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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的研究纲领与库恩的研究纲领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库恩－波普尔之争。
我们已经证明，库恩在反对朴素证伪主义方面，以及在强调科学增长的连续性、某些科学理论的坚韧性方面，都是正确的。但库恩认为摒弃了朴素证伪主义，也就摒弃了一切种类的证伪主义，则是错误的。库恩反对波普尔的整个研究纲领，他排除了合理重建科学增长的任何可能性。沃特金斯对休谟、卡尔纳普和波普尔作了简明的比较。他指出，休谟认为科学增长是归纳的、非理性的；卡尔纳普认为科学增长是归纳的、合理的，波普尔认为科学增长是非归纳的、合理的。再加上一条，就可以扩展沃特金斯的比较，即库恩认为科学增长是非归纳的、非理性的。库恩认为不可能有任何发现的逻辑，而只有发现的心理学。例如，在库恩看来，反常、矛盾在科学中总是少不了的，但在“常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范式保证了一种增长的模式，这种模式最终要被一场“危机”所推翻。库恩式“危机”的出现没有特别的合理原因。“危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它是一种有传染性的恐慌。然后又出现一个同前一范式不可通约的新范式。对它们进行合理比较的标准是没有的。每一范式都含有自己的标准。危机不仅清除了旧理论和旧规则，而且也清除了使我们尊重旧理论和旧规则的那些标准。新范式带来了全新的合理性，超范式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变化是潮流所带来的结果，因而，库恩认为科学革命是非理性的，是一个暴民心理学的问题。
把科学哲学降低为科学心理学并不是由库恩开始的。随着辩护主义的崩溃，出现了一阵早期的“心理主义”浪潮。在许多人看来，辩护主义代表唯一可能的合理性形式：辩护主义的终结意味着合理性的终结。科学理论是可证明的论点和科学进步是累积的论点的崩渍，使得辩护主义者惊恐不安。如果“发现就是证明”，但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证明的，那就不会有任何发现，而只有发现的声称。这样，大失所望的辩护主义者（前辩护主义者）便认为阐明合理标准是毫无希望的事，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研究并模仿以著名科学家们为范例的科学心理。牛顿物理学垮台后，波普尔阐述了新的、非辩护主义的批评标准。这时，有一些已经听说辩护主义合理性崩溃的人，多数是通过传说，听到了波普尔的吸引人的口号，这些口号表明了朴素证伪主义。由于发现这些口号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便把朴素证伪主义的崩溃看成是合理性本身的终结。阐述合理标准又一次被看成是毫无希望的事，他们又一次认为人们所能做的至多是研究科学心理。批判哲学应由波拉尼所说的“后批判”哲学来取代。但库恩的研究纲领包含着一个新特征：我们必需研究的不是个别科学家的心理，而是科学团体的心理。这时个人心理学被社会心理学所取代，对伟大科学家的仿效被服从团体的集体智慧所取代。
但库恩忽视了波普尔的精致证伪主义及由波普尔创始的研究纲领，波普尔用可错－批评增长的新问题取代了古典合理性的中心问题即关于基础的老问题，并开始阐述这一增长的客观标准。在本文中我已尝试进一步发展他的纲领。我认为这一小小的发展足以摆脱库恩的责难。
把科学进步重建为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增殖及进步的和退化的问题转换，给科学事业描绘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同把科学进步重建为一系列的大胆理论及其戏剧性地被推翻所提供的图画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这幅图画的主要方面是由波普尔的观点发展而来的，尤其是从他对“约定主义的”策略的禁止、即对减少内容的策略的禁止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它同波普尔原来的说法的不同主要是，按我的想法．批评不象也不应该象波普尔所想象的那样快地扼杀一个纲领。纯粹否定性的、破坏性的批评，如对自相矛盾的“反驳”或论证，并不淘汰一个纲领对一个纲领的批评是一个很长的、并经常使人沮丧的过程，必须宽厚地对待年轻的纲领。当然，人们可以揭露一个纲领的退化，但只有建设性的批评，并借助于竞争的研究纲领，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而且只有通过事后之明鉴和合理重建才看得出戏剧性的惊人结果。
库恩当然证明了科学心理学可以揭示重要而确实令人惋惜的真理。但科学心理学并不是自主的：因为经合理重建的科学增长本质上发生在观念世界中。发生在柏拉图和波普尔的“第三世界”中，发生在明确表达出来的知识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是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波普尔研究纲领的目的在于描绘这种客观的科学增长，库恩研究纲领的目的似乎在于描绘（“常规”）科学心理（无论是个人的心理还是团体的心理）中的变化。但这第三世界在单个科学家甚至在“常规”科学家心中的景象常常是原来面目的漫画，要描绘这一漫画而不联系原来的第三世界，就很可能产生漫画的漫画。不考虑到三个世界的相互作用，就无法理解科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