经过多少世纪才会再见到这样一次普遍的行动。我们为了自由，已经孤注一掷；我们必须以英雄气概来承担这一掷的风险。谁也不要灰心失望；大家都要冷静，都要警惕，象寓言中的伴娘们那样，使你们的灯火永不熄灭；让你们持久的决心象一座灯塔，指引着全国各地目前正在加紧学习你们不可磨灭的榜样的人们。同胞们，我们信赖你们坚强的意志。懦怯、变节以及婆婆妈妈的怕事心理会使我们的事业倒退半个世纪。我们男女老少都不应当违反这个庄严的誓言；谁若违反了，愿穷人和饥民的咒诅永远缠住他们。谁若疯狂地想奴役人，谁就应当被人作奴役。我们的机构已布置就绪，你们的事业将在三天内由我们所能召唤来给予协助的一切充满智慧的人们推动前进。因此，你们在和平宁静之时，要坚定不移；你们在遵守秩序时，要使大家都遵守秩序；你们在对法律寄予希望时，要记住你们没有立法权，因而只是雇主们的意志、法律和工价的奴隶。我们号召协会全体职员协助以和平的方式来推广这个运动，拨出一切款项，供派往全国各地的代表之用。在这个生死关头，加强我们的团结，支持你们的领袖，集合在我们神圣事业的周围，把最后决定权托付给正义与战争之神吧。”
15日，在斯托克波特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参加者约五千人左右，理查德·皮林、约翰·赖特等人发表了讲话。由于政治问题和罢工运动并作一谈，因而在会上举行了讨论。有些发言者谈到要去伦敦，另一些人则反对这类行动，提议者被指责为反谷物法联盟的爪牙。有些发言者建议群众复工。13日，罗斯顿举行了群众集会。一个叫做拉德克利夫的人发表讲话，反对为实现宪章进行任何斗争；他坚决主张讨论工资问题；但他遭到了毫不留情的嘘声，一般群众心理显然赞同把注意力转移到比较广泛的宪章问题。继这次集会之后，15日在同一地点举行了另一次集会，拉德克利夫再一次坚决反对为实现宪章作任何努力，据他说，宪章永无实现的希望；但不论他怎样反对，仍决定以这个文件作为罢工的根据。17日举行了第三次集会；弗雷德里克·泰勒是那天的演讲人，另有一位霍伊尔先生也在会上发表讲话。据泰勒报告，他曾参加曼彻斯特的代表会议，代表们决心拥护宪章，别无他念。群众以沸腾的欢呼迎接了这个消息。8月12日，贝克普全镇处于相当骚动的状态。一支人数约有二千的队伍携带棍棒从罗奇代尔大道进入该镇，立刻前往几家工厂，要求工人停工离厂。在他们进镇后半小时内，二十家工厂全部停工；然后，蜂拥而来的队伍分成支队，前往四面八方的店铺。许多店门原来是锁着的，但经过劝告和威胁以后，他们终于把店门叫开，索取饮食，店主们看来不敢拒绝，只好把饮食分给大家。在斯特利布里奇，一大批群众，约有三、四千人，在街上列队游行，走遍各家工厂，大声喊道，“让他们离开工厂，让他们离开工厂”；这道命令立即得到执行。他们从斯特利布里奇向杜金菲尔德进发，在前往该镇途中和进入该镇以后，一路上要求各厂停工。后来，他们又去阿什顿，进行类似活动，从一家工厂奔往另一家工厂，一边挥舞着他们的棍棒。其他地方的群众也来到阿什顿，和他们会师，聚集的广大群众举行了一次露天集会，由克罗斯利、皮林和艾特金等人发表讲话，艾特金对他们的激烈行动大加申斥。会后，斯托克布里奇的群众立即离开阿什顿，前往丹顿和海德，同样要求那里的工人停工，直到一天合理的工作可以换取一天合理的工资，而且宪章成为国家的法律时为止。在这些工人表示服从后，又命令他们加入队伍，他们也同意照办了；于是随着队伍逐厂奔走，把所有工人都拉出工厂。在金斯顿，他们要求艾什顿先生的工厂停工，他不敢，或者不愿违抗这道命令。不少年轻人开始恶作剧，年长者很难加以制止。11日，约有八百名斯托利布里奇群众前往萨德尔沃思，在前进路上，沿途一切工厂停工，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极大恐慌。8月12日，在普雷斯顿一个名叫果园的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由艾特金和查林杰先生在会上发表讲话。第二天，早在清晨5时就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同一地点，他们从那里出发，准备去勒令一家还在开工的工厂停工。他们从这家工厂又前往其他各厂；但在群众奔波忙碌之时，地方当局并未袖手旁观。治安官们开会商议，决定出动警察，同时还从当时驻在该镇的第七十二苏格兰高地联队调来了三十名士兵。治安官们陪同士兵沿渔夫门大街走去，迎面遇到一大批群众，便阻止他们通过这条街道。当士兵们沿渔夫门大街和弓形街向前走时，群众阵雨似地抛掷石块袭击他们，于是，他们掉转身来，想把群众解散，费了很大气力，才告成功。郡警察局长宣布即将宣读暴动法；但一块石子立刻向他扔了过去，打落了市长手里拿着的暴动法。无数石块象一阵暴雨似的从四面八方向军队飞去。可是，市长在大小石块纷纷向他周围飞来的同时，终于读完了暴动法。接着警察局长向群众宣布，暴动法已经宣读了。妇女们往围裙里装满了石块，递给男人；他们从附近其他街道上把石块抛过屋顶，落了下来，造成极大的骚扰，使士兵们吃足了苦头。士兵们企图驱散他们，白费气力。企图单凭炫耀武力来驱散他们的一切尝试毫无效果，最后市长下令开枪。第一阵枪响，许多群众应声倒地；其余的人并不逃跑，在惊愕的状态中呆呆地站了两三分钟，好象无力从这个地点移动似地。四个人当场被击毙，许多人受了伤。其余的群众立即溃散，士兵们回到营房。第二天，工厂纷纷复工。8月16日，一大批群众进入斯托克波特，企图帮助扩大罢工，他们前往布雷德肖先生的工厂。许多人带着棍棒，可是，象参加多数的公众集会时一样，携带棍棒的动机与其说是将它作为进攻武器，毋宁说为了本人的方便。他们在门房遇见布雷德肖，要求进厂去把工人召唤出来。布雷德肖拒绝要求，所持理由是工人都回家吃饭去了。他们对他说，要进去搜查，接着就想冲进厂去；但厂主回答说，他们同他以及他的工人都毫无关系，当着他们的面，把门锁上了。他们对这种接待深感不满，开始打破门房的窗户，企图强行打开大门，终于成功，闯进了院子。这一回，也许因为遭受了抗拒而感到愤怒，他们用棍棒殴打布雷德肖，使他好几天不能起床。在格洛索普的附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骚动。一批群众前往靠近该镇的奇斯沃思，走到库珀先生的工厂，对他说，要是他不命令工人出厂，他们将把该厂的炉火全部弄灭。他们全体约有一、二百人，都带着棍棒。库珀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工人们随同群众一道离开工厂。工人们还想回厂，而他们的雇主却不敢复工，从11日离厂那天起，他们每天拜访雇主，请求复工，直到24日才得实现。可是他们复工不久，又有一批群众来到工厂，要求他们再度停工。这第二批群众不下三四百人，他们走进院子后，派两名代表搜查厂房；然而，这两个人由于害怕后果，乘机溜走，一部分闯入工厂者当场被捕，被押到正在营房里开庭的治安官面前受审。库珀厂方人员对他们提出控诉，当厂方人员从治安官房间走出来时，被群众用石块袭击，不得不赶快奔逃，免得再挨打。这批群众又前往坐落在布鲁克菲尔德的罗德先生的工厂，到了工厂门口，就提出停工的要求。他们冲进院子，但厂主对他们说，不必动武也可以使他的工人停工。可是，他们跑进该厂，用武力叫工人离开工厂，并且扬言，倘若复工，将使他们变成残废，永远做不了工。8月26日，该厂工人回去复工，立刻就有一批群众把该厂团团围住，并企图闯进工厂。一次失败以后，他们再作第二次尝试，打破窗户上玻璃及窗框，最后厂方不得不请求军队到场弹压。11日上午，约有三百名群众，分成十人或十二人的小队，在埃克尔斯附近的帕特里克罗夫特四处走动。后来他们合成一个整体，举行大集会，由一个叫做莫里森的人向他们讲话，有人提议推派一个代表团访问各厂，要求工人离厂；但后来通过的修正案认为，应由集会群众全体前去。于是，他们前往内史密斯先生的工厂，却发现工人已出去早餐；工人回厂后，双方举行会谈。罢工的一方劝对方离厂。莫里森对他们说，虽然他们也许认为目前生活还好，但最后他们必将遇到苦恼。若他们不和平地离厂，罢工工人将用武力迫使他们离厂。“我们到这里来，”一个罢工工人说，“我们到这里来，象时钟一样先给你们一个警告，然后再采取行动；现在你们不妨认为已听到警告了。”厂里的工头对他们说，工人一定会停工。也在这一天，埃克尔斯举行了群众集会，由利物浦的麦卡特尼先生发表讲话，他竭力主张罢工，对于胜利的即将来临，寄予莫大的希望。兰开夏群众的足迹并不局限于本乡，一部分人远行到约克郡，希望扩大罢工的范围。数以千计的大批群众从伯恩利和贝克普出发，进至托德莫登，穿过那个美丽的山谷，前往哈利法克斯，使这些城镇之间各家工厂所雇用的工人全部离厂。为了使鼓动工作持续下去，在托德莫登举行了几次公众集会。在18日举行的两次集会上，由一位教师布鲁克先生发表讲话，他是一个始终不渝的老民主主义者，他劝大家坚定立场，直到宪章实现为止。8月15日，一批群众在布莱克本镇集会，上午11时，前往罗德吉特和布赖尔利工厂，有些人试图攀门而入，另一些人则用棍棒猛力敲大门。警察已严阵以待，军队也已在场，准备必要时给予支援，大批围攻者当场被捕。两小时后，另一队群众约有二千人，沿着伯恩利大道而来，走到治安官们和仍在戒备的军队面前。队伍中有一人向治安官们招呼说，“喂，各位先生，该怎么办？是不是让我们安静往前走呢？不然，我们只好使用暴力了。”另外一些人开口说，“安静，不要吵，这不是我们的来意；我们只想安静地进城去把工人们召唤出来，直到我们合情合理地工作一天以后，能够得到一天合情合理的工资为止。”治安官们力劝他们离城，并向他们说明，如果继续前进，他们的一切活动必将遭到制止。可是他们拒不离开，警察便逮捕了大约四十人。其余的人越过田野，四散奔逃，然后，军警把被捕者押送到城里。另有一大批群众先已在埃克尔斯先生的工厂门口集合；但当警察和治安官们逼近时，他们就离厂而去。第二天，一批人前往霍普伍德先生的工厂，把门房和帐房的窗户打得粉碎，但军队立即逮捕了六十人，把其余的群众驱散了。18日，有好几百人在阿什顿的街道上游行，随身携带棍棒和其他武器。他们阻止正在街上工作的砌砖工人，挥舞棍棒，并使用了威胁性的语言；于是立刻向他们宣读暴动法，但这些砌砖工人最后仍不得不停止工作。他们走到休姆先生的工厂，向监工者提出停工的要求，监工者拒不听命。于是他们离开该厂，但不久重又回来，人数更多，工人们看到他们逼近，便离开工厂。他们试图强迫雇主提出保证，工人不再复工。由于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就把炉火都弄灭了，把锅炉上的塞子全部拔掉，这样便能有效地使工厂停工。接着，军队开来，群众即被驱散。在约克郡的斯基普顿，约有两、三千名来自科恩的群众，前往杜赫特先生和塞奇威克先生的工厂，要求暂时闭厂。厂方拒绝，相持不下约达一小时，群众终被特警驱散；但是后援队伍立即到来，虽向他们宣读了暴动法，他们仍然拔掉锅炉上的塞子，迫使工厂停工。伯恩利的所有工厂的工人是13日被召唤离厂的，周围各地都处在十分骚动不安的状态。15日，群众企图制止哈伯厄姆伊夫斯煤井的生产，却被一位治安官率领的龙骑兵驱散了。伯恩利的店铺老板们由于当时普遍的骚动情况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也召开了公众集会，为要求实现人民宪章而向当局请愿。在曼彻斯特五十英里方圆之内，到处都是这样的骚动。一队接着一队的群众逐厂查看，召唤工人们离厂；遇有抵抗，就把厂里的门窗砸得粉碎；向工商业主索取金钱或饮食，不是要求，便是硬要，或使用其他的强制手段。有些地方设置了委员会，在特殊情况下，准许雇主们完成生产，以免糟蹋原料。支队，前往四面八方的店铺。许多店门原来是锁着的，但经过劝告和威胁以后，他们终于把店门叫开，索取饮食，店主们看来不敢拒绝，只好把饮食分给大家。在斯特利布里奇，一大批群众，约有三、四千人，在街上列队游行，走遍各家工厂，大声喊道，“让他们离开工厂，让他们离开工厂”；这道命令立即得到执行。他们从斯特利布里奇向杜金菲尔德进发，在前往该镇途中和进入该镇以后，一路上要求各厂停工。后来，他们又去阿什顿，进行类似活动，从一家工厂奔往另一家工厂，一边挥舞着他们的棍棒。其他地方的群众也来到阿什顿，和他们会师，聚集的广大群众举行了一次露天集会，由克罗斯利、皮林和艾特金等人发表讲话，艾特金对他们的激烈行动大加申斥。会后，斯托克布里奇的群众立即离开阿什顿，前往丹顿和海德，同样要求那里的工人停工，直到一天合理的工作可以换取一天合理的工资，而且宪章成为国家的法律时为止。在这些工人表示服从后，又命令他们加入队伍，他们也同意照办了；于是随着队伍逐厂奔走，把所有工人都拉出工厂。在金斯顿，他们要求艾什顿先生的工厂停工，他不敢，或者不愿违抗这道命令。不少年轻人开始恶作剧，年长者很难加以制止。１１日，约有八百名斯托利布里奇群众前往萨德尔沃思，在前进路上，沿途一切工厂停工，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极大恐慌。８月１２日，在普雷斯顿一个名叫果园的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由艾特金和查林杰先生在会上发表讲话。第二天，早在清晨５时就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同一地点，他们从那里出发，准备去勒令一家还在开工的工厂停工。他们从这家工厂又前往其他各厂；但在群众奔波忙碌之时，地方当局并未袖手旁观。治安官们开会商议，决定出动警察，同时还从当时驻在该镇的第七十二苏格兰高地联队调来了三十名士兵。治安官们陪同士兵沿渔夫门大街走去，迎面遇到一大批群众，便阻止他们通过这条街道。当士兵们沿渔夫门大街和弓形街向前走时，群众阵雨似地抛掷石块袭击他们，于是，他们掉转身来，想把群众解散，费了很大气力，才告成功。郡警察局长宣布即将宣读暴动法；但一块石子立刻向他扔了过去，打落了市长手里拿着的暴动法。无数石块象一阵暴雨似的从四面八方向军队飞去。可是，市长在大小石块纷纷向他周围飞来的同时，终于读完了暴动法。接着警察局长向群众宣布，暴动法已经宣读了。妇女们往围裙里装满了石块，递给男人；他们从附近其他街道上把石块抛过屋顶，落了下来，造成极大的骚扰，使士兵们吃足了苦头。士兵们企图驱散他们，白费气力。企图单凭炫耀武力来驱散他们的一切尝试毫无效果，最后市长下令开枪。第一阵枪响，许多群众应声倒地；其余的人并不逃跑，在惊愕的状态中呆呆地站了两三分钟，好象无力从这个地点移动似地。四个人当场被击毙，许多人受了伤。其余的群众立即溃散，士兵们回到营房。第二天，工厂纷纷复工。８月１６日，一大批群众进入斯托克波特，企图帮助扩大罢工，他们前往布雷德肖先生的工厂。许多人带着棍棒，可是，象参加多数的公众集会时一样，携带棍棒的动机与其说是将它作为进攻武器，毋宁说为了本人的方便。他们在门房遇见布雷德肖，要求进厂去把工人召唤出来。布雷德肖拒绝要求，所持理由是工人都回家吃饭去了。他们对他说，要进去搜查，接着就想冲进厂去；但厂主回答说，他们同他以及他的工人都毫无关系，当着他们的面，把门锁上了。他们对这种接待深感不满，开始打破门房的窗户，企图强行打开大门，终于成功，闯进了院子。这一回，也许因为遭受了抗拒而感到愤怒，他们用棍棒殴打布雷德肖，使他好几天不能起床。在格洛索普的附近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骚动。一批群众前往靠近该镇的奇斯沃思，走到库珀先生的工厂，对他说，要是他不命令工人出厂，他们将把该厂的炉火全部弄灭。他们全体约有一、二百人，都带着棍棒。库珀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工人们随同群众一道离开工厂。工人们还想回厂，而他们的雇主却不敢复工，从１１日离厂那天起，他们每天拜访雇主，请求复工，直到２４日才得实现。可是他们复工不久，又有一批群众来到工厂，要求他们再度停工。这第二批群众不下三四百人，他们走进院子后，派两名代表搜查厂房；然而，这两个人由于害怕后果，乘机溜走，一部分闯入工厂者当场被捕，被押到正在营房里开庭的治安官面前受审。库珀厂方人员对他们提出控诉，当厂方人员从治安官房间走出来时，被群众用石块袭击，不得不赶快奔逃，免得再挨打。这批群众又前往坐落在布鲁克菲尔德的罗德先生的工厂，到了工厂门口，就提出停工的要求。他们冲进院子，但厂主对他们说，不必动武也可以使他的工人停工。可是，他们跑进该厂，用武力叫工人离开工厂，并且扬言，倘若复工，将使他们变成残废，永远做不了工。８月２６日，该厂工人回去复工，立刻就有一批群众把该厂团团围住，并企图闯进工厂。一次失败以后，他们再作第二次尝试，打破窗户上玻璃及窗框，最后厂方不得不请求军队到场弹压。１１日上午，约有三百名群众，分成十人或十二人的小队，在埃克尔斯附近的帕特里克罗夫特四处走动。后来他们合成一个整体，举行大集会，由一个叫做莫里森的人向他们讲话，有人提议推派一个代表团访问各厂，要求工人离厂；但后来通过的修正案认为，应由集会群众全体前去。于是，他们前往内史密斯先生的工厂，却发现工人已出去早餐；工人回厂后，双方举行会谈。罢工的一方劝对方离厂。莫里森对他们说，虽然他们也许认为目前生活还好，但最后他们必将遇到苦恼。若他们不和平地离厂，罢工工人将用武力迫使他们离厂。“我们到这里来，”一个罢工工人说，“我们到这里来，象时钟一样先给你们一个警告，然后再采取行动；现在你们不妨认为已听到警告了。”厂里的工头对他们说，工人一定会停工。也在这一天，埃克尔斯举行了群众集会，由利物浦的麦卡特尼先生发表讲话，他竭力主张罢工，对于胜利的即将来临，寄予莫大的希望。兰开夏群众的足迹并不局限于本乡，一部分人远行到约克郡，希望扩大罢工的范围。数以千计的大批群众从伯恩利和贝克普出发，进至托德莫登，穿过那个美丽的山谷，前往哈利法克斯，使这些城镇之间各家工厂所雇用的工人全部离厂。为了使鼓动工作持续下去，在托德莫登举行了几次公众集会。在１８日举行的两次集会上，由一位教师布鲁克先生发表讲话，他是一个始终不渝的老民主主义者，他劝大家坚定立场，直到宪章实现为止。８月１５日，一批群众在布莱克本镇集会，上午１１时，前往罗德吉特和布赖尔利工厂，有些人试图攀门而入，另一些人则用棍棒猛力敲大门。警察已严阵以待，军队也已在场，准备必要时给予支援，大批围攻者当场被捕。两小时后，另一队群众约有二千人，沿着伯恩利大道而来，走到治安官们和仍在戒备的军队面前。队伍中有一人向治安官们招呼说，“喂，各位先生，该怎么办？是不是让我们安静往前走呢？不然，我们只好使用暴力了。”另外一些人开口说，“安静，不要吵，这不是我们的来意；我们只想安静地进城去把工人们召唤出来，直到我们合情合理地工作一天以后，能够得到一天合情合理的工资为止。”治安官们力劝他们离城，并向他们说明，如果继续前进，他们的一切活动必将遭到制止。可是他们拒不离开，警察便逮捕了大约四十人。其余的人越过田野，四散奔逃，然后，军警把被捕者押送到城里。另有一大批群众先已在埃克尔斯先生的工厂门口集合；但当警察和治安官们逼近时，他们就离厂而去。第二天，一批人前往霍普伍德先生的工厂，把门房和帐房的窗户打得粉碎，但军队立即逮捕了六十人，把其余的群众驱散了。１８日，有好几百人在阿什顿的街道上游行，随身携带棍棒和其他武器。他们阻止正在街上工作的砌砖工人，挥舞棍棒，并使用了威胁性的语言；于是立刻向他们宣读暴动法，但这些砌砖工人最后仍不得不停止工作。他们走到休姆先生的工厂，向监工者提出停工的要求，监工者拒不听命。于是他们离开该厂，但不久重又回来，人数更多，工人们看到他们逼近，便离开工厂。他们试图强迫雇主提出保证，工人不再复工。由于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就把炉火都弄灭了，把锅炉上的塞子全部拔掉，这样便能有效地使工厂停工。接着，军队开来，群众即被驱散。在约克郡的斯基普顿，约有两、三千名来自科恩的群众，前往杜赫特先生和塞奇威克先生的工厂，要求暂时闭厂。厂方拒绝，相持不下约达一小时，群众终被特警驱散；但是后援队伍立即到来，虽向他们宣读了暴动法，他们仍然拔掉锅炉上的塞子，迫使工厂停工。伯恩利的所有工厂的工人是１３日被召唤离厂的，周围各地都处在十分骚动不安的状态。１５日，群众企图制止哈伯厄姆伊夫斯煤井的生产，却被一位治安官率领的龙骑兵驱散了。伯恩利的店铺老板们由于当时普遍的骚动情况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此也召开了公众集会，为要求实现人民宪章而向当局请愿。在曼彻斯特五十英里方圆之内，到处都是这样的骚动。一队接着一队的群众逐厂查看，召唤工人们离厂；遇有抵抗，就把厂里的门窗砸得粉碎；向工商业主索取金钱或饮食，不是要求，便是硬要，或使用其他的强制手段。有些地方设置了委员会，在特殊情况下，准许雇主们完成生产，以免糟蹋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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