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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妇女公正的平等问题涉及的另外一点，即接纳她们进入迄今为男人独占的一切职务和职业，我预料不难说服任何跟我一起探讨妇女在家庭中的平等这个题目的人。我认为，坚持她们在家庭之外无资格的说法只是为了保持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从属地位，因为一般的男性尚不能容忍同一个平等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观念。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想，在现有的政治和政治经济的舆论状态下，几乎人人都承认排除人类的一半于多数赚钱的职业和几乎所有高级社会职务之外是不公正的。她们从呱呱坠地起就注定不能或不可能变得适合从事职业，而这些职业对最呆笨最卑贱的男人是合法地开放着的，或者不论她们可能是多么适合，也不允许她们从事这些职业，以便为了男性的独有利益而保留给他们。在上两个世纪，当人们认为需要提出除此之外的其他原因（很少有这样的事）以证实妇女之无资格时，很少把妇女的智力才能较差作为一个原因。有时在公共生活的斗争中真正进行个人才能的考验时（所有妇女并不除外），无人真正相信它。在那些年代提出的原因并不是妇女不适合，而是社会的利益，即指男人的利益，犹如国家的理由即指政府的方便以及对现行当局的支持一样，是足以作为狂暴残忍罪行的解释和借口的。今天，有权力者使用一种平和的语言，不管他压迫什么人，总是借口为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当禁止妇女做什么事时，人们认为有必要说而且愿意相信她们没有能力去做，当她们热望去干时，就说是脱离了成功和幸福的真正道路。要让这个理由听来似乎真实（我不说有确实根据），力陈者必须准备把它讲得比任何人面对当今的经验去做冒险事业更为详尽。只讲妇女的平均天赋不如男人的平均天赋，有一定数目是属于较高智力才能的职业，或者说适合做最高级的智力性质的职业或职务的妇女少于男人，都是不够的。必须主张没有妇女适合做这些事，最杰出的妇女的智力才能也比不上目前这些职务委诸的最平庸的男人。因为，如果执行职务是由竞争或任何一种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选择的方式来决定，不必顾虑任何重要的职业会落入不如中等水平男人的妇女之手，或不如她们的男性竞争者的平均水平的妇女手中。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将是在这类职业中妇女少于男人，如果从大多数妇女总感到她们宁要无人与之竞争的职业看，这是在任何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的结果。现在，最坚决地轻视妇女的人也不会冒险地去否认，当我们把近期的经验同几个时代前的经验加在一起时，许多妇女，不只是少数几个妇女已证明她们能做男人做的一切事情，可能无一例外，而且做得很好，值得称赞。最多只能说，有许多事她们没有一件干得像一些男人已干过的那么好——其中有许多达不到最高等级。但是也有极少数完全靠智力才能的事，她们尚未达到次于最高的等级。在执行这些职务中不允许妇女同男人竞争，难道还不够、还不无以复加地形成对她们的暴虐，对社会造成损害？说这些职务常被远不及许多妇女更适合的男人占据着，而在任何公正的竞争中男人会被女人击败，难道这不纯粹是老生常谈吗？可能在什么地方有干其他事情的男人，他们对所说的事情可能比这些妇女更适合，这有什么关系呢？不是在一切竞争中都存在这种情况吗？难道适合高级职务的男人是那么过剩，致使社会得以拒绝可靠的人的服务吗？难道我们有把握永远能为正在空缺的有社会重要性的职责或职务找到一个男子，使我们把禁令加在占人类半数的人身上，预先就拒绝使用她们的才能，不管她们可能是多么出色，而我们却不损失什么吗？而且即使没有她们我们也能做，难道拒绝她们公正地分享尊严和荣誉或拒绝给她们以所有人都有的平等的道德权利去按自己的爱好不顾自己的危险选择其职业（对旁人无损害），这能是公正的吗？不公正并不限于对她们，那些处于由她们的服务而得益的地位的人也分担了不公正。规定某类人不能当医生、不能当律师、或不能当国会议员，不但伤害了他们，也伤害了雇用医生、律师，或选举议员的所有人，使他们被剥夺了竞争者在这种努力中所产生的强烈竞争的刺激效果，被局限于个人选择的较狭窄范围内。
也许在我的详尽论述中，只限于公共性质的职务就足够了，因为如果论述是成功的，大概人们就会甘愿承认，妇女应被接纳到她们是否被接纳是至关重要的一切其他职业。在此，让我作为开始提出一种同其他一切职务有很大区别的职务，她们对此的权利完全同可能提出的关于她们的才能的任何问题无关。我指的是选举权，国会的和市政的选举权。对要去执行公众委托的人分享选择的权利，同为此委托而竞争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没有一个人投不适合当候选人的一位国会议员的票，这个政府无疑将是狭隘的寡头政治的政府。在选择将统治自己的人时表示自己的意见，是每个人应有的自卫手段，虽然他永远要被排除在统治的功能之外。妇女被认为是适合有这种选择的，可以从下面的事实推测，即法律已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给了妇女自己以选择的权利，因为选择统治妇女终身的男人，总是被假定为她自愿作出的。在对公众委托的选举事情中，宪法的法规同一切需要的安全和限制包围着选举权，但是，无论什么安全在男性的事情上是充分的，在妇女的事情上就不必要求其他安全了。在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在无论什么限制内，允许给男人有选举权，在同样情况下，不允许妇女有选举权是毫无理由的。任何阶级的大多数妇女不大会同这一阶级的大多数男人在政治意见上分歧，除非是以某种方式涉及妇女的利益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妇女要求选举权就是为了保证她们得到公正平等的考虑。这点应是明显的，即使是对不赞成我主张的信条的人也是如此。即使每位妇女都是妻子，并且如果每个妻子都应是奴隶，这些奴隶更加需要法律的保护，而我们知道，当法律是由她们的主子制定时，奴隶享有什么样的法律保护。
关于妇女的适合性，不仅是参予选举，而且还有她们自己担任职务或担任涉及重要的公共责任的职业。我已说过，这个考虑对于争论的实际问题并不重要，因为在公开职业上成功的任何妇女用事实证明了她是合格的。在任公职方面，如果那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排除不适合的男人，它也将平等地排除不适合的妇女，如不是这样，它接受的不适合的人可能是女人或是男人，这个事实并不增加邪恶。因此，只是承认少数妇女可能适合于这些职务，在这些例外的情况上就关了门的法律，是不能由任何关于妇女的一般能力的意见证明其正当的。虽然上述的考虑并不重要，但它远非不相干。对它的不带偏见的观点，给反对妇女无资格的论点增添了力量，并以对实际用途的高层次考虑增强了这个论点。
让我们首先完全取出一切心理学的考虑，这种考虑趋向于表明，所谓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智力差别，不过是他们在教育和环境上的差异的自然结果，并不表明天性上的根本差别，更不必说极端低劣了。让我们只就妇女已经是或她们被公认曾经是什么样的去考虑妇女，考虑她们已实际地表现出的能力。她们已经做了的，如果没有其他什么，至少证明了她们能够做。当我们考虑到她们不是向着而是避开一切为男人保留的职业或目标被勤奋地训练时，当我凭着她们实际上已获得的成就加以判断时，很明显我为她们是采取了非常谦恭的立场。因为，在这件事上，反面的证据没有价值，而任何正面的证据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能推断一位妇女不可能成为荷马，或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或是一位迈克尔·安吉洛，或是一位贝多芬，因为还没有妇女在任何一个卓越的行业中实际上产生过可与他们相比拟的作品。这个反面的事实充其量是使问题不确定并引起心理学的讨论。但相当肯定的是，一位妇女可以是伊丽沙白女王，或是底波拉①，或是贞德①，因为这并非推断而是事实。现在有一个莫明其妙的考虑，现行法律排除妇女做的那些事情正是她们已经证明她们是能够做的事情。没有法律阻止妇女创作出莎士比亚的所有戏剧或谱写莫扎特的所有的歌剧。但是如果伊丽沙白女王或维多利亚女王不继承王位，就不可能被委以最小的政治责任，在这方面伊丽沙白女王显示了她同最伟大的人物是平等的。
①《旧约全书》所载女先知和女豪杰。在她鼓舞下，以色列人打败迦南人。——译者
①贞德（1412—1431）法国民族女英雄，唤起法国民族精神抵抗英国，后被烧死。—译者
如果不用心理分析，从经验可以推断出什么决定性的东西，那就是，不允许妇女做的事情正是她们特别有资格去做的，因为通过给予她们的很少机会，她们的政治才能已开辟了它的前程并变得引人注目，而在明显地是向她们自由地开放的卓越行业中，她们却未显著地为自己扬名。
我们知道，历史上进行统治的女皇较诸国王其数目何其少。在这很少的数目中，有非常大的比例的女皇表现出治政的天才，尽管其中许多位是在困难时期登上皇位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事例上，她们已以其优点扬名，这些优点同想像的和传统的妇女性格正相反，她们在智慧方面曾以其统治的坚定性和活力著称。如若在女皇和皇后之外，加上摄政以及省的总督，那么曾经当过人类的卓越的统治者的妇女的名单将增加到很长。②这个事实是如此地无法否认，以致很久之前有人试图进行反驳，并把承认了的事实变成一种侮辱，说什么女皇比国王好是因为在国王统治下是妇女当政，而在女皇治下则是男人当政。
②如果我们考虑欧洲也考虑亚洲，则更是这样。如果印度的公国是坚强地、警惕地和经济地被治理着，不用压迫去维持秩序，耕种在扩展，人民兴旺，那么，四个公国中有三个是由妇女治理的。我全然未预料到的这个事实，是我从印度政府一个很长的官方材料中找到的。有许多这样的事例：虽然按印度的制度，妇女不能治理国家，但继承人尚未成年时，她是这个王国的合法的摄政；常有尚未成年的继承人由于不活动和过度纵欲而早逝。当我们考虑到那些女摄政王们从未公开露面，从未同自己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男人谈过话，除非有帷幕相隔，她们不读书，如果读书，也无她们文字的书能就政务给她们以最少的指导，她们提供的妇女对政务的天然能力的范例是非常惊人的。
为反对一个拙劣的笑话去争论似乎是推理的浪费，但这类东西确实影响人的思想。我曾听到男人们援引这个说法，似乎他们很神气地认为此中还有点什么。无论如何，它可以当做讨论的开始。当时，我说，在国王统治下妇女当政是不真实的。这类情况全然是例外，常有能力弱的国王如同通过女人一样通过他宠爱的男子的影响而把国家统治得很糟的。当一个国王仅是由于色情的习性而受一个女人统治时，就不大可能出现好的政府，虽然也有例外。不过，法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位国王在许多年内自愿地交出了对事务的指挥权，一个交给他的母亲，另一个交给他的姊妹。其中之一，查理八世还是个孩子，他是遵循其父王路易十一世的意愿，而路易十一世是他那时代最有能力的帝王。另一位，圣路易是从查理曼时代以来最好的最有活力的统治者之一。这两位公主执政的方式是她们同时代的任何王子难以比拟的。查理五世皇帝①是他那时代最精明的帝王，拥有一个统治者罕有的大量有才能的人为他服务，是统治者中最不爱因个人感情而牺牲其利益的，让他家族中的两位公主相继任尼德兰的女摄政，并在他在世的全部岁月让她们保持其官职（后来她们又为第三人继承），两位公主执政很成功，她们之中的一人，奥地利的马格丽特①是她那个时代最能干的政治家之一。这些就是问题的一面。现在，谈谈问题的另一方面。当人们说在女皇统治下男人当政时，是否了解为与国王被女人统治是同一个意思呢？是否指女皇选择她们个人享乐的伙伴作她们政府的官员呢？即使在后一点上最不检点的像叶卡捷琳娜二世那样的女皇，也很少这么做。被认为是由于男性影响而出现好政府，也并不在这些事例中。此外，如果果真在女皇统治下比在一般国王统治下，行政权掌握在较好的人手中，这必定是女皇在挑选人才上有很强的能力。妇女必定是比男人更有资格担任统治者的职位，担任首席部长的，因为首相的主要任务不是自己本人去管理，而是发现最合适的人选去管理公共事务的每个部门。被认为妇女高于男人的一个方面的对人物最敏锐的洞察力，使她们在其他方面与男人的资格相似时，比男人更适合选拔人才，这几乎是每个统治者的最重要的任务。即使不讲道德心的美第奇·德·卡特琳②也能感觉到德·奥皮塔尔大臣的价值。但是，多数伟大的女皇是由于她们的治国的天才而变得伟大的，而且因为这个缘因，她们的下属也工作得好，这也是真的。她们自己掌握事务的最高方针，如果她们听取好的顾问的意见，她们就用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她们的判断使她们适合于处理政府的重大问题。
①查理五世（1500—1558）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5—1556在位。——译者
①马格丽特（1480—1530）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曾于1507—1515，1519—1530两次任尼德兰女摄政，辅佐其侄子。——译者
②卡特琳（1519—1589）法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1560年12月，她的儿子法兰西斯二世国王夭亡，她出任查理九世的摄政。——译者
认为适合担任较重大的政治职务的人却不能胜任次要的职务，是不是合理呢？王子的妻子和姊妹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被请求就可以像王子那样胜任他们的事情，但是政治家、行政官员、公司经理和公共机构总管的妻子和姊妹就不能干她们的弟兄和丈夫做的事，在事情的本质方面有没有任何理由呢？原因很明显，公主们，借助她们的等级被抬高到大多数男人之上的程度大于由于其性别被置于男人之下，人们从未告诫过她们，她们自己不适合于同政治发生关联，而是允许她们对周围发生的重大事情，像任何有教养的人一样，自然而然地感到很大兴趣，并且还可能被请去参予这些事情。统治者家庭的贵夫人是被允许对发展的兴趣和自由有同男人一样的范围的唯一的妇女。正是在她们身上找不到任何卑微之感。恰好在那里并按比例对妇女的从政能力进行过试验的，她们就按这个比例被发现是适合的。
这个事实是同迄今世界上不完美的经验似乎已经显露的、关于妇女特有的倾向和癖性的最好的一般性结论相一致的。我不说她们将继续这样，因为正如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的，我认为任何人借口用天然素质来决定妇女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是失于冒昧的。迄今为止，关于自发的发展，她们一直是被囿于如此不自然的状态，以致她们的天性不能不被极大地扭曲和伪装起来，没有一个人能有把握地断言，如果让妇女的天性像男人的一样自由地选择其方向，如果除了人类社会的条件所要求的并同样地给予两性的以外，无人试图给它以人为的扭曲，那么，在妇女所显露的性格和能力上，会同男人的有任何重大的差别吗？或任何一点差别吗？现在我将证明，现在存在的即使是最少争论的差别都只是由于环境产生的，没有天然的能力的差别。但是，以妇女所知的经验去看待妇女，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用比其他大多数笼统的概括较多的真理说，妇女的才干的一般趋向是朝着实际发展的。这个说法是同妇女现在和过去的整个社会历史相一致的，也同样地为普通的日常经验所证实。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具有才干的妇女的智力能力的特性吧。它们都是一种使她们适合于实践并使她们走向于实践的。什么叫妇女的直观洞察能力？它指的是对当前事实敏捷正确的洞察。它与一般原则无关。从来没有人凭直觉去了解一个关于自然的科学定律，也不能凭直觉得出关于责任或谨慎明智的一般规则。这些是对经验进行缓慢而又仔细的积累和比较的结果。男人或女人的直觉通常在这方面并不突出，除非他们自己可以获取必要的经验。因为所谓他们的直觉的睿智使他们特别易于得到能从他们个人的观察积累的这类一般的真理。结果，当妇女只要像男人一样，通过学习和教育偶然也得到旁人经验时（我使用“偶然”这个字是经过考虑的，因为就适合她们去更广泛地关心生活的知识来说，唯一受教育的妇女是自我教育的），她们一般地就比男人较多地具备熟练和成功的实践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受教育很多的男人容易缺少对现实的敏感，他们不明白他们被请去处理的事情中真谛是什么，而是他们接受告诫去期待的东西。一些有能力的妇女很少是这样的，她们的“直觉”能力使她们防止这种缺点。具有同等经验和一般能力的妇女，对于眼前立即出现的事物，通常比男人要明白得多。现在这种对现实的敏感，是有别于理论的实践能力所依靠的主要品质。发现一般原则属于思索能力，洞悉和区别在什么情况下它们可用或不可用构成实际的才能，在这方面，像现在这样的妇女具有一种特殊的适合性。我承认没有原则就不会有好的实践，并且承认观察的敏捷在妇女的能力中所占的主要位置，使她特别容易根据自己的观察形成操之过急的笼统概括，虽然同时随着她的观察的拓宽她也同样容易改正这些概括。然而改正这个缺点的方法是增加人类的经验，增加普遍的知识——这正是教育可以最好地提供的东西。一个妇女的错误就是一个聪明的自我教育的男人所特有的那种错误，这种男人常常看到经过常规教育的男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因缺少早已为人所知的知识而犯错误。当然，他获得了许多早已存在的知识，否则他将难以为继，但是，像妇女一样，他的知识是他片断地拾取或随意地获得的。
不过，妇女思想的这种偏重于眼前的、真实的和具体的事实，其独特之处既是错误的来源，也是对相反错误最有用的反作用。纯理论的头脑的主要的和最具特征的错乱恰恰是缺少对客观事实的生动的洞察力和永不消失的敏感。因为缺少这一点，它们常常不只是忽视外露的事实对它们的理论的矛盾，而且完全看不到思索的正当目的，让思索走入迷途，进入没有真正生命居住的、没有生气的或无生气的、甚至是理想化了的领域，进入由形而上学的幻觉或仅仅文字纠葛所制造的人格化的影子的领域，并认为这些影子是最高的最卓越的哲学的适当对象。一个从事理论和思考的男人，不是通过观察去搜集知识的材料，而是通过对行为科学和法则的综合真理的思考过程去努力获得，对于这样的男人，没有什么比在一个真正优越的女人陪伴和批评下去进行他的思考对他有更大的价值。如果能使他的思想保持在真实事物和自然现实的范围内，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它了。妇女很少疯狂地追逐抽象概念。作为个人而不是集体，她处理事情的习惯的思想倾向，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她对人的眼前情感更加浓厚的兴趣，使她首先考虑任何自以为用于实际的事情，考虑以什么方式使人们受其影响，这两件事使她根本不大可能相信任何使个人的见解被搞糊涂的思索，因此她处理这些事情就好像它们是作为完全想像的利益而存在的，是这种思想的一些纯粹的创造物，是不可能分解到生物的感情之中的。因此，妇女的思想给予爱思考的男人以现实是有用的，而男人的思想则给予女人的思想以宽度和广度。在有别于广度的深度方面，即使是现在，妇女比男人有什么不利条件，我很怀疑。
如果妇女现在的智力特点即使在思索的帮助下也是可贵的，那么当思索已经完成，将把思索的成果运用于实践时，它们就更加重要了。由于已陈述过的理由，妇女是比较地不见得会犯男人通常的错误，即在一桩事情的特点使之不属于规则可以适用之列，或者规则需要特殊的改变时，他们仍要坚持这个规则。我们现在研究一下人们公认的能干妇女的另一优点，即较快的理解力。这不是适合务实的人的一种卓越的品质吗？在行动中，每件事都不断地要求迅速作出决定，在思索中，无此必要。只思索的人可以等待，可以拿出时间去考虑，可以搜集更多的证据，他不必担心会失去时机而要即刻完成他的哲学。在哲学研究中，从不足的材料中得出可能是最好的结论，这个能力确实并非无用；用所有已知的事实创立一个临时假设，常常是进一步探索的必要基础。而这个能力比哲学的主要的条件更有用处，为了辅助的和主要的工作，哲学家愿意用多少时间都行。他不需要有快干的能力，倒是需要有耐心，慢慢地工作，直到不完全的真理已变得完全，一个推测已成熟为一个定理。相反，那些同瞬间即逝和易于消失的，一个一个事实而非各类事实打交道的人，思想敏捷的重要性仅次于思想能力本身。在行动的偶然事故中，他若没有能力立即运用控制力，他就等于完全没有能力。他可能适于做批评，而不适于行动。正是在这一点上，那些妇女和这些最像女人的男人就被公认为杰出的人。另外一种男人，不问其能力可能多么高超，在充分运用时却很迟缓，即使在他很熟悉的事情上，判断的迅速和审慎行动的敏捷，则是逐渐的和后期的刻苦努力形成习惯的结果。
或许，人们会说，妇女的神经比较敏感，不大适合于家庭生活以外的事情。神经敏感使她爱动，易变，过于强烈地受一时的影响，不能顽强坚持，运用才能的能力不相等、不确定。我想，这些集中了通常认为妇女不适合做较高级的、严肃的事务的大部分意见。这许多弱点不过是过剩的神经活力变成浪费，如果把这种活力引向一个具体目标就会终止。这些弱点也是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教养的结果，一如自从“发歇斯底里”和晕厥已不再时髦，我们就看到它们几乎绝迹了。此外，高层阶级的许多妇女（虽然在我国少于其他国家）像温室中的植物，全然未经历过空气和温度的变化，未经任何职业的训练，未对循环和肌肉系统进行过刺激和发展的体育锻炼，同时，她们的神经系统，特别是其感情冲动的部分，却保持在不自然的活跃状态，她们之中那些未死于肺病而成长起来的体格，易于因细小的内部或外部原因而精神错乱，没有支持连续工作的体力或脑力的耐力，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被培养为生计而工作的妇女就无此类病态的特征，除非她们确曾在不通风不卫生的屋内做过度久坐的工作。年幼时同她的弟兄分享健康的体育和身体自由的妇女，晚年有充足的清新空气和足够运动的妇女，很少有致使她们无资格从事活跃工作的过分的神经过敏。的确有一定比例的男人和妇女，其超常程度的神经敏感是体质带来的，这种性格明显地变成了他们的生理组织的特征，对其生命现象的整个性质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个体质像其他生理构造一样是遗传的，遗传给女儿，也遗传给儿子，但是很可能是，并且大概是，这种（如通常所说的）神经气质的遗传是女人多于男人。我们假定这是事实，那么我要问，神经气质的男人是否不适合通常由男人担任的职务和事业？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有同样气质的妇女就不适合呢？这种气质的特点无疑在一定限度内会妨碍某些职业的成功，虽然在别的职业中对它有帮助。但是，当职业适合这种气质时，有时即使不适合，有高度神经敏感的男子也不断地做出最光辉的成功的榜样。他们的实际表现突出，主要是由于对较高程度的刺激比另一种生理构造的人敏感。他们的力量被激发起来后，同其他表现为通常状态的人有较大差别。仿佛他们被抬高到自己之上，做起事来轻而易举，是他们在其他时候办不到的。但是，除了体质弱的之外，这种高度兴奋并非一刹那即逝不留永久痕迹的，并不同坚持不变地对目标的追求相矛盾。神经气质的特点是能够保持兴奋，持续长时间的工作。这就是精神具有的意义。它使良种赛马不放慢速度地奔跑，直到它躺倒为止。它使那么多纤弱的妇女不仅是在这种利害关系中，而且是通过长期的有准备的脑力和体力的一连串磨难，保持着最崇高的坚定性。很明显，具有这种气质的人特别适合可称之谓人类领导的行政部门。他们是伟大的演说家和传道者的材料，是道德影响的令人佩服的传播者。他们的体质也许被认为不大利于内阁中的政治家或审判官所需要的品质。如果这种后果的产生必然是由于人们易于兴奋，他们必须永远处于兴奋状态，那就会是如此。但这完全是一个训练的问题。强烈的感情是强烈的自我控制的工具和因素，但需朝这方向培养。培养之后，它不但造成冲动的英雄，也造成征服自己的英雄。历史和经验证明，最易动感情的人，他们对责任的情感是最狂热最严格的，如果他们的热情曾被朝着那个方向训练的话。在一件案子中，审判官的情感是强烈地倾向于另一方的，而他能作出公正的判决，是他从那种同样情感的力量获得了正义责任的坚强意识，使他得以战胜自己。这种使人离开他日常性格的崇高热情的能力，也反作用于日常性格本身。当他处在这种不寻常状态时，他的愿望和力量变成他用来比较和用来估量他在别的时候的情感和行动的典型。他的习惯性目标表现为一种在崇高的兴奋的时刻形成的并与之同化了的性格，虽然从人的身体本性看，这些只能是短暂的。种族的以及个人的经验并未表明，具有兴奋气质的人比不易兴奋的人一般地较为不适合思索或实践。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天性无疑比条顿族人更易于神经兴奋，至少同英国人相比，他们更多地习惯日常的情感生活，然而他们在科学、公共事业上，在法律和法庭的高位上，或在战争中，就不那么伟大吗？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古代希腊人是人类最易激动的种族之一，他们的子孙和继承者依然如此。要问在人类的成就中哪一项他们不领先，那是多余的。罗马人作为同等的南方民族，大概也有同样的原来的气质，但他们国家严格的纪律性，像斯巴达人那样，使他们成了相反类型的民族性格的典型。他们的天然感情的较大力量主要表现在强度上，这种强度使原来相同的气质可能给予人为的气质。如果这些事例为一个天然地易于激动的民族可能是怎样形成的树立了榜样，那么，爱尔兰的克尔特人提供了一个最合式的范例，说明在无人干扰时他们是怎样的（如果几个世纪都在坏的政府的间接影响下，并在天主教统治集团和笃信天主教的直接训练下，可以被说成是听任他们自己生活的）。因此，爱尔兰人的性格必须看成是不利的例子，可是当个人环境变得全然有利时，什么民族对最为多样的个人地位表现了较大的能量呢？正如把法国人同英国人相比、把爱尔兰人同瑞士人相比、把希腊人或意大利人同日尔曼种族相比一样，拿妇女同男人相比，一般说来，可能发现他们做同样事情，在特别卓越的种类上有些不同，但是，如果她们受的教育和培养是适于改正而不是加重其气质易有的弱点，那她们在整体上是完全可以做得很好的，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怀疑。
然而，假定妇女的思想生来就比男人的灵活些，很少能长时间地坚持作同样继续的努力，更适合把能力分散在许多事情上，而不是只沿着一条道路走到可能达到的最高点；现在就她们（虽然不是没有大量的和为数不少的例外）而言，可能是真的，这正是在一组观点和职业中最需要吸收整个思想的事情上，可能说明妇女落后于男人的最高等级的原因。可是这个差别只能影响其卓越的种类而非卓越的本身或其实际的价值。有待证明的是，这种头脑的一部分的独特的工作，这种于单一的题目上吸收整个思想的能力，以及把能力集中在单一的工作上，是否是人类能力的正常的和健康的状态，甚至是为了思索之用。我认为，由这种集中于特定的发展上之所得，就在思维能力中失去了生活的其他目的。我的肯定的意见是，即使在抽象思维中，时常地回到一个困难的题目上比不间歇地停在它上面，脑子可以工作得多些。无论如何，为了实践的目的，从它的最高级到最低级的部门，迅速地从一个研究题目转到另一个，在二者之间不让智力的泉涌低落下去，这种能力是更为可贵的能力。正由于被批评为好动，妇女突出地具有这种能力。她们也许生来就有这种能力，但她们肯定是由于教育和训练才有的，因为差不多妇女的职业就包括管理细小而众多的琐事，在每一件琐事上思想哪怕是一分钟都不能停留就必须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如果有什么事要求较长的思考，必须在额外的时刻赢得时间。确实，妇女在几乎任何男人都不想思考的情况下和时间内所表现出的思考能力，思考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妇女的头脑虽然可能只被一些小事所占据，但很少允许它闲着，而一个男人，如果他没有思考他认为是他一生的事业时，脑子则常是闲着的。妇女的日常生活的任务是平凡的事情，但像世界的运转一样，很难停止。
但是，（据说）男人的智力才能高于妇女是有解剖学的证据的：男子的脑子大些。我的回答是，首先，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可疑的，从未确定女人的脑子小于男人。如果只是因为妇女身体的骨架通常比男人的小而作出这种推断，必将引出奇怪的后果。照此说法，骨骼高大的男人其智力一定比矮小的男人奇妙地高超，大象或鲸鱼必然大大超过人类。解剖学家说，人类脑子的大小何况与身体的大小不同，即使与头部大小也不同，一个脑子绝不能从另一个脑子得到推断。可以肯定，有些女人的脑子同任何男人的一样大。据我所知，有一个称过许多人脑重量的人说，他所知道的最重的脑子是一位妇女的，比库维尔（以前记录的最重的）的还重。其次，我必须指出，人们尚未很好地了解脑子和智力的准确关系，这还是有很大争论的问题。我们不怀疑二者之间有很密切关系。脑子无疑地是思想和感觉的物质器官，并且（在把关于不同的智力才能专属脑子的不同部分这个未决的大问题加以抽象化的时候）我承认，如果器官的大小对这种功能全然无关，如果不能从器官的大小得到能力的相应增加，那将是一种反常现象，并且是我们所知的生命和人体组织的一般规律的例外情况。但是，如果器官仅仅以其大小造成影响，那么，反常现象或例外情况将是同样多的。在本能力量的一切更精密的作用中，有生命的创造作用是最精密的，其中又以神经系统最为精密，效果的差异则取决于身体能因的量的差别，也取决于其质的差别。如果器官的质量是由它能做工作的优良和精细程度来检验，迹象指明了在女人的脑子和神经系统中平均说来质量的优良比男人好。除去难以证实的质量的抽象差别外，一个器官的效率不只是取决于其大小，而且在于其活动：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一个血液流经它时的能量的大概测定，刺激和恢复的力量主要地依靠循环。并不令人惊讶的是，——的确有一个假设同实际观察到的两性智力活动之间的差异很吻合——如果一般说来男人在脑子的大小上占优势，那么女人在大脑循环的活力方面占优势。基于类似的推测，其结果会引导我们预期器官的差异同我们最常见的相对应。首先，可以预期男人的智力活动可能慢一些，他们既不像妇女那样思路敏捷，又不能感觉敏锐。大个子的人进入充分的行动需要更多的时间。另一方面，一旦充分行动起来，男人的脑子能承受更多的工作。它在最先从事的行业中持续最长，从一种行动方式转换为另一种行动方式，就会有较多困难。但是，它在正在做的事情上，可以长时间地去做，不会失去力量，或者无疲劳感。我们不是发现男人最胜过女人的事是那些需要对某个思想进行苦苦思索和长时间琢磨的事情，而妇女干得最好的是那些必须很快完成的事吗？女人的脑子容易疲劳，容易较快地用尽，但在耗尽的一定程度上，我们应预期它能较快地恢复。我再重复说一下，这种推测完全是科学上的假设，充其量它不过是提出一条探索的路子。我以前曾谴责过那种观点：认为已经肯定知道两性的平均强度或智力才能方面的任何根本自然差别，就不谈这种差别是什么了。也不可能知道这个差别，只要对性格形成的心理规律作过少量研究，甚至是一般方法的研究，并且在特殊的事情上从未完全科学地运用过；只要性格差别的最明显的外部原因习惯地被忽视——被观察者忽略，以及被自然历史和精神哲学的流行学派以一种高傲轻蔑的态度所对待时，不论是谁，不论他们是否在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寻找造成人与人之间主要差别的根源，他们总是同意诽谤那些倾向于用人同社会和生活的不同关系来解释这种差别的人。
对妇女的天性形成的观念，纯属先验的概括，没有哲学和分析，它是建立在最初存在的一些事例上，其可笑的程度致使在不同国家流行的观点各有不同，根据这个国家的舆论和社会环境给住在这个国家的妇女以某种发达的或不发达的专长。一个东方人认为妇女天生地是特别耽迷肉欲；在印度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基于此观点对妇女的粗暴辱骂。一个英国人通常认为妇女生来是冷漠的。关于妇女多变的谚语大多起源于法国，来自弗朗西斯一世著名的两行为一节的上下诗句上。在英国，普通的评语是说妇女比男人多么坚贞不变。不坚贞，在英国比在法国较长时间被认为是妇女不足称道之处。此外，英国妇女最深处的天性是较多地屈服于舆论。顺便说一下，值得提及的是英国人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去判断什么是自然的或什么是不自然的，这不但是对妇女，而且也对男人，或者对所有一起的人，至少如果他们只运用英国的经验去判断是如此，因为没有什么地方像在英国那样，人的天性表现出的原始特征那么少。在好的和坏的方面，英国人比任何其他的现代的人民离原始状态较远。比起任何其他的人民，他们更多地是文明和纪律的产物。英国是一个社会纪律获得最成功的国家，这倒不在于战胜而在于压制一切可能与之冲突的东西。英国人比任何其他人民，不但更多地按规则行动而且按规则感觉。在别的国家，教育舆论或社会要求可能成为一股较强大的力量，但在其下面，个人天性之激励常常可见并常常与之对抗：规则可能比天性更强有力，但天性仍在。在英国，规则已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天性。生活的大部分不是追随规则控制下的爱好，而是无爱好，只有服从规则。无疑，这有其好的方面，虽然也有极坏的方面，但是它必定使英国人特殊地无资格从自己的经验判断人类天性的原来趋向。别处的观察家在这问题上易犯的错误属于另一种性质。一个英国人对人类天性无知，一个法国人则对它有偏见。英国人的错误是消极的，法国人的错误是积极的。一个英国人总以为事情并不存在，因为他从来看不见它们，一个法国人认为它们必定永远存在并且必需存在，因为他看见了它们。一个英国人不了解天性，因为他不曾有机会观察它，一个法国人通常对它了解很多，但常常了解错误，因为他只看到不纯真的和扭曲了的天性。社会引起的人为状态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掩盖了作为观察目标的事物的自然趋向：消灭天性或改变天性。在前一种情况下，只留下天性垂死的残余供研究，在后一种情况下，天性留下很多，但是它可能向任何方向、而不是向其自发地生长的方向扩展。
我曾说过，现在尚不能了解男人和妇女之间的智力差别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天生的，多少成分是人为的，是否完全存在某种天生的差别，还是要去掉一切假设的差别的人为原因，将会显露出来什么样的天生性格。我并不准备去尝试我曾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但怀疑并不禁止猜想，何处肯定难以达到，那里依然有办法达到某程度的可能性。首先，实际观察到的差别的起源是思索最易取得的，我将试着通过可达到它的唯一途径，通过探索外部影响造成的智力后果去接近它。我们无法把一个人同其环境条件隔开去试验性地确定他按天性应是怎样的，但我们可以研究他是什么人、他的环境怎样以及一个人是否可能被塑造成另一个人。然后，假使我们除去的仅是体力强壮的肉体的一个方面，让我们看一看观察提供的妇女明显不如男人的唯一显著的事例。没有称得上是第一流的哲学、科学或艺术的作品出自妇女之手。如不假定妇女天生地不能创立它们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说明其原因吗？
首先，我们可以公正地提出问题，经验是否提供了引发这种现象的充足理由。除了极少的例外，妇女从开始在哲学、科学和艺术上一试其才能以来，尚未满三代人。只是在当前这一代，她们的尝试才多一些，即使现在，除英国和法国外，其他地方仍是极少的。还有一个有关的问题：在思索或艺术创造中，一个具有一流水平要求的头脑，是否只能靠预测的机会，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在其情趣和个人地位允许她们奉献给这类事业的这类妇女中间找到呢？在尚有时间从事的一切事情上——除了在卓越阶梯上的最高等级以外，特别是在她们曾经最长期地从事工作的部门，文学（散文和诗）——妇女写得不少，从她们从事文学的时间和参加竞争的数量来说，曾获得高级奖的人数已达到了预期目标。如果追溯到早期，很少妇女做此种尝试，然而这些少数人中的一些人仍然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希腊人总是把莎孚①列为他们的伟大诗人。我们也可以设想，据说曾当过平德尔的教师的米尔蒂斯和五次从他那里领走诗的奖金的科林娜必然至少有足够的优点才被认可同那伟大的名字相比拟的。阿斯帕西娅未留下任何哲学著作，但苏格拉底向她求教并公开承认受到教诲，已是公认的事实。
①莎孚是纪元前600年左右的希腊诗人。——译者
如果我们研究现代妇女的作品，并把它们同男人的相比较，在文学或艺术领域，可能被发现较次于男人的，主要地集中在一件事上，然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即缺乏独创性。不是完全没有独创性，因为每一件具有某种实际价值的精神产品，总有它自己的独创性，即头脑本身的一种想像，不是其他某种作品的复制品。从自己的观察或思考过程产生而不是借来的独创思想在妇女的作品中是很丰富的。但是她们尚未产生出构成一个时代的思想的伟大而发光的新观念，也未在艺术上产生根本的新观念，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的思想效果的前景，并建立一个新学派。她们的作品大多是以现有的思想为根据，因而她们的创作同现有的类型无大的差别。这就是她们的作品表现出的较差方面，而在技巧、运用思想之细致以及文体的完美方面并不次。在写作上，在处理细节上，我们最好的小说家大多是妇女。在所有现代文学中，没有比斯塔尔夫人的风格更富于表达思想的技巧，作为纯艺术精品的样板，没有比桑德夫人的散文更优美的，她的风格对神经系统的作用犹如海登或莫扎待的交响乐。正如我已说过的，主要是缺少构思的高度独创性。现在来考察一下，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释这个缺陷。
那么，让我们记住在纯粹思想的范围内，在世界存在的所有时代，在教养进步的过程中，伟大的和富有成果的新的真理只能靠天才的单一力量来获得，很少靠预先的研究和知识积累。在所有这些时代，妇女没有进行整个的思索。从希帕蒂娅①的时代到宗教改革时期②，著名的海罗伊沙几乎是可能有这类成就的唯一女性，并且我们不知道，由于她的生活的不幸可能对人类损失了她的多大的思索能力。自从相当数量的妇女开始培育严肃的思想以来，要获得独创性的条件并不容易。用独创能力的单一力量可能达到的一切思想差不多早已达到了，而独创性，在这个字的任何高度的意义上说，除了经受过严格训练并非常精通以前的思想成果的人以外，现在几乎没有人能具备。我想，正是莫里斯③先生，曾对现在的时代评论说，最有独创性的思想家是那些最熟知其先辈想过什么的人，而且今后将永远是如此。现在，给大厦增添的每一块石头都必须放在那么多其他石头的顶之上，谁想参加现在阶段的工作，都需经过向上爬和携带石头的长过程。有多少妇女经历过这个过程？也许妇女中只有萨默维尔太太懂得，为了做出任何重大的数学发明，现在需要尽量多的数学；她没有能成为那两三位在一生中把她们的名字同这门科学的某些惊人的进步相联系的妇女中的一个，这能证明妇女较差吗？自从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以来，有两位妇女对之懂得不少，足以就此写出有用的东西，在同一时期曾对之写过文章的无数男人中，老实说有多少人可以说出更多的意见呢？如果迄今没有一位妇女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有多少妇女曾有过必需的渊博学识呢？如果没有一位妇女成为伟大的语言学家，有多少妇女学过梵文和斯拉夫语、《亚吠陀》经解合刊的古波斯语和乌尔菲拉的哥特文呢①？即使在实际问题上，我们都知道未经训练的天才其独创性有多少价值。它意味着，在发明的初步形式中，重复发明已经发明的并且经过许多后继的发明者改进了的某种东西。当妇女具备了要求所有男人成为有卓越独创性的那种准备时，人们再根据她们独创能力的经验去加以判断还来得及。
①希帕蒂娅（约370—415），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第一位著名的女数学家。她是学术和科学的象征；那时学术和科学被早期的基督教徒看成是与异教徒信仰一样的货色。因此，在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和骚乱中，她成了一位中心人物。骚乱曾使亚历山大城多次遭难。她于415年遭一群狂热的基督教徒杀害。——译者
②欧洲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结果是新教的成立。——译者
③莫里斯（1805—1872），英国神学家、著作家、基督教社会主义创始人。——译者
①哥特文是居于黑海流域的哥特人的语言，属于古日耳曼语的一支，同德语极相似。乌尔菲拉主教在5世纪翻译圣经被认为是他创造了哥特文的字母。——译者
无疑会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未广泛而准确地学习别人在某个题目上的思想的人，由于天生的睿智具有幸运的直觉知识，他可以提出这种知识，但不能证明它，然而当它一旦成熟时，可能给知识以重要的补充，但是即使那时，也不能公正对待它，直到拥有前述条件的其他一些人接过它加以检验，给它以科学的或实际的形式，并使之在哲学或科学的现存真理中占据它应有的位置。是否认为这类巧妙的思想就不在妇女中出现呢？它们千百次地出现在一个有知识的妇女的头脑中，但大多丢失了，因为没有一位丈夫或朋友具有另外一种知识，可以恰当地评价它们并使之公诸于世。即使它们被公诸于世，通常也是作为丈夫的观点而不是原来的真正的作者的观点出现的。谁能说出由男性作者提出的最有创见性的思想，有多少是属于妇女提出的，而属于他们自己的只不过是检验和作出理论呢？如果我可以用自己的例子判断，确实有很大一个比例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从纯粹思索转到狭义的文学和美术上，那就有很明显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妇女的文学在其一般观念和主要特征上是模仿男人的。正像评论家充分地说明的那样，为什么罗马的文学没有独创性而是模仿希腊的呢？只是因为希腊人走在前头。假如妇女同男人不住在同一个国家，从未读过他们的作品，妇女就会有自己的文学。像现在，她们没有创作一部文学作品，因为她们发现已经有人创作了一个高度进步的文学。如果古代的知识并未中止，如果文艺复兴发生在歌德式大教堂建成之前，它们是永远不会建成的。我们看到，在法国和意大利，模仿古代文学阻碍了文学独创性的发展，甚至在发展已经开始之后。所有从事写作的妇女都是伟大男性作家的学生。一个画家，即使他是一位拉斐尔①其早期作品的风格也难以同他教师的区分开。即使是莫扎特，其早期的作品也没有表现他有力的独创性。岁月对一个有天赋的个人有什么影响，世代对大多数人民亦然。如果妇女的文学依据自然趋向的某种差别注定要同男人有不一样的集体性格，在它能把自己从接受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由自己的感情冲动引导以前，就需要比已经消逝的时间更加长得多的时间。但是我相信，如果不能证明妇女有共同的自然趋向并使其天才与男人的相区别，然而她们之中的每个作家个人却有她个人的趋向，这种趋向目前依然被先例和榜样压制着，因而在她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之前，需要更多几代人的时间才足以成功地抵制那个影响。
①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在文艺复兴盛期将意大利艺术发展到最高水平的杰出人物。——译者
在严格称谓美术的领域里，妇女独创能力较差的明显证据显得最突出。既然舆论（可以这样说）未把她们排除在这个领域之外，而是鼓励她们，而且她们受的教育并未略去艺术，在富裕的阶级中，还是主要内容。然而，她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比在其他方面更缺乏男人获得的最高成就。不过，在美术上比在任何其他事情上，这个缺点比起常见的更加普遍真实的事实无需作解释；专业人员较诸业余爱好者有极大的优越性。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的妇女差不多普遍地或多或少受过美术方面这样或那样的美术教育，但并不是让她们以此作为谋生之计或获得社会影响。女艺术家都是业余爱好者，例外的只是这类能够证明这个普遍事实的人。妇女接受音乐教育，不是为了创作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演奏，因此，在音乐领域男人只是作为作曲家才高于女人。在艺术领域，妇女不同程度地以之为职业，并作为生活职业的唯一方面就是戏剧表演，她们是被承认与男人平等的，如果不是高出一筹的话。为了使对比公平起见，应以妇女在艺术上任何方面的成就同不是专业人员的男人在这方面相比。例如，在音乐作曲方面，妇女一定创作过好的作品，完全像男性业余爱好者所作。现在有少数妇女把绘画当作职业，她们已开始表现出可以料想的那样多的才能。即使是男性画家（对不起，罗斯金①先生）在近几个世纪也未创作出什么杰出的形象，妇女要做到还是遥远的事。为什么古代的画家比现代的高超得多？原因是那时有一批高层的男人从事艺术。十四和十五世纪意大利的画家是他们那个时代最有成就的人。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人像希腊的伟人一样是一些博学之士和有权势的人。不过在他们那个时代，对于男人的情感和观念来说，美术就是一个人能在其中显示卓越才能的最重大的事情；并且因为从事美术，男人可以成为统治者的陪伴，等同于最高层的贵族，一如现在只有政治和军事业绩才可以使他们做到的一样。在现代，有相似才干的男人为了自己的声誉，为了现代世界之用，有比绘画更重要的事去做，只是不时有一个雷诺斯②成一个特纳（关于他在名人中的有关地位，我并不自称有一种看法）从事那种艺术。音乐属于另一类情况，它不需要头脑的同样一般的能力，而似乎是更依赖于天赋，并且可能被认为令人惊讶的是，伟大的音乐谱曲家中无一是女性。但是，即使对伟大的创作成为有用的天赋，也需要学习，而且需要对事业专心致志。产生过第一流作曲家、即使是男性作曲家的仅有的国家是德国和意大利，在这两个国家内，就特别的和一般的教养而言，其妇女大大落后于法国和英国的，一般地说（并不夸张地说），她们很少受教育，并且很少受过任何较高级智力才能的培育。在那些国家里，通晓音乐谱曲原理的男人必定是数以百计，也许是数以千计，而妇女仅仅是很小的比数，所以在那里，就以一般的学说而论，我们再不能合理地期望看到比一个杰出的妇女对五个杰出的男人更高的比例。在近三个世纪，不管在德国还是在意大利，都没有出现五十位杰出的作曲家。
①罗斯金（1819—1900）英国作家、评论家和艺术家，对维多利亚时代公众的审美观产生过重大影响。——译者
②雷诺斯（1723—1792），英国著名的人像画家和艺术理论家。——译者
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有助于解释：即使对双方都同样开放的工作，为什么妇女落在男子之后。有一点是，很少妇女有时间去从事工作。这也许似乎是个怪论，但它是无可怀疑的社会事实。每个妇女的时间和思想都用在前面说过的许多要求她们做的实际事情上。首先，主持家务和家庭开支至少每个家庭要占用一位妇女，一般地是一位成熟年龄的和富有经验的，除非这家阔绰到可以雇人代做，并忍受由这种方式进行管理不可避免的浪费和渎职。管理家务，即使在其他方面并不劳累，对于思想却是极为繁重的，它需要不断的警惕，需要任何细节也逃不过的眼睛，每时每刻都有预料的或未料到的问题要考虑，使管家的人很难从中摆脱。如果一位处境安逸的贵妇，能多少从这类烦扰中解脱，但她仍得管理整个家庭的社交，前面那些事情越少烦扰她，社交活动总是越来越发展：晚宴、音乐会、晚会、晨访、书信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专门强加给妇女的非常有吸引力的责任，同时也使她们自己打扮得富有魅力。一位能干的高等阶层妇女总能充分发挥其才能于培养风度和谈话技巧。只要看一看这个问题外表的一面：所有认为穿戴得好（我不是指穿得阔绰，但是穿着要表现出欣赏力，适合自然的和人为的习惯）是有价值的妇女，必须对自己的穿着、也许还要对其女儿的穿着给予很大的不断的考虑，仅此就是向着在艺术、科学或文学上获得可敬的结果迈了一大步，并且实际上用掉了她们可用于任何一种事业的很多时间和脑力①。如果有可能，这许多细小的实际的兴趣（对她们就变得很大了）留给她们的或是很多空闲时间，或是很多精力和思考的自由，去专心致力于艺术或思索，那她们必定比大多数男人有大得多的创造性的活动能力。然而还不止于此。妇女除了负担经常的生活事务外，人们还期望她有永远是供每个人支配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一个男人没有一种摆脱诸如此类要求的职业，如果他还有一种工作，那他把时间用在工作上是不会得罪任何人的。职业是人们能接受的某人不回答向他提出的临时要求的可靠的借口。而妇女的职业，特别是她选择的和志愿的职业，也被当作把她从被称作社会的需求中解脱出来的借口吗？她最必要的和公认的职责是很少被允许解除的。她必需家中有病人或有什么意外，才能把自己的事放在别人的娱乐消遣之上。她必须永远听从一些人、通常是所有人的指挥。如果她要学习或有某种爱好，她只能抓住偶然地出现的可以利用的短暂时间。有一位著名的妇女，在一本我希望有朝一日能问世的著作中说，说真的，一个妇女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剩余时间干的。在需要不断注意并需要把生活的主要兴趣集中在上面的一些事情上，如果妇女未获得最高的盛名，又有何奇怪的呢？这就是哲学，最重要的这就是艺术，除了思想和情感的专注之外，手也必须经常练习，才能获得高技巧。
①“这似乎是同样的思想的正确转变，它能使人如同在较稳定的艺术原理上一样，在装饰上获得真理，或者什么是正确的公正观念。它依然具有同一个完美的中心，虽然是小些圈子的中心。可以用允许有好的或坏的欣赏力的服装时样说明这一点，妇女外衣的组成部分不断地变换，从大到小，从短到长，但一般的形式仍保留着，虽然在非常微弱的基础上，依然是比较地固定的一般外衣，但这是服装时样必须依赖的基础。那个发明最有成绩的或衣服最富欣赏力的人，大概会从用于较大目标的同样睿智中发现同等的技巧，或在艺术的最高级劳动中形成同样正确的欣赏力。”——乔舒亚·雷诺爵士（1723—1792，英国著名人像画家。——译者）的论文集，Disc．7.
此外，还应增加另一种考虑。在各种艺术的和智力的工作中，有某种程度的熟练，就足以以此谋生，而要想有传世的伟大产品，则需要高度的熟练。为达到前一种情况，在所有那些追求职业性工作的人的事例中均有充分的动力，另一种情况，如果没有或者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期内没有对名声的热切渴望，几乎是很难达到的。通常正是要有一种足够的刺激去做长期耐心的苦工，即使在最伟大的天赋的事业中，为了职业的巨大成功，也绝对地需要单调辛苦的工作，因为在这些职业中，我们已经有众多最高天赋的光辉的记录。现在，不问是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很少妇女有追求功名的渴望，她们的雄心一般局限于较狭小的范围。她们寻求的影响是对周围的人的影响，她们希望被自己看见的人喜欢、爱慕和敬佩。因此已经精通的知识、艺术和成就几乎总令她们满足。这是在评判现在的妇女时不能不估计在内的其性格的一个特征。我一点也不相信这是妇女与生俱来的，这只是环境对她们的自然结果。男人热爱名声是被教育和舆论鼓励的，为了名声而“轻视娱乐并过劳累的日子”，即使被说成是她们“最后的虚弱”，也被视为“崇高思想”的一部分。名声是接近野心的一切目标，其中甚至包括妇女的欢心的途径，从而刺激了成名的热望，而对于妇女本身来说，这些野心的目标都是关闭的，而追求名声本身就被认为是胆大的、非女性的事。此外，当社会规定她的一切责任都在她日常生活接触的人身上，并且设计了她的全部舒适生活都依靠他们时，妇女的兴趣怎能不完全集中在她给予这些人的印象上呢？妇女为我们人类着想的自然愿望不比男人少，但是社会却是这样安排事情的：在通常情况下，她只能通过对丈夫或男性亲友的关心去取得对公众的关心，而她私人的考虑却因她自己表现出色，或者因她不是以男人的附属品而是以其他性格出现就丧失了。谁最不能估量妇女对整个家庭的思想和社会地位以及全部生活习惯造成的影响，谁就必然很容易从这个影响中找到妇女和男人之间几乎所有差别，其中包括妇女全部较差的差别的一个充分的解释。
至于被认为有别于智力差异的道德差异，通常得出的结论是妇女处于优势。她们比男人好是公认的；一个必然令每个有志气的妇女苦笑的空洞颂扬，因为较好的应服从较次的成了确立的常态并被认为是完全合乎自然的，这在生活中尚无他例。如果这一段讲话有点好处，也只是男人承认了权力的腐蚀性影响；因为这个事实，如果是事实的话，肯定证明或解释了唯一的真理。说真的，苦役，除了它实际上的残忍之外，虽然败坏双方，但它对奴隶的败坏却少于奴隶主。道德天性被约束，即使是被专断的权力所约束，也比被允许无约束地去行使专断权力更为有益。据说，妇女很少触犯刑法，比男性罪犯少得多。我不怀疑以同样真理可以说，黑奴也是这样。在他人控制下的人不可能时常犯罪，除非其主人命令或主人有其目的。世人，其中包括一群好学的男人，不知道和忽视社会环境的所有影响，我不知道还有何更重大的盲目的事例，比他们对妇女智力的愚蠢藐视、对妇女的道德、天性的愚蠢颂扬更为严重的。
关于颂扬妇女较高的道德美德的格言，可以与指责她们对道德偏见负有重大责任配成一对。有人对我们说，妇女不能抗拒个人的偏见，她们对重大事情的判断被同情和反感所歪曲。假设如此，妇女被个人情感引入歧途是否比男人被个人利益引入歧途更多些，尚待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主要的区别在于，男人由于关心自己而离开责任和公共利益的方向，妇女（不允许有她们自己的私人利益）由于对别人的关心则不是这样。还要考虑的是，妇女从社会受到的一切教育，灌输给她们这种情感：同她们有关系的只是她们对之负有义务的那些人，只是她们被召唤去关心其利益的人。同时，教育使她们对于较大利益或较高的道德目标的智力关注，即使是初步的观念也是陌生的。对她们的不满最后只归结为一点，她们过于忠实地完成教导给她们的单一的义务，并且几乎是允许她们去实践的唯一的义务。
有特权者对无特权者的让步很少是出于比许多无特权者勒索他们更好的动机，任何反对性特权的论点似乎很少为多数人所注意，只要他们能对自己说，妇女并不抱怨。这个事实肯定使男人可以较长时间保留不公正的特权，但并不使它有一点公正。对东方人回教徒的女眷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她们并不抱怨不允许她们享受欧洲妇女的自由。她们认为我们的妇女是令人难以忍受地大胆和非女性的。连男人也抱怨一般的社会制度，这是多么罕见啊！如果他们不知道在其他地方存在着不同制度，那么此类抱怨更是稀罕了。妇女并不为她们的共同命运而不满，如果她们抱怨，就是在妇女写的作品中常有的对命运的悲伤的哀歌，只要这种哀歌不被怀疑有什么实际的目的，它就会更多。她们的抱怨就像男人对人类生活一般的不满一样，并无意去谴责，也无意为任何变化申辩。然而尽管妇女不抱怨丈夫的权力，每个妇女却抱怨她自己的丈夫或她朋友的丈夫。在所有其他的苦役上也一样，至少在解放运动开始时是如此。奴隶开始并不抱怨其主人的权力，只不满其暴虐。国会下院议员从要求少许市政特权开始，接着，要求免除未经他们同意的税收。那时，他们会认为，要求分享国王的统治权力是极大的僭越。现在，妇女是唯一的例子，当她们反抗已建立的规则时，仍被以同样的眼光视为如同以前的一个臣民要求有反抗其国王的权利。一个妇女参与了她丈夫不同意的任何运动，她便成了一个殉难者，甚至不能成为一个传道者，因为她的丈夫可以合法地终止其传道者生涯。在有相当数量男人准备同她们一起参加之前，不能期望妇女自己会献身妇女解放运动。被以同样的眼光视为如同以前的一个臣民要求有反抗其国王的权利。一个妇女参与了她丈夫不同意的任何运动，她便成了一个殉难者，甚至不能成为一个传道者，因为她的丈夫可以合法地终止其传道者生涯。在有相当数量男人准备同她们一起参加之前，不能期望妇女自己会献身妇女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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