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解放的期望时代 （文艺复兴时代与宗教改革时代）

    个人要利用这已揭开的人类世界，就需要一个向导，而希腊和罗马的古文艺就充当了这个向导，所以这从意大利正向北欧扩张的全部变化称为“文艺复兴”或称为古文化的再生。这种对于古典文艺的兴趣供给了新理想，暗示了新观点，诚然显明了这运动的特性而促进了这运动的生长，但它不过是十四世纪开始的精神革命用以表现自己的方式罢了。这种精神的变革可以想见，也可以打着别种旗号。它真实的名字叫“人文主义”（Humanism）。

    这时人们毫不觉得他们正向一个文化的新时代进行着，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也未直接产生反对正统信仰的公开的或普遍的理智革命。这世界是渐渐地确定其仇视的态度以对付中世纪正统教义的；但当时这种敌意，并没有突然爆发，而要等到十七世纪宗教与政权发生全面的战争以后。人文派之对神学派或教条的主张本无仇视之心；只是他们对于宇宙得了一种纯粹人的好奇心，这好奇心就把他们的兴趣全盘吸去了。他们专崇拜满身毒菌的异教文艺；教育的俗世方面是惟一重视的；宗教与神学却禁在别室里。也许有些思想家感觉到这种矛盾状态，曾设法调和这旧宗教与新观念；但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的一般趋势都是使这两界分别着，表面上是服从教条的，但理智上并没有真正的让步。

    文艺复兴时代的这种两面性可以蒙田（十六世纪的下半期）为例。他的《随笔》是为拥护唯理论而作的，但含了许多罗马正教的思想，这种思想又是他很相信的。他未有调和这两种见解的企图；实质上，他持怀疑的立场，他觉得理性与宗教之间没有桥梁可通。人类的理解力不能立于神学的领域里；宗教须置在天空中，使理性不能接近也不能干涉，只求人们谦逊地承受。只是这种承受的理由却是可疑的，按照这种理由推断，尚使他身在开罗，他一定要承受回教思想了。所以，他虽谦逊地承受它，他的灵魂却不在它的支配下。铸造和支配他的心者，是古代的哲学家和智人西塞罗、塞涅卡、普鲁塔克等。当他讨论死的问题时，他就倾向到他们，却不顾基督教的安慰。他目睹的法国宗教战争和圣巴托罗缪（St．Batholomew）祭日的惨杀（一五七二），又更确定了他的怀疑主义。“因一个人的意见而火烤他，正是提高那意见的价值”，这是他对逼害而发的论调。

    蒙田的怀疑主义，又经他的朋友沙隆（Charron）而使其中包含的意义变得显明。他于一六零一年刊布《智慧论》（On Wisdom）一书，在这书里，他主张真正道德不应根据宗教，又考察基督教的历史以表明它所造作的罪恶。他论灵魂不灭说道，这是被最普遍地承受，信之最有利，而人类理性根基最弱的教义，但他于再版时，将这一段和其他几段修改了。当时有．一个耶稣会教徒（Jesuit）把他列于最危险，最可憎的无神论者中。其实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Deist）；不过在这时代及其后许多时，人都称反基督教的自然神论者为无神论者而不以为怪。他的著作若非得着法王亨利第四的拥护，一定要被禁止，而他也要被害了。他的著作所以有特别趣味者，因为它把我们从蒙田所表现的文艺复兴时代直接带到一个新的，唯理论多少有点咄咄逼人的时代。

    人文主义在十四、十五、十六三世纪中初在意大利继至其他各国所得的成绩是创造了一种理智的空气，在这种空气里，理性的解放得以开端了，知识的进步得以恢复了。这时期已有了印刷术的发明和新地的发现，而这些事物对于后来权威的失败，又是很有力的帮助。

    但自由的得胜也靠着其他的原因，不光是理智一物的功劳。这时期主要的政治事实是：欧洲教皇势力的失坠，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强有力的君主的产生。在这种状态之下，教会政策是因俗世的利害而决定，近代国家就是由此时发展出来的。“宗教改革”的成功由这些状态才成为可能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北部的胜利就是诸王公的俗世利益所造成的。他们因收设教会地产获利甚多。在英国，无民众运动，各种改革都是由政府为自身利益而施行的。

    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普遍的教会腐败和教会压迫的残暴。有很久的时期，教皇唯一的目的就是做一个俗世的权力者，好利用他的宗教权威以增进他的现世福利，而不给他人稍稍沾染。欧洲各国的外交政策都是根据这种假定。自十四世纪之后，人人都承认教会有改革的必要，改革意见虽有得当局的容纳者，但事实上愈弄愈坏，于是除革命外别无他法。路德所领导的革命不是理性背叛教条的结果，却是一种很普遍的反教士情感的结果。这种情感是由教会苛索金钱的制度所激成，其出售赦罪符（Indulgence）一事是当时最昭著的恶俗。只因研究教皇赦罪的理论，才引起路德神学上的异教思想。

    以为宗教改革建设了信教自由和个人判断权，这是根本的错误，而至今还有许多浅薄的读史者保持着这种错误。宗教改革的成就是形成某种政治的和社会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之下，信教自由终能实现了，又因其固有的矛盾不和，会导致使其早先的领袖感到战栗的种种结果。而一般宗教改革家所最不肯容纳者是对于与己相异的教义的宽容。他们只以此种权威替代彼种权威而已。他们拥立圣书的权威以替代教会的权威，不过其圣书须根据路德或加尔文的解释为准罢了。不宽容的精神一天存在，那么，无论新教会得势或旧教会得势，总是一样。宗教战争并非为争自由，只是为争某几种教条而已。在法国，即使新教徒得了胜利，其给与天主教徒的自由条件一定不比天主教徒给与他们的多些。

    路德很反对良心和信教的自由，因为这主义和他所见的圣书相抵触。当他恐惧他和他的党徒要做牺牲者的时候，他也曾反对过对异教徒的压迫和施火刑，但当他安全而得势的时候，他就肯定他的真见解，谓厉行真教义，铲除罪大恶极的异教，是国家的责任，在宗教的事务一如在其它的事务上，服从国王，是人民的责任，而国家的目的就是防护信仰。他主张对于再洗礼派（Ahabaptists）当施以刑戮。无论在新教或天主教，因排他的救渡说，都有这样的结果。

    加尔文不宽容的声名是最恶的。他不和路德一样而主张行政君主的专制权；他提倡国家当由教会管治，即通常所谓神权政治（Theocracy）的政体；他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神权政府。在那里，自由是完全被剥夺的；异教则以监禁、放逐和死刑扑灭之。对塞尔维塔斯的刑戮是喀尔文攻击异教的有名战绩。西班牙籍的塞尔维塔斯曾作文反对三位一体说，因被囚于里昂（半因喀尔文的诡计），越狱后，乃仓皇奔至日内瓦，日内瓦虽无对他的裁判权，他却被判异教罪而遭火刑（一五五三）。曾规定逼害原则的梅兰克吞（Melanchthon）赞颂这种举动，谓可以给后世做纪念的榜样。可惜后世却为这样的榜样感到羞愧。一九零三年，日内瓦的加尔文派教徒为良心所驱，建筑了一个赎罪的纪念碑，在那上面。为“我们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认了一种罪过，说是“他的时代的罪过”。

    所以宗教改革家，和他们所反对的教会一样，毫不顾虑自由，只注意“正教”的问题。若说中世纪的理想是要灭尽世界上的异教徒，那么，新教徒的目的也可说是要从他们的本土里逐出一切的反对党。全体的人民须一律屈从于一种的教会，其信仰须听统治者的命令，这种主义规定在一五五五年的宗教和约中，这和约停止了天主教的皇帝和新教的德意志诸王间的纷争，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Medici）（注1）于惨杀法国新教徒的时候，就是采用这种主义的，当时她并报告女王伊丽莎白，谓她也可以用这种政策对付英国的天主教徒。

    新教教条也无启蒙的态度。欧洲大陆上的宗教改革对于自由和启蒙一样地仇视；科学，若觉得它与圣书抵触，就无出头的——机会。无论在路德之下，或在教皇之下，都是一样。圣书无论依新教徒的解释，或罗马教会的解释，都是巫人的致命伤。在德国，科学的发展就受着长期的阻滞。

    但宗教改革无意地帮助了自由的成功。其结果适与一班领袖的原意相反，不过是间接的，并且延迟了许久。第一，西部基督教的大分裂将一个神学权威变成了许多神学权威——我们也可以说，以许多上帝替代了一个上帝，——使普通教会的权威受了一次打击。由是宗教的遗习破坏了。第二，在新教的国家里，教会的最高权入了君主之手；君主所要考虑的利益不光是教会的利益；所以由政治的原因，各国王终先后把教会的不宽容主义修改了。天主教的国家也被逼着将不容忍异教徒的责任抛弃了。法国宗教战争的结果是对于新教徒的有限制的宽容。观于曾赞助德国新教徒的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政策，就可知道俗世利益对于信仰的妨碍了。

    并且对于新教徒反抗教会一事的理智评判，当时也认为是各人的判断权，即所谓信教自由主义。但一班宗教改革家只为着自身才肯定这主义的，及至他们自己成立了信仰条规，他们就立刻摒弃它了。这是新教徒最显著的自相矛盾之点；但是他们所抛弃的主张也非可以永久被压迫的。新教的教义一如前人，它的根基没有逻辑的根据，是不牢靠的，它的结果只能是以一种靠不住的立场替代另一种靠不住的立场。假使我们要根据权威的信仰，那么，为什么定要采择奥格斯堡的“路德告白文”（Lutheran Confession of Augsburg）或英国的“三十九信条”（TheEnglish Thirty－nine Aricles），而舍弃罗马教会的神圣权威呢？我们若决心反抗罗马教会，必得借助理性；但我们既用理性于这问题，那么，遇着路德或加尔文，或其他宗教改革家，如果我们不认为他们是得着神启的，为什么理性就弃而不用了呢？我们既排斥他们所排斥的迷信，那么，除非他们用权威，不能阻止我们排斥一切或部分他们所保持的迷信。再者。圣书的崇拜又促进了他们所未预料的结果。（注2）这时为各教条所根据的圣书成了公开的书籍。大家的集中注意力于圣书，为从来所未有，虽不可谓它在十九世纪之前已人人读过了。由研究而至批评，于是灵感的教条的疑点一一被觉察出来了，到后来，圣书终屈服于不留情的逐条分解之下，在有知识的信仰者眼中，至少这权威的性质是与前不同了。这种圣书批评大都为新教思想所支配，而宗教改革运动将圣书所置的地位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这样，新教就做了进至唯理的阶梯而帮助了自由的成功。

    但有一派宗教改革家却曾有力地，直接地，促进了自由的成功，在时人的眼中，他们是渎神者，而自来论述宗教改革者也未有人想及他们过。这里所指就是索赛纳斯派（Socinians），关于他们广大的影响，下章要述及一点。

    宗教改革还有一种结果，也是不得不叙述的，就是它使罗马教会也革新了，因为如此才能保其生存。保罗第三（一五三四）以后的一辈教皇都是热心于宗教的，经过数个世纪的努力，他们将教廷和各种支持的力量重新地组织。（注3）耶稣会（Jesuit Order）的创设，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成立，特兰托（Trent）会议，出版检查（制禁书目录），都是这新精神的表现和应付这新环境的手段。改革后的教皇制度对于教会的信徒是件幸事，不过于我们有关系的是：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更有效地压迫自由。曾在佛罗伦萨（Florance）宣传正当生活法的萨沃那罗拉（Savonarola）于一四九八年为暴虐无道的教皇亚历山大第六所戮。他若生在这新时代里，他或要被尊为圣徒了，只是布鲁诺却受火刑而死。

    布鲁诺建设了一种宗教哲学，一半是根据伊壁鸠鲁，采用了他的宇宙无限说。但他倡说神是物质的心灵，因而伊壁鸠鲁派的唯物论变成了一种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当时哥白尼的地球绕日说出世未久，新旧教徒共同排斥，布鲁诺却进一步认有许多恒星和太阳一样，各有它的不可见的卫星，他想由此解释圣书，谓它为迎合民众起见，故不得不迁就他们的臆断。他因见疑为异教徒就离开了意大利，先后寄住于瑞士、法、英、德诸国，一五九二年。受友人之愚，返威尼斯，因宗教裁判所的命令而被捕。后来转送至罗马，于一六零零年被火刑于菲奥里（Fiori）的广场中，后人在该地为他建设了个一纪念碑，至今仍巍巍地立着，让罗马教会恼怒异常。

    布鲁诺的这种命运大半因为他是一个世界的名人。现在除意大利外没有哪一国有这样出名而属于那时代的牺牲者来纪念，但其余地方一样有因为异端思想而造成的血案。法国，在亨利第四和黎塞留和马萨林（Mazarin）的比较宽容的政府之下，到一六六零年为止，自由要比他国多些。但和布鲁诺一般地在欧洲飘泊的意大利学者瓦尼尼（Lucilio Vanini）却在图卢兹（一六一九）被判无神论者和渎神者之罪，终受了割舌和火刑的痛苦。英国，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第一时代，虽行新教，对于宗教裁判所未肯落罗马之后，惟以受害者的贱微，致人都忘却了英国对宗教的热心。若非因一件偶然的事，那么，英国也许要得着残杀一个声名不下于布鲁诺的异教徒的光荣了。诗人马洛（Marlowe）已被控为无神论者，但当控告正在威迫的时候，他在一个旅馆里因一点无谓的争执而被人杀死了（一五九三）。另有一个戏剧家——基德（Kyd）——也被株连而致死。同时莱利爵士（Sir walterRaleigh）亦以不信而被控，未被致罪。至于其他的人就没有这样侥幸了。在伊丽莎白时代，有三四个人因非基督教教义而被焚于诺里奇（Norwich），曾任教剑桥三一学院的克特（Francis Kett）就是内中的一个。到了詹姆士第一，他对这类事务有浓厚的兴趣，就有莱盖特（Bartholomew Legate）因主张许多有害的思想而被控。詹姆士把他召至面前，问他曾否天天祈祷基督，莱盖特答称他在无知无识的时代曾祈祷过基督，但最近七年中，未尝祈祷过。詹姆士以足踢他，说道：“滚开，下贱的人，一连七年未尝祈祷过我们的救世主，下次不许走到我的宫中。”莱盖特被囚于纽盖特（Newgate）一些时后，被宣布是一个难驯的异教徒而受火刑于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一六一一）。一月后，又有一个人因异教思想在利奇菲尔德（Lichfield）被考文垂（Coventry）的主教施以火刑。许是这两次的火刑让公共意见震惊，自后英国再没有为异教而施的死刑了。一六四八年因清教徒的不肯宽容，通过了一种法律，规定凡不信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圣书的灵感，或未来国者均受死刑，犯其他异教罪者囚禁。但结果并未有刑戮。

    文艺复兴时代已有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只因中世纪的成见阻遏着自然的探究，致使科学到十七世纪才能发生，在意大利则耽搁已久。近代天文学的历史发端于一五四三年，因为这年哥白尼表明地动说的著作出版。这事在自由思想的历史上是很重要的，因为由此引起了科学和圣书间显明而确切的争点；在哥白尼濒死时为哥白尼编辑该书的欧西安德（Osiander），因为预睹它所要惹起的反响，乃在序言中谎称地动不过是当一个假设而定出来的罢了。果然，新旧教徒同声斥责，即未受神学成见影响的人（例如培根）也不肯相信。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的观察无疑地证明了哥白尼说。他的望远镜发现了木星的众卫星，他对于日上斑点的观察又证实了地球的旋转。在他居住的、得着大公保护的佛罗伦萨，神职人员一齐攻击他。“加利利（Galilee）的人们呵，你们为何立着仰望天空？”他被两个多米尼克僧（Dominican）控于宗教裁判所。伽利略见了要到罗马去就审，就亲自去了，他自信他一定能使教会当局相信哥白尼说的显明的真理。他却不认识得神学的能力。一六一六年二月，宗教裁判所判决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本身是矛盾的，对于圣书是背叛的。红衣主教柏勒民（Bellamine）奉教皇命令召伽利略至，正式警告他须抛弃他的意见，不再宣传，否则宗教裁判所就要有所处置了。当时伽利略承认服从。而哥白尼的书就列入禁书目录中了。相传伽利略述太阳斑点的书中未曾提及圣书，所以宗教裁判所关于该书的判决未当着一个神学的问题判决，却是当作一个科学的问题判决的。

    伽利略沉默了一些时，但不能永久闭着口不做声。到得新教皇乌尔班第八（Urban Ⅷ）登位，他就企望能得到较大的自由，教皇的廷臣也有许多是赞许他的。他想同时为新旧两方面辩护而不置可否于其间，借以避免争执，于是作了《问答集》（Dialogues）一书，讨论托勒密的天动说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序文中曾宣布其宗旨是要解释赞成和反对两方面意见。但这著作的精神是哥白尼说的精神。他得着教父李加底（Richardi）的允许而付印，于一六三二年出版了。他原道没有什么问题发生，哪知教皇却不承认，派员检查该书，命伽利略就审于宗教裁判所，他那时老而且病，所受的屈辱是一段很悲惨的故事。若非法庭中的马可来诺（Macolano）——一个多米尼克僧——曾受过科学的训练，能赏识他的才能，那么，他或许要受着更严厉的处置了。受审时，伽利略否认他曾在《问答集》中主张地动说。并断言他曾表明哥白尼的持论是未定的学说。这辩护与序文中所言符合，但与他心底上的信仰相抵触。对付这样的法庭，若非英雄，舍此无他法了。后来再审时，他不顾羞耻地屈节承认有些为哥白尼的辩护持论太急，并宣言他要自己驳斥他的学说。在最后审判时，被恫以酷刑。于是他说他于一六一六年的判决以前，他曾认哥白尼说是可辩驳的，但自后就认天动说是真确的。次日，他就将公开他所证明的科学真理废弃了。因而他得许退居乡里，惟不得与外人接洽。他在死前数月内致友人的信中有道：“对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的荒谬是不能怀疑的，尤其是我们天主教徒。它为不可破的圣书权威所驳斥。哥白尼及其弟子的臆说通同为一种坚实的辩证所诘责，那就是：上帝的全能会无限地运用于各方面。假使我们观察中现出了某种不寻常的状态，我们莫要忘记了上帝的势力在内，而迷惑地主张一种说法。”这讽刺是显而易见的了。

    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罗马才准许太阳中心说的宣传，伽利略的书到一八三五年才从禁书目录中除去了。这种禁止实阻碍了意大利的自然科学研究。

    罗马的禁书目录令我们想起印刷术的发明在拥护思想自由的斗争上的重要，因为它能使新思想的流传更易更广。当局早早就见出它的危险了，知它是理性有力的同盟者，随即设法严禁之。教皇亚历山大第六于一五零一年创定出版检查法，以禁止未批准的印刷物。在法国。亨利第一规定未得官厅批准的印刷，罪以死刑。德国于一五二九年也采行出版检查法，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非有执照，书籍不得印刷。并且除在伦敦、牛津、剑桥三处外，不得设立印刷所；印刷业的规定是由星法院（Star Chamber）所支配。在十九世纪以前，任何处的印刷业实际上都是不得自由的。一方面宗教改革和革新的罗马教会是文艺复兴的反动，一方面文艺复兴所起的重要变化——个人主义，对宇宙的新理智态度，人世知识的培植——是永久的，并且在新旧两教的争持中命定地能达到了自由的目标。以后我们将论到理性和知识的生长怎样翻动了神学权威的基础。在这运动里，哲学思想，历史批评，自然科学都曾参与，使理性与信仰间的仇视一天深似一天；怀疑，无论显明的或隐藏的，都一天增多似一天；出自人文主义而常含着潜伏的或有意识的怀疑思想的世俗主义以专注意于俗世人类的态度替代了专注意于未来世界的态度。随着这迟慢的理智进展，宽容得了根据地，自由也多得了一些战士。同时政治环境的势力逼迫着各政府不专维护一种教条，而也宽容其他的基督教派；为着俗世的利益，排他的救渡说也打破了。信教自由实是达到完全的思想自由的一重要步骤。

注释：

    （1）『凯瑟琳·德·美第奇：法王亨利二世的王后——校者注。』

    （2）『这种危险在德国就被觉察了，在十七世纪中，德国各大学中都不提倡圣书的研究』

    （3）『参看巴利（Barry）的《教皇制度与近代》（Papacy and Modern Times）。第113页以后。该书也在本套丛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