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语言

　　人们有各种各样用来彼此联络的方法。他们能够做出动作，发出喊声，说出字音，描绘形象，书写字母。这就是各种不同种类的全部表征。我们从最简单的和自然的表征开始观察，来了解它们是怎样实现其效用的。

　　当人们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互相交谈的时候，他们就采用动作表示的方法，采取所谓表情或手势。每位读者从儿童年代起就能或多或少熟练地运用这种方法进行交谈。我们先拿一件简单的事情来说。小孩子打开了客厅的门，坐在客厅里的哥哥向他摆头示意，叫他不要喧哗，因为父亲在睡觉；这时，小孩子用表征说明，他来拿箱子上的钥匙，而哥哥用另外的表征来回答他，钥匙在自己挂在前厅的大礼服的衣袋里，然后对那小孩子做了表示多种意思的动作，叫他走开并替自己小心地把房门关上。这种动作语的形式我们不但全部了解而且使用。但是，为了看看能把它改善到何种程度，以及它是怎样成为完善而确切的交际手段的，应当研究它在聋哑人中的应用，那些聋哑人不得不如此大力地依赖它。为了提供一种怎样能够使动作起到言词作用的概念，我们将描述那些表征，有一天一个聋哑人借助这些表征，当着记录者的面叙述一个儿童的故事。他开始是举起手，把手掌落向地下，到距地一码的位置，就像我们想表示某一儿童的身高时所做的那样，这意味着他想说一个儿童。然后他好像在颏下结扎设想的帽带（对他来说这是用来标志妇女的一般表征），以表明这个儿童是姑娘。然后母亲也同样被引到场景中来了。母亲用手把姑娘招来并给她两个便士，又用手势比方把两个钱币从一只手传给另一只手。假设发生了某种疑问：这些钱币是铜的还是银的；他就指指某种棕色的东西，或者甚至以通常对待铜钱的那种轻视态度来麦示它，这种态度一下子就把这些钱币跟银子区别开了。然后，母亲给姑娘一只带把的杯子，这个则借助食指，用食指在空中划个圈形的轮廓，以表演动作本身的形象来表现它。然后，不允许产生任何怀疑地模仿一些确定的、在用匙盛糖蜜时的动作，以此告知，打发孩子去买的正是这种糖蜜。在这之后，用一挥手表示，叫儿童去完成交给她的任务；这挥手还兼着通常关于走动的表征，而这走动通常是以两个手指在桌子上移动来表示的。转动假想的门把手，把我们引进一座杂货铺，用一种像是在柜台上把手掌放平整的水平动作，来表现这个店铺的柜台。用手势表示，在柜台后面有一个人；为表明这是一个男人，就做了一个通常的手势：讲述者把手放在下颏上，并顺着有胡子或可能有胡子的地方往下捋；然后做一个在腰上裹围裙并扎一个结的动作，说明这是一个男人——小老板。姑娘把带把的杯子交给他，把钱递到他手里，并转动食指，像装糖蜜那样，以此来表示她要买这个。然后我们看到，好像这只带把的杯子变得带有想象的重量，被拿起来又被放下；好像架子上有个装着糖蜜的大容器，把这里的糖蜜装满那只杯子，又像有一个特有的扭转勺柄的动作，来隔断最后拖长的糖蜜丝；在这之后，好像小老板把付给他的两个硬币丢进钱箱，而姑娘也就双手捧着带把的杯子走出杂货铺，这个又聋又哑的讲述者进一步表演哑剧，好像姑娘仔细看了杯子之后，见杯沿上有一滴糖蜜，就用手指把它抹起放入口中，并受到了再一次尝尝的诱惑；母亲看到留在孩子围诞上的糖蜜污点，知道了她的这种行为，等等。

　　语言原则的研究者发现这种用动作会话是如此富有教益，因为它有益地、十分详细地阐明了会话的过程。在这里所采用的表征有两类。眼前的物象用第一类表征来显现。例如，假如聋哑者想说“手”或“皮靴”，他就指自己的手或皮靴。在有语言能力的人说“我”、“你”、“他”的情况下，聋哑者就直接指自己和另外的人。为了说明“红的”或“蓝的”，他就指指自己嘴唇的内部或指指天空。第二类表征的表现通过模仿的概念。因此，当聋哑者表演一种姿态的时候，例如他表演喝，那么这可能意味着“水”，或“喝”，或“渴”。把面颊贴附到手上则表示“睡觉”，或“假寐”。像在拍打时那样用手富有表现力地一挥，按情况可能意味着“长鞭子”，或“马车夫”，或“出发”。用动作表现“火柴”，像把它燃着一样；“蜡烛”——支起食指模仿蜡烛，好像把它熄灭。在动作语里，也能模仿说话人所处的精神状态的征兆，于是这些征兆也就变成了其他人同一种精神状态的表征。例如，模仿“冷”的动作；微笑意味着愉快、赞同，认为某种东西是好的；而皱眉则意味着愤怒、“责难”，认为某种东西是坏的。或许，赋予同一种表征的这些不同的意义，可能会使人感到模糊不清；但总有办法加以改善，因为在某种表征的意义始终不明确的地方，可以用另外的表征来补充。例如，假若要求表示“笔”，那么模仿写的动作可能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方式既可以表示“写”，又可以表示“信”；然而如果表现出擦拭和执着笔的样子，那么就变得明确了：所表示的正是笔。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叙述的这些表征自身就把自己阐明了，也就是它们的意义由于它们的形式而显得明明白白，或者，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意义都可能被一切研究那些表征之使用的局外人所猜中。动作语大部分是由这类自己阐明的或自然的表征所组成的。在那些聋哑人一起生活的情况下，他们采用了一些局外人若不预先了解清楚是怎样产生的就很难了解的表征。例如，聋哑人同伴互相以带表情的呼声来表示意思，如他们能够用缝纫的手势来表示某一个小孩子，正如询问时所表示的那样，这种手势所以用来表示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裁缝匠。这类表征有的可能起源极为久远。例如，在柏林的聋哑人的作坊里，砍头的手势意味着法兰西人。经过研究发现，孩子们为路易十六世之死的故事所感动，他们在历史指南中读过这个故事，并且从那时起，就选取路易十六世的死刑作为整个法兰西民族的表情象征。但是，对于任何刚开始学习这类表征的儿童来说，如果他们不知道因何选用这些表征，那么这些表征也就像是假造的了。

　　在研究了聋哑人之间所采用的动作语之后，再研究那些虽能说话，但由于语言不同而彼此互不了解的人们之间所使用的动作语，是了解动作语的基础的最好方法。因此，美洲西部大草原的著名的表征语，可以说只不过是动作语的方言；这种表征语是白人狩猎队和土著之间以及各部族的印第安人之间的会话手段。例如，“水”就是用手捧想象的液体和把它喝光来表示；“火”则用大拇指紧贴太阳穴，其余手指张开来表示。虽然各个不同的部族使用的表征十分丰富多彩，但是，人们之间的这类交际手段是如此自然，在全世界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致像拉普兰人（Laplanders）这样一些居住在远方的人们来到大城市后，当他们跟聋哑的孩子们相遇时，会感到自己的孤独感减轻了，立刻就高兴地用全世界的表征语跟这些孩子交谈起来。用这种方式只能理解具有自己解释性的自然的表征。而且在这类表征中，对局外人来说有些也可能是完全矫揉造作的，是局外人暂时所不能理解的，因为它们是旧的表征，这些表征现在已经丧失了它们在某个时期曾经十分明显的意义。例如，北美表示“狗”的手势是用两个大拇指在地上画线，类似两个竿子在地上拖。显然，这种在现实中没有意义的表征，是属于印第安人中没有马的那个时代的。当时他们把支帐篷的竿子捆在狗身上，所以狗就拖着它们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虽然狗比这还干更多的活，但现在习惯还保留着这种表征。

　　应当指出，动作语无论在怎样情况下也不能逐字地表达我们的语言。原因之一是，动作语极少能表现抽象概念。聋哑人能够表现制作各种不同东西的能力，如筑墙或剪裁衣服，但是他们却无法通过手势表现让人了解对这一切来说是一般的、我们所说的“做”的抽象概念。聋哑人甚至必须动用各种不同的、极为拙劣的表现方法，来表示介词“在”或“从”的意义，例如，像放或拿出他们说的物体。其次，我们拿某种句子跟那些些由聋哑人借助表现同一内容的手势做一番比较，立刻就会看到，我们采用的许多词完全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表征。例如，假若我们用言词说：我留在桌子上的那个帽子是“黑的”，那么，这个肯定的说法实际上能够用动作表达所有那些我们称作实词的词，像帽子、留下、黑的，可以找到相应的表征。但是对于那些可以称作“语法意义的”词来说，如“the（这），Which（哪一个），is（是）”，就没有找到表征，因为没有表示它们的动作语。其次，语法确定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的区别。但是这些区别不能在动作语中找到。在动作语中，对森林中的草地的表示，既意味着“草”，也意味着“绿色的”；而且在动作语中，好像是为了自己暖手的动作，可能有“温暖的”，或者“取暖”，甚至有“暖炉”的意义。在动作语中没有（假如不是向读者提出某些伪造手势）任何跟词尾变化相应的词，即把你去和去、他的和他、在家和家相区别的那种语法变化。这一切都受到观者心中唤起的某种图像的局限。开始，通过确立注意的对象，后又通过以其他的形象来补充这一形象，或者伴有动作，来唤起上述图像，直到不去叙述所需要的那一切为止。假如表征不是按照那种系列一个接一个，以便根据它们的出现加进某种意义，那么观者就感困难。例如，为了告诉聋哑儿童绿色箱子，首先应当做一种表示“箱子”的手势，然后——比如，指房子旁边的草场，表明它的颜色是“绿的”。当前这种动作语的措辞顺序是“箱子是绿的”；假如这种概念顺序按照语句中的形式加以改变，那么，儿童就可能不理解草和箱子有什么关系。像猫消灭老鼠，跟聋哑人的手势的顺序就不一致。聋哑人先从表示逃跑的小老鼠开始，然后表示皮毛光滑而又长着须的猫，最后表示猫跳向老鼠，于是这就构成了“老鼠猫消灭”。

　　从向读者所叙述的这种动作语中，可明显地看到，人能够借助肉眼看得见的手势，用那么轻便而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在下一个阶段，我们不得不阐明，如何采用另一类表征，即人类声音的表征。根据和动作同样的一些原理，可以采用声音来表现我们的思想感情，区别只是以听代替了看。

　　人们用来作为表征之一类的声音，是由一些充满感情的呼喊声或声调组成的。人们用发出的呻吟声来显示痛苦，如同用变了相的脸来显示一样；用欢呼如同用雀跃一样来表现愉快。当我们朗声大笑的时候，声音和面部的表情完全一致。这些声音也就是用发声所表现出来的动作（sound-gestures）；我们所说的感叹词的大部分都属于这种声音。借助这类感叹声和语调，可以极为确切地表现那些哪怕是极为复杂的内心情绪，如同情，或者遗憾，或者懊恼。如果让某一个人试着装出一副微笑的、轻蔑的或生气的面孔，并且开始说话，那么当时就可以发现，他的声调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为每一种特别心理状态所专有的面部表情，直接影响着声音，特别是表现在元音的音乐素质上。因此，说话的音调就成了那种他所感触到或把感触到的形之于色的感情的表征。说这种表现方式实际上是音乐性的，那是因为它可以模仿提琴；在提琴上，改变音质，就可以把表现忧伤变为表现愉快。人的声音也利用其他进入音乐领域的表现手段，如弱的声音和强的声音、缓慢的声音和快速的声音、轻柔的声音和热烈的声音的对照，和音调的高度按照音阶所进行的高低而变化。熟练地利用这些各不相同的手段，说话的人就能在听者的心中使疲弱困苦的状态转为突然的惊异状态，同时，抽象性的愉快动作发展为兴高采烈，而猛烈的暴怒逐渐平息为安定宁静。我们全都能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我们做到这一点，跟所使用的语言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内心的激动可以借助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的发音表现，甚至可以细致地表现。例如，一些意大利歌剧的语言对于它的大多数英国听众来说，只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但是他们可以借助音乐和情绪的表现手段听懂。显然，可以预断，不论那一民族所说的语言用这种表现方法，必可为全人类所了解。人类原来也是这样，因为最蒙昧的和离我们最远的部族，在感叹词中也有像“啊！”“噢！”这种表现惊讶感、痛苦感、祈求感、威胁感、轻蔑感的声音，他们跟我们一样理解愤怒的吼声“ur－r－r！”和轻蔑的“呸！”

　　其次一类用作表征的声音具有模仿的性质。就像聋哑儿童表现“猫”的概念时模仿它的洗脸动作一样，会说话的孩子表现“猫”是模仿它的咪咪叫声。如果这两个孩子想说明他们在想钟表，则哑孩就用自己的手表现钟摆的摆动，而会说话的孩子就发出“嘀哒”的声音。在这里，声音又是表现音响的动作。采用这种方法，借助对其固有声音的适当的模仿，我们的智力就能表达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物象和动作。不只是孩子们用这种模仿声音来取乐，而且这些声音也成了习惯用语，例如（英国人）说Coo（鸽子的咕咕叫声）就是鸽子，说bee-haw（驴子的叫声）就是驴子，说ding-donz（铃铛的丁当声）就是铃档，说rat-tat（环子砰砰的敲击声）就是门环，等等。未必需要补充说明，这些表现方法全世界的人都是了解的。

　　把表情的和用声音表现的动作合在一起，我们就获得了所谓自然语言，这种语言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并且在蒙昧地区甚至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例如，某位欧人旅行家跟集聚在他那野营篝火旁的一群澳大利亚人谈话时，或者跟一家蒙古人在他们的毡帐内谈话时，可以巧妙地运用这种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只运用最富有表现力的表情，还要同时伴有一系列的呼喊感叹声和模拟声。这种语言形成了人间自然的交际手段。这种手段比起一些动作来是远较完善的。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语言，是如此直接地从人类思维活动中产生的，因而它必是从最遥远的时代起，从某个时期人已经存在的最原始的状态起，就属于我们的种族。

　　在这里产生了一个最有趣味的问题，而每一位研究家都有可能试着作出解答。低级动物在哪种交际阶段上，它们的动作和声音是跟人类的自然语言相似的？每一位热心研究野兽和飞禽习惯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它们的许多动作和叫声并不是为了它们之间的联络，而只是动物本身某种心理状况的征候。例如在下列情况下所表现的：羔羊在牧场上欢跳，或兴奋的马匹在畜栏内拍打蹄子，或动物由于剧痛而哼叫。动物在这样做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它们旁边有某种别的动物，完全像人一样，一个人在屋里，愤怒地紧握自己的拳头，或者由于痛苦而呻吟，或者放声大笑。当动作和叫声成了为其他动物而用的信号时，它们才接近于真正的表征。同人一样，低级动物所做的那样的一些动作，所发出的那样的一些声音，当这些动作和声音能为其他动物所理会时，也成了一种交际的手段。例如，马彼此亲昵地互咬，同时相邀互相磨擦；家兔在地上顿足，别的家兔以同样的动作来回答它；鸟类和兽类特别是公鸡和母鸡，在交配时明显地互叫。动物的动作和叫声，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如此明显地不同，我们根据经验，几乎有把握地知道它们的意义。人的语言在其实践的合理性方面，并没有比召唤自己的小鸡的母鸡那咯咯叫声，或者比牛摇着头，为威吓靠近垣栅的狗而发出的暴怒声走得更远些。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研究家能按迹探求哪怕是下面这样一只狗的智力发展过程：它跳起来，为的是要得到一块肉；或者是吠叫，为的是让人给它开门。很难说，在何种程度上，狗的智力能把跳跟喂食联想在一起，能把吠叫同门将被打开联想在一起；或者，在何种程度上．狗形成了跟我们相类似的那种关于它在做什么和它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观念。无论那里怎么样，很明显，兽类和鸟类掌握自然语言到了这种程度，能产生动作；能发出声音作为信号，并作为信号来领会这些声音。然而狗的智力未必能超过下面这种理解力，听到绝妙模拟咪咪的叫声．狗就在室内寻找猫。但是作为一个儿童，听到他的乳母咪咪的叫声，很快就行出乳母想以此来对某一只猫说点什么，这只猫可能并没有在附近什么地方。由此可见，小孩子能够理解还没有被证实的东西；而这一点，最聪明的狗、大象或猿猴是想不到的。小孩子能够理解，声音可以用来作为思维或观念的表征。因此，低级动物虽然同人一样具有自然语言的基本方法，然而未必能够超过这些最简单的萌芽，而人的智力却很容易地过渡到最高级的阶段。

　　在对动作的自然语言和叫喊声的叙述中，在尚无较完善语言的地方，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仅仅把这种语言看作是单独使用的。现在我们应当指出，它的片断跟普通语可以一起使用。人们无论说什么语言，无论是说国语——英语，还是说汉语，还是说乔克陶语，他们总要采用属于自然语的说明性的动作、感叹语和模仿性的声音。母亲和乳母们在教小孩动脑筋和说话时就利用它们。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引用托儿所的这类语言例子，因为我们的读者中不注意它的人，未必能研究具有特殊用途的语言学。在成年人的对话中，任意解释的声音或自然的声音变得较少了，但是它们还有，正如可从下面引用的例子中所能看到的那样，不会把它们理解错误。

　　关于动作，其中有许多我们（英国人）和其他民族都还在采用，这些想必是从人类原始时期起一代代传到现在的。如演说家，当他低下头，或者举起带有威吓意味的胳膊，或者把想象的敌人推离自己，或者指向天空，或者屈指历数自己的朋友或敌人的时候，他所作的姿势就是如此。其次，在每一种语言中，都采用了最为丰富多彩的充满感情的声音。我们来引用一些在语法中提到的感叹词的例子：

　　英文的： ah！=啊！oh！=哦！ugh=咄！ foh=呸！ha！ha！=哈！哈！tut（t－t）= 喷！ Sh！= 嘘！

　　梵语的：aho ！（感叹）aha（责备）um！（惋惜）

　　马来语的：eh！（欢欣）web！（同情）chih！（不高兴）

　　加拉人（Galla）语的：o！wayo！（悲伤）me！（恳求）。

　　澳大利亚语的：nab！（感叹）pooh！（蔑视）

　　转过来研究模拟声音的词汇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一切人类语言中，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蒙昧人的还是文明人的，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它们。一切儿童都能很容易理解，下面谈到的动物和器物是怎样由于跟每一种声音相当而获得了它的名称：

　　驴=eo（埃及语）。

　　乌鸦=kaka（梵语）。

　　猫=man（汉语）。

　　夜莺= bulbul（波斯语）。

　　戴胜鸟= npupa（拉丁语）。

　　响尾蛇= shi－sin－gwa（阿尔衰琴人 Algonquins语）。

　　蝇= bumberoo（澳大利亚人语）。

　　鼓=dundu（梵语）

　　笛子=ulule（加拉人语）。

　　哨子一PiPit（马来人语）。

　　铃裆= kwa-la－kwa－lal（雅加马人Yakama语）。

　　烟囱= Pub（基切人Qqichet语）。

　　枪=Pung（博托库多人语）。

　　这类语言经常在地方上的民间方言中或在每种语言的俚语中重新形成，例如，英语的POP，意思就是翻泡作响的姜酒；德语的gaguele，鸡蛋，是由母鸡下蛋时的咯咯叫声而来的；法语的maitre fifi =拾垃圾者“菲菲先生”。以同样的方式用相应的声音可以表现许多动作。例如，在巴西特昆钢人（Tecuna）的语言中，“打喷嚏”这个词用haitschu来表示，然而威尔士人用来表示打喷嚏的词是tis。在奇努克人的方言中，摹声词humm表示“放屁”，而赶牲口的人的kish-kish的喊声，变成了表示“赶”马或牛的动词。甚至可以找到一些由摹声词构成的完整的句子，例如阿比西尼亚的加拉人为了表达“铁匠拉风箱”，就说“tumtun bufa bufti ”，恰如英国儿童能够说“tumtum Puffs the Pnffer”一样。因为这类词汇是直接取之于自然，所以可以预料，说十分不同语言的民族，有时一定会遇到大体相同的摹声语。例如，西非的伊博语用okoko这个词来表示雄鸡（英国人称做cook）。英语的动词 to Pat=轻轻拍击，轻轻鼓掌，和to bang一拍击，显然也是来自摹声，因为这类词汇在其他的语言中也有。例如，日本人用Pata-Pata 来表现拍或打的声音，而约鲁巴黑人有一个动词gbang，意思是“击”。

　　有一天曾经注意到这类自明语的研究家们，现在在他们所通晓的一切新的语言中发现了它们。在声音经过一个隐喻化（也就是转移）的过程，转变成与最初的意思稍远的新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要揭示它们需要作较为细心的研究。但是，可以找到许多有助于阐明问题现状的明显情况。在美洲西海岸的奇奴克人的俚语里，“旅店兼饭馆”称做“嘿嘿（hee-hee）馆”。对这个术语，旅行者在不知道说这种有趣方言的民族中，摹声语“嘿嘿”不只表示笑，而且引申为娱乐或消遣，因而这个术语实际上的意思是“娱乐馆”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困惑。似乎很难找到某一种摹声语来表示宫臣，但是南非的巴苏陀人（Basuto）能够非常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们有ntsi-ntsi这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苍蝇，实际上是对它的营营声的摹拟。他们单纯地赋予这个词以阿谀奉承的寄生虫的意义，这种寄生虫在首领周围发出营营之声，就像苍蝇在肉周围一样。这些取自不文明民族的语言中的例子，跟在最文明的民族的语言中所遇到的例子相似，例如，英国人采用专门表示“吹”的摹声动词to Puff ，来表示关于对某种事或某个人的空洞、欺骗的赞颂的概念。假如这类词的发音改变了，则它们的起源就只能根据某种偶尔保留这个词的原始音的旧记录来识别。例如，如果英语的Woe（发音为Wou——“悲哀”）向上按迹探求到盎格鲁撒克逊语的Wa（简单地说就是“哎呀”），那么我们就将发现，它原来是现代音，就像变成表示痛苦或悲哀的名词的德语Weh 一样。同样，英国人未必会从Pipe（烟斗，发音为Paip）这个词的现代发音，猜想到它的起源是怎样。但是，当他把它跟那些在发音上和英文的peep（ pi：p——发唧唧声）相近，意义为牧人们吹的芦苇管或芦苇笛的拉丁文的Pipa、法语的 Pipe加以比较，那么，他就会看到，乐器管子的声音本身灵活地转变成了表示所有各类大小管子的词——其中也包括供吸烟用的管子（烟斗）和水管（水烟筒）。与此相似，词汇像战时的印第安人一样地流浪，同时随着移动消灭了中途的足迹。极为可能的是，我们常用的许多词，都是以这种方式由真正的摹声词组成，但是在现在，永不复返地丧失了它的原始表现力的痕迹。

　　我们还没有用尽我们所了解的，用它可以把某种意义赋予声音的手段。当需要指出词义的改变时，人们常常改变它的某种发音。不难看到，在西非沃洛夫人的语言中是怎样的。在这种语言中，dagou的意思是“走”，dagou的意思是“昂首阔步，傲然而行”；dagana的意思是“卑贱地请求”，而dagana则是“要求”。在姆蓬圭人的语言中，改变发音就能赋予该词以反义，例如，mi tonda的意思是“我爱”：而mi tonda的意思则是“我不爱”。英国人采用同样的方法，改变他们的动词walk——走、ask——问、love——爱的发音的音调。这种借助声音的差别来表现意义的差异的过程，可能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化学家盖顿·德·莫尔沃（Guyton de Morveau）所创造的词中，可以找到借助声音而明显地象征化的可资借鉴的例子。在他为化学的混合物体所定的名称中就已经有了 sulfate（按照拉丁语的型式像sulphuratus 那样组成的），但是后来，他需要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具有另一种成分的硫化盐，因此，为了指出存在差别的事实，他改变了一个元音字母而构成了 sulfite 这个词。大概他并不知道他已经动用了在许多粗俗的语言中所见到的创造词汇的方法。例如在满族语中，声音的差别是为了指出性的差别。chacha 的意思是“男人”，cheche则是“女人”，ama的意思是“父亲”，eme则是“母亲”。同样，常常利用改变元音字母的方法来表现距离，例如，在马尔加什人的语言中，ao的意思是“在附近”，eo 是“还要近些”，io则是“十分近”。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很容易构成一系列富有表现力的人称代词，例如，在图马尔语中，ngi的意思是“我”，ngo是“你”，ngu是“他”。另一种可以达到多种目的的，非常著名的方法是重复。这种重复是在强调或加强意义，例如，在波利尼西亚人中，aka的意思是“笑”，变为aka-aka 时意思就是“笑了一阵子”，而loa的意思是“长久”，变为lololoa时意思就是“非常久”。我们（英国人）的haw-haw（矮篱笆）和bonbon（夹心糖）这些词，也是以同类方法构成的。借助重复的方法也很容易形成多数，例如，在马来语中，orang的意思是人，orang-orang的意思就是人们；在日本语中，fito 的意思是人，而fito-bito的意思就是人们了。我们最为熟悉的重复是表示动词时间的重复，像希腊文中的didomi（我给）和 tetupha（我打过了），拉丁文中的momordi（我咬过了）。

　　这些赋予声音以某种意义的巧妙而又十分容易理解的方法证明，人是多么容易越过单纯模仿的界限。语言是制作或选择标志的伟大艺术的一个分支，它的问题在于寻找某种声音作为适合每一种意义的符号或象征。因此，无论从哪里采用什么样的声音，这种选择无疑是有原因的。但是不应当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种语言都选取同一种声音。这一点在属于儿童语言或小儿语言（baby's language ）的特殊词类中十分明显。而（英语的）baby（婴儿）这个词本身也是属于上述词类之中的。在全世界，这类词都是由某些简单的音节构成的，幼儿们发这些音节的音较发其他音节的音为早，这些音节几乎不管怎样全都被拿来作为儿童关于母亲、父亲、乳母、玩具、睡觉等的概念的标志。因此，在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应用papa和mama这两个词的时候，智利人则以papa这个词做“母亲”，而格鲁吉亚人用mama这个词作“父亲”。但是，在各种不同的语言中，dada的意思则可能是“父亲”、“堂兄弟”、“乳母”；而tata的意思则可能是“父亲”、“儿子”、“再见”！这类儿童词汇也常常在成年人的语言中流行，并对它们稍加改变，它们就具有了普通词汇的形式。例如，未必有谁能够预先怀疑英语中的Pope——爸爸和abbot——神甫这些词来源于儿童词，然而如果把它们按迹探求到全是表示“父亲”概念的拉丁文的papa和叙利亚语的abba，这一点就变得清清楚楚了。

　　这些儿童词汇已经超出了意义自明的动作和声音的“自然语言”的范围。于是我们也就由自然语言的简单而明显的事实转到“字音清楚的语言”的晦暗不明而难以寻求的起源上来。在研究英语或人类所说的上千种语言中的任何其他语言的时候，我们发现，大量使用的词汇没有表明声音和意义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自然的或意义自明的语言中却是那样的明显。我们拿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当儿童称怀表为tick－tick的时候，这个名称就清楚地说明了它自己。但是，当我们称它为钟表（watch）时，这个词完全没有表明为什么要用它。众所周知，这种用品由于能像更夫（watchman）一样记时而获得了它的（英语的）名称。而更夫的名称指出他的任务是to watch（守护），这个词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语woeccan ，来自wacan——运动、守夜（to move，wake），但解释就此中止，因为还没有一位语言学家能够指出，为什么wac 这个音节表示这个专门概念。——然而假如哪一个孩子把这件机器称做 Puff-puff，这个名称本身就自我解释了。成人称这件机器（engine）用的是经过法语来自拉丁文的ingenium的术语，意思是某种“天生的”东西，由此产生了天赋的能力或“天才”（genius）；由此又产生了天才的努力、发明或装配，进而又产生了enigne——机器。还可以进一步把这个拉丁文的名称分解为若干部分，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in和gen这两个音节表达了“在内”和向里面、“出生”、生产的概念，但是，字源学的分析在这里又中断了，因为谁也不知道，为什么选取这些音来表示相应的意义。最低限度可以说辞典中全部词汇的十分之九都是这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能解释为什么go（去）不表示“来”的概念，而come（来）这个词不表示“去”的概念。同样，最精确的研究也不能查明，为什么古代欧洲的chay的意思是“活的”，而meth的意思是“死的”，或者为什么在毛利语中，pai的意思是“好的”，而kino的意思是“坏的”。某些语言学家断言，与本章中所叙述的相类似的富有感情的和模拟性的声音，是所有语言的真正来源，虽然现在大多数词还没有发现任何这类起源的痕迹——这是因为它们在其发音和意义长期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因此，它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标志，而这些标志的意义不得不从自己的教师那里去学习。诚然，所有这一切在现实中都是存在的，但是，采用这类意见想充分解释语言的起源是不科学的。在指出表达感情的模拟声音的方法同时，我们还在这里指出了某些其他的手段，人借助这些手段选择声音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们只是暂且有权肯定，如果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人类选择表征的全部方法来判断，大概总有某种使每种特别的声音适于表现每种特别思想的适当原因或联系。显然，所能坚持的那种最主要的关于语言起源的著名任务的意见，就是如此。

　　同时，关于人类用适当的声音创造新词的方法的有限知识，对研究人类的本性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些知识证明，能够对语言按这探求到它的真正源泉，而这个源泉不是什么已经丧失了的人的天资或才能，而是一种至今也没有超出儿童和蒙昧人的智力水平的智力作用。语言的产生不是一种在很久之前某个时候一次就全都产生，而后就完全终止的现象。相反，迄今为止，人只要需要，他就有能力并运用这种能力，通过选择适合于思想并为这种思想所特具的声音来创造新的独特的词汇。但是在现代，他并不经常去严肃地运用这种能力，其主要的原因是，人所说的任何语言都有词汇的储备，这种储备几乎能够满足表现人类头脑中出现的一切新思想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