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之一，现代立场
在本书的最后几章中，我们已试图对现代性之理性化纲领（迄今为止）的失败，或者至少没有能够实现的复杂经历作了追溯。我们已看到，随着理性化过程而发生的，是权威性位所的彻底的分裂化；在每一个位所，合理性技术的运用使得这些位所对于系统的自主性不断加强，而市场成为联结这些位所的唯一纽带。导致系统分裂的理性化过程，却并没有使系统整体更加理性化。相反，由于市场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主要维持机制，必然会产生出愈来愈多的大量的不合理的浪费。由于不再依赖系统支持的目标和原则，这些分裂的部分无法对自己的活动作出解释，而只能听任在它自身中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潜能的支配。另一方面，系统则愈来愈难以产生出一种合法化的能力（这种合法化的能力几乎成为不可能），以使系统活动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准自然的和非控制的过程。市场是一种系统整合的机制，它倾向于控制所有可以想象的系统合法化的方式，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范围。国家的作用已经被简化为一种运用政治手段服务于使市场统治的条件永恒化的工作。国家首先是一种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的工具。
由于系统的合法化能力的欠缺，市场成为了社会整合的主要机制。市场的作用推动了社会成员的极端的个体化；市场使得系统需求被转化为私人消费，由此，社会成员被构造为个体。这种个体性结构的特征，导致了用消费活动来界定个体性的存在。市场把社会成员改造为许多消费个体。这样，系统的合法化的压力被减轻了，原因是系统的非理性通过日益增长的个体的消费而得到了解决。这样，由于缺少一种对整体性的理性安排而产生的那种张力也发生了变化。它们不再需要创造一种必要性，以强制逐步推进理性价值和现代社会的目标的实现，取而代之的是，它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以强化个体消费和对后者需求的商品供给。个体自律的现代规划已经从属于由市场界定和市场引导的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并被纳入后者的轨道。
由于个体被看作是一个消费者，现代性规划的失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乃是一种永远无法缓解的强烈的渴望：占有愈来愈多的商品。人格自律、自我认识、真诚生活、人格完善，这些个体的需要都被彻底地转化为占有并消费由市场提供的商品的需求。然而，这种转化只是涉及附属于商品表面的使用价值，而不涉及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从而，这种转化就其本质而言是贫乏的，归根结底，它将暴露出自己的空虚性，欲望的缓解是刹那间的，欲求永远得不到满足。欲求的受挫感如要得到暂时的缓解，只有靠产生更多的新的欲望，更多的新的执著于得到满足的希望。当市场交易行为之统治的诸条件无限持续下去时，个体对于自律的需求和对于优良生活的需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但是，他们从受挫到对于系统的关怀（如对系统合法性的质疑）的转化也被无限期地拖延。市场统治在人性的需求和个体的欲望之间划了一道裂痕，同时，此两者的分裂也是市场得以维持的条件。市场以它所制造的痛苦为食：由市场诱发产生的个人对于匮乏的担心、焦虑、痛苦，释放了对于市场继续存在所必不可少的消费行为。
把人性的需求的实现认同于私人消费，还造成这样的一种后果：无法被引入私人消费的人性需求，必然是要么被搁置，要么被压制。加尔布雷思所谓的“富庶的私人生活，肮脏的公共生活”的法则，便是这一后果的体现之一：“无法市场化的”（或无法通过市场来兑现的）需求，是无法供给的，这种需求尚且无法通过私人化的手段来得到满足（或者，依然为大部分人的购买力所不及），因此，迟迟无法实现，并且远远地落后于服务于私人欲望的涉及私人消费商品的愈益复杂的消费体系。对于公共消费的忽略（更具体地说，污染防治的不力，那些治疗小毛小病的最基本的药品的缺乏，公共交通的削弱，公有住宅和公有学校的匮乏，等等）只能通过对个人的购买税的减免来获得弥补，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把人性的需求的实现等同于私人消费的做法，从而加强了加尔布雷思所说的那种法则的支配力量。上述后果的另一种表现是，把福利服务转化为对某些个体需要进行压抑的工具，这些人由于或此或彼的原因，无法从市场供应的商品中获得补偿。那种为了使接受救济者能够生存下去而采用的“财产的第二次转移”的手段，或多或少地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同时，这种方法直接针对那些“真实的需要”（或许唯有在这里，这种与“人为的”需要相区别的“真实的”需要，才被这一市场统治的社会所承认），这种需要不曾以市场所激起的欲望为中介。在市场统治的社会中，社会为贫困所下的定义是：阻止需要被转化成为对于商品的欲望，被转化成为对“真诚的生活”、自律或自我完善的实现的希望，后者已为社会所垄断。
在消费者这一面，由于无穷无尽地追求包裹在商品之外的表面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格自律或自我认同这一使命的努力追求被有效地拖延了（实际上已从议事日程中被取消了）。在非消费者或“无效的”消费者这一面，甚至这种表面的使用价值都无法被用来作为替代品，因此，必须通过行政手段来压制对于人格自律或真诚生活的追求。在这两种情况下，连接个体需求和系统合理性（后者在现代性规划中被重重渲染）之间的桥梁被摧毁，没有了踪影。随之而来的就是个体对私人占有的日益增长的关切，对参与公共事务兴趣的降低，以及“合法化话语”的缓慢而持续的衰落。在更小范围内的个人的或者局部的对于理性化的追求，已与对于理性社会的全面规划“脱钩”。
换句话来说，整个的现代性规划已然失败。更确切地说，对这一规划的实施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一规划本身已经夭折或注定失败。现代性所试图回应的那些渴望，今天与过去一样栩栩如生，现代性规划依然被提上具有一定方向的、一定目标的社会发展的议事日程，这些工作依然在全面地实施中。为实施这些工作而提出的策略并没有完全被验证，从而无法宣布这些策略都是不可靠的。现代性的可能性尚未彻底被挖掘，现代性的承诺必定要兑现。
要兑现其承诺，首先要求使自律、自我完善和真实性这一些最高价值从市场统治所强加于它们的暴力下分离出来，——这里的市场，指的是现代社会的消费者所普遍认为的那种市场。兑现的首要（尽管或许不是充分）条件是使这些价值回到它们应该从属的那个领域中去——公共话语领域；其在实践中的兑现必须从理论论证的兑现开始，正是在理论论证中，人格取向的价值的提升，与理性化社会的建构之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系才会再一次凸显出来，并为我们所发现。另外，在理论论证上的兑现必须完成，这一与实践中的兑现有着密切关系的工作将摒弃商品化过程的自命不凡，后者自称能够为人格取向的目的的实现提供充分的手段；同时，在这一理论论证的过程中，将使工具理性的有限性得到暴露，从而通过实践理性的引导恢复人类交往及意义之创造的自由。
在理论论证层面上的兑现的紧迫性，倒是反而提高了知识分子被邀请前来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在理论层面上的现代性的承诺之兑现，毫无疑问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现代性规划被搁置在并且依然驻留于知识分子所保持并发展的文化传统之中。像以前一样，知识分子必须发起并领导一场启蒙运动，其途径就是提出一种充分的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系统理论，交往行为理论），这种理论揭示现代性之承诺被兑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被包含在通常所设想的现代社会的形式当中，它并且指出了在实践中履行这一承诺的现实策略；其次是通过推动真正的民主化，使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纳入到对现代性之落实的讨论中来。
社会系统的合法化问题，必须再一次地成为公共讨论的实质；一旦这种讨论普遍兴起，必然会随之形成一种压力，以要求社会系统根据人格取向的价值而不是根据商品化的实现程度，根据实践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使自身合法化；如此，为落实现代性规划所承诺的解放的诸条件就会形成。
现代性的实际的发展，与其原初的设想截然不同，它使它所推崇的个体自律和民主宽容附属于工业和商品生产的工具理性的功能性必备条件。这种全面的从属，使得这种在历史中形成的关系显得自然和永恒。为了挽救现代性规划，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关系的或然性；实践的任务则是要打破这种关系。
除非上述的工作能够顺利完成，否则，现代性就还不能算是结束了。现代性活在西方的文化传统当中，并从这种文化传统当中获得生命力，保持和发展这一文化传统，是知识分子的集体实践所担负的使命。对于真理、道德权利、审美判断之标准的发现，依然摆在我们的前头，丝毫没有丧失其紧迫性、重要性和现实性。后现代状况的预言家们所发布的讣告，至少有些过于匆忙了。从现代性规划的角度来看，后现代状况在实质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要现代知识分子依然履行他们的使命，从而不被看作是多余的话。现代性的时代（其特征体现为人格自律和社会理性化的二元价值）不能就这样结束了；只有彻底去实现这一规划。目前，现代化尚未成功，知识分子的使命依然是将现代性规划这一未竟之业进行到底。
结论之二，后现代立场
在本书的最后几章中，我们已经试图对清教徒的复杂经历作了追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经历是一次失败了的冒险。不管是他们自己的原罪，还是由于其他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清教徒转变成为了消费者——后者在任何方面都与前者相对立；后一类型的主导原则，既不是“快乐原则”，也不是“现实原则”，而是一种“安逸原则”（principle
of comfort），在这一类型下，人甚至不会为快乐而拼命工作，他既不热烈的爱也不强烈的恨。在知识分子的关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理性的社会的方案和策略中，清教徒的形象赫然耸立着，因此，在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呼唤清教徒现出原形，是当代许多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事件；毕竟在每一个由知识分子指定的“理性的担纲者”的角色的背后，都有清教徒的影子，承认他的消失，使得任何类似的对未来的进一步描绘丧失根基。此后，对后现代状况的最普遍的描述／解释，就是对“消费社会”的描述／解释，它指出了新的历史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这就是消费者的来临，以及消费者的（至少是数量上的）统治。
清教徒之死也改变了知识分子对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态度。穷人失去了他们的吸引力——他们最不可能成为“理性化的担纲者”，他们反倒会谴责这种理性化。在理论上被描述为消费者统治的世界中，穷人不再是清教徒的集体性的另一个自我，不再是被囚禁的普罗米修斯，等待着挣脱枷锁之后，为苦难中的社会带来真理、光明和欢乐。相反，穷人倒是被看作是占统治地位的消费者的黯淡的复制品，是对后者的拙劣的模仿，有时这种模仿是不幸的，有时这种模仿是荒唐可笑的；即使这些贫困的人“被解放了”，他们马上便把时间浪费在“过度消费消费者”（outcon－sume
the consumer）的事情上。那些穷人“相互攻击，在犹太人聚居区放火，伤害他人，并且吸毒酗酒来伤害他们自己”，他们与那些“处于贫困中的消费者”一样，缺乏吸引力；后者唯一“不曾挖掘的潜能”，不是用一把火把商店烧为灰烬，就是翻箱倒柜，搜掠财物，甚至用强度更高、更昂贵的毒品来伤害他们自己。
这样，富人拥有他们所能设想的所有的自由和自律；这是他们用钱买来的，他们珍视这一切；在他们四周的关于“真正的”自由和“真实的”自律的种种说法，他们充耳不闻；就算被他们听到了，他们也只能把这些说法理解为更多的商品和更少的麻烦。在另一方面，穷人所想象的自由和自律的唯一的形式，就是成为富人，在他们中间，只有少数幸运儿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例：发横财（博彩中奖）。
当然，这是对现实的一幅讽刺漫画。是一幅讽刺画，而不是玩笑。它确实反映了根据理性化进程对社会进行理论化改造的最终结果；反映了野心勃勃地想成为立法者的后果，这一野心在历史所形成的知识分子角色中被制度化了，过去满怀的希望，今天变成了一种挫折感。这幅画面，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那么具有鲜明的讽刺意味，但它用一种明晰可辨的形式，支持了那种认为“缺乏历史推动者”的论调，支持了那些认为今天的历史舞台（被看作一个真空地带）实际上一直为某个不知名的行动者占据着的论调。
事实上，在后工业社会中，找不到一个社会集团或者群体，适合于把历史看作理性化过程的理论（history－as－rationalizationtheory）所说的那种“理性推动者”的角色。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或群体，不管是统治集团，还是谋求统治权的集团，对于知识分子所能够提供的权威性的真理观、判断力或趣味，拥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有可能凭借他们自身的统治地位使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具有权威性。或许，这就是传统角色的崩溃所产生的焦虑感的根本含义，今天，后现代状况这一概念捕捉到了这一情感。
目前，一个担负着对理性化规划进行组织实施工作的主体已经不复存在，这一认识突然令人难堪地使所有的古老的、期盼中的对于“美好社会”的蓝图显得虚假和幼稚。这便导致了所谓的“勇气的丧失”，或者，“梦想未来的能力”的丧失。我们的时代决不是一个拥有乌托邦的时代。在一个拥有乌托邦的时代，乌托邦被认为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而在我们的时代，具有实践意向的规划被看作是一种乌托邦。我们感到恼怒的是，当一个学者彻底而中肯地对我们所处状况当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批评之后，却无法最终提出改进的措施。但是，即使他或她拿出一套疗治的方案，我们也会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讥讽这是另一种乌托邦。那种试图提出某种疗治方案的著述活动已经丧失了信誉，这里不仅仅是指个人的这种活动。在整个现代阶段，构想未来是令人推崇的，因为它总是指向或此或彼的某一种永恒的推动力量，期望能够且主动采用合理手段以使所提出的合理社会的蓝图得以实现。由于所指向的对象不再能够被发现，对进步的梦想仅仅成了：梦想。大体如此。
当代的知识分子策略可以被解释为对这一新的处境的回应。有些人主张用希望来反对希望，他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推动者，更准确地说，就是自诩为旨在建设一个根据理性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的主导力量，必须被找到；另外，它必然存在于某一个地方，既不被他人所知，其自身亦不自知。它必然处于一种尚未成熟的形式（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等待着被发现，更准确地说，等待着得到帮助以发现其自身的可能性；这一推动者还没有能力使他自己超出其狭隘的视野，必须通过教育，他才能领会自己所具有的世界性。这就是图雷纳的建议，与卡斯泰尔斯的略微有些不同；或者，西布鲁克以其独特的方式所提出的：“要能抗拒这些进程，只有通过一种联合富人和穷人的事业；一种解放运动，敢于承认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具有共同的基础；或许还有在西方发展起来的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中的一种观点，它将使那些丰富的然而依然处于分散状态的推动女权主义运动、和平运动和绿色运动的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昨天的女权主义者，核裁军运动的积极分子，绿色主义者，明天就会成为广受关注的另外一类群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至少有一个东西不会发生改变，这就是对于“推动力本身”的诞生的坚信不疑，我们的使命就是找到这一群体及其发源地，说服他们并使之成为“推动力本身”，以作为我们的代表。事实上，这就是图雷纳号召我们去做的“介入的策略”。
另一些策略要求我们放弃一切整体性规划。他们渴望从绝望中汲取勇气；他们把绝望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勇气。希望着这个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希望；这个堕落的世界已无药可治，在这里，合理性自身变成了压迫的技术，理性无法指望自己会重新找到回家的道路。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是他们的最后的避难所。在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哲学智慧只能遭到败坏；应该杜绝这种接触，保护它的纯洁性，只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来对它进行悉心照顾，因为除了哲学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尚能使人类解放的希望活在其中。流放期间的胡塞尔或者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流放是一种基本的策略，这些策略家们的流放生活，极大地帮助了这一策略的形成），以他们各自迥异的方式，成为了这一类型的回应的典型。正如学者们经常指出的，这类回应的困境在于，它想要回答的问题，却往往会被遗忘；那些提问的人，将无法从答案中辨识问题。一旦从人类实践中脱身，理论将无法找到它的回家之路。选择采取继续保持启蒙运动纲领的策略，其结果是从根本上放弃这一纲领。
还有一种策略，后退到被认为相对安全的地带，因为在那里，立法的权威性要求是不可能受到挑战的。这个在理智和理性的名义下的立法统治的领域，被限制于特定的精神领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与艺术。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角色的立法模式被解释为由某些条件所决定的，通过这些条件，真理或“好的艺术”可以得到普遍承认，得到权威性的认可，等等。这是一种元科学或元美学的方案。其意在于为知识分子活动自身——这一次不是为世俗权力——提供基础、正当性和合法性。于是，波普尔哲学倾其全力于证伪这一事业——这一活动有希望使科学一劳永逸地建立于那些高于科学并无法为知识分子本身所取代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猛烈抨击“实证科学”没有注意到它们自身的存在根据，没有注意到应该为它们自身的运作过程和结论的可接受性提供基础。艺术家则被教导说需要一种美学理论来为他们的工作的艺术性提供正当性。这一策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自顾自的，它最适合于这一时代中的总体性知识分子所处的那种氛围：喜剧演员主要是以其他喜剧演员作为取笑对象，小说作家嗜好写那些与小说创作有关的题材，集成曲——由别人的乐思组成的小品——成为了艺术意象中最受欢迎的形式，而艺术家们认为，油画布的平整与颜料的色彩才是绘画艺术的最重要的主题。同时，这一策略还是对付挫折的秘方。从一个源头中分流出来的知识分子活动的众多领域，不是为其他权力成功地闯入，就是已经发展出它们自己的权威性的基本制度；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对于由元科学家或元美学家们所提供的立法性的或奠基性的话语，这些领域都具有了高度的自主性——实际上，它们是完全独立的。现在，这两种方式依然起着作用，总体性知识分子无法控制的其他的一些因素在使它们的活动合法化，因此，这两种方式可以心安理得地无视那些基础性的话语，认为后者与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无关，因为从它们自己的制度化标准来看，它们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对于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些立法性的或奠基性的话语，可谓是鞭长莫及。
由于对迄今所列之三种策略都不十分地满意，无怪乎最近又流行起了第四种策略。这种策略完全放弃了立法的野心，放弃了始终如影随形的立法性与奠基性的话语。说“完全”放弃或许有些过分，第四种策略确实包含着一种具有立法意图的形式，但是，现在它指的是一种阐释的权威。阐释的概念设想了一种意义建构的权威性，这一权威性存在于别的地方——在作者身上，或在文本当中；阐释的作用可以被归结为读出意义。一个好的阐释者就是一个能够做到心领神会的人——存在着一种需要（或许人们可以期待）：可以保证一种规范的存在，它可以指导对意义之解读，从而使阐释具有正当性或权威性；能够从错误的阐释中筛选出适宜的阐释。但是，阐释策略与所有的以一种原理形式出现的立法策略确有不同：它确实公开放弃了，或者说，把真理、判断或趣味的普遍性的假设扔在了一边，原因是后者与正在进行的阐释工作并不相干；它拒绝在创造意义的各种共同体之间作区分；它承认这些共同体的自主权，后者是建立在共同体之上的意义的唯一的根基。留给知识分子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意义解释给共同体之外的人，使他们理解，而共同体乃是意义之基础；他们还引导着在“有限范围”之间或“意义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交流。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到处被分裂为各式各样的或是完全或是局部的自主性的单元，被分裂为各式各样的由制度保障的传统与“意义制造工厂”；显然，不能否认在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和理解的需求，上述知识分子的工作无疑并非微不足道。因此，伽达默尔的主张看来极具吸引力（如果加之以贝蒂所提出的要求——使这一工作成为立法权威的基础，以适合于这个首先被视为一个“交往-阐释”过程的世界的状况，那么，伽达默尔的主张就更有吸引力了）。但是，旧的疑惑依然存在。最好的阐释必然还是回到那些想要促进他们自己的理解的那些人身上去。他们会接受这些阐释吗？要使他们接受，知识分子对于阐释的正当性的保证是否已足够？要使人们接受正确的解释，而不是错误的解释，毕竟还是一种思想改造的形式。仅仅凭借知识技能自身的力量，这种思想上的转变是否会实现？
在罗蒂那里，这些疑惑同样存在，罗蒂的观点是对后现代状况的所有回应中最为激进的一种（虽然他不承认他的哲学是对后现代状况的一种回应，但只要他强调源于整个西方历史的哲学思考乃是哲学家的终极自由，并从此不再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那么，他的哲学就必然是对后现代状况的一种回应）。他的策略是，终结一切策略。他声称，寻找某种特定的策略是徒劳的，是找错了目标。知识分子活动从他们自己的道德信念中汲取合法性，后者关系到他们工作的价值，关系到他们话语活动的价值，他们始终维持着话语活动的活力，悉心守护以防止它在喧嚣噪杂的众多的共同体传统中被窒息或麻木。如果采纳这一策略，那么，我们所提供的合法性即使为他人所置之不理，也不再成为一个难题。我们只是不再提有关合法化的问题罢了。我们不再把自笛卡尔、洛克或康德开始的那种活动作为我们的工作，即我们所信服的，亦使他人信服。简单地说，我们再也不去做这些事情了。
简言之，罗蒂的反策略似乎非常适合于自律的并受制度推动的能够自我维持的学院哲学，只要这种学院哲学依然处于进一步的发展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