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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理论方面正如在艺术理论方面一样，康德最直接的追随者是诗人席勒。他是一个敏锐而有才华的思想家，在哲学方面是个出色的爱好者，而不像康德那样是个坚忍不拔的研究者；但他比康德高明的是，他自己是一个声名显赫的诗人，而且在耶拿大学担任历史讲座时又曾有一个时期是专业的历史学家。结果便是，正像他由于把诗人工作的经验带人了康德的艺术哲学而重新解释了康德的艺术哲学那样，同样地他也由于把历史学家工作的经验带入了康德的历史哲学而重新解释了康德的历史哲学。非常有趣的是看看1789年他在那拿大学所作的就职演说中，这种经验是怎样使他能克服康德理论中的某些错误的。
这篇演说题名为《普遍的历史的性质和价值》〔WasheiβtundzuwelchemEndestudiertmanUniversa1geschichte？（什么是普遍历史，人们研究它是为了什么目的？）〕。席勒追随着康德，提倡研究普遍的历史，并且承认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哲学的头脑以及历史学的学识。他描绘了一幅两种历史学家对比的生动画面：一种是Brotgelehrte即混饭吃的学者（职业的研究者以其干枯如土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成其为历史学的枯骨的赤裸裸的事实，这样一个人的雄心就只是要成为一名尽可能狭隘的专家而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一种是哲学的历史学家，他们以全部的历史为其领域，并且把观察事实之间的联系和探测历史过程的大规模节奏作为自己的事业。哲学的历史学家获得这些成果，是由于以同情的态度进入了他所描述的行动之中；与研究自然界的科学家不同，他不是面对着那些仅仅是作为认识对象的事实；恰恰相反，他使自己投身于其中，并以想象去感觉它们，就像是他自己的经验一样。这真正是浪漫主义学派的历史学方法；而且席勒所作的，事实上就是同意康德所要求的以一种与纯学究态度相反的哲学态度来对待历史，并主张这种哲学态度并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浪漫主义的态度而已；对此，同情便成为历史知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使历史学家能够进入他所研究的那些事实的内部。
这样所设想的普遍历史，就是从野蛮开始而进步到近代文明的历史。尽管席勒同意康德，但却有两点重要的区别：（i）康德把进步的目标置于一个未来的千年福王国，而席勒则把它置于现在，并且声称普遍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明现在，包括像近代的语言、近代的法律、近代的社会制度、近代的服装以及诸如此类东西，是怎样成为它现在这样的。在这里，席勒就确切地改进了康德，这无疑地是由于他在历史工作方面有实际经验的缘故，它向他表明了历史并没有照亮未来，而且历史的系列也不能被投射到现在之外去。（ii）康德把历史学的任务只限于政治演变的研究，而席勒却把艺术史、宗教史、经济史等等都包括在历史学之内，在这里他又改进了他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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