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文学者的最低科学定义

    我要尽量指出，一种真正的科学方法早内在于所有的历史学著作、所有的编年史写作，以及法学、经济学、语言学的每一个论点之中；也不存在完全没有理论的描述这回事。无论你是构拟历史景观，在野蛮部落或文明社区作田野调查，分析统计数字，或从考古纪念碑、史前史发现来作推断——任何陈述，任何论点都必须使用词汇，亦即使用概念。反过来，每个概念又都是理论的产物。它宣称与某些事实有关，另一些则是偶发；某些因素决定了事件的过程，另一些则不过是附属枝节；事件之所以会按它们的样子发生，乃是因为他们各人、大众和环境中的物质中介造就了他们。陈腐的追求一般性与研究特殊性两类学科（nomotheticand ideographic disciplines）之间的区别是哲学上的言不达义（aphilosophical red herring）。只消简单考虑它到底要观察什么、构画什么，或陈述什么历史事实，这个问题早就该烟消云散。所有的麻烦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多数原则、归纳和理论在历史学家的构拟中都是隐晦的，并且在本质上是直觉的，而并非系统的。典型的历史学家和很多人类学家花费他们多半的理论精力和认识论闲暇来反驳关于文化过程中的科学规律概念，来建立与科学相对立的人文学科防水密封舱，来宣称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能以某种独特见解，某种神启直觉将过去召回。一句话，他们宣称可以依靠上帝的恩典，而非依靠谨慎从事的方法论体系。

    然而，我们完全能在某种哲学或认识论的体系中界定“科学”一词，它显然始于人们把先前观察用于未来的预测之时。在这层意义上，科学的精神与践行必定已然存在于人的合理行为之中，甚至存在于他着手从事创造、建构和发展文化之际。试举任何一项原始艺术或工艺（Craft），一项经过发展和重塑并从此处于文化基础部位的例子：取火的艺术，将木石制成工具的艺术，建造原始居所的艺术，或利用洞穴居住的艺术。关于人的合理行为，关于这种合理行为在传统中的恒久整合，关于每一代人对于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传统知识的信守程度，我们应该做何假定呢？

    最简单、最基础的原始工艺之一是人工取火。在此，除了工匠的手工能力之外，我们还看到体现在每一项操作和一个有关的部落传统中的一条确切的科学理论。该传统必须以概括，即抽象的方式界定所用木材的质地和形态。该传统也必须界定操作原理。肌肉运动类型、速度、火花的收取，以及火苗的旺盛。这一传统的延续既不在书本，也不在明确的物理学理论，但它隐含了教育和理论的两个要素。首先，它体现于每一代人的手工技能，这是通过示范和规则而传给成长中的新成员。其次，关于到何处寻找、如何储存材料以及如何加工成形之类的教导，原始符号无论是与言语相伴，与明显的动作相伴，还是与实实在在的演示相伴，该种符号必定一直在起作用，正如我在自己的田野调查中也见过的那样，我们必须如此推断，因为除非他们把对材料、活动及协作的总体要求级别保持在成功实用操作所需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之内，这最后的行为，即火的生成，就绝不可能。

    在此我要马上补充，原始知识还有另一个要素。当我们研究仍在摩擦取火、制造石器，以及建造原始居所的今日蒙昧时，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合理行为、他们对自己据以工作的理论原则的信守，以及他们的技术精确度，都取决于他们活动的所欲目的。这一目的是他们文化中的一个价值（value）。他们推崇它，因为它满足了他们的一项要害需求。它是他们生存本身的前提条件。但是，价值的这层含义也扩散开去，并恒久地与手工能力和理论知识相联系。体现在所有原始技术、原始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科学态度，即考虑未来活动时依靠过去的经验，是一个整体的要素。我们必须假定它从人类产生之初，从这个物种刚刚开始其作为器物制作人（homo faber）、智人（homo sapiens）、政治人（homo politcus）的生涯时，就在起作用。原始共同体中，只要有一代人丧失对这种科学态度及对其价值的珍视，该群体就会沦落到动物的境地，或者更可能就此灭绝。

    这样，在环境要素、随机性适应和经验而成的混沌整体中，原始人必须以他们的科学方法将相关因素剥离出来，并将其纳入关系和决定要素的体系之中。这里的最终动机或动力，主要还是生物性的生存。火苗对于取暖和烹制食物，对于安全和照明必不可少。为了维持生存，石制器物、成型和成结构的木器、席垫和器皿，也必须由人制造出来。所有这些生产性技术活动都建立在一条能把相关因素离析出来。能对理论精确性的价值加以重视、能在预见成就时参照过去谨慎形成的经验的理论基础之上。

    我在此试图确立的主要观点并不是原始人有其自己的科学。而首先是，科学态度与文化一样古老；其次，科学的最低定义派生于实用性操作。如果用自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或法拉第以来的现代物理学的进展，来检验我们通过分析原始人的发现、发明和理论得出的关于科学性质的前述理论、会发现同样的将科学与人类的其他思维和行为方式区别开来的细微要素。我们首先会发现，在一个特定过程中，离析真实和相关要素的做法无所不在。这些要素的真实性和相关性可通过观察和实验来发现，这就说明它们是恒久重复的。科学理论和经验的原创性建立，以及持续的实验验证，显然正是科学的精髓所在。一项理论的失败要通过发现其何以失败来改进。所以，经验与原理之间的不断交叉互验就必不可少。只有当通则不得不受事实检验，只有当实际问题和相关因素的理论关系被用于处理人类行为的现实时，科学才会真正起步。所以，科学的最低定义总是无一例外地隐含着普遍原理的存在，意味着实验和观察的场地，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实际应用与学术话语之间的对照。

    只有到这个地步，人类学才有资格要求自己的一席之地。出于各种原因，这门学科必须覆盖所有人文学科最广阔背景中的主要研究对象，那就是文化。同时，人类学，特别是在其现代发展中，也赢得了名望，那就是它的绝大多数信奉者都必须从事民族志田野工作，亦即经验型的研究。人类学可能是社会科学中第一个将其理论工作室与实验室建在一起的学科。民族志学者在最复杂多样的环境的、种族的和心理的条件下研究文化的种种现实，他必须同时谙熟观察艺术，即民族学田野工作，同时又是文化理论的专家。在田野工作和文化比较分析中，他已认识到，除非让这两者齐头并进，否则，其中任何一者都毫无价值。观察就是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归类和离析。建构理论就是总结过去观察到的相关性，并预见其对现有理论难题的经验证实（confirma－tion）或证伪（rebutal）。

    就历史研究而言，人类学家必须同时发挥其编年史作者和自创史料的操控者的功能。就现代社会学而言，民族学家通过其大为简单的任务，就能把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并通过个人接触来对其进行整合的观察。因此，它通过对现代文化现象的分析和直接观察，而不是直觉的注释安乐椅上的神启，而为现代社会学的真正科学化趋势提供了很多启迪。就法学、经济学、政治学或宗教理论而言，人类学家为比较和区别开发出最广泛的归纳证据。

    因此，它并不像我们刚开始讨论人的研究的科学方法时显现的那样无用、无聊和自命不凡，而是现代和未来人类学对整个人文学科做出的真正贡献。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理论，一种关于文化的过程和产物，一种关于它的特殊决定论、一种关于它与人类心理的基本事实和发生在人体内部的有机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对于环境的依赖的理论。这种理论当然不是人类学家的专利，但人类学家对此能做出独特贡献。这会激发有经验头脑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研究法律、经济或教育等具体类型活动的学者，做出相应的努力。

    以上对社会研究中的科学含量所作的讨论虽然略显迂腐，但我们无须抱歉。无疑，在我们文明的当前危机中，我们的机械和化学的。纯理论和应用的科学，以及材料理论和机械工程确实已达到了令人目眩的高度。但我们对人文学科论争的结论却既不相信，也无敬意。我们对使社会理论有效的认识亦复如此。今天，我们亟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建立平衡，因为目前局面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的影响恶性膨胀；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科学的滞后状态，表现为社会工程的长期无能为力，许多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自己职业的科学性质信口开河，不仅在认识论上可鄙，而且在实际意义上很不道德。历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必须仔细地、认真地、谨慎地将它们的基础置于科学方法的基石之上。社会科学还必须发展出心智力以控制机械力。人文学科永远不会没有艺术的、情感的、道德的因素。但伦理原则的内在精髓正是中肯确切，这一特质只有在伦理像依赖情感一样地忠实于事实的时候才能获得。

    我之所以对科学的最低定义作如此直率论述的另一原因是，在如文化研究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里，最危险的做法之一，就是套用某一更古老、更成熟的学科的现成方法。有机体的明喻和机械体的暗喻、认为计算和测量就是科学与清谈之界限所在的信念——所有这些——还有其他一些抄袭和依赖其他学科的把戏，对于社会学造成的损害远大于助益。我们的最低定义意味着每门科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它的合法研究对象。这就必然要求真正的识别方法，或对相关要素及其过程的离析。这恰恰在于确立通则和体现这些通则的概念。当然，这也意味着每一条理论原理都必须被转换成一种观察的方法，而在观察中，我们又应细心遵循概念分析的逻辑程序。最后，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派生于实际问题——如殖民地政策、传教事业、文化接触的困难，以及文化转型等——的启示都合法地归属于人类学，这是普遍原理的永恒纠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