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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霍金
我父亲希望我去研究医学，然而我觉得生物学太偏重描述而不是基础学科。我要学数学和物理，但是我父亲认为数学除了教书别无出路。所以他叫我学化学、物理，只学一点数学。
另一个反对数学的原因，是他希望我上他的母校——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而那个时候该学院不教数学。1959年我如期到那里学物理。由于物理制约了整个宇宙的行为，所以我对物理最感兴趣。对我而言数学只不过是研究物理的工具而已。
我那年级其他大部分学生都在军队中服过役，所以他们的年龄大了许多。我在第一年和第二年有时候会觉得相当孤单，直到在牛律的第三年才真正地感到快乐。那时在牛律流行的态度是非常厌恶用功。你要不就是毫不费力得到优秀成绩，要不就接受自己能力太差干脆拿四等成绩。经由用功而得到好成绩则被当作灰人的行为，这是牛津词汇中最坏的诨名。
那时牛津物理课程的安排，使得大学很容易逃避用功。我上大学前考了一次，然后在牛津过了三年只在最后考一次毕业考。我有一次计算过，在牛津的三年中，我大约总共学习了一千小时，也就是平均每天一小时。我并不以那时的不用功为傲，我只不过是描述当时的想法而已，这就是我和大部分同学共同的态度：一种百般无聊的心态，而且觉得没有任何事情值得争取。
德瑞克·鲍尼
德瑞克·鲍尼是史蒂芬·霍金在大学学院时的四个物理学生之一；他离开牛津之后在伯里斯特尔大学作研究，现为离伦敦很近的埃萨克斯的圣十字学校校长。
我在大学学院的那一年共有四名学物理的：史蒂芬、高登·贝瑞、里查德·布雷安和我自己。我记得对史蒂芬的第一印象是，当高登和我在晚饭后到他屋子里找他时，他正坐在一箱啤酒前，慢慢要把那箱喝光。那时他才十七岁，当然不能合法上酒吧。因为他很年轻即上牛津，他比惯例早一年就参加了奖学金的考试，当时只是想见习一下。但是令学校惊异的是他通过了考试，因此他们决定接受他，同年十月他就上了牛津。
我认为那时我们没有人知道史蒂芬到底多聪明。直到第二年我们才发觉到这一点。我们在个人指导时被分成两对，这两对的进度完全相同。有一次四个人做同样的作业。我们被指定读《电磁学》第十章。这是由很特别的作者组合布里尼夫妇合写的。该章结尾附有十三个问题。我们的导师玻比·伯曼说：“尽可能完成。”
我们尝试一下以后，我很快就发现一题也做不出来。里查德是我的工作伙伴，那个星期我们一起设法解出了其中的一题半，为此我们感到很得意。高登拒绝任何协助，自己设法解出一题。史蒂芬和往常一样还没有开始。他上学时不甚用功。
我们对他说：“这习惯不好，史蒂芬，你早晨应该起床吃早饭。”他从来不吃早饭，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件大事。他沉思地盯着我们，第二天早晨他真的起床吃早饭。那天上午我们这些乖小孩跑去上九点到十二点的三堂课，史蒂芬没去。我们走时大概九点或者差五分九点，因为从大学学院到实验室去上课只要五分钟的路，史蒂芬也在那时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我们十二点左右回来时，史蒂芬刚好下来。我们在学院的门房相遇。
“啊，霍金！”我问道：“你做了几题？”
“哦，”他说：“我只来得及做这前面的十题。”
我们所有人都大笑起来，而他却满脸狐疑地对我们凝视，这使我们全都呆住了。我们立刻意识到，他的的确确做了这前面的十题。我想，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我们和他是不可能同行并进，我们就像来自于不同的星球。
派却克·沈德斯
派却克·沈德斯是大学学院的研究员，也是史蒂芬·霍金的导师。他现在是牛津克拉伦顿实验室的实验物理教授。
史蒂芬对规定的作业兴趣不大。有时候更加没兴趣。我们有一回必须教到统计物理学。这是期终考的理论部分。我让他看一下那学期要读完的书。他瞥了一眼，似乎一开始就不喜欢。尽管如此，我坚持我们必须在第一周学完第一章，而他必须完成我指定的两个问题。
同一周在第二次辅导时，他并没有带来问题的答案、而是把他标出所有错误的那本书带来。他把书放下后，我们对此课程进行了短暂的讨论。我在那时就很清楚，他对这课程比我了解得还多。
罗伯·白曼
罗伯·白曼曾在剑桥学习，后来在牛津的物理系得到一个教职，在牛津时为史蒂芬·霍金在大学学院的学监和物理学导师。
我第一次见到史蒂芬时，他大约还不到十七岁。他的父亲是学院的老成员，他把史蒂芬带来见我，我们泛泛地谈论进学院和读物理等等。事实上就我所记忆的，多半是他父亲讲话；史蒂芬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他的入学考试很出色，尤其是物理学。那时的一般面试是有院长和高级导师以及各种其他的学院权威参加。大家立即一致同意，他作为一位未来的大学生绝对适合，所以无异议给他奖学金并让他读物理。
他显然是我所教过的学生中最聪明的。我从那时开始教过大约三十名学生，他的最后考试并不比其他学生好，当然考得好的学生不仅是聪明而且非常用功。史蒂芬不仅仅是聪明，他甚至不能用聪明来衡量。按照正常标准不能说他非常用功，因为这实在没有必要。他每一周都完成辅导的作业。我想我真正的作用只是监督他学习物理的进度。我不能自夸曾经教过他任何东西。
高登·贝瑞
高登·贝瑞是史蒂芬·霍金在大学学院物理辅导的伙伴和好朋友。他和霍金一样，也是一名舵手。贝雷毕业后转到美国攻读高级学位。直到最近他一直被芝加哥大学的核子物理系和阿贡国家实验室共同雇用；现在他只为阿贡工作，在那里管理一个四人的研究小组。
史蒂芬也许是我在大学学院时期最了解的人。我们在一起接受指导，一周里有六个下午上河边去，晚上还一块玩桥牌。
我们有一位极好的物理导师玻比·伯曼，他的领域是热力学。我想，玻比对于我们没有学到什么一定感到很失望，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努力用功，而史蒂芬是分明不在乎。作为大学生，我们绝对谈不上学到很多物理。重要的事情是游玩和社交。我是说，这是我上牛津的原因。我想，我们的导师对于我们从未做过任何建设性的事，必定感到很沮丧。尽管如此，我所学到的热力学影响了我日后的研究，也对史蒂芬的黑洞研究意义非常重大。
诺曼·狄克斯
赛船俱乐部是大学学院的主要活动。当史蒂芬·霍金在那里念本科时，诺曼·狄克斯是学院船长。他在牛津工作了四十多年，现已退休。
我们过去有称作召集网的方法，就是以这种方法网罗到他。我们组织啤酒聚会或者诸如类似的事尽可能去吸引新生来参加赛船俱乐部。
但是对于史蒂芬的问题，是让他担任前面八周还是后头八周的舵手。你知道，有些舵手非常爱冒险，另外一些则非常稳重，而史蒂芬是属于冒险型的；你永远不知道当他和这些水手出去时究竟会闯出什么祸来。我想有时他会把功课带到船上来；他的思维会在不同的水平上进行。
但是他有一副相当嘹亮的好嗓门，虽然不是军官的嗓门，但也够威风凛凛的。
赛船俱乐部在那个时期的活动十分活跃。他们很喜欢河流，这就够了。他们默默埋头去干，不像现在人那样——现在划船最糟糕的事是没人输得起。他们所有人集中在一起，并且需要心理专家去分析失败原因。我觉得输掉就是因为有人比你强一些。
高登·贝瑞
关于我们怎么加入赛船俱乐部，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但是我想大概是他们在地窖里聚会，而我们下去喝饮料。他们说服学院里的大个子到河上试划——不管这些人以前划过船没有。然后他们再去找一些小个子。我个子不很小，但是非常瘦。而我认为史蒂芬的个子刚好小到可以当舵手，又不够大到可以划船。我们俩人都很想去试着掌舵，就这样去了。
整整三年期间，我们对河流留恋不已，且视之如命。按规定，我们每周必须有三天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待在物理实验室里做实验。但是，史蒂芬和我理所当然一周六个下午都在河上。如果总得放弃一些东西的话，那肯定是物理实验。史蒂芬和我成为收集数据极快的能手，收集最小量的数据并进行最大量的数据分析，我们显得真像做了实验似的。这就需要花些心思，我们必须使那些改实验的人相信，我们按部就班地做过了，尽管他们明知道我们没待在实验室里。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完成实验报告。我们从未欺骗，但是做了大量的解释。
德瑞克·鲍尼
史蒂芬和我们其他人相比是如此之聪明，以至于我们和他相处很困难。我认为，史蒂芬和那些按照他的标准而言并不聪明的人相处之道，是寻找自卫术，巧妙地用它来应付这些人。但是按照他的标准，甚至在牛津，我们这些人都是相当愚蠢的。而和比你愚蠢许多的人朝夕相处是十分困难的事。因此我想，你必须使自己成为非常内向的人，甚至为了自卫几乎把自己化为漫画人物。
伊莎贝尔·霍金
因为他没有任何异常之处，在我们看来似乎一切都很好。他走路很正常，并不用拐杖。我们从印度回来不久，在他上牛津之前，我开车带他和他弟弟一道去渥本公园。他在公园攀登树木。我想，他是在检验自己。但是我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他爬上一棵树并沿着一根树枝走，然后再下来。
高登·贝瑞
大学学院有一种方型的楼梯，它们既方又圆。有一次史蒂芬在下楼时跌倒在楼梯上，并一直弹到最底层，他撞伤得很厉害。不知他是否失去知觉——也许暂时失去了知觉——可是他的确失去记忆；他甚至不能记得自己是谁。
于是，我们把他抬到我的房间里来，让他坐在沙发上，而他的第一句问话当然是：“我是谁？”
我们告诉他：“你是史蒂芬·霍金。”
他紧接着又问：“我是谁？”
“史蒂芬·霍金。”我们说。
两分钟之后，他记起了他是史蒂芬·霍金。但他对问过“我是谁”这件事已经记不住，而却记得他家一年前的生活。然后他问：“这是什么地方？”我们告诉他：“你在大学学院。你刚从楼梯上跌下来，”等等。他一面听，一面问不同的问题，他开始讲：“哦，我记起来了，我是1959年上大学学院的。”而且他记得所上的课程，但是他不记得一年前发生的事，后来是不记得一月前发生的事。这样子，我们试着告诉他大学学院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事，而他说：“哦，是的，我记得那些。”然后他记起了一个月前发生的事，再是一周前发生的事。
他的记忆逐渐在恢复，他本人以及我们所有人都明显看出来了，而我们只要耐心一些就是了。我们问他一些问题，看看他是否记得一周前所发生的事。
我们问：“嘿，你记得星期天晚上去过酒吧喝酒吗？”或者“你记得星期一在河上划过船吗？”我们一直问到他记住为止，然后再往后一天。越往后花费的时间越长。我想大约花了两个钟头他才记起了从楼梯上跌下的事。
问题在于，他也许因为这桩事件而失去一些脑力。史蒂芬决定：“我要把这一点弄清，看有没有发生严重的损害。我要进行智力测验。”因此，他参加了智力测验并理所当然通过了。他大约得了200或250分，所以一切都没问题。
德瑞克·鲍尼
我们到了毕业考时的确有些吓人，为获取荣誉学位，要在四天之内从早晨到下午不停地把三年来所有功课考完。我们四人决定每天晚上去不同的饭馆吃饭，我们只吃饭而不谈功课。
我记得，我们之中三人在最后一个晚上非常沮丧。史蒂芬认为他不会得到一等。里查德认为他甚至连三等都捞不着。我核计自己得不到二等。高登则显得兴高采烈，他想他得到了一等。
这样，我们之中三个人很沮丧，一个人极其快乐。而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错了。史蒂芬得到一等；我得到了二等；里查德得到了三等；而高登没得到一等，他得到了二等。所以四个人全都错了。
第二天大清晨我收拾好箱子， 非常匆忙地坐上9点10分的火车离开牛津。因为在牛津的日子是我的黄金岁月，所以我不想见到曲终人散的结局。
史蒂芬·霍金
因为我很疏懒，所以预备只回答考试中理论性的物理问题，而避免需要死记硬背的问题来通过大考。我考得不是很好，处于一等和二等的边缘。
我还得参加口试才能决定最后成绩。他们询问我未来的计划。我回答说要做研究。如果他们给我一等则上剑桥。如果给二等则留在牛津，他们给了我一等。
伊莎贝尔·霍金
我记得他在牛津的第三年，自己就开始注意到手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情况变得有点困难。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我对他很忧虑，我们把它归因于考试压力以及年轻人的一般困难，所以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我想那是发生在夏季学期的事，在他期终考后正要回家之前，他头朝下从楼梯跌了下来。他总是头冲下摔跤。我告诉他必须去看医生并做反射试验，看看摔坏了什么没有。这样他看了一次病。
后来他要和一位朋友去伊朗（波斯）。那时候必须二十一岁才算成年，我们其实有点担心。他虽然还不到二十一岁，实际上已经长大了，而同行的朋友经验丰富，以前还去过波斯。这位朋友的父母写信给我们说，他儿子了解一切并请我们完全放心。
我们就这么同意了，于是他们出发去了当时还叫做波斯的地方，他们玩得非常愉快，史蒂芬还写了两封信回来。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告诉我们，他正要离开德黑兰去塔伯里兹。我不知道这封信在路上耽搁了多久，但是他告诉我预定到家的日期，他准备从伊斯坦堡搭学生火车回来。
此后便音讯全无。接着在德黑兰和塔伯里兹之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地震，我们有三周时间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那是一段恐怖的日子，我们和外国机关接触，他们只告诉我们这次地震没有涉及任何英国人。但是，我们知道地震正好发生在史蒂芬要上车的地方。
三周以后，他回到了黎巴嫩前线。他搭的公车颠簸得很厉害，所以史蒂芬通过这段地震地带时竟然没注意到地震。但当他到达塔伯里兹时，病得十分厉害，以至于必须下车。他的朋友和他待在一起，并且在塔伯里兹看了一次病。可是他们仍然没听到地震的消息，由于他们是陌生人，大家认为他们不会对此感兴趣。所以他们一直不知道。
他终于回到家时显得病恹恹的。然而这次病并不是他后来的病因；他在很久前已经病了。他只是不知道，至少我们都不知道。但是这次病是一大挫折，他的病情无疑因此而恶化了不少。
玛丽·霍金
我们有一次谈论到为什么不能沿着直线走，也许是前夜喝了太多啤酒的现象。史蒂芬说他曾经试过而他从来走不了直线。他不认为那会是什么问题。
1962年秋天，史蒂芬·霍金上了剑桥，但是他的健康在往后几个月中更恶化了。
史蒂芬·霍金
我过完二十一岁生日之后不久就进医院检查。他们从我的手臂取出肌肉样品，把电极插到我的身上，把一些放射性不透明流体注入我的脊柱中，一面使床倾斜，一面用X光来观察这流体上上下下流动。我被诊断得了ALS病，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或者英国人称作运动神经细胞病。
我意识到我得了一种可能在几年内致死的不治之症，这确是一大打击。我怎么会那么倒霉呢？怎么这种病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在美国被叫做庐伽雷病，这是以患该病而死于1941年的纽约洋基队一垒手命名的。该病引起神经细胞逐渐瓦解，这些神经细胞位于脊柱和头脑内以控制随意肌肉的活动。头脑思维不受影响。通常固呼吸肌肉失效，导致肺炎或窒息而死。
伊莎贝尔·霍金
那一年非常寒冷，委鲁拉明水池也全结冰了。我们都去滑冰。史蒂芬滑得不错，不过那时候他和我滑得很靠近。他的技术不是很高超，我也不是。
后来他摔倒下去，并且爬不起来。他很明显有某种严重的毛病。我把他扶到咖啡厅取暖，他告诉了我一切。
我坚持要去见他的医生。因为我觉得不管还能活多久，总有人能做些什么，至少应该使人感到好过一些。
我现在不想提到这位医生的名字，我是在伦敦的诊所见到他的。他对我居然会不辞辛苦去拜访他而感到惊讶。我毕竟是史蒂芬的母亲！虽然他相当和善，并且非常客气招待我。他说：“是的，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这么一位优秀的青年，在他的生命颠峰横遭不幸，真是令人惋惜。”
我当然问他：“我们有办法吗？我们可以对他施行生理治疗或者任何有助的方法吗？”
这位医生说：“我毫无办法。情形大致就是如此。”
当然，当我丈夫得知此事，他必定要去找和他不同专长的医生来诊断。他们确认二者必居其一，也许是可以切除的脑肿瘤，也许是这种病。
他们诊断的结果是：“他也许活不到两年半的时间。”
德瑞克·鲍尼
史蒂芬总是非常笨拙，但是我认为大家不以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他在牛津第三年快结束时，有一回在宿舍从楼梯上跌下来。然而，没有人认为这有何不寻常。
我后来有一次到牛津，想找人共进午餐，但是都没有人在。然后正巧，史蒂芬刚好进门来。他慷慨地去买饮料回来，并放到桌子上。在放下他的啤酒时把它泼出来了。
“天哪，”我说，“怎么这时候喝啤酒！”
然后他告诉我，他在医院里住了两个礼拜，做了一系列检查并被诊断出了什么毛病。他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的身体将逐渐运转不灵。他们还告诉他说，最后他的身体会像植物一样，只有思维仍然是完好的，但是他将不能和外在世界沟通。他说最后只有他的心脏、肺和头脑仍能运行。此后他的心脏或肺也会失效，他就会死去。
他告诉我，这是不治之症，它是完全不可预见的，可能在短期或长期内稳定下来，但是永远不可能变好，根本不知道会在六个月内或二十年内死去。可是他得这病时年龄比大多数病人更年轻得多，他们怀疑他会更早而不是更晚死亡。
这个消息无疑是晴天霹雳，但是我的反应对于霍金而言却无济于事。我很清楚知道，他没有信仰，这使我更加难过。因为我知道霍金会质问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得这种病？为什么是现在？”
他只能淡然接受这即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就我所知他在那时开始进行一些研究。大约十八个月后皇家学会发表了他的一篇论文，在该文中对霍伊尔教授的最新引力理论做了些微改正。后来霍伊尔为此表示感谢。这是他研究生涯的开始。那时他仍然是一名研究生，尚未取得博士学位。
伊莎贝尔·霍金
爱德华当时只是一个小孩子，我想他并不十分留意。但是由于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其他地方，爱德华就没得到他那个年纪应得到的关心。他因此而受苦，尽管他是没感到痛苦的受苦者。而玛丽和这件事接触较多，史蒂芬患病时她待在医院里，所以她也受了苦。
而我的丈夫深受折磨。但是我们终究战胜了它。虽然我丈夫还是死了，但他不是因此事而死去。其他的人也都健在。
我不知道史蒂芬是否意识到，当他患病之初他父亲如何苦思焦虑。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当然没有告诉史蒂芬，诸如和卡尔顿·伽兹杜塞克联络。他因为研究一种叫做库鲁病而获得诺贝尔奖。库鲁病发生在婆罗洲之类的地方，这是由食人肉而传染的，英国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
史蒂芬·霍金
我在那个时期的梦想受到不小的干扰。在诊断出病之前我对生活已经非常厌倦了。似乎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但是在我出院后不久，我做过一次自己被处死刑的梦。我忽然意识到，如果我被缓刑的话还有许多事情值得做。
我得病的一个体验是：当一个人面临早逝的可能，就会体验到活下去是值得的。
德瑞克·鲍尼
有一天晚上我和他坐在那里，他问道：“你读过约翰·但恩的哀歌没有？”我认为但恩的哀歌是我一生中读到的最美的情诗，而且极其坦率。如果不是约翰·但恩的作品，则毫无疑问会被归类成色情类。所以当史蒂芬开始谈论这些时，我记得当时心里想道：“好孩子，是什么原因使你变成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对但恩的诗这么有兴趣。原来，大约在这个时候，他邂逅了他的妻子——简，尽管我们还被蒙在鼓里。
1963年1月， 在圣阿尔班斯的新年酒会上，史蒂芬·霍金遇到了毕业不久的简·瓦尔德。这正是在他要进医院检查之前。次年秋天，简开始在伦敦学习语言。
史蒂芬·霍金
因为我估计自己活不到完成博士论文，所以看来做研究已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疾病随着时间流逝似乎缓和了下来。我开始明白广义相对论，并在研究上获得进展。但是真正使我生活改观的是我和一位名叫简·瓦尔德的女士订婚。这位我有了活下去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我要结婚就必须有一份工作。
1965年史蒂芬·霍金申请剑桥凯尔斯学院，他得到一份研究奖学金。 同年7月他和简·瓦尔德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罗伯特出生于1967年，女儿露西出生于1970年，而第二个儿子提莫西出生于1979年。
伊莎贝尔·霍金
史蒂芬已经病了。简知道这些，这是史蒂芬的又一次好运：适逢其时遇到适当的人。史蒂芬曾经极其沮丧。他被告知最多只能再活二年半后，并不想继续用功。可是结识了简使他真正奋发起来。他开始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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