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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正如前面有一章所述的，伯明翰的地方当局前个时期对斗牛场上举行的群众集会已经表示不满，现在，他们决心用武力来镇压这些集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当时固然还存在着某些古老的观念，认为英国人按宪法规定有权集会来诉说自己的疾苦，但是，如前所述，由于伯明翰有些官吏是宪章运动的叛徒，他们完全不理会这些古老的观念。7月8日，群众照常在斗牛场上集会，一位工人走上讲坛宣读一份报纸。可是他开始不久，就有一队刚下火车的首都警察，在市长和另一名治安官的率领下，进入斗牛场，不问情由，便向群众不分清红皂白地发动袭击。即使最无防御力量的妇女儿童也逃不脱这批雇佣打手们的毒手。群众手无寸铁，因此，全无进行反击的准备。于是，一时之间，他们惊惶失措，向四面八方逃散；但他们的溃退只是暂时性的，他们随即重新集合，义愤填膺地向警察反击，这时就轮到警察狼狈逃窜了——其中有几名在搏斗中身受重伤，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被抬了出去。若不是泰勒医生来到现场，另外两名警察肯定会在群众复仇的情绪下丧命，泰勒医生以他的声望把他们从正在烧到他们头上的怒火中救了出来。
在这场对徒手群众所发动的残暴无理的袭击以后，市长在军队的保护下接着便宣读了暴动法，随后，警察再一次袭击群众，逮捕了几个人。然后军队在大街上进行搜查，派兵驻守通往斗牛场的各条通衢大道，实行封锁，禁止交通。
袭击是在上午9时发生的；10时半，格斗方才告终。但未隔多久，群众又集合起来，放声呐喊，开始高唱宪章运动的赞歌：“垮台吧，暴君们，垮台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在11至12时之间，突然爆发了一阵响亮的喊叫声：“霍洛韦！霍洛韦！”群众立即就向霍洛韦广场进发，在那里宣誓要对首都警察报仇雪恨，然后，向圣托马斯教堂进发，拆除那里的栅栏，当作武器。长达七十英尺的栏杆，包括全部砖石建筑在内，当即被拆除了，拆下的栅木改制成长约三英尺的武器。坚固的大铁门被拧倒，而铁门赖以转动的那座笨重柱脚也被扭离了原位，这证明即使赤手空拳的群众在不义行为的激怒下所具有的力量。他们有了上述武器以后，正重新奔向出事地点，中途遇见了泰勒医生和麦克道尔医生，他们两人好不容易才劝他们放下武器，打消原意。泰勒医生保护上述两名警察的性命以及说服群众放下武器的行动所得的报酬是在深夜2时遭到了非法逮捕，受到了所有芝麻绿豆官惯用的种种残暴手段的折磨。次日一早6时，治安官们就开庭讯问，很快就把泰勒医生连同其他十人送往沃里克监狱监禁，责令他缴纳一千镑方准保释，随时听候传讯。
当天9时，代表大会在金狮馆开会，头天晚上发生的事件当然成为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最后通过了下列决议，并决定将它在市内各处张贴公布：
“第一，大会认为，从伦敦派来的警察部队竟敢违反宪法，以血腥的手段对伯明翰群众施加了残酷、恶毒、不义的暴行，而授权他们施加这种暴行的人们，在野时曾对群众集会表示赞同，甚至亲自参加，但现在，由于从官方掠夺的财富中已分得一杯残羹，便力图把群众置于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屈辱地位。
“第二，伯明翰群众对于他们在斗牛场或其他地点集会的权利能作出最好的裁决；对于他们所受暴行究竟作何感想，也能自行决定；同时为了争取正义，对于他们究竟具有多大的人力物力，也最善于作出判断。
“第三，我们敬爱的同事泰勒医生突然横遭逮捕，再一次提供了有力证明，英国无正义之可言，它明确无疑地表明，在人民对他们所遵守的法律没有某种控制权以前，生命、自由或财产都是毫无保障的。”
上述决议通过时，大多数代表都在场，说句公道话，个个都愿签名负责；就在那时，洛维特以典型的骑士风度宣称，既然他们无法避免牺牲，而且只要一个人牺牲便已足够，那就由他一人签名好了。他签了名；柯林斯承担了决议的公布事宜。结果，这两位先生立即遭到逮捕。与此同时，群众继续在霍洛维广场集会，却被军警驱散。事态陷入僵局，一切呈现出阴森险恶的景象。泰勒医生在狱中遭到最严厉的对待。他的头发被剃得精光，受到了一般重犯所受的种种凌辱。
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伯明翰各处墙上张贴不久，洛维特和柯林斯就被提交审讯，他们所持的态度给他们为之战斗因而被捕的事业带来了光荣。当首席法官问他，决议是否由他命令公布的，洛维特毫不犹豫地答复说，“是的！”他的其他回话同样坦率，博得了法官合理的嘉许。洛维特有一句回话，博得了一切爱好自由和钦佩正直坦率行为的人们永不磨灭的赞扬。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警察队有几名弟兄被用武器打成了重伤？”洛维特回答说，“我听说有几个警察受了伤，不过，我认为，群众有充足的理由，用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抵抗这种专横血腥的势力，因为我相信，警察力量的建立侵犯了我们祖先所享有的宪法和自由权利；又因为，群众如果屈服于那些自命权威的人们一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义行动，他们最后可能被碾得粉碎，永无反抗的能力。”法官非常机灵地企图诱使柯林斯落入圈套，问他是否是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成员；柯林斯回答说，他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团体，只知道有个产业工人的全体大会。于是，又问他是否是这个全体大会的成员。他的回话也许是出乎意外的：“就是这个大会的成员，和芒茨先生同时当选的。”可鄙的芒茨当时正坐在法官席上哩！他在临走时留下一个字条，否认他曾接受代表的职务，或曾当过该大会的成员。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芒茨先生曾积极参加了运动——从未对他的当选表示异议，选举以后，还曾让他自己的大名被公布为全国捐款的保管人之一。不论洛维特或柯林斯，都不曾被套出一言半语，使第三者受到该案的株连；他们的行为给他们博得了宪章运动团体的热烈赞扬和大家的钦佩。
军队和警察仍然在街上巡逻，驱散民众，严重地打伤了许多与他们发生接触的群众。他们颁布戒严令，勒令公共场所一律在晚上8时停止营业。格斯特曾为代表大会印刷一篇有关建议群众采取最后措施的宣言，当他前往政府办公厅去保释泰勒医生时，遭到了逮捕。最后，由奥康纳和史密斯充当了泰勒医生的保人。在这次实际上是政府当局对群众进行的暴动中，被捕者共约八十人。星期二，乔治·朱利安·哈尼被押到伯明翰，他是昨天夜晚在诺森伯兰郡一个叫做贝德林顿的村庄被捕的。当他到达卡莱尔时，虽在深夜，消息仍传出去了；一大批群众围拢在他被拘禁的旅店门前，要求把他释放。哈尼竭力规劝他们不要干预，但毫无效果；结果，趁群众都在前门时，一辆马车被赶到旅店后门接走哈尼和军官，疾驰而去。逮捕哈尼的拘票是前些时候签发的。罪状是他曾发表了一篇危害治安的演说，而这篇演说恰恰是他所发表的最稳健的一篇。
露天大会既然遭到禁止，群众申请借用市政厅又被拒绝，他们就再往霍洛韦广场集会。军队出来干涉，群众开始向他们抛掷石子。他们曾接到实弹戒备的命令；但是援军开来，避免了开火——许多群众当场被逮捕。军队继续在街上巡逻，驱赶群众。群众遭到警察袭击时，正在圣马丁巷内，警察命令居民紧闭门户，不让群众进去躲避。许多人在野蛮的追击下身受重伤。事态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15日，星期一，受尽欺凌的群众胸中郁积的愤慨情绪终于猛烈地爆发出来了。8时左右，拥挤的人群开始在斗牛场上集合，警察出动，想要驱散他们。群众一见这支部队，情绪只会变得格外激愤。9时，人群中发出了呐喊声：“熄灭煤气！”接着，是一场大混乱。警察无法控制局势。某些店主是群众素来厌恶的，群众就把伯恩杂货店付之一炬。接着，羽毛褥垫被套商莱格特的店房也起火。班克斯的药店、达金和纳登合营的杂货店以及霍顿的银匠铺也相继被焚。雪山上的火势同样猛烈。群众在铤而走险时是放手大干的。他们闯进各家店铺——把里面的货物搬了一空——带到斗牛场，投入能销熔一切的大火之中，不准一辆救火车驶近现场。士兵们在斗牛场上占领据点，而市镇上不同地区立刻又发现了四处火警。
在这场雨暴风狂的过程中，群众表现出值得学习的无私精神。即便最贵重的货物也没有引起他们片刻的贪心。他们甚至把霍顿店铺里一个精美的大银盘踩在脚下，表明不论他们如何寻衅闹事，目的却不在于趁火打劫。他们是同统治阶级战斗，不屑享受习常惯见的战利权。他们之所以孤注一掷，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身上的瘕疵应归咎于他们的压迫者，而他们的优良品德则是他们自己的本质。群众集会继续举行，参加者成群结队地蜂拥而至。商业停顿了，大多数上层社会人士离开市镇，远走高飞了；甚至那位英雄的市长也吓得逃之夭夭了。有几个人因参与纵火焚毁店铺而被捕，并被提交即将到来的巡回法庭审讯。
伯明翰官员的行动激起了全国各地的宪章运动者的愤怒。星期日晚上，消息传到纽卡斯尔，该市讲堂里便立即召开了公众集会，人们济济一堂，挤得连气也喘不过来。詹姆斯·艾尔担任主席。布朗蒂尔·奥布赖恩恰好在镇上，他在一片沸腾的欢呼中被介绍给集会群众。他从《太阳报》上宣读了一篇记载当时情况的报道，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奥布赖恩说：
“七年前，他早已看出，中产阶级宁使群众流血也不愿给予他们权利。他曾劝工人阶级自行组织鼓动委员会，因为他知道政府当局很想暂停实行陪审制。他曾劝人民群众武装到牙齿，来打倒那些只把雇佣杀人犯的暴力作为靠山的暴君们。如果政府与他们能讲道理，他们可以使整个事件和平解决；但如果群众的和平集会遭到驱散，那么，想要群众在集会时不作自卫的准备，那真是自欺欺人。这些政府爪牙袭击了群众，制造了骚乱；如果英国还有法律或正义可言，那么，坐牢的应当是这些恶棍，而不是和平的群众。但今天在英国，除了企图用暴力来统治国家的那七十万依靠地租、利润和利息为生的人以外，根本无法律可言。他说，不要再向他提起什么女王、内阁或下院了；他们都不过是那七十万垄断者的傀儡，他痛斥这些垄断者是暗害人民的阴谋家。”（这时候，一个中产阶级人士对奥布赖恩的言论表示抗议。）奥布赖恩说，“如果那位先生不抵制人民的要求，那么，他就决不会被包括在上述指责以内；但如果他拒不给予人民权利，而将权利据为己有，那么，他〔奥布赖恩〕就称他为阴谋家，因为这是他的恰当称号。他〔奥布赖恩〕不把每个中产阶级人士都称为阴谋家，除非那个人阴谋剥夺他的正当权利。如果没有市政当局的支持，任何一支武装部队都不能在一个自治城市中采取行动。伯明翰的长官们向约翰·拉塞尔勋爵表示过他们不需要军警吗？没有；因为如果有这种表示的话，约翰·拉塞尔勋爵决不敢朝着镇压公众集会的方向前进一步。如果群众在纽卡斯尔流了血，不要让他们去冲击军队。不要那样做；让他们冲向下令出动军队的市政机关。如果人民群众在和平行使他们的集会权利时流血了，好吧，那就让市政当局以生命财产来抵偿吧。只有使用那种方法，他们才能从专制政治下解放出来。泰晤士河两岸的这类暴君为数可不少哩。在所有榨取人民血汗而致巨富的人们中间，随时随地可以发现暴君；只要那些篡夺了政府权力的选举人依然使人民把自己的力量用在应付军警方面，人民就永远不能安享和平；所以应让他们要求那些人以生命财产来负全责——他又重复了一遍，让那些人来负全责。他们的计划是，在法律的保护下，聚积一种比法律本身更为强大的力量；一旦地方当局企图破坏法律，那么，如果他们再要举行集会的话，就必须等到他们手中握着武器的时候，以便保卫女王，保卫宪法，而最重要的是，保卫英国人的权利，因为女王和宪法都是为了保卫这种权利而存在的。”
在发表这滔滔不绝的长篇演说过程中，奥布赖恩博得了一阵阵惊人的欢呼。梅森、托马森、德维尔、科伯恩先生等人也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科伯恩说：
“如果政府当局抵制人民，企图镇压人民合乎宪法的集会，那么，人民就一定会用暴力来反抗政府。他从未看到过人民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而作的任何努力没有遭到压迫者的暴力镇压的事例。现行制度是依靠暴力维持的。不然，为什么要维持一支常备军、一支违反宪法的武装警察部队呢？如果人民现在不及时努力，立即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要不了多久，他们的最后一点权利也将丧失殆尽。他劝民众武装起来，却不劝他们流血，因为只要人民全部武装起来了，政府就不敢再同他们对垒了。辉格党用暴力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贵族们要不是担心他们的家产，是决不会同意修正法案的。谁希望和平而厌恶流血，谁就必须现在准备应战，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奥布赖恩向集会群众呼吁，凡愿在代表大会成员遭到逮捕时参加罢工的人们举起手来，全体群众一致举手，发出了热烈的欢呼。于是，下列决议获得了一致通过：
“第一，政府和地方当局由于企图驱散为了诉说严重疾苦而举行和平集会的伯明翰群众，因而犯下了反对女王和宪法的重大叛逆罪。
“第二，倘若政府坚持用暴力驱散符合宪法规定的公众集会，纽卡斯尔人民决心依靠对上帝的信念，并根据我们的权利和宪法，用合乎宪法的反抗来对付非法的暴力。”
在森德兰，在通知发出后几个小时，该郡各地的群众两万多人到达了该镇的猎场，他们对政府和伯明翰地方当局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恨。格拉斯哥人民表现出同样的愤慨情绪。来自全国各地的决议书，真象潮水一般涌到《北极星报》和其他民主报刊的编辑部。北安普敦通过的一项决议使人们能够对上述事件所激起的情绪获得一个概念。
“本会议愿向自命爱好自由的辉格党政府提出警告，如果他们坚持用暴力来镇压目前人民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所进行的鼓动工作，他们〔政府〕应对一切后果负责，甚至包括这种严重的后果：苦难的人民因感到身受种种不公道的待遇而苦恼，终于在半夜将他们的破屋付之一炬，而烈火无情，势必蔓延到周围的一切，结果富人的邸宅和穷人的茅舍一同化为灰烬，只留下一片荒凉的废墟。”
主席宣读这项决议时，其效果是惊心动魄的。一瞬间，群众都楞住了。再一瞬间，每只手举起来。紧接着是一阵沸腾的欢呼。这就是英国民主主义者在上述令人激动的日子里表示赞同的许多决议中的一个实例。
在人心浮动的地区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最高峰时，阿特伍德先生和菲尔登先生在议会里也没有闲着。6月14日，阿特伍德呈递了请愿书。签名者没有达到预料的两百万或三百万，而是一百二十八万。这一次，下院对公众表示了破格的重视，开放旁听席，准许来宾入场；阿特伍德非但获准陈述请愿书的目的，而且还可以发表比较详尽的辩护演说——这是一种违反下院议事规则的做法。G．H．史密斯对此表示异议，但他的反对意见被议长驳回了。菲尔登同样获准向下院讲话。根据阿特伍德的动议，请愿书准予付印；然后他声明说，他将尽早地提出动议，请下院组织委员会来研究请愿书的恳切要求。这项手续完成以后，请愿书便由十二位议员捧走，将遭到一切要求实行真正改革的请愿书的同样命运。
于是，在7月12日，阿特伍德在一篇非常有力的演说中提出了他的动议。他向下院说明，他曾亲自参与请愿书的起草工作，所持的理由是，二十多年以来，他坚决认为英国人民始终没有得到符合通常的正义原则或通常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待遇。他提到1816年、1819年和1825年历次呈递的请愿书，当时，人民由于政府金融措施的影响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表明人民的申诉如何遭到了漠视，而他们〔下院诸公〕却决不会有饥寒之虞。他批驳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为了实现宪章而进行的鼓动工作是闹派性的煽动家们一手制造的，他认为如果公正地对待英国人民，他们必然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最知足的人民，而决不会对人类有丝毫不义的行为。然而，他认为议会中的贵族和上层人士并不了解人民的实际状况和贫苦生活，因此他们是在闭着眼睛立法。他说，他们在1829年开始鼓动工作，其结果是1832年通过了修正法案；对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来说，这项法案已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同时还导致了许多危害人民利益的措施。人民一直等到了1837年，那时他的正直的同胞们再次要求他〔阿特伍德〕给予一臂之助，他便答应了这项请求。三个代表团曾先后晋谒梅尔本勋爵，要求保证人民有依靠自己劳动谋生之道。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伯明翰人民不是全体英国人民。他向梅尔本勋爵指出纠正时弊的办法，但勋爵回答说，下院不愿考虑这种办法，于是他又向这位尊贵的勋爵说，他们将改组下院。他从来不是一个鼓动家，但为了测验民意起见，曾在1837年前往格拉斯哥，发现当地人民的情绪非常热烈；因此他说，“现在我们可以证明，伯明翰人民不是孤立的。”他知道，普选产生的下院可能会走向不同的极端；但他相信，英国人民宁愿忍受一切危险和苦难，而不愿屈从于二十年来一贯地侵害全国人民的勤劳、自尊和安全的残酷凶狠的做法。他所要求的只是人民能依靠自己的正当劳力来维持生活的权利。他早已说过，一百二十八万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签名者是工人阶级中有书写能力的优秀分子，而不是所谓流氓、盗贼或声名狼藉的歹徒——这是当时对企图改变法律的人们的时髦称呼。一百多万人发出了这种怨言，这就表明立法工作确有毛病；因为很难设想一百万具有书写能力的人会在一份臭名昭著、满纸谎言的文件上签名。在他看来，英国整个重商主义制度是一个可耻的大骗局。最近六个月内，一家银行因利物浦有两户商号宣告破产，每户损失达二十万镑而招致了很大的亏损。议会诸公在给他答复时，会提到国家拥有大量财富——提到他们壮观的工厂和每天兴起的无数新商号；但这全是虚假的现象。重商集团中的个别成员尽管可以炫耀自己的繁荣，但也只是为了掩盖他们致命的隐患罢了。一个制造商把两、三万镑资金投入一项企业，在两、三年期间不能获得丝毫利润，这时如果他企图摆脱困境，抽回资金，他必然会破产。如果他维持现状，他也必然破产；不论前进或设法后退，他都同样无法避免破产的命运。由此可见，全国五分之四的制造商和贸易商的状况就象他所描述的那样虚假。请愿人企图为这种状况寻求一个补救办法，并充分相信补救办法只有实行普选。请愿人声称，按目前组织所成立的下院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的疾苦。他们认为豺狼不能代表羔羊——鹰隼不能代表鸽子——富人也不能代表穷人的要求。全国现有二千万人民，除非在宪法方面来实行某种重大的改革，否则他们不会感到满意。倘若不作出让步，采取这样的措施，议会诸公姑且相信，人民是决不会就此罢休的。他有责任向下院表明他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人民不会继续屈服于现状，而且任何军队也无法迫使他们屈服。他要象伯克①那样说，一旦改革成为普遍的愿望，改革本身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当一座社会火山正在他们脚下爆发时，议会诸公还能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吗？阿特伍德把请愿书各点宣读完毕，表示热烈支持，认为应予核准。他确信将来必有予以核准的一天。他反对采取合法手段以外的任何方式来取得这种结果，他从未提倡任何其他方式；如果进行调解的一切尝试不能奏效，而人们的心情变得那么激动，那么坚决，以致事态发展的结局不是聚众滋扰，而是一场革命，那就不应当归咎于他了。
①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译者
菲尔登表示附议。
约翰·拉塞尔勋爵接着发言，赞扬阿特伍德的和平意愿，但对宪章派的许多演说家所发表的演说表示不满，据他宣称，他们的言论暴戾荒谬，甚至连法国大革命最激烈时期的演说也望尘莫及。他表示他的意见，认为普选无法保证永久的繁荣，而且也无法使全国避免动荡不安，而这种动荡不安在全国工商业中是很容易发生的。他举美国的情况来证明他的主张，他说美国人民比较容易获得土地（他承认这是他们改善自己生活的一个途径），而且美国还有大量信用货币，并扩大钞票的发行额。但拉塞尔勋爵对于究竟什么是以实际财富为基础的健全可靠的纸币，什么是全无保证金的不可靠纸币，却忘记加以区别。其次，他认为请愿书上签名人数不值得重视，据他说卡特赖特少校①曾经一度为他的请愿书征集了三百万人的签名。他认为国内七十万享有选举权的人比请愿人更有代表性，请愿人只有一百二十八万，他们的意见不是大多数人民的意见，他相信，请愿人的呼吁倘若予以核准，则大多数人民必将感到震惊。好一位高贵的笨伯！成年男子的人数既然在五、六百万之间，而请愿人仅仅略多于一百二十五万，那么又有什么震惊的必要呢？请愿人吁请选举权应当普及到全体人民；结果按照约翰勋爵的说法，大多数人民将因自己比请愿人享有更多的权力而感到震惊。勋爵提到储蓄银行的存款日见增多，借以证明人民的富裕，却忘记了主要存户是中产阶级、贵族的仆从们和利润优厚的行业中人士——因此，无论如何，这决不是测验群众生活的标准；而且他还忘记了，正象存款增多一样，全国人口也增多了。然后他竟断言，请愿人是想平分财产；他提出这个吓人的怪论以后，接着又指出，如果平分财产的话，将造成可悲的后果，事实上他知道请愿人从未有过这种愿望，更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他表示相信，君主政体和世袭贵族制决不可能与普选同时并存。然后，他又称赞人民一般都是通情达理的，不会被公众领袖引入歧途，而且他确信这些领袖的伎俩不久便将宣告破产。
①约翰·卡特赖特少校（Major John Cartwright，1740—1824），英国社会改革家，一生写过许多宣传小册子，鼓吹对英国议会进行彻底的改革。他的激进主张未能实现，但许多建议后来被宪章运动者概括在《人民宪章》中。——译者
迪斯累利追溯宪章的起源是由于人民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尤其因为会议通过了新济贫法。
休姆对人民的怨言表示不满，他指出，宪章运动者所追求的目标正是从前里奇蒙公爵、皮特先生、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和其他身居高位者所追求的。他又引用约翰·拉塞尔勋爵和格雷伯爵的演说，表示赞同他们的观点。
奥康纳尔发表了演说，谩骂宪章运动者，指责他们由于提到使用暴力而犯了叛逆罪，虽然他先前曾劝告人民准备一份请愿书，征集了五十万人在上面签名；人们在请愿书中自称是富有战斗意志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要求在议会选举中不享有选举权的人们遵守法律，是不公道的。
沃利斯赞同户主选举权、投票选举和议员支薪制。他表示将支持这样的议案。
约翰逊将军支持这个动议，斥责下院多数议员否认工人阶级有任何权利。他赞同普选和投票选举。
维利埃斯认为，请愿人所述下院应予改组一节，是有相当理由的。他不理解下院能根据什么适当的理由拒不考虑这份由广大群众签署的请愿书。
奥斯瓦德认为，如果任命一个委员会，其结果只会使请愿书中的首要原则——普选权——遭到否决。他认为，如果他参加这个委员会，那就铸成了大错。
沃伯顿虽不完全同意请愿人的意见，却赞同组织一个委员会。如果他认为更广泛的代表制会促使人们尽力解决国债问题，那么，他就要首先起来反对这种代表制；但他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
韦克利说，那位尊贵的勋爵曾提到埃克塞特的各家储蓄银行的存款。这些存款不可能是该郡劳动人民从每周通常领得的六、七先令工资中节省出来的，而必然是另一个阶级的人储蓄下来的。首都附近的农业人口，生活穷苦达到极点，农工们躺在茅棚、谷仓和边厢的小屋中。（一位议员插话说——他们是收割季节的雇工呀！）他〔韦克利〕知道他们是收割工；但他们在炎炎烈日下终日辛劳，汗流浃背，除谷仓茅棚外，再没有任何栖身之所，除破衣烂衫外，再没有任何蔽体之物，难道农工们的生活就应当是这样的吗？他想使人民知道，他们毫无机会使下院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要对他们说，不要浪费精力再向这个下院呈递请愿书了。不要浪费光阴，向那些始终不愿倾听你们意见的人呈递请愿书了。如果他是在户外向他们讲话，那么他就会对他们说，建立你们的联合会，诉说你们的疾苦，表明你们的需要，同邻居们结成朋友，而不要与他们为敌。设法利用经常性的讨论去博取并促进社会上中产阶级的好感。同他们进行合作，一同提出一项最后能对这个议会产生影响的要求。但就目前下院的组织情况而言，他们向它提出请愿书无异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顽石提起申诉。
斯莱尼、A．怀特、福克斯·莫尔、T．艾克兰先生和J．Y．布勒爵士反对动议。
斯科菲尔德起立，向下院致词，但请付表决的呼声十分喧嚣频繁，人们好不容易才能听到他的几句话。他说，他主张继续对公共债权人保守信用，不赞成平分财产。他赞同实行一种财产税，使贫富阶级比较平均地负担税收。
阿特伍德在答复中对约翰·拉塞尔勋爵有关储蓄银行存款的论点提出异议；他说，存款总额是二千二百万镑，其中只有二百万镑是二十镑以下的小额储蓄。其余都是家道小康和大部分可称为殷实富户的存款——这些人的存款额高达二百镑，许多人还超过此数——这样，他们从存款方面所得的收益比投资在其他有证债券方面的收益要大得多。
于是，议会举行了表决，当时在代表集体智慧的全体议员中赞成动议的，共有四十八人，其中包括检票员。投票反对的有二百三十七人；结果以超过对方一百八十九票的多数，拒绝考虑一百二十八万同胞的申诉。上述票数尚未包括缺席议员在内，他们如果出席，几乎无例外地会同上述多数采取一致行动。赞成动议的议员中，许多曾是激进派领袖，具有演说才能，却默不作声地投了一票，敷衍塞责；其中有莫尔斯沃斯爵士、D．W．哈维、J．T．利德和W．威廉斯——这证明了人民所指望的从议会激进派方面能获得的支持是多么微不足道。约翰·拉塞尔勋爵的演说是一连篇自相矛盾的胡言乱语，即便出于一个低能学生之口，也是丢脸的；至于他对人民表示多少同情，无须赘言，只要看一看他用尽心机，否定民间疾苦的存在，也就够了，而实际上这种疾苦无时无刻不使成千上万的人痛心疾首。约翰勋爵的言论甚至比上述那个可怜的人类怪物在沃克利谈到农业劳工的贫苦生活时的插话更有侮辱性，插话是：“他们是收割季节的雇工呀！”好象收割工不配享受普通的生活必需品，只注定要为地主和雇主们积聚财富而断送他们的一生似的。总的说来，对人民权利的漠不关心，对他们生活情况的无关痛痒，再没有比下院在上述事件中所表现的态度更彻底的了；下院这种全无心肝的行为只会证实一种早已广泛流传的意见，即除了流血革命以外，再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使人民从压迫者手里夺取他们的权利了。
7月10日，星期三，代表大会根据先前在伯明翰通过的动议，在舰队街靶子场的约翰逊酒楼复会。即便事前没有规定那天开会，会址的迁移也是势所必然的；因为政府当局采取的恐怖手段十分可怕，他们简直找不到一个可以举行会议的场所。在第一次伦敦会议上，卡多动议放弃议事规则，以便立即讨论神圣月问题，尼索姆附议，但因弗莱彻医生坚决反对，该项动议未经表决即被撤销。于是经卡彭特和卡多先生的动议，并经赫瑟林登、尼索姆、伍德豪斯和伯恩斯先生的坚决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下列决议：
“本大会以无比愤怒的心情读到内政大臣据说于昨晚在下院发表的声明，声明谈到，在全国各地使用首都警察去镇压群众以和平方式举行的公众集会，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合宜的。此外，该大臣对于那个违反宪法、人所唾弃的部队中一部分爪牙对伯明翰人民进行的血腥残暴的袭击竟感到满意。本大会认为，不论何时何地，人们为了正当和合法的目的，并在不发生暴动或骚乱的情况下举行集会时，只要遭到警察或其他部队的袭击，他们根据法律和自卫原则，有充足的理由使用暴力还击暴力，甚至把那些残暴地侵袭他们权利和人身的人置于死地。”
7月13日，阿特伍德的动议既然已被否决，代表大会便开始讨论神圣月问题。出席者寥寥可数，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代表分散在各地，洛厄里说，指望从下院获得任何结果，纯属空想。比利时和美国直到自己起来斗争，才获得了自由，我国人民的情况也必然如此。他曾到过苏格兰、坎伯兰和威斯特摩兰，群众的意见是，神圣月的开始日期最好在小麦成熟、马铃薯登场以后。他同意这种意见，特提出下列决议案：
“下院既然已拒绝组成委员会来讨论全国请愿书的呼吁，所以，指望从该院获得解除人民疾苦的办法，是完全徒劳的。因此，全国宪章代表大会认为，在8月12日以后，人民应当停止工作，除非保证他们享有选举议员之权，从而保护他们的劳动。”
一位大会代表正准备在会上发言，突然从阿特伍德和菲尔登先生那里传来了消息，要求代表大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下院。于是，大会任命的代表团前去拜访上述两位议员先生，请教他们，现在宪章运动者应当做些什么？他们建议呈递更多的请愿书，因为在议会辩论中，反对动议的议员们否认已经呈递的请愿书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请愿书。阿特伍德认为，宪章运动者应当在全国各个教区动员人们呈递请愿书。代表团回答说，他们决不再请愿了，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做法不起效果。在代表团向大会报告后，大会又宣读了泰勒医生的来信，说在工业区举办神圣月的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着。迪根和莫伊尔先生提议，对于规定神圣月的日期应持慎重态度——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最初延期到星期一，后又延期到星期二，洛厄里关于全国休假应自8月12日开始的动议是在那天被通过的。
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由于通过上述动议的人数很少，开展神圣月的问题又提出讨论了。奥布赖恩曾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多次公众集会上讲了话，并向各地区的领导人物仔细询问了人民群众的准备情况；询问结果，他怀疑在许多重要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所通过的动议是否适当；他根据这种看法，便在7月16日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补充理由，以期采纳。决议案的内容为：
“大会虽仍然一致认为，只有全国实行总罢工或停止劳动才足以使产业工人阶级恢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但我们却不能负责指定罢工的时间或有关的细节，因为我们自信无此能力，原因如下：
“第一，我们的人数由于大部分代表变节、缺席和横遭逮捕而大大地减少。
“第二，在现有的代表中，关于在工业区各行业的目前情况下实行总罢工是否可行，普遍存在着分歧意见。
“第三，在会外的选民和一般工人阶级中间，看来也存在着类似的分歧意见。
“第四，在这种情况下，本大会难以肯定，它发出关于实行总休假的命令是否会得到普遍的响应，或者说，罢工是否会遭到失败。
“第五，我们一方面固然坚决相信，全面罢工将会证明全国人民得到拯救，但另一方面也同样相信，局部罢工只会使参与其事的各有关方面遭受最酷烈的困苦和折磨，而在目前群众的愤慨情绪下，大有造成混乱纷扰的可能。
“第六，与人民安危与共固然是本大会的职责所在，但不论为己为人，制造不必要的危险都决不是它应尽的责任。为己制造危险是件蠢事，为人制造危险则是罪行。
“第七，我们相信，只有人民自己才有资格判断他们是否有罢工的权利和意愿，他们的人力物力是否足以应付这一事件所带来的紧急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重行考虑本月16日的表决，并以一篇宣言来代替这项表决，让人民自行决定是否应当在8月12日开始神圣月，同时向他们说明所以采取这一步骤的理由，并向他们保证，在他们认为有利于他们的安全和解放的一切必要措施中，本大会将与之合作。”
皮特基思利附议。
奥康纳提议对上述决议案进行修正，詹姆斯·泰勒附议。修正案如下：
“指示大会秘书立即用通信和公告方式，敦促代表大会的每一位代表前来参加7月31日星期三的会议，以便商讨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来推行为实现普选所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并提醒各代表，莅会时务必带来选民的意见。”
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看来许多代表没有得到任何亲密友谊的鼓舞。奥康纳在演说中对休假问题既表示赞同，又表示反对，弗莱彻医生听了表示意见说，他弄不明白这篇讲话的用意何在。奥康纳显然是反对神圣月的，但又不敢面对支持这个决议的人的非难。奥布赖恩的决议终于以六票多数获得通过——十二票赞同，六票反对，七票弃权。上述专门委员会被扩大为五人，成员是奥康纳、奥布赖恩、弗莱彻、洛厄里和尼索姆。代表大会所采取的途径是他们力所能及的最明智的途径，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事实来作证明——对奥布赖恩的动议投赞成票的是：敦提的伯恩斯，布尔顿的卡彭特，伦敦的赫瑟林顿，达勒姆的诺克斯，约克郡的奥康纳，伦敦、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等地的奥布赖恩，约克郡的皮特基思利，莱斯特、德比和拉夫巴勒的斯马特和斯基文顿，罗奇代尔的泰勒，诺丁汉的伍德豪斯和伦敦的克利夫。投反对票的是：诺森伯兰的洛厄里，巴恩的米林，普雷斯顿的马斯登，布里斯托尔的尼索姆，布赖顿的奥斯本和谢菲尔德的沃尔斯通霍姆。由此可以看出，多数票所代表的是大部分人烟稠密的地区。不错，多数票的代表中有一部分人以前曾投票赞成过休假；但他们对奥布赖恩动议的给予支持，事实上也就证明了他们对实行休假是否合适是有怀疑的。关于布里斯托尔，当时正在该城镇的弗罗斯特寄来了一封信，说明他相信当地的群众是不愿罢工的。他还说，威尔士的群众还没有作好准备。在巴思实行罢工不会起什么效果，因为那个城市没有什么工商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贵族和士绅，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迁往他处；这种看法同样适用于布赖顿。普雷斯顿的民主主义者对宪章运动事业虽很热心，人数却相当有限。彼得·布西虽然是首先提倡罢工的，现已深信它实行不了。克雷格曾在有关休假的决议上签过名，现在却声明这是代表大会的自杀政策，辞职不干了。邓弗里斯的代表邓肯表示反对罢工。赞同罢工的弗赖彻医生声称，有利于罢工的迹象决不能令人满意。理查森从曼彻斯特来信谈了群众尚无准备的情况，他的同事迪安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激动得快要发疯的人或者吃里爬外的叛徒以外，有谁还会继续主张休假呢？不过话虽如此，人们往往不愿改正自己的错误，以致有些人坚持原议，好象仍然抱着不会实现的希望，让自己相信他们就是全国人民，至少是全国人民的代表。幸运的是，他们的一切努力终成泡影，不然的话，一部分国土必将被最优质的血液——正义与自由的最忠实、最热心的信徒们的血液所淹没；而且这样做并不会给宪章事业带来一星半点的益处。
伯明翰事件在继续引起群众的强烈愤慨情绪，尤其在英格兰北部。在纽卡斯尔的讲堂里举行了集会以后，每天都在露天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星期一，两支乐队来自温拉顿和斯沃韦尔，后面跟着广大的群众，他们前往福思湾，那里已挤满了一大群无比愤慨的群众。关于泰勒和哈尼两位代表被捕的消息一宣布，就更使人民怒火万丈，他们对这个问题通过了强硬的决议。主席赫伯恩要求他们停止欢呼，但群众却报以响彻云霄的呐喊。在这一星期内，场面同样热烈的群众集会继续举行，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前来参加。下星期日，大雨如注；尽管天气恶劣，一支乐队一路奏着国歌乐曲，几千人不顾滂沱大雨聚集在福思湾。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集会继续举行，由艾尔、查尔顿、科伯恩、伯恩等人发表讲话；其中有些人宣读了各报有关国内状况的报道。7月22日星期一，消息传来，威廉斯和宾斯以危害治安罪在森德兰被捕；结果是，第二天晚上在福思湾又举行了一次公众集会，规模与先前任何一次相同，在会上，关于慰问受迫害者的决议，以及表示这次集会坚决参加神圣月的决议等等均获得一致通过。但是，与此同时，纽卡斯尔的地方当局正摹仿他们的伯明翰同事的做法，准备针对公众享有的集会权给予打击。巡回法庭开庭时，大陪审团不经事先通知，竟认为勃朗蒂尔·奥布赖恩、威廉·托马森、约翰·梅森、詹姆斯·艾尔和托马斯·德维尔7月7日在讲堂上发表的演说，已构成罪状，因而提起公诉，于是这几位先生立即被捕。另外又发出公告，严禁公众集会，而民主主义者却针锋相对，向市长约翰·法伊夫先生呈递申请书，要求他召开公众集会，向女王呼吁，反对扩充常备军和建立农村警察队，这两个方案正在议会中进行讨论。到了最后一刻，市长拒绝召开集会，于是申请人就在福思湾自行召集。星期日，在人们举行礼拜仪式时，宪章运动者一起闯进圣尼古拉斯教堂，把它挤得水泄不通，使经常参加礼拜的人们大为不安。福思湾的集会胜利结束，秩序井然，十分得体；但正当群众分头散去时，市长率领着特警、普通警察和军队来到现场，引起了一片响亮的叱责声。这支武装部队抢走了一些旗帜，粗暴地对待一些群众，令人发指。徒手的人尽力克制自己；手边虽有很多抛掷的东西，却很少加以利用。这一次袭击发生在黄昏以后，因此纽卡斯尔之所以没有陷入与伯明翰类似的境地，决不是由于地方当局的审慎行事。这个叛徒市长由于在这一事件中出了力而被封为爵士，享有这个未必光彩的尊称。我们称他叛徒，是因为此人先前为了提倡公众的集会权曾经唱过最响亮的高调，不过那时他是为中产阶级的目标效劳罢了。为了对法伊夫市长表示公道起见，我们不妨在这里插入一两个表明他以前辩才的实例。1832年5月13日，在纽卡斯尔的广场①上曾经举行过一次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当时，由于国王拒绝为通过修正法案而增封贵族，格雷伯爵引咎辞职，举行集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法伊夫是演讲人之一，他借此机会提到了福克斯一篇有关《1795年危害治安法》的演说。“在辩论中，他〔福克斯〕说‘贵族院和下院可以通过这些法案，甚至可以获得国王的批准，但它仍然不合宪法，不顺舆情，因此对它表示服从已不再成为道义上的责任，而起义本身才是正当的行为’。后来有一次，皮特要求他作解释，他只是把这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并且说，‘我愿为这些原则而生，也愿为这些原则而死’。”法伊夫说，“这里是广大的群众；难道有人不愿和我一起举起右手，一起重复这句话——我愿为这些原则而生，也愿为这些原则而死吗？”这样一呼吁，广大群众举起手来，重复这句誓言；紧接着，这些群众又举起手来，每只手握着一根橡树苗。上述情景持续了几分钟之久，然后法伊夫接着说，“我知道许多同胞已经置备了武装，此外，还有许多同胞也正在武装，我们国家每个人都有武装自己的充分权利，和伦敦德里侯爵享有的权利不相上下；我认为这个集会上最无头脑、最无心眼的人也同样会适当地使用这些武装。然而，我要求你们牢牢记住，诉诸暴力是最后一着，也是最下一着。在我们国家与革命这两者之间，仍然还有一个下院。只要下院证明自己还代表着全国的利益，人民就可以不经过骚乱、不经过流血而获得他们的权利。因此，让我们齐声高呼——议会特权万岁！议会特权万岁！但是，牢牢记住，直到这个呼声受到蔑视——直到议会的特权不再存在，或者严重地受到侵害，直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本人才会大声疾呼，‘以色列人呀，快到棚里去吧！’①”
①原文为The Spital，意义不明，可能有错，姑译为广场。——译者
①这个典故出自《旧约全书》，利未记，第23章，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住棚节，……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译者
1833年5月27日，法伊夫在市镇猎场上举行的公众集会上说：
“你们的队伍已把一切胆小如鼠、自私自利、半真半假的辉格党人清除出去了，前几次他们曾使我们的人数显得过多，虽然他们只不过是辉格党贵族们的走狗罢了。少了他们，你们反而更加强大了；今天你们的群众没有一个不是最优秀的分子。五十万正直的人士为了实现修正法案，宁愿牺牲生命，如果托利党能够依仗军队对它唯命是从，那么，为了保持它自己的优势地位，它就必将使这个不幸的国家陷于内战的流血和恐怖中。军队是同情他们同胞的。我们英勇的士兵不会听命于好恶的贵族，把刺刀指向他们的父老兄弟。贵族拥有广袤的土地、壮丽的城堡和无上的特权；难道他们还不能满足吗？难道他们忘记了法国贵族的下场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法国贵族当初只要给予人民起码的公正待遇，就可以免于毁灭的命运吗？他们既然珍视特权，想要保持他们的财产，重视他们本身的生存，那么，我就要警告他们，必须放松他们对人民权利和财产的控制，而不要错过时机，以免人民起来报复，使这种控制陷于瘫痪状态。”
这就是前一时期的法伊夫先生的情况，而现在他却用棍打市民，用刀砍市民，只因为他们举行和平集会，只因为他们愤怒地抗议一种比修正法案以前任何专制政治更为凶恶的暴政——即专横霸道的秘密警察制度，而操纵者则是法伊夫那样的欺世盗名的小官僚，及其寡廉鲜耻、忘恩负义的党羽。
第二天，《北方解放者》的印刷工人约翰·贝尔因印刷了一篇致中产阶级的宣言而遭逮捕；星期五，八个人由于福思湾事件被传讯，并提交巡回法庭审判。见证人承认，在袭击群众以前，并未宣读暴动法。
国内其他各地的情况并不比纽卡斯尔幸运多少。在斯托克波特，詹姆斯·米切尔、查尔斯·戴维斯、约翰·赖特、詹姆斯·布里顿、艾萨克·阿米塔奇、科尼利厄斯·阿米塔奇、乔治·布拉什沃思、小艾萨克·阿米塔奇、戴维·罗伯茨和蒂莫西·希金斯因拥有武器被捕；更深人静时，警察闯进了他们的家，凶暴达于极点；毁坏贵重物品，强抢书信笔据，做出许多极其无聊的恶意动作，虽然没有人对他们采取丝毫的暴力行动。
在蒙哥马利郡的巡回法庭上，有四十人受审，被控犯了操练、演习以及暴动等罪，结果被判处流放或监禁等不同徒刑。在兰尼德洛斯，宪章运动者在群众骚动期间声势十分浩大，以致治安官们将维持全镇治安的工作委托给他们，并吁请他们尽力保护生命财产。在长达十五天期间，他们十分忠实地履行了这项任务。巡回法庭对代表大会代表查尔斯·琼斯当庭签发拘票，悬赏将他缉拿归案；他终未就逮，但他身患肺病，由于处境艰苦而加剧，不久便与世长辞了。
沃里克巡回法庭对洛维特和科林斯进行了审讯。洛维特自行辩护，对政府当局进行了有力的揭发。他英勇地坚持公众的集会权，并援引了许多权威以及包括约翰·拉塞尔勋爵在内的其他人士的话来作佐证。不言而喻，两个被告都被判有罪——几乎不能不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两位陪审员事先曾扬言，他们很想看到宪章运动者都被绞死。洛维特曾反对他们出庭，但他的抗议被庭上驳回。陪审团进行审议不到两三分钟，便作出裁决，两个被告均被判处一年徒刑。杰里迈亚·豪厄尔、弗朗西斯·罗伯茨、约翰·琼斯和托马斯·阿斯顿被处死刑，但在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后，被减处终生流放国外。其他许多被告也被判处刑期不等的监禁处分。
在蒙默思，文森特、爱德华兹、迪金森和汤斯亨德因危害治安和参加非法群众集会被提交审判；见证人发誓说，参加集会的群众曾携带棍棒；又说文森特在演说中曾说，他们的口号应当是，“以色列人呀，快到棚里去吧！大家万众一心，呼声一致，协力一击，消灭特权阶级，宣判贵族死刑，人民快起来吧，拥护人民所建立的政府吧。”罗巴克为被告们辩护，但他们仍被宣告有罪，判处徒刑，文森特十二个月，爱德华兹九个月，迪金森和汤斯亨德六个月。文森特申请给予书籍文具，但所得的答复是，除宗教书籍外，不准阅读其他读物。
逮捕事件不断地发生。迪根因在罗奇代尔的公众集会上劝人民武装自己而被拘押。威廉·本鲍、约翰·利夫西和蒂莫西·布思遭到逮捕，第一人因参加非法群众集会，第二人因贩卖武器，第三人因本人拥有武器，他们统统被提交审判。麦克道尔医生和约翰·布雷德利因在海德参加非法群众集会也被提交审判。
在德维泽斯，大陪审团对罗伯茨、波茨和卡里尔先生提起公诉，他们是因危害治安和参加非法群众集会而被捕的；但大陪审团却闭口不谈五百名暴徒在德维泽斯对宪章运动者所进行的有计划的袭击，当时暴徒们在上层阶级的庇护下，用乱石、碎砖和匕首向文森特等人袭击，使他们随时可以丧命。
在斯托克波特，另有两人因危害治安而被捕，他们是艾萨克·约翰逊和W．埃斯勒牧师；在曼彻斯特，理查森、史密斯，蒂尔曼、芬尼、多伊尔先生和W．V．杰克逊牧师因各种不同的政治罪名而被捕。费格斯·奥康纳因利物浦巡回法庭对他指控的五项罪状在曼彻斯特被传到庭，由于全部罪状成立，他被提交审判；但看来令人奇怪的是，对工人取保时所要求的保释金达一千镑之多，而要求奥康纳的只有六百镑，这个事实使这位先生说出了几句表示反对的话。勃朗蒂尔·奥布赖恩不仅遭到纽卡斯尔地方当局的迫害，兰开夏也对他签发了第二张拘票，他在伦敦被捕，受尽了虐待和侮辱。
谢菲尔德的情况开始恶化。晚上，在露天开了一些盛大的群众集会，但会上大家都不讲话。这些集会都被军警驱散，有些参加会的人被捕。上述这些被捕者仅是少数；在英格兰各地，大批人继续被地方当局逮捕。在现代，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为了粉碎一个政党，采取象辉格党政府镇压宪章运动者时所采取的那种坚决手段。工人们发现他们举行公众集会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就采取新的办法来显示他们的力量。每逢星期日，几百人，有时几千人，聚集起来，拥进教堂，往往在事先通知牧师们，请他们选用圣经上某些经文作为讲道题材，例如：“劳动的农夫理应先得粮食”，“不劳动者不得食”，以及性质类似的经文；但牧师们很少答应他们的要求。相反地，他们却宣扬百依百顺的服从，说什么只看到现世的事物，是愚蠢的；这种教义只会触怒听众，他们往往忍不住对这些牧师的伪善表示愤慨，因为牧师们一方面对人宣扬这种教义，而另一方面自己却安享各式各样的奢侈生活。有时到教堂去的宪章运动者人数极多，不给别人留出丝毫空地。他们占据了上层人士的专座，使这些人不是败兴而归，便是在举行礼拜仪式的整个过程中站在通道里。大批逮捕事件发生后，各城镇便搞起了自卫基金，指派募捐员征募捐款。有时这类募捐几乎无异敲诈勒索，因为募捐员随身携带两本捐册，其中一本被称为“黑名册”，用来登记拒不认捐者的姓名。
在利兹，一个叫怀特，另一个叫威尔逊的人遭到逮捕，因为他们向店主们募捐时，曾进行威吓。乔治·怀特是个工人，出生于爱尔兰，长期以来积极参加激进运动。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承担一切任务时表现的坚定意志而著称。不论什么工作落在他肩上，他都欣然接受；不论是向大会讲话，还是写报告，或者募捐，他都处理得同样妥贴。至于敲打警察的头盔，确是十分内行，我们相信，在条件许可下，他准会领导一次起义，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安危。作为一个演说家，乔治的主要才干是他机敏的才智和辛辣的讥讽，而他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却一点也不斯文典雅，决不适合上流社会的口味，而和他同一类型的人却觉得津津有味。乔治作事从不半途而废，而必全始全终，他从来不屑文过饰非。犯了错误，他直认不讳，还会坦率地说明情况，仿佛立了重大的功绩似的。倘若有一个对手责备怀特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诽谤了他，怀特回答说，“怎么，我不是对你说过打算打倒你吗？我就这样做了。”人们可以公正地责备乔治·怀特几乎毫无礼貌；但即便他的死敌也决不会指责他说过任何类似伪善的话，因为他从来不口是心非。
为了征集有关神圣月是否可行的材料，代表大会所任命的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向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经过调查得到的结论是，这项计划如果实行，必将导致彻底的失败。委员会中虽有三个成员投票赞成休假，但目前这个意见却是一致的。8月6日，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根据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下列决议。勃朗蒂尔·奥布赖恩提出动议，费格斯·奥康纳附议：
“根据全国各地交来的材料，本会议一致认为，关于在8月12日实行神圣月的问题，人民尚未准备就绪。然而，这些材料使我们相信，多数劳动人民，包括大部分行业在内，可能接受劝告，从本月12日起停工两三天，以便利用全部时间来举行庄严的游行和庄严的集会；以便讨论目前国内的险恶形势，并考虑采取最妥善的办法来摆脱这种令人憎恶的专制，而中上阶层中极其凶恶的多数人则利用这种专制来攫取劳动阶级的劳动果实，同时又对他们进行威胁。同时，我们谨向全国声明，经过深思熟虑，本会议认为，除非大不列颠的各行各业作为一个统一组织同他们苦难较深的同胞们携手合作，在本月12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道义示威运动，否则，就不可能使国家幸免于一场流血革命，这种革命除了牺牲大量生命财产以外，结果将使劳动人民沦于被统治地位，完全听命于社会上那批富有的杀人凶手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请求全体宪章运动同志放弃目前断难实行的神圣月计划，立刻作好准备，把上述合乎宪法的目标在本月12日付诸实施。我们还恳求各行各业统一委员会，假如他们要使国家免于激烈的动荡，他们的身家性命免于毁灭，就必须在本月12日当天或那天以前，全力支援他们苦难深重的同胞，以期实现休假这个伟大而慈善的目标。”
这项决议公布后，实际上使全国休假计划停止执行了；参加宪章运动的地区的群众遵照决议的指示，举行了大规模集会，通过了致女王的陈情表，恳求她罢免她的顾问大臣，选拔愿意解除人民疾苦的人参与国务会议。然而，8月12日，少数地方并不是完全在风平浪静中度过的，例如博尔顿、威根、乔利、亨德利等城镇就是如此；但从全国的形势看，代表大会为了防止流血而试行的办法非常成功。大会指派费格斯·奥康纳前往格拉斯哥，参加在8月21日举行的盛大的代表会议，出席的代表共五十七人。代表们就他们所代表的城镇的形势提出报告，从中可以看出，有些地方的宪章运动者虽愿采取极端措施，但多数人却只愿从事道义上的鼓动工作，同时执行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中比较稳健的部分。几乎没有人赞成神圣月，多数人对缺乏比较健全的组织感到遗憾。奥康纳和纽卡斯尔的梅森向他们指出英国人民的心理状态，博得了极大的赞扬。然而，事实不久就很明显，如果说，有一些热心分子准备为宪章运动事业付出任何代价，甚至为实行神圣月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绝大多数即使对其他极端措施也不愿采取任何行动；只有少数人才予以执行；但是，一般地说，他们不受重视，于是代表大会不久就感到自己处于即将解体的境地。由于代表辞职和被捕，这个团体在人数方面已大大地削弱。从最初集会到工作结束时止，辞去代表席位者不下二十一人。这些人的姓名是：J．P．科贝特、韦德医生、R．K．道格拉斯、T．C．索尔特、B．哈德利、J．皮尔斯、P．马修斯、H．克雷格、W．N．兰基、J．罗、J．伍德、J．古德、J．哈里斯、J．惠特尔、B．A．法特、R．J．理查森、W．赖德、A．哈利、W．吉尔、J．芬尼和J．米尔斯，而另有五、六名当选代表从未参加过会议；虽然部分遗缺已经补选足额，但许多人的辞职毕竟大大削弱了宪章运动团体的力量，以致以前有过和衷共济、实力雄厚局面的各个地区出现了分裂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奥布赖恩在9月6日代表大会的一次决议上提出动议，认为代表大会应立即解散，泰勒医生附议；赞成者十一票，反对者十一票。弗罗斯特以主席身分投了决定性一票，赞成解散。投赞成票的是：布西、斯基文顿、理查兹、巴里、琼斯、卡多、皮特基思利、奥布赖恩、哈尼、赫瑟林顿、弗罗斯特和泰勒医生。投反对票的是：伯恩斯、洛厄里、尼索姆、哈特韦尔、奥康纳、沃尔斯通霍姆、卡彭特、杰克逊、斯马特、詹姆斯、泰勒和迪根。这就是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结局，它的成员中有不少优异人才，可惜在政策性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如此分歧，以致给他们所承担的光荣使命造成了惨痛结果。代表大会的严重错误是，在没有具备必要的力量以保证获得成功以前，就擅自行动。其中一部分人过于懦怯迟钝，另一部分人又过于轻率急躁，而具备为了促进事业发展、能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所必需的那种毅力的人，只是少数，少得无法引导舆论的潮流转到正确的方向。相当多的人始终举棋不定，一方面害怕危险，另一方面又怕被人讥为懦弱无能。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不多，这就证明在改变群众的看法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他们如果坚定地致力于这项工作，而不是企图强使尚未做好准备的群众采纳那些极端措施，那么，他们本来可以带来超过现在百倍的好处，而不会为政策造成丝毫危害。尽管如此，这种灾害本来可能还要更加严重。由于奥布赖恩和其他几个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才避免了一次可怕的大屠杀，而如果实行神圣月，就不可避免地定然会发生这样的大屠杀。如果说，代表大会有它的短处，它也有它的长处。许多代表表现出旺盛的精力、坚定的意志和爱国的热情，这不能不使他们博得广大群众的钦佩和尊敬，他们的努力必将永不磨灭地铭刻在他们千百万同胞的心上。
代表大会解散前，对许多宪章运动领袖的审判已在进行中。除了在沃里克和蒙哥马利两郡被宣判有罪者外，另有几个人受到了切斯特巡回法庭的传讯。在这些事件发生前不久，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牧师的言论已变得比较稳健了，在一次讲道中，也就是在他出庭受审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讲道中，他一反常态；他不再宣讲以前构成他一切告诫主要内容的反抗原则，却劝听众安于天命。这种出乎意外的反常态度稍微引起了一些非议，但人们对斯蒂芬斯的敬仰不是朝夕间所能勾销的，一般地说，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他将要为他过去曾经谴责压迫制度一事而受到磨难，这种想法似乎在听众心中占有首要的地位。8月15日，这位牧师先生在切斯特受到帕蒂森先生和一个特种陪审团的审讯。他自行辩护，并未延聘律师给他协助。在历时五小时之久的申辩中，他批判了激进主义，向陪审团声明，他在群众中间是一贯竭力反对这种主义的。他的发言主要集中在新济贫法问题上，引用权威人士的话来证明这项法令没有遵守的必要，因为它违背上帝的意旨，但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他自己过激言论的事例。然而，尽管他口若悬河，陪审团仍宣判他有罪，处以十八个月徒刑。不过，斯蒂芬斯所受的待遇与其他许多人大不相同；因为他在狱中准予享受一个坐牢的人所能获得的一切舒适待遇。
在同一巡回法庭上，麦克道尔博士和海德的布雷德利，因危害治安和参加布雷德利所主持的非法群众集会被提交审讯。麦克道尔也自作辩护，发表了一篇历时四小时的申辩，从说服力、辩才和胆略来看，即便不超过，却也无愧于任何一个宪章运动被告的答辩。他对工人阶级生活情况的变化所作的叙述十分凄楚动人，机智地影射起诉人以前的行动，暗示他们在野时也曾犯过他目前被控的罪行。然而他那令人悦服的滔滔雄辩对他本人却反而不利；因为检察总长指出，这证明听任具有这种才干的人逍遥法外是危险的。两个被告均被宣告有罪，布雷德利被判八个月，麦克道尔被判十二个月徒刑。为了蓄意加重麦克道尔的案情，大陪审团在进行审讯时，把第二份起诉书带上庭来，指控他阴谋造反，于是，他提出质问，难道这就是他所预期的那种公正裁决吗？
伯明翰的汤普森、斯托克波特的米切尔和戴维斯以及阿什顿的希金斯等枪炮制造商，被控犯有危害治安、参加非法群众集会、煽动群众扰乱治安及窝藏军火等罪。大陪审团要求把起诉书上的指控改成叛逆罪，但被承审法官驳回。全体被告都被宣告有罪，各处十八个月徒刑。其他十二名被告则被移交下次巡回法庭处理。在利物浦，监禁被告的工作也在活跃地进行中。约翰·霍姆斯因率领一支游行队伍，并用竹竿顶着一顶红帽子，而被裁决有罪。爱德华·赖利因在曼彻斯特附近进行军事操练和暴动而被定罪。T．拉德克利夫因在威根进行危害治安的阴谋和暴动而被起诉，后一项罪行经宣告成立。J．费尔普莱因非法操练而受审定罪；另外，还有二、三十人因各种类似性质的罪行受审，并被裁定有罪。他们都被判期限不等的徒刑。许多被告被移交给下次巡回法庭处理。
虽然遭到政府的疯狂迫害，宪章运动者继续举行群众集会，不过，一般都在室内召开罢了。他们曾经一度设法把这个问题引进爱尔兰。都柏林有一小批宪章运动者，为首的是商人帕特里克·奥希金斯。洛厄里应邀前往这个风光秀丽的城市，当即召开群众集会向他表示欢迎。奥康内尔首先发难，一群煤炭搬运工拥到会场，发出一阵可怕的鼓噪。洛厄里未能使群众听到他的讲话，甚至一分钟安静听讲的时间都没有，而他本人也有遭到殴打的危险。然而，他利用爱尔兰人豁达大度的著名性格，向暴徒的首领——一个彪形大汉——打招呼说，“你瞧，我是一个瘸子；请你多加关照。”这个大汉挽着洛厄里的胳臂，大声喊道，“走罢，老弟；谁敢碰你，我饶不了他！”他把洛厄里平安地领出了会场。
代表大会解散后，泰勒医生在北方消磨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伯明翰地方当局已撤销了对他的起诉。他在卡莱尔和纽卡斯尔以及邻近地区举行的许多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依然满怀希望地谈到宪章运动事业会取得成功。在纽卡斯尔的一次集会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卡莱尔的治安官曾对他签发了一张拘票，法警前来纽卡斯尔进行搜捕。他们看到通知他将演讲的布告后，打算在他莅会时逮捕他。可是，这位医生已风闻他们的来意，因此没有出席集会；伯恩穿上了医生的一些服装，走进讲堂，法警以为他们搜捕的对象已在眼前，于是看准时机，便下手将他逮捕，经过了相当时间以后，才发现弄错了，这件事在会上宣布后，便成为笑料。在代表大会解散后，朱利安·哈尼也前往北方，因他仍可行动自由——只是具结保证在传讯时到沃里克出庭，这无异撤销了对他的起诉。在布雷德福的附近地区，彼得·布西使民主精神继续保持下去，时常在该镇和周围城镇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费格斯·奥康纳一点也没有闲着，他曾访问谢菲尔德、诺丁汉和其他许多地方，到处受到欢迎，他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是一直受到欢迎的。在达勒姆郡，威廉斯和宾斯虽然后来被捕了，但在被捕前已走遍了这个地区，使尚未消失的鼓动热情继续保持下去。实际上，在全国各激进地区，民主主义者好象一心想要继续他们的鼓动工作，可能的话，还要获得他们事业的胜利。泰勒医生后来被捕了，具结保证届时到巡回法庭受审：为了表明政府下了多大决心要把每个有影响的领袖搞垮，只要提起一件事也就够了。政府通过地方当局向《卡莱尔爱国者》的编辑表示愿以一百镑作为酬劳，诱使他出庭充当控告泰勒医生的见证人——然而，这位编辑品格高尚，对于这个提议给予了它应得的鄙夷。费格斯·奥康纳对代表大会的兴趣还未完全丧失，他提出关于组织另一团体的计划，包括成员二十一名——其中十三名代表英格兰和威尔士，八名代表苏格兰。他提议付给十三名英格兰代表每周各两镑，款项由《北极星报》收入中支付。他的提议并未得到多少人赞同，大家认为这个计划是要强使宪章运动脱离正轨，来实现他个人的目的。无须赘言，这样一个团体的行动必然听命于他个人的指挥，而不是选民所能左右得了的。实际上，它将使宪章运动不成为一个整体运动，而成为费格斯·奥康纳的个人运动，所幸公众的道德观念还未完全泯灭，因而使他们避免了这种堕落。进地区，民主主义者好象一心想要继续他们的鼓动工作，可能的话，还要获得他们事业的胜利。泰勒医生后来被捕了，具结保证届时到巡回法庭受审：为了表明政府下了多大决心要把每个有影响的领袖搞垮，只要提起一件事也就够了。政府通过地方当局向《卡莱尔爱国者》的编辑表示愿以一百镑作为酬劳，诱使他出庭充当控告泰勒医生的见证人——然而，这位编辑品格高尚，对于这个提议给予了它应得的鄙夷。费格斯·奥康纳对代表大会的兴趣还未完全丧失，他提出关于组织另一团体的计划，包括成员二十一名——其中十三名代表英格兰和威尔士，八名代表苏格兰。他提议付给十三名英格兰代表每周各两镑，款项由《北极星报》收入中支付。他的提议并未得到多少人赞同，大家认为这个计划是要强使宪章运动脱离正轨，来实现他个人的目的。无须赘言，这样一个团体的行动必然听命于他个人的指挥，而不是选民所能左右得了的。实际上，它将使宪章运动不成为一个整体运动，而成为费格斯·奥康纳的个人运动，所幸公众的道德观念还未完全泯灭，因而使他们避免了这种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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