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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请愿书
英国自从有了一部勉强称得上定型的宪法以后（尽管这个宪法很不象样，请愿就一直被认为是它的居民的合法权利。宪章运动的提倡者们，不论是道义派还是暴力派，都认为提出一份内容包含人民主要要求的请愿书是合理合法的事。为了遵照公众的愿望，伯明翰政治联合会委员会负责请愿书的起草工作。这个文件作为统一宪章运动派的第一份请愿书，无疑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在这种感想下，我们特向读者介绍如下：
“下列署名的受难同胞谨向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下院诸公呈递请愿书，陈述如下：
“在我们这些请愿人所居留的国土中，商人以善于创业著称，制造者技艺精巧，工人勤勤恳恳，更是有口皆碑。我们的国土美好，土壤肥沃，气候宜人。工商业的资源极其丰富。优良的海湾不计其数。内陆交通便利无比。我们安享太平已有二十三年了。但是尽管我们具有使国家繁荣昌盛的条件，又尽管我们都乐于并且善于利用这些条件，我们却饱受公私灾祸的折磨。我们在苛捐杂税的重担下匍匐呻吟，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求。商人在破产的边缘上惶惶不可终日；工人正在忍饥挨饿。资金不能带来利润，劳力得不到报酬。工匠的家庭四壁萧然，当铺的库存却堆积如山。济贫院拥挤不堪，制造厂却门可罗雀。我们放眼观察，力图找出这种令人痛心的、长期持续的苦难的根源。无论从自然界或从天命方面，我们都未能发现任何原因。上帝以仁爱对待世人，世人也没有辜负上帝的厚遇，只是统治者愚昧不堪，才使这种恩赐如同虚掷。一个强大王国的实力竟消耗于增进自私愚昧之徒的权力，而它的资源由于用于扩张他们的势力也被挥霍殆尽。局部利益有所增进，但是却以牺牲全国利益为代价。少数人为了自身的权利而统治国家，他们对多数人的权利却熟视无睹，甚至以傲慢粗暴的态度加以践踏。人民的朋友们对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法案曾寄予盲目乐观的期望，以为他们所忍受的种种苦难至少有大部分，即便不是全部，能被消除。他们认为该法案是达到高尚目的的一项明智措施，是改善立法的正当途径，同时在立法机构中，群众的意志终于会发挥效能。他们被欺骗了，而且是被人无耻地欺骗了。看起来那么美好的果实，待摘到手中却变成了一堆灰土。修正法案所实现的，无非是把权力从一个统治集团手里移交给另一个统治集团，而人民仍象以前一样无依无靠。我们只是从奴隶生活转变为初步有了一点自由，再加上前途仍然渺茫的令人厌烦的生活，这就使我们对自己的每况愈下的社会地位格外感到痛苦。我们敬向贵院十分谦恭地陈述，这种状况不容许再继续下去了。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地危害王室的稳定和王国的安宁；如果由于上帝的保佑，由于宪法和法律方面的种种措施，这种现象得以结束，我们就抱着充分决心，立即把它结束。我们敬告贵院：业主的资金不该再被剥夺它应得的利润，工人的劳动不该再被剥夺它应得的报酬。凡是造成食物涨价、金融紧缩的种种法令必须一律废除。征税必须以财产而不应以勤劳为准。多数人的福利既是唯一合法的目标，就应当是政府唯一研究的课题。我们要求把这种利益托付给人民掌管，这是这些改革和其他必要改革的先决条件，这是充分保障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唯一方式。每逢国家征募卫国战士或是号召捐献，任何人不得借口贫困或无知，拒绝或迁延这些号召。人民既被要求一概奉公守法，那么我们就要求在立法时毫不迟疑地听取人民一致的意见，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履行自由人的义务；我们必须享受自由人的权利。因此，我们要求普遍选举权。为了避免发生富人的利诱和有权势者的威逼，必须实行秘密选举。为了充分实施我们的权利，在运用这项权利时必须不受任何约束。我们所要求的是实际利益，不是表面利益，因此，我们要求无记名投票。为了达到有益的结果，代表和人民之间必须存在着亲密的关系。为了便于纠正错误、指导工作，立法和选举的权力机构应当经常保持联系。某些错误若能及时接受公众的纠正，原是相当轻微的，但倘若任其在长期的强迫容忍下因循成习，就可能产生非常不幸的恶果。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同时为了取得公众的信任，议会必须经常进行选举。因此，我们要求每年改选一次。我们有了选择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那么选择的范围就必须不受任何限制。现行法律强使我们选举那些无法了解或者不太同情我们困难的人为代表——那些已经退休、不再感受业务上烦扰的商人；那些对土地上发生的祸患和纠正方法都毫无所知的地主；或是那些追求议会荣誉，只为博取法庭上声望的律师。一个勤勤恳恳地执行职责的代表的工作是繁重的。代表们继续从事于无报酬的工作，这不公平，也不合理，又不妥当。我们要求将来选举贵院议员时，应以选民的意见作为唯一标准，对于通过这种方式选出的代表，在他为公众服务期间，应从国家税收中拨付一笔合理、适当的酬金。迄至目前为止，有关怎样治理这样一个强大王国的问题，一直被互相倾轧的党派当作推行自私目的的试验品。我们已从个人的惨痛经历中体验到这种后果——欢乐无常，有如微光一闪，随即被漫长而黑暗的苦难岁月所吞没。人民自主的政府即使不能消除他们的一切疾苦，至少可以使他们不出怨声。普遍选举必将给国家带来真正的持久和平，惟有普遍选举才能办到这一点；我们坚信它也会带来繁荣。为此，敬请贵院十分慎重地考虑我们的请愿，作出最大努力，通过合乎宪法的各种方式，制定一项法律，对每个精神健全、未被宣判有罪的法定成年男子，给予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规定未来的议会选举都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每届议会的任期无论如何不超过一年，取消议员资格的财产限制，议员在议会供职期间享有应得的酬报。
“请愿人不胜感祷待命之至。”
显而易见，宪章的六点要求中，只有五点被收纳在请愿书中。这是否由于疏忽，不得而知。起草人也许认为代表人数的平均分配（即省略了的那一点要求）是普选权中的必要成分，因此认为没有另提的必要。这份请愿书受到了遍及大不列颠各地的宪章运动团体的承认。如前所述，阿特伍德曾指望有两、三百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虽然各民主主义派别一致认为请愿是正当合理的，但它们动机却各不相同。道义派改革家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一步骤会对议会产生相当压力。有些人十分乐观，甚至相信为了尊重舆论起见，请愿书中祈求的事项必然会立即获准。另一方面，暴力派人士对这种结果却不存丝毫幻想，他们参加签名，只是为了给议会再一次蔑视公众权利的机会，从而使人民完全信服，所有这种努力，对于实现他们的目标是多么徒劳无益。他们甚至宣称，这是他们愿意屈尊签署的最后一份请愿书；如果其中的要求仍遭到拒绝，那就别无他法，只有同腐败不堪的下院以及选举并支持下院的各阶级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另外还有一些人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他们虽不绝对相信议会会承认公众的要求，同时也不完全信服那些要求会被驳回，认为不妨尝试一下，至少不会有多大损害。奥布赖恩在他所有的演说和文章中，劝告人民群众在请愿书上签名；但他坦率地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准备用更有力的方式来做后盾，他们的签名就决不会产生丝毫效果。由于这些不同的动机，激进分子各个派别决意参加签名。大家一致同意把请愿书连同签名单交给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以便对全文作一次适当的审查，然后重新交给阿特伍德和菲尔登，由他们递交下院。
在道义力量和暴力问题上所发生的不幸分裂，并没有妨碍整个团体为了支持全国宪章代表大会而把工作向前推进。伯明翰示威大会曾作出一项决议，发起全国性的募捐，其细则委托给当场派定的几位代表加以拟订，于是，这几位代表就照此办理了。大家商定，每一城镇划分成区，每区指派若干募捐员，向公众劝募。他们规定每一千人的认捐总额为两镑十先令，个人认捐的最低额则为六便士。1838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被定为在全国开始征募的日期。认捐总额达五镑时，应即存入伦敦的普雷斯科特—格拉特银行，记入乔治·弗雷德里克·芒茨、菲利普·亨利·芒茨和罗伯特·凯利·道格拉斯的帐户。大家一致认为，各代表的个人费用应由各该选区自行支付；但显然还有许多其他各项开销，例如房租、邮电和宣传员的酬劳等等。日期确定以后不久，各区的工作委员会立即积极活动。然而，按照一定人口来规定捐额的决议难以执行，因为在有些地区，激进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而公众中可以指望认捐的，只有那一部分激进分子。在这项基金的劝募工作中出现了高度的热情。每天晚上，人们在完成本身劳动以后，便致力于促进这项工作，高高兴兴地接受各方面为响应他们的呼吁送来的不同数目的捐款。他们拨出相当大的款项，充作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经费，因此，某一财务人员在辞职时提出的报告表明，募款的总额超过了一千七百镑，除支付截至当时为止的一切开支外，还有余款约七百镑。由此不难看出，在上述时期内，群众的热情足以支持代表们在他们已承担责任予以提倡的事业中作出充分的努力。
在相当时期内，群众集会继续吸引住各阶级和各党派的注意力，却没有受到政府方面的干预。尤其是斯蒂芬斯，他每天不断地向拥挤的兴奋的听众高谈阔论，在讲话中使用了十分可怕的语言；对有产阶级说来是可怕的，但听他讲话的成千上万的受苦者却感到非常满意。他在描绘他们的悲惨境况时，甚至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向富人堆满食品的贮藏室和酒窖，他以十分清楚明白的措词向他的听众说，如果他们被剥夺了他们通过劳动理应享有的生活必需品和福利物品，那么，从压迫者过剩的物资中夺回这些东西，决不是犯罪行为，而是完全符合道义原则的。他一再援引圣经来强调这个原则，举出圣经中第八诫为他的立场提供论证。他声称，第八诫“不可偷盗”，对所有的人同样有束缚力，同样有遵守的义务，并尽力证明，在掠夺行为中，富人才是真正的侵略者，他们利用合法方式来抢劫穷人辛勤的果实。由此推论，他认为从这些阶级手中夺回剩余的不义之财，是一种合乎道义上公正原则的行动，不过借此收回应得的正当利益罢了。实际上，他认为，容忍富人继续保持他们以极不公道的手段，从陷于穷困的奴隶方面勒索来的财富，就是对上帝最严重的背叛和背弃人类的罪行表示认可。大多数报刊评介了这种激烈言论，认为政府对于容忍这些集会的继续进行，应当负责，这种针对政府漠不关心的态度的抨击一周复一周地反复提出，终于促使约翰·拉塞尔勋爵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1838年9月，勋爵阁下应邀参加利物浦市政当局的宴会，在讲话中提出了下列看法：
“他不想在这样一次宴会上扯起政治问题；但有一个话题同他本人管辖的部门有关，是否可以容许他扼要地说几句话。他提到了当时正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公众集会。也许有人想要取缔这些集会；但这不是他本人的主张，也不是他们参与的政府的主张。他认为人民有集会的权利。如果他们没有冤苦可诉，那么他们凭自己的常识就能纠正过来，停止举行这些集会。政府应当害怕的，不是自由讨论，不是无约束地发表舆论。可怕的是，人们在压力的逼迫下秘密结合。这才是可怕之处，这才是危险所在，而不是自由讨论。”
这项声明被认为是政府意图的明确表示。一个政治家对于持续很久的社会骚动给予鼓励，再没有比这更直截了当的了。然而，报刊继续对政府进行谩骂，斥责他们懦弱无能，唆使人们危害治安。“光荣的第四等级①”中有一部分人断言，他们对危害社会安宁所犯下的罪行，比扇动分子本身的罪行尤为严重。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们若要进行干预，就不得不谴责自己以往的行动，因为他们也是凭借了完全相同的扇动方式才使自己擢升到权贵显要的地位。尽管如此，群众集会暂时仍不受阻挠地继续进行着，虽然挑拨政府提起公诉的言论一天比一天激烈了。让我们在此暂停一下，以便就政府应负的责任说几句话。受迫害者往往容易责怪政府采取的一切侵犯人民自由的行动。在许多事例、即便不是绝大多数的事例中，严厉的谴责往往落到在一出戏中只充当配角的人们头上，至少就英国的情况而言，不管一个政府如何腐败，它只是一个比它本身更大的权威的代表。任何一个内阁，只要违背了下院的意志，就连一个星期也无法存在下去。同时下院如果不能获得选民——换言之，地主和资本家们——的许可也无法存在，而最后这批人才是一切法律和制度的原动力；事实上，他们是社会的唯一真正的统治者，他们通过直接表示或含蓄暗示，使政府确切地理解应当怎样做。议会、地方当局和报刊都是为这些阶级表达意志的工具，而报刊一定首先起来敲响警钟。因此，从上述事例中，我们清楚地看出，政府并非自愿出来干预，如果后来它放弃其决心，是在它不断受到它赖以生存的一种权势对它的敦促、吁求和威胁以后才这样做的。我们并不想吹捧历届的政府；它们再好也难免十分腐败和专制；但是，他们十之八九只是它们上面一种权势的傀儡，谁要是宣传与此相反的论调，谁就是掩盖真相，以蒙蔽社会的视听罢了。宪章运动一开始，报刊就发泄它的愤怒。最初，它还企图摆出一副鄙夷的神气来掩盖它的怒火，但当公众活动的力量逐渐增强时，它就抛掉了那个假面具，把宪章的原则说成是必将导致一个抢夺成风的时代，并将把人类社会赖以结合的一切藩篱全部打破。上述这些看法是有其必要性的，这样才能使真正的改革家看出应当对付的究竟是哪一种权势，从而作好准备同压迫者展开斗争，而不要仅向他们的傀儡和附庸喋喋不休地进行舌战。
①欧洲封建时代社会分为三个等级：即僧侣、贵族、平民。此处将新闻界称为第四等级。——译者
1838年秋季，群众集会开始采取令人可怕的特色。人们在白天一再地举行集会很为不便。他们的谋生之道给他们带来种种限制，使他们不能自愿地蒙受时间上的损失。把成千上万的群众集合在一起开会，正象在克萨尔猎场上那样，偶一为之，未尝不可；但这不是可以经常采取的尝试。群众日益殷切地希望倾吐他们对现行制度的怨恨，但要找到足以容纳大批这样的群众的场所，却不容易，而市政厅又几乎是一向不准借用的。车到山前必有路。不久，一个计划便浮现在领导人物的脑际，使他们不再需要举行室内集会了。他们建议举行火炬集会，这对群众更加方便，既省时，又省钱。这种变通办法一经提出，即被采用，在短时期内，工厂区呈现出一系列这种壮观的群众示威景像，这也许是在前一时期的鼓动工作中从未见过的。博尔顿、斯托克波特、阿什顿、海德、斯特利布里奇、利和其他地方，不论大小，都成为这一类宏伟的集会的场所。在所有的集会上，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聚集在一起，宣誓要献身于共同的事业。这种景象所引起的激奋情绪简直难以想象。要想充分理解公众的热情，必须目睹当时的情景。群众不是单独前往会场，而是在每个出发点集中，到了规定时刻，从那里大批出发，形成一支队伍，穿过主要街道，沿途一看见他们崇拜的偶像，即预定要向他们发表讲演的人们，立即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回声响彻云霄。但在路过某些持敌对态度的报馆门口，或走过一家令人厌恶的官吏或老板的住宅时，则发出一阵阵可怕的嘲骂。在火炬的耀眼红光照射下，绘有各种触目惊心的图样的旗帜，形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庄严景象。有些旗帜上面绘着的骷髅正在露齿狞笑，象是一些狰狞的鬼怪，足以使许多崇拜财神的人联想起他们担心的末日即将来临。数以千计的工匠离开工厂后，来不及回家象平时那样盥洗整容，因此脸上汗渍斑斑，肮脏不堪，他们粗犷的外貌给当时的情景增添了光怪陆离的气氛。游行队伍往往很长，有时一队多至五万人；游行路线全程仿佛是一条火炬的长河，万丈光芒，把高空照耀得如同白昼，好象是一座陷于一片火海的大城市。集会本身的情景尤其令人恐惧。熊熊燃烧的火炬，不计其数，这种情景本身好象只会更有效地激起演讲者和听众们的热情。奥康纳、斯蒂芬斯和麦克道尔经常参加这一类火炬集会，他们几乎是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全然不考虑什么慎重不慎重的问题。扇动人们使用武力的言论成为后二人演说的主要内容。奥康纳几乎在每次演说中甚至都指出宪章将成为法律的日期，并往往在演说的结尾声称，如果宪章在9月29日米迦勒节①未被承认，议会诸公节日的鹅宴就得推迟到30日。斯蒂芬斯毫不踌躇地宣称，统治阶级并不比杀人犯好一些，必须用他们的血来满足公众的正义要求。
①米迦勒节（Michaelmas），英国四个结帐日之一。——译者
大约在这个日期举行的其他火炬集会中，有一次集会地点是在海德镇，斯蒂芬斯牧师是当晚的演讲人。集会的日期是在11月14日晚上。参加游行队伍的不下一万五千人，由一支乐队前导，在闪耀的火炬光影中可以看到无数的旗帜，一面旗上题着斯蒂芬斯心爱的词句：
“为了妻子儿女，我们将血战到底！”
另一面旗帜引用了圣经，“没有刀的，让他卖掉衣服去买上一把。”第三面旗上题着，“阿什顿要求普遍选举，或者普遍复仇！”另一面旗上题的字是“别忘了彼铁卢的血腥罪行！”第五面旗上题着一句不祥的预言，“暴君们，相信吧，发抖吧！”无数象征自由的红帽子悬挂在竹竿上，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响亮的枪声，这说明参加集会的人们是带着武器的。游行队伍到达会场后，斯蒂芬斯开始向群众发表讲话。他说，那天他已参加了好几处的集会，所有群众只有一条心，坚决要求他们的权利。他说，博尔顿的治安官们曾拜访军事当局，请求他们莅临公众集会。司令官担保，万一地方政府难于胜任的话，他们一定到场。“但是，”斯蒂芬斯说，“军营里我有一个朋友，他向我保证，如果士兵奉命出动，他们没有一个人会采取任何行动。”我们不妨把叙事暂停一下，插一句问话：斯蒂芬斯是否会那么胡涂，竟然相信军队表示决不使用武力来反对人民的一派胡言？如果他信以为真，他确实太胡涂了。我们今天有时也听到无数类似的话，但始终觉得应当以绝大的戒心来对待这些保证。我们也曾多次听到军队对我们说，人民一旦起义，士兵们将会调转身来，支援他们。很可能，在喜欢这样传话的人中，有些人完全相信他们自己所传的话，同样也有可能，在某些事例中，他们所说的话确有充分根据；但是更有可能，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毫无根据，而可能是受了别人的指使，来散布关于士兵表示同情的谣言，以便扇起不成熟的暴动。到那时，武装不够充足、纪律不够严明的人民，将在他们指望会得到同情和支援的那些地方遭到枪杀。总之一句话，如果人民深信受他们敌人雇用的人会来援助他们，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即便能有一利，却有百弊。实际上，人民决心发动革命，就决不应当依靠任何外援，决不应当冒险进行如此危险的尝试，除非他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有了这种力量以后，军队必将调转身来向他们的主子进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几乎是无例外地倒向势力雄厚的一方），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力量，军队表示同情的一切诺言都应当被认为是十分可疑的，尽管不是绝对不可信。斯蒂芬斯继续说，该区的殡仪馆和其他团体正在调拨经费，购置武器。在提到工厂制度时，他说，霍华德制造厂的所有权状是用工人的鲜血写在该厂的每一块砖石上面的；当他重又提到暴力时，他劝听众各自准备一把大切肉刀，既能把咸肉切成薄片，又能在反对他们的人身上戳一个窟窿。当他的演说将要结束时，斯蒂芬斯问听众是否已作好准备，是否已有当了武器；对他的回话是两三响枪声。他又问，“就这么几响吗？”结果引起了一阵枪声。然而他还要对集会群众作进一步的测验，要求所有准备购置武器的人举起手来，当时举起的手象是一片树林，接着又是一阵响亮的枪声。在劝告听众置备枪炮、大刀、长矛和任何比舌剑唇枪更锋利的武器以后，他说，“我看一切都很好，祝大家晚安。”
人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使斯蒂芬斯的这种言论非常迎合人心。的确，对艰苦备尝、饥寒交迫的劳动人民说来，英国语言中没有任何字眼算得上过分激烈或过分富于煽动性的了。有人若是建议应用道义力量，必将遭到嗤笑；只有十分坚决的呼吁才会得到同情的响应。而这种响应几乎无例外地，不仅表现为成千上万人雷鸣般的欢呼声，而且正象我们已谈到的，还表现为一阵阵的枪声和长矛的挥舞。这些武器被带到会场，作为一个预兆，表示受迫害的人民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已下定最大的决心，将采取最后手段。与此同时，中上层社会人士正在组织力量，来抵制人民的要求。政府对他们的计划给予鼓励，并且表示如果他们为了保护生命财产，自动组织团体的话，愿意向他们供应各种军需，于是一些团体就组织起来了。可是，一般地说，这些人士宁愿把他们的安全付托给训练有素的武装部队，而不愿自冒捍卫的危险。有鉴于政府的建议，R．G．甘米奇在北安普敦工人协会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请示协会秘书向内政大臣申请两千套武器和弹药等等，以便会员和他们的朋友们能够捍卫他们自己的生命财产而不受任何侵犯。在一片沸腾的欢呼声中，上述决议经一致通过，其他许多宪章运动团体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也许不必赘言，这类信件虽有一部分及时收到了回音，但内政大臣却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实例中对这类申请书作出满意的答复。他认为只有富人的生命财产才值得给予保护；但是我们曾见到，例如在纽卡斯尔的盛大集会上，当工人阶级和平地行使宪法权利时，军队却出面阻挠，危及他们的生命，而人民所得到的一切补偿仅是政府空洞的保证，说是地方当局不打算干涉群众的集会。这种严重侵犯人民的行为，迫使穷苦阶级相信，只有使用暴力，才能使他们从压迫者手里夺回他们的权利，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规模巨大、人数众多的火炬集会所造成的事态使中上层社会人士一片惶恐，而集会向政府所提出的抗议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性质，因此，政府如果不给这些集会以决定性的打击，那就只好自认无力应付了。人们很难指望它会采取后一办法，因为这样就等于放弃了它的职权；没有一个政府愿意采取这一步骤，除非它已被逼到了最后关头，而政府并没有认为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了。因此，不久以后，女王的公告便出现在每个城镇的墙上，宣布火炬集会是违法的，参加者应受法律的制裁。如果说这项公告的出现引起了极大的骚动，那就不能使人们对当时群众心理状态获得一个正确的概念。群众的情绪已被激发到十分热烈的程度，以致他们现在象是发了狂似的，无数群众表示决心，要把公告踩在脚下，与政府进行对抗。奥康纳在《北极星报》上建议放弃火炬集会，认为如果坚持下去，可能使宪章运动蒙受严重的损失。另一方面，斯蒂芬斯的愤怒简直不可遏制。他斥责公告是对被压迫人民的侮辱，和宪法的精神显然有抵触，声明它完全没有法律效力。然而，从这时起，上述集会实际上已被放弃了，除先已公布者外，不另再举行了。但要指望政府到此罢休，是不可能的，公告发布后，紧接着就对斯蒂芬斯牧师签发了一张拘票，对他指控的罪状是：分别参加了三次非法大会，并使用了危害治安的言论。他遭到逮捕，并在曼彻斯特治安官面前受到讯问。群众早已存在的愤慨情绪加强到惊人的程度；消息一传到民间，就立即成为街谈巷议的普遍话题。在这一片辽阔而人烟稠密的地区内，所有工业城镇的街道上都挤满了男女老少。使劳动人民心情激动得好象只有两种感情：对地方当局怀着深切强烈的愤怒，同时对当局迫害的对象表示最深厚、最灼热的同情。没有任何人追问过斯蒂芬斯在从事鼓动工作的经历中，他的深谋远虑究竟如何；对群众说来，他一贯是他们的同情者，仅就这一点也就足够了。在他们眼中，他是谴责他们所遭受的各种迫害的大胆揭发者，是维护他们被剥夺的各项权利的坚定、真诚、雄辩的鼓吹者；如果说，他们以最深切的宗教虔诚来崇拜他，那也不太过分。预定对他讯问的那天，通往法庭的各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因为群众十分殷切地希望看一眼他们所热爱的人物，并了解他的命运。他一出现，马上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响彻云霄，回声在街上震荡，好象要把每所房屋的基础都要撼动似的。在所有这些热情所倾注的人心中，在人民群众一阵阵喧嚣的打动下，究竟作何感想，我们不得而知；但按人之常情来判断，如果说他觉得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时刻——不妨进一步说，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那也不会错。情绪激昂的群众对他表示爱戴固然可喜，有时却也孕育着不可忽视的后果。斯蒂芬斯已把群众的情绪集中在他身上，但谁又能预言这种情绪将会把群众或他本人引向何处？谁掌握了广大同胞的同情，谁就承担了一个重大而可怕的责任；在广大群众的欢呼使人感到喜悦的同时，一种懔然生畏的心情有时会在不知不觉中使人醒悟，从而遏制住潮涌似的欢乐情绪。
对斯蒂芬斯的讯问开始时，治安官庭上鸦雀无声。许多证人被传到法庭，为起诉人作证，他们提出证词，占了相当长的时间，紧接着，考验被告的尊严和胆略的时刻便来临了。法庭询问被告，是否有意见要在法庭上陈述，以便就他被控的罪状进行答辩。这时，问题在于什么才是斯蒂芬斯应当采取的正当途径呢？他有幸成为第一个由于参加新兴的运动而被政府利用法律来进行报复的对象。他应当维护的，不仅限于他个人的尊严，还有那个事业的尊严。按我们的意见，坚定而审慎的沉默最足以赢得这两种尊严。但斯蒂芬斯却不作此想，因为他立即发表了一篇冗长凌乱的演说，而且措词和口气都非常拙劣，这篇演说既不清晰，又无重点，只会使他的案件陷入更大的混乱。不错，他对他以前公开发表的见解至今没有表示畏缩，但他为了争取治安官们对他产生好感而进行的尝试本身却好象有点示弱——虽然也许不怎么明显。他知道，或者说他应当知道，摆在治安官面前的一大堆证据足以使他们有充分理由，根据法律和惯例，决定将他提交审判，不管他可能作出任何答辩，也不会使他们采取相反的做法。因此，他当时的举动至少是不明智的，而在善于思考的人们看来，他丧失了他本来可能保持的尊严。他应当等到有机会使他能向上级法庭陈述意见，到那时，他的材料已能搜集完毕并整理就绪了。但他却选择了另一条途径，表明他自己并不比一个单纯的空谈家高明多少。正如人们可能料到的，斯蒂芬斯经决定提交审讯，但准暂行保释，本人交保释金一千镑，两位保证人各交五百镑，以保证将来巡回法庭传讯时出庭候审。在这一大群情绪激昂的群众心中，当然存在着各色各样的揣测。喧嚣扰攘达到了如此可怕的程度，以致有时在讯问的过程中，治安官们显得十分惊慌失措，比斯蒂芬斯还要有失体统。他们在万分恐怖中，甚至央求旁听席上的奥康纳凭他的威望设法消弭当时的骚乱。奥康纳答复说，这种委托未免离奇；但他对治安官们为了自身缘故指定他为维护秩序，无疑地引以自豪，于是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走到窗口。他一出现，群众立刻报以一阵阵的欢呼。他挥手示意安静，说来也怪，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些怒气冲冲的群众的愤慨情绪镇定下来了。一刹那间，广大的群众变得象谨小慎微的人那样冷静，于是他试图向他们讲话，劝导他们不要用鲁莽的行为来玷污他们光荣的事业，保证他们所尊敬的对象会得到公平的处理。可是，要静止只是暂时的，不久，和先前不相上下的愤慨情绪又表现出来了。当天晚上，奥康纳在曼彻斯特，就白天的事件向聚集的群众发表谈话。他以十分鼓舞人心的论调向他们保证，人民不久即将战胜他们的压迫者。至于斯蒂芬斯，他以热情洋溢的口吻表示他对前者的热爱和尊敬。然而谈到了审判的可能结局。他说，奥斯勒曾预测斯蒂芬斯将被流放出国，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斯蒂芬斯所犯的不是应予流放的罪行，然而暴君们如果竟敢滥用职权，将他流放出国，那么，他的（斯蒂芬斯的）上了镣铐的肢体，除非跨过他的（奥康纳的）尸体，否则决不能登上放逐罪犯的船。不消说，这项声明引起了会上雷鸣般的喝采声。不难想象，群众的热情几乎是无限的，我们很难断言，这两个偶像究竟哪一个更得人心——是斯蒂芬斯呢，还是奥康纳？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由于斯蒂芬斯的被捕而激起的群情激愤的局面并不局限于曼彻斯特的邻近地区，全国各地高举宪章运动旗帜的民主主义者也都参与其间。在整个约克郡内，工人阶级的情绪非常激昂。在英国中部，这种轰动虽不那么普遍，却也十分深刻。在西部，各地举行了规模巨大的民众集会，会上通过决议，对政府的举动大加谴责。在布里斯托尔，文森特在布兰登山麓向民众发表讲演，提出了一项向斯蒂芬斯表示同情的决议案，严厉地谴责他的迫害者，决议案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经表决通过。在下星期六的《北极星报》上所刊载的，几乎完全是这类决议。这位牧师先生比先前更有声望了。无数信札来自远近各地，向他表示同情，保证提供援助，并热情地邀请他到写信人的家里作私人访问。每个城镇、每个村庄，凡是他的见解曾经渗入的地方，无不成立委员会，给他声援；全国性的募捐虽然还在进行中，但同时又另行发起一项基金，款数日见增加，因此，在他受审期宣布以前，单为斯蒂芬斯基金所募得的捐款就将近两千镑，而且几乎完全是工人阶级捐助的。斯蒂芬斯每星期继续采用演说和讲道方式向群众发表谈话，但多半以后者为限。他的谈话在《北极星报》上都有报道，嗣后以单行本刊行，题名为《政治布道坛》。这些讲道集被抢购一空，在许多城镇上，每逢星期日，一群群的居民聚集在一起，让别人给他们朗诵。当他们听人朗读斯蒂芬斯那热情奔放的呼吁时，他们对他所表示的同情，也就增加了公众对他的审判结局所产生的好奇心。
中产阶级的工厂主发觉人民群众对普选运动的认真态度，就费尽心机地诱使人民放弃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他们知道，如果理解正确的话，人民宪章意味着社会垄断时代的告终，于是他们就摇身一变，自己成为反垄断主义者了。可是，引起这些“人民之友”注意的垄断权只有一种——地主的垄断权。他们把谷物法说成是工人阶级遭受社会苦难的唯一重大根源，而废除这项法律则是结束他们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他们竭力怂恿说，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应当同他们联合，一同要求把谷物法废除，甚至认为这种做法应当优先于宪章运动的鼓动工作。他们不反对宪章，反对宪章的决不是他们，因为这是人民的权利，从理论上说，宪章的条款尽善尽美，但是时机尚未成熟。在下院，对宪章表示同情者寥寥可数，目前决无成功的希望；而主张废除谷物法者在议会中却占有多数，如果再加上工人阶级的聪明才智作为后盾，他们不久将拥有无限的权威。可是这种诱饵并不象这些先生们所预料的那么轻易奏效。他们所依赖的主要力量是在工业区；而在这些地区内已出现强烈而坚决反对他们的舆论。职工阶级由于受尽了凌辱而产生的愤懑情绪，使宪章运动领袖们能够挫败主张废除谷物法的人们所作的几乎一切的努力。最初，他们曾鼓足勇气向公众呼吁同情，但不久就发觉他们所能博得的同情极其有限。宪章运动团体中的各派人士在拒绝同谷物法联盟携手合作这一点上，彼此所持的理由大不相同。就绝大多数人而言，由于他们对工厂老板们在社会上的种种专横霸道的做法十分痛恨，因而使他们相信来自这一方面的任何措施不可能对他们的利益带来很大好处。工人协会一派人则采取了不同立场。他们也承认谷物法有取消的必要，同时却坚决认为，只要议会仍维持现状，废除上述法律的一切尝试决无成功希望；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将进行大量的鼓动工作，与为了实现宪章所费的力量不相上下；而宪章一旦到手，其结果将不仅是废除谷物法，而且会废除以社会的不公道为基础的各种法律。同时，他们还强调，中产阶级是在他们看到了人民群众要为他们自己夺取政权的决心以后，才想到要废除谷物法的。如果他们真想实现他们自称为心目中的目标，他们不难完成自己的愿望，因为下院绝大多数议员是中产阶级及其附庸们选出来的；他们宣称，他们以十分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阶级的人士，因为后者企图悄悄地把公众的注意力从较大的目标引开，以便使它集中于比较次要的目标。可是此外还有一派，人数最多，他们坚决认为在社会的现行制度下，自由贸易非但无益，而且会给生产阶级造成损害。这一派别中居首要地位的是詹姆斯·勃朗特尔·奥布莱恩，追随他的有费格斯·奥康纳和运动中的多数最有权威的人士。奥布赖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用几句话来说明。他对地主阶级没有什么同情，把他们看作是世代相传的社会公敌。但另有一个阶级，他认为颇为可怕，就是那个庞大的有钱阶级，它已擢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其权力也正在扩大。他认为，这个阶级是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数很多的一批人。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承认，自由贸易的必然趋势是使商品越发便宜。奥布赖恩断言，这就会使高利贷者、税收中饱者、牧师和其他一切享有固定收入者以同等金额换取更多的商品，这与商品跌价的情况适成正比例，于是，按照这种比例，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就随着提高了。因此，奥布赖恩认为，既然这一方面的人没有对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而能象上述情况那样换取较大部分的财富，那么，他们只有牺牲别人才能做到，而被牺牲的必然是创造一切财富的劳动阶级。奥布赖恩又考虑到私人借贷双方的利害关系，指出在限制贸易制度下，由于物价昂贵，币值必然低落，债务才会成立，而在自由贸易制度下，由于物价低落，币值必然增高，这种债务必可偿清。因此，他不反对这样的自由贸易原则；但他主张，为了使自由贸易对各阶级一视同仁，同时必须在公私借贷方面作一次公平合理的调整，所有的政府官吏的收入必须削减，否则，不事生产的阶级将对生产者进行掠夺，而所掠夺的部分就是他们一切消耗品价值中的差额。如上所述，拥有极大一部分势力的宪章运动领袖们多半同意这种观点，因此自由贸易主义者不论在什么地方出现，奥康纳、奥布赖恩等人就同他们在讲坛上针锋相对地辩论，证明他们的主张空洞虚假，坚决地引导舆论来反对他们。奥布赖恩不仅发表演说抨击他们，还在《职工报》上，凭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几篇极其有力的文章，揭露他们阴谋中的利己主义，并把他得天独厚的那些善于说理、斗智、痛骂的才能全部用来批判他们。1846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案制定以后，许多人可能认为奥布赖恩的观点是虚伪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书的以后的章节中另有评述的机会。
宪章运动者反对自由贸易派，结果把那派的鼓动家逼得走投无路。在他们举行的公众大会上，宪章运动者所要求的，仅是就他们相互间的分歧进行辩论。可是同宪章运动者进行辩论，却不是他们愿意做的事。同地主们进行辩论，他们不会反对，因为地主阶级所持的立场，并不是那么站得住的；但是每当一个宪章运动者露面，在共同感兴趣的条件下，就一个问题同他们进行争辩，他们就显得十分慌张，象有一颗炸弹落在他们中间似的；为了抵制争辩，他们规定所有他们举办的集会一律凭券入场，借此拒绝宪章运动者参加他们的集会活动。如果个别宪章运动者偶尔进入会场，站起来发表不同意见，这帮和平鼓动家的爪牙们多半采取暴力来对付他。可是，即便他们戒备十分森严，有时宪章运动者也会得到他们的入场券，投票反对他们。这种策略，我们决不赞同。如果一个特别团体为了讨论或提倡某个问题而开会，我们不应当违反他们的意旨去妨碍他们，正如不应当打扰一个家庭宁静的私生活一样。我们认为，只有当我们向公众作了公正而公开的呼吁以后，我们才有充足的理由表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主张人人有权自由发表意见，倘有必要，甚至使用暴力来维护这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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