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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
如果听中国人说话，听到的是难以捉摸的咯咯声。懂中文的人却承认这是一种语言。同样，我经常不能察觉一个人的本性。
一九二九年
我还在进行新的哲学探讨，而且被它深深地吸引。这是我不断重复的原因。它将变成新一代的第二本质。重复使他们厌烦，而我感到重复有必要。
好就好在我不轻易受他人影响。
好的比喻重新激起灵感。
为眼睛近视者指引道路是很费力的，因为你不能对他说：“看见十哩外的教堂吗?朝这个方向走。”
和数学相比，没有任何宗教术语承担了滥用抽象符号的罪责。
人的目光具有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但它也抬高了事物的价格。
让自然去说明和认可唯一比自然更高级的事物，但它不是其他的人可以想到的事物。
你的悲剧在于，树不是弯曲了，而是折断了。悲剧有点象犹太人。我猜想门德尔松是作曲家中最无悲剧色彩的。
每天早晨，你必须重新掀开废弃的碎砖石，碰触到生机盎然的种子。
一个新词犹如在讨论园地里播下的一粒新种。
我背着鼓涨的哲学背包，只能缓慢地在数学山上攀爬。
门德尔松不是顶峰，而是高原。他的英格兰性。
任何人不能替我思考，就象任何人不能替我戴帽子一样。
任何聆听小孩的哭声并知道其意的人都明白，哭声中潜藏着精神力量，一种与人们通常想象的事物绝然不同的可怕力量。深深的愤怒、痛苦和毁灭的欲望。
门德尔松是这样的人，当他周围的人都快乐时他才快乐，当他生活于善良的人们之中时他才善良。他没有树完善。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树都执拗地挺立着。我也象树那样，并为它所吸引。
我的理想是沉静。教堂是使情感不受干扰的场所。
我时常怀疑我的文化观念是否新颖，比如，它是现代的还是舒曼时代的。这种观念的延续至少对我是一个打击，虽然它实际上并未延续。就是说，十九世纪后半叶被抹煞了。应当指出，这纯粹是本能的发展，而不是思考的结果。
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前途通常指的是世界沿着我们目所能及的方向发展就能到达的目标。通往将来的道路不一定不是坦途，不一定就是方向多变的羊肠小道。
我觉得奥地利人(格里尔柏尔策尔，列瑙，布鲁克讷，莱伯)的优秀作品特别难懂，蕴藏着无比微妙的含意。它们阐述的真理从不似是而非。
好的事物同样是神圣的事物。这虽然听起来令人奇怪，但却是我的道德观的总结。超自然事物才能表示超自然现象。
不可能引导人们到达善，只可能引导他们到达此地或者彼地。善在事实的范围之外。
一九三O年
最近，我和阿维德在一家电影院看了一部旧影片，我对他说：—部现代影片对一部旧影片的关系，就好象一辆当代汽车对一辆二十五年前制造的汽车的关系一样，旧影片给人的印象荒诞愚笨。可以把影片的发展过程与汽车的技术发展过程相比较。但是，它不能与艺术风格的发展——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相比较。它也一定与现代舞蹈音乐非常相仿。爵士舞蹈和电影一样是可以发展的。区别所有这些发展与风格的是它们的非组成部分的精神。
我也许正确地说过，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
今天，优秀建筑师与拙劣建筑师之间的区别在于，拙劣建筑师经不住任何诱惑，优秀建筑师却能抵制它们。
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出现裂缝时，有人用稻草将裂缝塞住；但是完抚人的心灵时，他只用最好的稻草。
如果有人认为他解决了生命问题并自以为是地感到万事简单时，一旦他回忆过去未曾发现“答案”的时期，他就会明白自己错了。况且当时人们也可以生存。现在的答案似乎与当时的事物有偶然的联系。逻辑研究也是如此。假若存在解决逻辑(哲学)问题的答案，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曾经有过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期。那时，人们一定已经懂得如何生存和思考了。
恩格尔曼告诉我，他在家里的一个装满手稿的抽屉中翻弄时，豁然省悟到手稿对于他人是有用的(他说，当他阅读已去世的亲友的信件时也有同感。)然而，一旦他想象出版一本文集时，这项工作顿失魅力和价值，无法付诸实行。我说，这与下述情况一样：没有什么比一个自以为从事简单日常活动而不引人注目的人更值得注意。我们想象在一个剧场里，幕布拉开后，一个男人独自站在一个房间里，他来回踱步，点燃香烟后又坐下了。我们突然从局外以通常不能观察自己的方式观察一个人，好象在亲眼阅看自传的一章。——这当然是离奇的，精彩的。我们应该观察比剧作家设计的剧情和道白更为动人的场面：生活本身。然而，大家每天见着它，但没有留下点滴印象。这是真实的，可是人们不从那种观点看待生活。——恩格尔曼望着他的手稿，发觉它们巧夺天工(虽然他不愿意单独发表任何一篇)，他认为他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艺术品，和一切生命，一切事物一样值得探索。不过，只有艺术家才能描绘艺术品一般的单个事物。确实，事先对手稿没有热情的人单独地。特别是兴趣索然地对待手稿时，它们将失掉价值。艺术品迫使我们——可以说——从正确的角度看待它。离开了艺术，这个物与其他事物一样只是自然的断片。或许我们会热情地抬举它，但这不授予任何其他人权利使我们与它相对立。
(我不停地思索着一幅乏味的风景照片。这是一个对风景饶有兴致的人经历某事时亲自拍摄的；不过其他的人将非常公正地，冷冰冰地对它进行评价。冷冰冰地评价某物永远是公正的。)
不过，好象我不必通过艺术家的作品就可以取得世界的劣种aeterni。尽管存在着这个途径——我相信——然而它在世界之上飞翔，在飞翔时从上空进行观察。
勒南在《以色列人》中写道：“生育、疾病、死亡、疯狂、倔强症、睡眠和梦想都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在今天，只有少数有天资的人才清楚地看到，这些现象的原因隐蔽在我们的素质中”。
反之，绝对没有理由对此感到奇怪，因为它们每日都在发生。假如原始人不得不感到奇怪的话，狗和猴子就更是如此。是否认为人们突然清醒，第一次注意到这些永存于世的现象，从而理所当然地感到惊讶呢?——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假定。不过人们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现象的，他们只是突然开始感到奇怪。不过，这与他们的原始状态没有任何联系。除非原始人不对以上现象感到奇怪，否则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的确与原始人无异。勒南本人就是如此，假如他认为科学的解释能加深疑虑的话。
今天，闪电比两千年前似乎更为常见，更不令人震惊。
人必须清醒过来表示惊奇。大概所有的人都应该如此。科学是重新使人入睡的途径。
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讲：当然，这些原始人群不得不对一切感到奇怪。事实上这些人的确可能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奇怪。——关于他们不得不感到奇怪的猜想是一种原始迷信。(这好象在猜想他们不得不畏惧所有的自然力量。另一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原始部落非常害怕自然现象。——不过，不能排除高度文明的民族也将变得非常害怕的可能性。他们的文明和科学知识都不能保障他们免除害怕。尽管如此，伴随现代科学的精神的确不能与这种害怕相提并论。)
勒南所说的闪米特族的“良好预付卷”(我很久以前昕到的主意)标志着他们直接追求具体物的无诗意的精神，这是我的哲学的特色。
毫无掩饰地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这是宗教和艺术分手的地方。
一篇序言的草稿
这本书是为同情贯串于书中的精神的读者写的。本人相信，这种精神不是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的主流精神。它们的文明的精神清楚地体现在当代的工业、建筑、音乐之中，体现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中，与作者的本意水火不容。这不是价值判断。诚然，作者没有接受为建筑而建筑的现时代，并且由于深感疑虑而不敢接近现代音乐(尽管没有弄懂现代音乐语汇)；然而，艺术的消失并不能证明对创造这种文明的人的贬损是公正的。在这样韵时代，真正的强者把艺术直接地摆在一边，转向其他事物。单个人的价值不知怎样得到表达。当然，这没有发生在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一种文化犹如一个大型组织。它给每个成员分配一席之地，使这些成员按照整体精神进行工作。按每个成员给整个组织作出的贡献来衡量他的权力，是完全公正的。但是，在没有文化的时代，力量是分散的，个人的力量在克服敌对势力的倾轧性对抗中衰竭。这种力量没有在人们的旅途中表现出来，大概仅在人们克服倾轧时所产生的热情之中表现出来。既使时代展现的景象不是伟大的文化成果的形成过程，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这种景象不是它的本来意义，因为它是由最优秀的人物在为一个伟大目标进行努力，一个拥有最优秀成员的团体在为纯粹的个人目标奋斗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不引人注目的景象。
因此，我认识到，文化的消失不表明人的价值的消失，它仅仅意味着这种价值得到表述。然而，我不同情欧洲文明的趋势，不理解它的目标。——如果它有目标的话。——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铪分散在地球上每个角落的朋友们写了这番话。
如果典型的西方科学家根本不理解我的著作的精神的话，无论他是否理解或赏识我的著作，对我来说都无甚区别。我们的文明以“进步”一词为特征。与其说取得进步是文明的特点之一，不如说进步是文明的形态。它的特点在于建筑。它全力以赴地在建筑一个更复杂的结构。明确的探讨也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它自身的目的。相反，我觉得明确、清楚本身具有很高的价值。
我对建筑一幢大楼兴趣索然，因为我对这幢大楼的基础抱有明确的看法。
所以，我和这类科学家追求的不是同一目标，我的思维方式也与其他人的不一样。
我写的每句话都力图阐明整个事物，不断地对同一事物进行复述。似乎这些话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一种事物进行观察。
我也许说：假如我非得依靠梯子才能到达我要去的地方，我就会放弃去那儿的念头，因为我必须去的地方是我现在站立的地方。
任何需要攀爬梯子才能获取的东西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一种运动在系列中与思想密切相连，另一种运动却始终对准同一个地方。
某人富有创建性，捡起一块又一块的石头；另一人却始终捧着同样的物。
冗长的序言的危险在于，书的精神实质必须明显地寓于其中，而不可能被描述。如果为少数读者写一本书，那是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它。这本书必定自然而然地把理解它的人和不理解它的人分开。甚至序言也是为理解它的人写的。
对某人谈论他不懂的事物是无的放矢，既使你多费口舌，他也无法理解。(这经常发生在你所爱恋的人身上。)
如果你不希望有些人进入你的房间，那就把门用他们没有钥匙的锁锁上。不过，没有必要向他们提及此事，除非你需要他们站在门外欣赏房间。
体面的做法是把门锁上，能打开锁的人才会注意到，其他人却不会注意。
然而，适当的言词是：我认为这本书与欧洲和美国的发展的文明毫无联系。
由于他的精神在环绕文明时才可能产生，所以它们有不同的目标。
必须严格避免一切宗教仪式(如高级神父的拍打)，因为这类仪式很快变腐朽了。
当然，接吻也是仪式，而且它不会变腐朽。不过，只有真诚的接吻之类的仪式才是被允许的。
使精神简洁的努力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当你撞到你的诚实的限度时，你的思想似乎陷入了混乱。无尽的倒退：你能说出你喜欢什么，那使你不走得更远。
我一直在读莱辛的著作(对《圣经》的评论)：
给它添上言词的外衣和风格……，它完全是同义重复。不过，玩弄伎俩时有时显得要说不同的，实际上雷同的话，有时显得要说雷同的，实际上或可能是不同的话。
如果我开始写一本书时没有把握，那是因为我对有些情况不了解。我喜欢开始时运用第一手哲学资料、形成文字和口语化的句子以及相关的书籍。
现在我们正处在“天下大乱”的困境之中。也许这是开篇之言。
假如某人仅仅超越了他的时代，时代总有一天会追上他。
一九三一年
有的人认为音乐是一种原始艺术，因为它只有一些音符和节拍。可是，音乐表面上简单，它的实体本身却可能解释这种明确的内容。音乐的实体包罗一切其他艺术的外部形式的、音乐隐含其间的无限复杂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是最深奥微妙的艺术。
有些问题是我从未接触到的。它们不在我的道路上，不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它们是任何哲学家都未碰到的(尼采可能从旁经过)，而由贝多芬(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有歌德)去解决和应付的问题。它们在西方哲学涉足的范畴之外，例如，无人能够体验和描述这种史诗般文化的进步。更准确地说，这种文化已不是史诗，或者仅有某些局外人将其看作史诗。贝多芬或许曾准确地看出这点(施本格勒在某些方面暗示过)。可以说，文明只能提前获得史诗诗人，这正象一个人的死亡来临时他不可能报告一样，他只能预先推测和描述将来的死亡。因此，可以说：如果你想看到完整文化的史诗描写，就必须阅读这种文化的最伟大人物的著作，即阅读在只能预见这种文化衰亡的时期所写的著作，因为将来不会有人活着对它加以描写。因此，它仅能以预示性的隐晦语言撰写，只为寥寥数人所理解，这是不奇怪的。
不过，我不去接触这些问题。当我“离开尘世”时，我将创造出无形状的(透明的)一团，创造出各种变化象一间平庸的杂物间被冷落一边的世界。
也许更精确地说：整个工作的全部后果是为了被置于一边的世界(整个世界的“扔杂物间”)。
这个世界(我的)没有悲剧，也没有产生悲剧的无限种类的条件(作为它的后果)。
一切事物在这个世界的元气里都可以溶解，不存在任何坚硬的表层。
这意味着坚硬和对抗不变成光彩夺目的物质，仅仅变成瑕疵。
对抗的消失与机械装置在溶解(或在硝酸中溶化)时弹簧张力的消失十分相似。这种溶解消除了一切紧张状态。
如果我说我的书是为一小群人(倘若能被称为一群)写的，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一群人是人类的精华，不过，他们的确是我所侧目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善或更恶)，而是因为他们形成我的文化背景，成为我的同伴、其他人对于我却是陌生的。
由于不可能描写与语句相适应的(相转化的)事实，语言的界限显示出来。这种语句没有简单重复。
(这必然与康德关于哲学问题的解答有关。)
能否说戏剧有自己的时代，这个时代又不是历史时代的片断呢?譬如，我能区分剧中的前后时期，但对于剧中事件发生在凯撒死之前或死之后这个问题却一筹莫展。
另外，旧观点——大致上是西方(伟大的)哲学家的——认为科学的意识存在两类问题：本质的、重大的、普遍的问题和非本质的，偶然的问题。另一方面，按照我们的观这点。忍让地——宽容地——回避你所伤害的人要比亲近他容易得多。对此要有勇气。
好心对待你不喜欢的人，不仅需要本性善良，而且需要非常机敏。
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
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
哲学问题的答案可与神话故事的智慧相比较：它在魔幻般的城堡里显得妩媚动人；但在白昼，它在户外看上去仅是一块普通的铁(或者类似的物)。
思想家与制图员十分相似，制图员的目的在于表现事物之间的各种相互联系。
在钢琴键盘旁创作的乐曲、靠笔和纸创作的乐曲以及仅靠想象声音创作的乐曲在特征上一定大相径庭，造成十分不同的印象。
我相信，布鲁克讷仅靠用脑子想象管弦乐队的声音进行创作，勃拉姆斯靠笔和纸。当然，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但它强调了一个特点。念，在科学上是不能讲巨大的、本质的问题的。
音乐的结构和情感。情感按照伴随人们生活的方式伴随着我们对音乐作品的领悟。
莱伯的作品是很晚的麻烦。
智力是一口不断涌出淡水的泉，但是，如果不合理地使用这口泉，它就会失去价值。
“聪明人理解的东西是难以理解的”。歌德轻视实验室的实验、规劝人们走出去在不受羁绊的自然界中汲取教益，这难道与前提(按照错误的方式解释的)歪曲真理的观点有任何联系吗?它与我着手著书的思维方式——以及对自然的描述——有联系吗?
丑陋的花和动物经常象人工制品一样使人们震惊。“它看上去象……”，他们说。这句话阐明了“丑陋”、“美丽”等词的意义。
人体的各个部分的温度不同，可喜的途径。
不得不象一根仅用思维充塞的空管子一样出现，是使人羞愧的。
无人愿意冒犯他人。因此，如果他人显得未被冒犯，大家就都感觉好些。无人愿意与受伤的长毛垂耳狗对抗。记住。
每个悲剧的开章都可以写道：“本来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倘若不是……”
(他的衣服边角不曾让机器咬住吗? )
不过，仅仅一次遭遇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一生的看法是悲剧的一种片面观点。
我认为现在可以有一种戴面具的戏剧，演员们仅是风格化的各种人物。克劳斯的作品清楚地表现出这种特点，可以或者说应该戴着面具表演他的剧本。当然，这些典型作品有些抽象。依我看，面具剧无论如何是理性形象的表现。出于同一理由，这也许是唯一吸引犹太人的戏剧形式。
弗里达·香茨：
雾天。灰色的秋萦绕着人们，
笑声似乎都受到感染；
今日尘世万赖沉寂，
昨夜一去再不复返。
赤金色的树篱里，
妖魔在雾中把阴谋耍玩：
苍天啊躺下熟睡，
苍天啊不再睁眼看。
我从“Rosselsprung”中抄下这首标点不明的诗，因此不明白“Nebeltag”(“雾天”)究竟是标题，还是我所理解的第一句诗的一部分。很奇怪，如果诗的开头不是“Nebeltag”——词，而是“Dergraue”[“灰色的”)一词的话，这首诗就会平淡无奇。它改变了全诗的韵律。
你取得的成就对于他人不可能比对于你的意义更大。
无论价值多少，那是他们将付给你的价钱。
在犹太人那里有不毛之地，可是在其绵薄的石层底下躺着精神和智慧的溶液。
格里尔柏尔策尔说：“漫游于远方的巨大物体之间是容易的，抓住眼前的孤独东西是很难的……。”
假如没有听说过耶稣怎么办?
我们会感到孤单地呆在黑暗中吗?
能否象小孩知道房里有人和他作伴那样摆脱这种感觉吗?
宗教的疯狂产生于非宗教的疯狂。
我边看着科西嘉强盗的照片边沉想：他们的脸过于坚硬，我的脸过于柔嫩，因此基督教不能给他们打上标记。强盗的脸上凶相毕露，可是他们肯定不比我距离良好的生活更远，因为他们和我从生活的不同位置上得到拯救。
莱伯的美好音乐绝没有浪漫色彩。这个特点十分明显，十分有意义。
人们读苏格拉底的对话时有这样的感觉：多可怕的时间浪费啊!这些什么都没有证明，什么都没有澄清的论说的意图何在?
我认为彼得·示路蔑的故事应如此读：他叫他的灵魂去找魔王要钱。后来他对此感到后悔，魔王要他用身影作为赎金。然而，彼得·示路蔑仍然可以在把灵魂交给魔王和随同身影与其他人一道牺牲这两者间进行选择。
在基督教中，上帝好象对人们说：不要演悲剧，就是说，不要在尘世里扮演天堂和地狱。天堂和地狱是我的事务。
如果施本格勒这样说就更好理解：我把不同的文化时代与家庭生活相比较；一个家庭内存在家庭共同点，尽管在不同家庭的成员之间也能找到共同点；家庭共同点与其他共同点在这些、这些方面不同，我的意思是：必须了解比较的对象，即衍生这种看问题方法的对象，否则讨论将始终被歪曲。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将把典型的特征赋予我们如此看待的对象，我们声称：“它一定始终是……”
这是因为在表示事物的方式上，我们追求典型的特征。但由于我们混淆了典型和对象，因此发现我们自己教条地将只有典型才具有的特征赋予了对象。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看法只在个别场合是正确的话，它就不具有我们所希望的普遍性。典型应该清晰地显示它的本来面目，这样它就表现了全部探讨的特征，决定了探讨的形式。这种探讨使典型成为焦点，后者的普遍效力基于它所决定的探讨形式的事实之上，而不基于某种声明之上，这种声明认为一切真正具有典型特征的事物对于所有被探讨的事物都是适用的。
同样，当人们持夸张的，教条的主张时,通常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真实的?或者：它在什么场合是真实的?
摘自《纯朴者》：技术之谜。(两个教授站在一座建设中的桥梁前的照片)上面传来声音：“La 日 abi—huah—ta9 abi sag'i-naeha
drah'n mer'n anders um!”——“亲爱的伙伴，这话太令人费解了，谁能靠这种语言去从事如此复杂精确的工作哟!”
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哲学确实没有进步，我们仍然忙于解决希腊人探讨过的相同的问题。然而，说这种话的人不懂得哲学为什么不得不如此。原因在于我们的语言没有变化，它不断地诱使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存在与“吃”，“喝”等词的功能相同的“是”动词，只要还存在“同一的”、“真的”、“假的”等形容词，只要我们继续讲什么时代的河流，辽阔的天空，等等，大家就将不断被相同的疑难问题所困惑，凝视着一切无法解释清楚的事物。
我读到：“……没有几个哲学家比柏拉图更接近‘实在’……。”奇怪的现象。不可思议，柏拉图竟能走到如此之远!难到我们不能走得更远!是因为柏拉图聪明绝顶吗?
克莱斯特在某处写道，诗人最愿意做的事是不用语言去传播思想。(多么奇怪的表白。)
据说，新宗教往往把旧宗教的神看作魔鬼。不过，这些神事实上可能已经变成了魔鬼。
伟大人物的著作是环绕我们升起、落下的太阳。一切正待再次升起的伟大著作，它们的时刻来临了。
门德尔松的最优秀乐曲是由阿拉伯风格的音乐组成的。这是我为什么对他的缺乏严肃性的作品感到困惑的原因。
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始终用不适宜犹太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许多人清楚地认识到，希腊思想家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加者不是职业运动员，与任何西方职业不相适应。这对于犹太人来说也一样。如果以我们的(语言)作为唯一标准的话，我们就会经常地、不公正地对待他们。因此，他们有时被过高评价，有时又被过低评价。在这方面，施本格勒正确地未把威林格划为西方哲学家(思想家)。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可能得到绝对的、最终的维护。然而，只有参照其他的事物，这才是无疑问的。例如，没有理由能说明你为什么要如此行动(或已经行动)，除非这种行动给你带来如此的形势，即不得不再次成为你所接受的目标的形势。
也许，无法表示的(我感到神秘，又不能表示的)是与我所能表示的有意义的东西相对立的背景。
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建筑学研究相仿——更是对自我的研究。关于个人的阐释。关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方法。(个人对它们的期望。)
一个哲学家轻易地占据了一个无能的经理的职位。这位经理不去干自己的工作，仅仅把眼睛盯住雇员们，监视他们得体地工作，接替他们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过分承担着他人的工作。同时，雇员们面对面地谴责他。
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不再起作用了。(我曾经听见莱伯对于音乐思想发表过相同的意见。)这正如银纸一旦弄皱后不能再捋平一样。我的全部思想几乎都弄皱了。
我确实靠钢笔进行思维，因为我的头脑经常对我的手写的东西一无所知。
哲学家的行为经常与小孩的行为差不多。小孩在一张纸上胡写乱涂后问大人：“这是什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大人曾几次给小孩画图画，然后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幢房子”，等等。后来小孩也涂画了一些符号，问道：那末这是什么?
拉姆齐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譬如，他想象的目标是清理一些特殊社会的事务。他不去思考国家的本质——至少他不愿意这样做——而去思考这个国家是如何合理地组织的。该国可能不是唯一的国家，这个思想一方面使他不得安宁，一方面使他厌烦。他想尽快地开始考虑基础——这个国家的基础。这是他的擅长之处，并且深深地吸引着他。真正的哲学思想一直在于扰他，直到他将结果(如果有的话)扔在一旁、并且宣布它无足轻重时为止。
奇妙的比喻基于这样的事实上：甚至最大的望远镜都必须带一个不大于人的眼睛的目镜。
托尔斯泰：一个事物的意义(重要性)在于它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东西。——包括真理和谬误两个方面。主题之难以理解——如果它是有意义的、重要的东西——不在于在理解它以前特别需要研究深奥的问题，而在于把主题的理解与多数人想认识的事物这两者加以区别。因此，最显而易见的事物可以变成最难以理解的事物。必须克服的东西是与意志有联系的，而不是与智力有联系的困难。
现在的哲学教师为学生选择食物时不带有取悦他的胃口的意图，而带有改变他的胃口的意图。
我应该只是一面镜子，因为我的读者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的思想的全部缺陷，从而借助这个途径将思想端正。
语言给所有的人设置了相同的迷宫。这是一个宏大的、布满迷径错途的网状系统。看见一个接一个的人沿着同一条路走去，我们可以预见他们在哪儿会走上歧路，在哪儿笔直走无需留意拐弯处，等等。我必须做的事是在所有交叉口竖立起路标，帮助人们通过危险地段。
爱丁顿关于“时间的方向”和熵的法则是：假如有一天人们开始走回头路，时间就会改变方向。当然，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这样说；但日后你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你没有说出比人们已经改变了走路的方向这句话更多的东西。
有的人把人类分成买者和卖者，忘记了买者也是卖者。假如我提醒他注意这一点，他的文法改变了吗?
哥白尼或者达尔文的真正成就不是发现了一种真实的理论，而是发现了一种丰富的新观点。
我相信，歌德真正寻求的不是生理的色彩理论，而是心理的色彩理论。
忏悔必须成为你的新生活的一部分。
我从没有一半以上成功地表达我想表达的事物，实际上还没有一半，只有十分之一强。这仍然有些价值。我的作品经常只是“结结巴巴”。
犹太人的“天才”仅仅指的是圣人。甚至犹太人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只能算是有才干的人(譬如我自己)。
我认为我的唯一的可以再生的思想有些真理。我相信我从未创造过一线思想，我的思想是从其他人那儿获得的。我热情地，直接地抓住它，将它运用于我的分类工作中。这就是博尔茨曼，
赫茨，叔本华，弗莱格，罗素，克劳斯，卢斯，威林格，施本格勒，斯特佛等人对我产生的影响。能否把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的情况作为犹太人复生的例子呢?——我发明了新的明喻。
我也曾经为德罗比尔模拟过头型，刺激本质上是德罗比尔的工作，我的成就的确还是分类。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是鼓起勇气去完成分类工作：否则它只是一种聪明的游戏。
犹太人必须懂得，从字面意义上看，“一切事物对于他等于空无一物”。然而，这是他特别难以理解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没有特别的东西。当你可以变富时，你很难接受贫困；当你不得不变穷时，你更难心甘情愿地接受贫困。
或许说(正确地或错误地)，犹太人的头脑没有创造最小的花和小草的力量，他们仅从他人的思想土壤上将生长的花和草拔出来，移植于综合图案中。我们这样说话，不是指出什么谬误。只要所做的事情十分清楚，那一切就是对的。只有犹太人的工作的本质与非犹太人的工作的本质相混淆时，才会有危险，尤其当犹太人作者自己陷入混乱时，更是如此，因为他容易陷入混乱。(他是否看上去神气十足，好象他自己生产了牛奶似的呢?)
犹太人的头脑特别对于他人的作品比对于自己的作品能更好地加以理解。
当我精心地镶嵌一幅画或者把它挂在适宜的环境时，我经常自豪地感觉到这幅画是我画的。这不十分正确：不是“自豪地感觉到它是我画的”，而是自豪地感觉到我协助完戒了它，似乎我画了一小部分。这就象一个天资过人的植物管理员一样，他最后竟认为自己至少创造了一根草。可是，他应该明白，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工作。他甚至对最微不足道的小草的生长过程也全然无知，完全不懂。
一幅画着一株完整的苹果树的画无论多么逼真，在某种意义上不比一株小雏菊更象树。同样，布鲁克讷的交响曲不比马勒尔的交响曲更无比接近英雄时代的交响曲。如果马勒尔的交响曲是艺术品的话，那它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可是这实际上是施本格勒式观察。)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我在挪威曾偶然地得到某些我自己的思想，或者说至少现在看来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我有这样酌印象，我给生命带来了新的思维运动(不过我也许错了)。我现在似乎仅在运用旧的思维运动。
卢梭的性格中有犹太人的因素。
有时听说一个人的哲学是一个气质问题，其中含有某些因素。可以称明喻的选择为气质问题，而且这种选择远比你所能想象的更加强调不同意见。
“将这块肿瘤看成你的身体的完全正常的一部分吧!”有人能够如此俯首听命吗?我有随意决定获得或不获得关于我的身体的理想观念的力量吗?”
在欧洲人的历史上，犹太人的历史没有按照他们对欧洲事务进行干预的实际成就被详细记载，因为在这种历史上，犹太人被看作一种疾病、一种畸形物。没有人愿意把疾病和正常的生命置于同等地位[没有人想说疾病和健康的身体(甚至痛苦的身体)有同等权利]。
我们可以说：如果人们身体的整个感觉改变了(如果身体的整个自然感觉改变了)，他们就只能把这块肿瘤看成身体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否则，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容忍这块肿瘤。
可以期望单个人表现出这种宽容或者漠视肿瘤这类东西；但是不能期望一个民族这样做，因为准确地说，对这类东西的漠视并不能造就一个民族。比如，期望某人既保留以前的对于身体的审美感，又要使肿瘤受欢迎，这两者是矛盾的。
权力和占有不是一回事，尽管占有也给我们带来权力。如果说犹太人没有任何贫穷感，这种说法就与他们追求富裕的欲望相吻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金钱是一种特权，贫穷却不是。(例如，我不希望我的人民变穷，因为我希望他们有一定的权力。当然，我也希望他们恰当地运用权力。)
勃拉姆斯和门德尔松之间肯定有其种亲缘关系，但这不是说，勃拉姆斯的作品的章节模仿了门德尔松的作品的章节。——这样说可以更好地表达我所说的亲缘关系：勃拉姆斯具有完整的严密性，门德尔松却只有一半的严密性。或者，勃拉姆斯经常是无缺陷的门德尔松。
这一定是我不熟悉的一个主题的结尾。今天，当我考虑哲学问题并自言自语地说“我毁灭，我毁灭，我毁灭”的时候，它钻进了我的脑子。
有时听人说，犹太人的诡秘狡诈的本性是长期遭受迫害的结果。这种说法肯定不真实。然而，也可以肯定，正是因为他们有诡秘的本能，他们才不顾迫害地继续生存着。可以说，这种或那种野兽之所以能幸免灭绝，是因为它们具有躲藏的本领和能力。当然，我并不以此作为称赞这种能力的理由，绝对不。
布鲁克讷的音乐中没有留下内斯特曼伊、格里尔柏尔策尔、海顿等人的修长、苗条(日耳曼民族的?)的形象；它的形象完全是匀称和丰满的(阿尔卑斯山区人的?)甚至比舒伯特的形象更加单一。
有力量的语言必须使一切事物看上去是一样的，这在字典中最显而易见，并且使时间的拟人化成为可能：其重要性不亚于使逻辑常数神化的某种事物。
一件漂亮的外套会变成(仿佛凝结成)蠕虫和毒蛇，假若穿衣者在镜子中显得舒适自如的话。
我的思想的欢乐是我自己的奇特生活的欢乐。这是生活的乐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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