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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得益于许多人和机构的帮助，没有这些支持和帮助，本书是决然完成不了的。我所在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同意免除我的教务使我有时间研究伯林的思想，若无这个条件，我关于伯林的许多思想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所以我首先得感谢他们。这本书是我在俄亥俄州立草坪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的社会哲学和政策研究中心花了两个学期时间写成的，在此期间，该中心主任和工作人员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使我能完成这一工作，因此我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得特别感谢牛津沃尔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的研究员、伯林著作的编辑和版权遗嘱执行人之一的亨利·哈德博士（Henry
Hardy），他对我的工作所表现的善意和慷慨，连同他的耐心和博学，都远远超出了礼节性合作的范畴。没有他无私的支持，我相信本书是不可能以现在这种形式面世的。
本书源于我的出版人——哈珀·考林公司的斯特瓦特·普劳伏特（Stuart
Profit）先生在电话里的提议。没有他的提议，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动手写这本书，因此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和对这项工作的评价。
还有许多人对本书提出过书面的和口头的评论，特别是大卫·康文（David
Conway）、亨利·哈德（Henry Hardy）和史密斯（G.M．Smith），他们对本书初稿写过详细的书面评论，我对此是十分感激的。我与罗吉尔·浩舍尔（RogerHausheer）和劳伦·罗马斯基（Loren
Lomasky）作过多次讨论，这些讨论使我对一些问题的观点更加明晰；许多年来与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的交谈在我的思想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在本书中都可看得出来。对此，在这里一并予以致谢。
我对伯林的感激和谢忱实在难以用笔墨形容。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一直是在与他的卓越的谈话中发展起来的，他对我的理智上的巨大恩惠是本书读者或我的其他著作的读者都明了的；同时，伯林没有能看到这本未经他授权而由我写成的解释和批评性评价他的思想的著作，这绝对是一件极大的憾事。如果我不是像现在这样熟悉伯林，这本书就绝不可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这毕竟是我写出的书，而不是他写的书。因此，本书中难免存在的一切疏漏、偏误和不合适的地方，都由我来承担，而与伯林以及为我提供过帮助的人们无关。
约翰·格雷
1994年7月于牛津耶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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