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主化的过程

第一节　威权政权

　　在历史上，非民主的政权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在第一波中民主化的政权通常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封建贵族政治或是大陆帝国的继承国。在第二波中实现民主化的过去曾是法西斯国家、殖民地或个人军事独裁，而且通常以前都有一些民主的经历。在第三波中转向民主的政权通常可分成三组：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

　　一党体制是由十月革命创立的或是由苏联强加的，通常包括共产党国家加上台湾和墨西哥（土耳其在1940年的第二波民主化之前也适合于这一模式）。在这些体制中，政党有效地垄断着权力，而且接触权力的途径是通过党的组织，党通过意识形态使其统治合法化。这些体制常常取得了相对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

　　军人政权是由取代民主或文官政府的政变而产生的。在军政权中军人在一种制度基础上运用权力，而且军人领袖们通常作为统治集团集体统治或是在高级将军中轮流担任最高政府职位。军政权在拉丁美洲数目庞大（其中有些接近官僚威权模式），同时也存在于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南韩。

　　第三种是个人独裁，而且也是一种更加多样化的非民主体制。个人独裁的根本特征是个别领袖是权威和权力的来源，而且别人的权力取决于与他的接近程度、亲密程度、依靠程度和受他的支持程度。这类国家包括萨拉查和卡埃塔诺统治下的葡萄牙、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英迪拉·甘地统治下的印度、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个人独裁的产生方式也各不相同。在菲律宾和印度是行政首脑政变的结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始于军事政变（在西班牙，这场政变曾导致内战），而且政变之后，独裁者便抛开军队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在罗马尼亚，个人独裁来自于一党体制。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起源于军政权，但实际上，后来变成了个人独裁，因为他延长了任期，以及他同军方领导人的分歧和对军方领导人的控制。一些个人独裁，诸如像马科斯和齐奥塞斯库以及像索摩查（Somoza）、杜瓦里埃、蒙伯托和伊朗国王是韦伯的那种苏丹政权的典型形式，其特征是恩询、裙带关系、结党营私和腐败。

　　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既压制竞争，也压制参与。南非的体制不同于这些政权，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种族寡头制，它把70％的人口排除在政治之外，但是在统治的白人社群内却有十分剧烈的政治竞争。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竞争在参与以前就有所发展，民主化的进程就会容易得多。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在南非成功实现民主化的前景比在其他类型威权国家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在某种程度上，南非的民主化进程会像十九世纪欧洲的民主化一样，十九世纪欧洲民主化的主要特征是选举权的扩大和确立基础更为广泛的政体。不过，在欧洲排斥某些公民的选举权是因为经济，而且不是因为种族原因。然而，等级的宗法制度历史上十分抵制和平的变革。因此，这样在寡头集团内部的竞争会有利于南非实现成功的民主化；但是，寡头集团的种族特征则为民主化制造了难题。

　　特定的政权并不总是适合于特定的模式。例如，在八十年代初，波兰具有衰败的一党体制和以军管为基础的军人统治的双重因素，这一军人统治是由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军官来领导的。罗马尼亚的共产主义体制（像北朝鲜的体制一样）是靠一党制起家的，但是在八十年代变成了苏丹式的个人独裁。在1973年到1989年之间的智利政权部分是一个军政权，但是与南美的军政权相比，在其存在期间，只有一个领袖，他控制着其他的权力资源。因此，他也有个人独裁的许多特征。另一方面，诺列加在巴拿马的统治具有高度个人独裁的特征，但是却几乎完全依靠军方的权力。因此表3．1中的分类应当被看作一种大致的归类。当一个政权具有两种类型政权的要素时，它是根据在过渡过程中哪一种特征占主导地位来划分的。

　　在第二波中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部的强迫或非殖民化而出现的。在第三波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个过程不太重要，在1990年以前，仅限于格林纳达、巴拿马和在加勒比（Caribbean）地区几个相对较小的英国前殖民地。尽管外部的影响常常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原因，但是民主的进程却主要靠自身。这些过程可以在一个表示统治集团和在野集团作为民主化之源泉的相对重要性这样一个连续系统（continuum）上查找出来。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把上述案例分成三种宽泛类型的进程。第一种是变革（transformation，用林茨的术语，改革），即当执政的精英领头实现民主时就出现改革。第二种是置换（replacement，即林茨的决裂），当反对派团体领头实现民主时，而且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时，便出现置换。第三种进程是移转，当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时便出现所谓的“移转”。“几乎在所有的案例中执政的和在野的群体都扮演了某种角色，这种分类只是区分政府和反对派的相对重要性。

　　就政权的类型而言，政权变迁的历史案例未必完全合乎理论上的范畴。几乎所有的国家，而不仅仅是那些实现移转的国家，都涉及到某种谈判，即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进行的或明或暗的谈判。过渡过程经常是作为一种类型开始的，然后又变成了另一种类型。例如，在八十年代初期，博塔（P．W．Botha）似乎要发起对南非的政治体制进行变革的进程。但是他却没有把南非的政治体制加以民主化。他的继任者德克勒克碰到了不同的政治环境，便转向了移转的过程，即与主要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同样，学者们一致认为，多年以来，巴西的政府掌握着变迁过程的主动权，并加以有效地控制。也有些人认为，由于1979－1980年的普遍动员和罢工的结果，该政权失去了对这一进程的控制；不过，另一些人则指出，政府成功地抵制住了反对派在八十年代中期要求直接选举总统的强烈呼声。历史上的每一个案例都包含着两种或更多的变迁过程。不过，几乎每一个历史上的案例都显然更接近某一种类型的变迁过程。

表3．1　威权政权与自由化、民主化过程：1974—1990年

　　注：民主化的主要标准是通过公开的竞争性的和全面参与性的以及公平进行的选举来组织政府。

　　ａ括号表示一个国家有了显著的自由化，但到1990年为止却尚未民主化。

　　那么，威权政权的本质与变迁过程的性质又是如何关联的呢？正如表3．1所示，这里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然而，威权政权的性质的确对变迁过程的性质具有影响。除了三个例外的情况，即阿根廷、希腊和巴拿马外，军政权的所有变迁都涉及到变革或移转。在这三种例外的情况中，军政权由于在军事上受到了挫败，并因此而垮台。在其他地方，军人统治者主动对反对派或大众的压力不时作出反应，以导致政权的变迁。军事统治者们与其他政权相比，更容易自己结束他们的政权。因为军人领袖们几乎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他们国家的永久统治者。他们都怀有这样一种期望，即一旦他们纠正了罪恶，他们就会退出权力，然后去履行他们正常的军事职能。当然，他们也正是在这一清除罪恶的过程中上台的。军方有一个永久的制度化的角色，这是其他政治和统治者所没有的。因此，到了某时候，（除了阿根廷、希腊和巴拿马的）军事领袖都会认为主动把权力交还给文官的民主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或是与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以退出权力的时机已经到来。这种情况几乎总是发生在军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出现了一定的变换之后。

　　军人领袖们几乎总是毫无例外地为他们退出权力规定两项条件，或“出路保障”。第一，不会对他们进行起诉、惩罚或其他针对军官们在其掌权期间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进行报复。其次，尊重军队的制度化角色和自治，包括他们对国家安全所负有的全面的责任，以及他们在政府部门中有关安全事务方面的领导地位，甚至包括其对军火工业、兵器工业和其他传统上受军方控制的经济企业的控制。退出政坛的军方是否有能力保证文职的政治领袖们同意履行这些条件，这就要看他们权力的相对大小。在巴西、秘鲁及其他一些实行变革的国家，军人领袖们控制了这一过程，而且，文职的政治领袖们除了默认军方的要求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在那些权力相对平等的地方，如乌拉圭，军方和文职官员之间的谈判会对军方的要求略加限制。希腊和阿根廷的军方领导人们也要求同样的保障。不过，他们的要求被文职的领袖们拒绝了，这样，他们就不得不同意、事实上是无条件地拱手交出权力。

　　因此，对军人统治者来说，退出权力、恢复其职业的军人角色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不过，问题的另一面是，一旦碰到紧急情况，或是他们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重新执掌权力也可能是相对容易的。在一个国家成功的军事政变会使得另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或军人领袖们不可能完全忽略在其国家进行这种政变的可能性。取代军人政权的第三波民主国家就是在这种阴影之下获得新生的。

　　变革和移转的另一个特点是在1989年由一党制向民主的过渡，但不包括像东德和格林纳达。一党制政权有一个制度的架构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两点把它们既与民主国家也与军人政权区分开来。它们也有一个不变的假设，这一假设把它们同军人政权区别开来。一党制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党和国家的合二为一。这就产生了两种问题，即在向民主过渡过程中所出现的制度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在列宁主义政党的国家，制度上的问题最为严重。在台湾以及在共产主义国家，“党政分开”是民主化进程中“对列宁主义政党的最大的挑战”。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宪法上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加以废除。在台湾，1950年加在宪法上的“临时条例”这种类似的规定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在几乎所有的列宁主义党的体制下，主要的问题与物质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有关，它们是属于党，还是属于国家？这些财产的处置方式也成了问题。它们应该是归党所有，还是由政府加以国有化，还是由党出售给报价最高的投标者，还是在社会和政治团体之间以某种平等的方式进行分配？例如，在尼加拉瓜，桑蒂诺派政府在1990年2 月选举中失败以后显然很快地“把大量的政府财产移转到桑蒂诺派手中”。“他们把房子和汽车出售给他们自己”，这项指控来自一位反桑蒂诺派的商人。即将在波兰接管政府的像团结工会也对波兰共产党处置财产的方式作出了类似的指控。（在智利，也有类似的情况，皮诺切特政府在即将退出权力时把属于政府机构的财产和档案记录转移给了军方。）

　　在某些国家，对执政党的武装力量必须加以解散，或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在几乎所有的一党制国家，正规军都必须加以非政治化。例如，在波兰，就像在大多数共产党国家一样，所有的军官都必须是共产党党员。不过，在1989年，波兰的军官们要求议会禁止军官加入任何政党。在尼加拉瓜，桑蒂诺派的人民军一直是桑蒂诺派的军队，同时也是国家的军队，因此，必须把这支军队变成仅属于国家的军队。一个政党是否应在经济企业中继续保持其基层组织也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最后，在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的地方，政府中的领袖与像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这样的最高党务机构的关系上也会出现问题。在列宁主义国家，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政府部门规定政策。然而，这种关系与在民主国家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机构的最高性和责任内阁制几乎是完全不相容的。

　　另一组问题是意识形态上的。在一党制国家，政党的意识形态规定国家的身份。因此，反对这一个政党的人就意味着背叛国家。要使反对派反对执政党的行为合法化，就有必要为国家设立一些另外的身份。这一问题在三种案例中表现出来。首先是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统治是由苏联强加的。意识形态不是确立国家认同的基础。事实上，至少在上述国家中有三个国家民族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要求把持他们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无可争辩的统治权时，这些国家就会重新把他们的国家由“人民的共和国”定义为“共和国”，并把民族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的基础。因此，这些变迁发生起来相对容易。

　　其次，在民主化出现问题的好几个一党制国家，其一党体制是由民族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例如，在像中国、墨西哥、尼加拉瓜和土耳其这些案例中，国家的性质和目的是由政党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在中国，执政者们坚定地固守其意识形态，并把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反对派看作是对国家的背叛。在土耳其，政府对向其凯末尔派统治的国家的世俗基础提出挑战的伊斯兰集团一直采取一种不确定的和矛盾的政策。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领导集团对向革命制度党统治下国家所表现出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和组合国的特征提出挑战的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行动党（Partiso Accion Nacional，PAN）反对派也奉行了一条类似的政策。在尼加拉瓜，桑蒂诺派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党纲的基础，而且也是由尼加拉瓜革命所建立的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在某些例子中，单一政党的意识形态既规定了国家的性质，也规定了其地理的范围。在南斯拉夫和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为多民族的国家规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如果这一形态遭到反对，那么国家的基础就会消失，每一个民族就可以合法地宣布成立其自己的国家。在东德，共产主义为分裂的国家规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一旦这种意识形态被放弃，东德作为一个国家的理论基础就消失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规定，在台湾的政府是中国的政府。该政权把支持台湾独立的反对分子看作是颠覆性的。在台湾的问题不如在其他三个地方的问题那么严重，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只是使一种愿望合法化，而不是使一种现实合法化。国民党政府事实上在台湾一直是十分成功的政府，但在其自己的眼里，其合法性却依赖于其对全中国拥有正当统治权的神话。

　　当军方放弃他们对政府的控制时，他们未必也放弃对暴力机构的控制。而借助这种暴力控制，他们可以恢复对政府的控制。不过，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化意味着垄断性的政党使其对国家的控制面临危险，而且会变成在多党制中进行竞争的一个普通政党。在这种意义上，其与权力的分离不如军方脱离权力那么彻底。该政党还继续是一位政治行动者。桑蒂诺派在1990年的选举中失败之后仍然希望“继续战斗直到有一天”通过选举手段重新掌权。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以前的共产党政党都赢得了选举；在其他东欧国家，这些政党却不敢轻易地期望他们能够在未来某个时候加入联合政府。

　　在经历民主化之后，以前的垄断性政党比其他政治团体更难以恢复威权体制。该政党虽然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但却没有放弃通过民主手段竞争权力的机会。一旦军人们回到了军营，他们就既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也放弃了竞争权力的机会，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通过非民主手段重新获得权力的能力。因此，从一党制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很可能比从军人政权向民主国家的过渡更为困难，但是，一旦成功，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将有可能更为持久。改造一党体制的困难也许反映在以下的事实当中，即台湾、墨西哥和苏联的政治领袖们虽然主动对其政权进行了自由化，但是在迈向全面的民主化方面却步伐缓慢。

　　个人独裁的政治领袖比军人和一党政权的政治领袖们更难以自愿放弃他们的权力。这里包括向民主过渡的那些国家的个人独裁者们，以及那些并不想尽可能长久地贪恋权位的那些独裁者。这常常在基础狭隘的政治体制和日益复杂的现代经济和社会之间造成紧张关系。它也偶尔导致用暴力推翻独裁者，就像在古巴、尼加拉瓜、海地、伊朗所发生的那样，独裁者被另一种威权政权所取代。在第三波民主化中，在葡萄牙、菲律宾和罗马尼亚也靠起义推翻了个人独裁。在西班牙，独裁者死了，他的继任者领导了一场古典式的由上至下的民主改革。在印度和智利，执政的领袖们愿意接受选举的裁决，他们显然是以为选民们会同意他们继续任职，但是这种看法错了。当选民们没有同意他们继续任职时，与马科斯和诺列加不同，他们接受了选举的裁决。在苏丹式政权的案例中，向民主的过渡由于政党和其他制度的薄弱而变得更加复杂了。因此，只有在独裁者被推翻，而且他错误地估计独裁者可能在选举中取得胜利时，由个人独裁向民主的过渡才可能发生。

第二节　转型过程

　　第三波转型是复杂的政治过程，涉及到各种竞争权力、拥护和反对民主及其他目标的社会团体。根据他们对民主化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参与者是联合执政中的保守派、自由改革派和民主改革派，以及在反对派中的民主温和人士和革命的极端主义者。在非共产主义的威权体制中，政府内的保守派通常被看作是右翼的、法西斯的和民族主义的。民主化的反对者通常是左翼的、革命上台的统治者。在执政和反对派中，民主的支持者通常被看作在左右的连续捅上居中的那一部分人。在共产体制下，左与右的界限不那么分明。保守派通常被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或勃列日涅夫主义者。在反对派内部，民主的极端反对者不是革命的左翼人士，而是常常被认为是右翼的民族主义团体。

    对待民主的态度

    反对　　　　　　 拥护　　　　　　 反对

    政府　　　　　　 民主派　　自由派　　保守派

    反对派 极端激进派 温和民主派

图3．1　民主化进程中所涉及的政治团体

　　在联合执政阵营的内部有些集团常常会变得赞同民主化，而另一些团体则反对民主化，有些集团支持有限的改革或自由化（见图3．1 ）。反对派对民主的态度也常常有分歧。现行独裁的支持者们总是反对民主；现行独裁的反对者们常常也反对民主。不过，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援引民主的词藻来努力用他们自己的政权取代现行的威权政权。这样，介入到民主化政治中的团体在目标上既相同，又冲突。改革派和保守派就自由化和民主化问题发生分歧，但在压制反对派的各个力量方面却具有共同利益。温和派和激进派在推翻现行政权上有着共同利益，但一旦掌权就会对需要建立某种政权发生分歧。改革派和温和派在建立民主上具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常常对如何分担创立民主的代价和权力的分配发生分歧。保守派和激进派在谁应该统治的问题上截然对立，但是在削弱居于中心位置的民主团体，即在社会中实行两极化的政治方面却具有共同利益。

　　特定个人和团体态度和目标，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会不时地发生变化。如果民主化没有产生他们所恐惧的危险，那些自由改革派，甚至是保守派也许都会认可民主。同样，对民主化过程的参与会使得极端主义反对派的成员减弱他们的革命倾向并接受民主所提供的约束和机会。

　　这些团体力量的大小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的性质，而且常常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有所改变。如果保守派支配政府，极端主义者把持反对派，民主就不可能实现。例如，在右翼的个人独裁者面对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所支配的反对派时就会决意继续独掌权力。当然，如果民主团体在政府和反对派中都处于支配地位，那么，向民主的转型就比较顺当。不过，改革派和温和派在力量大小上的差异决定着民主化进程发生的方式。例如，在1976年，西班牙的反对派要求实现彻底的“民主突破”，或阻断佛朗哥的政治遗产，并建立临时政府和制宪会议来确立新的宪政秩序。不过，苏亚雷斯权力很大，足以抵挡住这种要求，并借助佛朗哥的宪政机制实现了民主化。如果民主团体在反对派中很强大，但在政府中影响不大，民主化就取决于使现政权瓦解和使反对派掌权的那些偶发事件。如果在执政联盟中民主团体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反对派不是如此，那么，实现民主化的努力就可能会受到反叛的暴力和保守派权力反作用力的增加而受到威胁，因为这种增加可能会导致政变。

　　在民主化进程中三项最关键的互动关系是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互动，执政联盟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互动以及反对派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动。在所有的民主化转型中，这三种主要的互动都扮演着某种角色。不过，这种互动的相对重要性，其冲突或合作的性质会随着转型过程的总体性质而有所不同。在变革过程中，执政联盟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互动最为重要；如果改革派比保守派强大，变革才有可能，如果政府比反对派强大，如果温和派比极端主义者强大，变革才有可能发生。随着变革的继续，反对派中的温和人士常常会与执政联盟合作，而反对民主化的保守集团则会退出这一联盟。在置换阶段，政府与反对派之间、温和派与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动最为重要；反对派最终会比政府强大，而且温和派也会比极端主义者强大。这样，一些团体相继退出执政同盟常常会导致威权的垮台和民主体制的建立。在移转过程中，中心的互动是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互动，和两者接近势均力敌的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的互动，而且每一方都能够支配在政府和反对派分界线一侧内的反民主团体。在移转阶段，政府和以前的反对派至少同意临时地分享权力。

第三节　变革

　　在变革过程中，那些威权体制下掌权者们在结束威权政权、并把它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中起着带头作用，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变革与移换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把有些个案归入这两类中的任何一类都有道理。不过，从总体上看，到八十年代底已经出现的或正在进行的35个第三波国家中有16个是由变革造成的。这16个自由化或民主化的国家包括了5个前一党制国家、3个前个人独裁政权和8个前军人政权。变革型转型要求政府比反对派强大。因此只是在政府显然控制着针对反对派的最终强制手段的牢固的军政权下或是在威权体制经济上极其成功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变革，如西班牙、巴西、台湾、墨西哥以及类似的共产主义国家，如匈牙利。如果这些国家领导人愿意的话，他们有能力使他们的国家朝着民主的方向迈进。在每一个案例中，反对派至少在这一进程的开始时显然比政府弱小。正如斯杰潘所指出的，在巴西，“当自由化开始时，几乎没有重大的政治反对派，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因为战争失败而造成的强制机器的崩溃。”在巴西及其他地方，最适合结束威权政权的人是该政权的领袖们。而且，他们这样做了。

　　变革的样板是西班牙、巴西以及共产党政权中的匈牙利。但最重要的国家是苏联，当然前提是这种变革能够获得成功的话。巴西的转型是“由上至下的解放”，或者说是“由政权发起的自由化”。在西班牙，“变革是与在位的独裁政权联手的改良主义分子从政权内部发起的政治变迁过程。”不过，这两个国家在其转型的持续程度上却有着重大差异。在西班牙，即在佛朗哥死后不足三年半后，一个致力于民主化的总理就取代了一个致力于自由化的总理，佛朗哥的立法机关投票终结了该政权，公民投票也拥护政治改革，各政党（包括共产党）都得到了合法化，一个新的议会选举出来了，民主宪法也起草出来了，并且在公民投票中得以通过，而且最主要的政治势力就经济政策达成了协议，还根据新的宪法举行了议会的选举。据报导，苏亚雷斯告诉他的内阁，“他的战略是建立在速度基础之上的。他会在这场游戏中保持领先地位，办法是尽快地采纳一些具体的措施，使佛朗哥政权的残余分子来不及作出反应。”不过，在把改革措施集中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实施时，这些改革措施也接连受到了挑战。因此，也有人认为“苏亚雷斯通过使改革措施摇摆不定来避免同时激怒大多数前佛朗哥政权的分子。民主改革的最后措施导致了军方和前佛朗哥派的强硬分子产生公开的敌对态度。但是，苏亚雷斯总统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势头和支持。”因此，事实上，苏亚雷斯遵循的是一条高度压缩的凯末尔改革路线的版本，及“费边式（Fabian ）的战略，闪电式的战术（blitzkrig tactics）。

　　相比之下，在巴西，盖赛尔总统断定，政治变迁必须是“逐渐的、缓慢的和有把握的”。这一进程始于1973年底的梅迪奇政府，经过盖赛尔和菲格雷多政府，一下子导致在1985年确立一位文职总统，而且最终导致在1988年通过新宪法和在1989年以普选的方式选举总统。在由该政权领导的迈向民主化的运动过程中，还不时地有一些安抚军方和其他强硬分子的行动的点缀。事实上，盖赛尔总统和菲格雷多总统遵循的是走两步退一步的政策。其结果是一种爬行的民主化，在这种民主化过程中政府对进程的控制从未受到过严重的挑战。1973年在巴西执政的仍然是具有压制性的军人独裁；在1989年，它已经是一个全面的民主国家。习惯上，人们通常把在巴西实行民主的日子定为1985年1 月，那时，由选举团挑选了一位文职总统。不过，事实上却没有如此明显的突破；巴西的变革特点是人们几乎不可能准确地说出巴西是在具体某个时刻不再是独裁而变得民主的。

　　西班牙和巴西是从上至下变迁的样板，西班牙还是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此后实现民主化的典范。例如，在1988年到1989年间，匈牙利的领导人广泛地与西班牙领导人就民主进行磋商，而且在1989年4 月西班牙的一个代表团前往布达佩斯去提供建议。６个月之后，一位评论家指出这两个国家向民主转型之间的相似性：　　

　　卡达尔（Kndar）时代的最后岁月里，的确与佛朗哥衰败中独裁的温和威权主义有一些相似之处。伊姆雷·波茨盖依（Imre Pozsgay）在这一比较中扮演着胡安·卡洛斯的角色。他是在激进的变革进程中确保连续性的象征。与旧体制有着联系的、具有自由心态的经济专家们以及新的企业家阶层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技术统治的精英与西班牙的《神曲》（Opus Dei ）联系的新资产阶级的精英一样。反对派政党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他们就像西班牙的流亡者直到安全时才露面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从地下公开站出来。如同在西班牙一样，匈牙利的反对派在方式上是温和的，在实质上是激进民主的。他们都在重新引入民主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第三波变革通常经历五个阶段，其中的四个阶段是发生在威权体制之下。

　　改革派的出现。第一步是在威权体制内出现一群领袖或潜在的领袖，他们相信朝民主化的方向迈进是可取的，而且是必然的。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一结论呢？这些人变成民主派的原因因国家的不同而差别很大，而且很少是极其明确的。不过，这些原因可大致分为五类。第一，改革派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继续掌权的代价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及时地而又体面地退出权力。这些代价包括使他们的军队政治化、在支持他们的执政同盟中出现分裂、与一些似乎不可解决的问题（通常是经济问题）纠缠不清以及日益增加的压制。军政权的领袖们对政治介入在军队的完整性、职业性、整合性和命令结构中所产生的腐蚀性影响特别敏感。伯慕德斯（Morales Bermudez）将军在其领导秘鲁迈向民主化的过程中注意到，“我们都直接或间接地看到军队的变质，而军队对我们的祖国利害攸关，而且对其他制度也利害攸关。因此我们不能再继续听之任之了。”在同样的情形下，智利空军的领导人马特海（Fernando Matthei）将军警告说，“如果马上发起向民主化的转型，我们将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渗透都作不到的方式毁掉我们的军队。”

　　第二，在某些国家，改革派愿意减少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条件是他们能够继续掌权，并最终失去这一权力。如果反对派的力量似乎在增加，那么，安排一场民主转型是减少这种风险的途径之一。毕竟辞去官职的风险比丢掉性命的风险更为可取。

　　第三，在某些国家，包括印度、智利和土耳其，威权领袖们相信他们或他们的同盟不会失去官职。在作出恢复民主制度的承诺并面对日益下降的合法性和支持时，这些统治者试图发现通过组织选举来重新恢复他们的合法性是较为可取的，这样，他们还可以期待选民会继续让他们掌权。这种期待通常错了（参见第四章第三节）。

　　第四，改革派们常常相信民主化会产生对他们的国家有利的后果：包括增加其国际合法性、减少美国或其他反对该政权的制裁、打开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大门、获得国际货币基事组织的贷款、应邀去华盛顿访问以及加入由西方盟国的领袖们主持的国际性集会。

　　最后，在许多个案中，包括西班牙、巴西、匈牙利和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军人政权中，改革派相信民主是一种“正确的”政体，而且他们的国家已经发展到了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时候了，因为其他的发达国家和受尊敬的国家也建立了这种体制。

　　自由的改革派倾向于把自由化看作是一种分散对其政权反对力量的方式，而又不必去把该政权全面地民主化。他们会放松压制、恢复某些公民的自由、减少新闻检查。允许对公共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允许市民社会一社团、教会、工会、商业组织以更大的空间来主持他们自己的事务。不过，自由化人士不愿意全面地引入参与性的竞争选举，因为这种选举会使得现行的领导者们失去权力。他们需要创立一个更加温和的、更加有保障的和稳定的威权体制，而又不必从根本上改变其政权的性质。有些改革派无疑不敢肯定他们在开放该国的政治上能够走多远。无疑他们也不时地感到有必要去掩盖他们的意图：即民主化人士总是安抚保守派，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仅仅主张自由化；自由化人士试图赢得更广泛的民众支持，其办法是制造一种他们正在追求民主化的印象。因此，争论的焦点是，盖赛尔、博塔、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一些人“究竟”愿意走多远。

　　在威权派体制内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出现为政治变迁创造了一级的力量。不过，它也具有一种二级效果。特别是在军政权中，它分裂了统治集团，进一步使军队政治化，并因此使得更多的军官相信“军人的政府”必须终结，以保存作为“制度的军人”。是否应该退出政府的争论已经变成对退出政府主张的一个论点。

　　权力的获得。民主改革派不仅存在于威权政权之内，他们还得在该政权中处于掌权地位。怎么会这样呢？在三个个案中，那些创造威权体制的领袖们主持了向民主的转型。在印度和土耳其，威权政权是从中断正规的民主程序开始的。该政权很短命，因由威权领袖所组织的选举而告终，尽管在这些选举中威权领袖们错误地期望他们或他们支持的候选人能够赢得这些选举。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创造了威权政权，并一直执政17年，同时也为向民主的转型制定了一个漫长的计划，并按步就班以期望选民们会让他继续留任８年，甚至更多，但最终还是不情愿地退出了权力，因为选民没有支持他。否则那些创造威权政权的人，或那些长期领导这一政权的人不会主动结束这些威权政权。在所有这些个案中，变革的出现是因为改革派取代了执政的保守派。

　　改革派通过三种途径在威权体制内执掌权力。首先，在西班牙和中国台湾，威权是开国的或长期统治的威权领袖（如佛朗哥与蒋介石）命归西天。他们指定的胡安·卡洛斯和蒋经国继承了其权力，并对出现在其国家中势头越来越大的社会和经济变迁作出了反应，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在苏联，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在三年之内相继死亡，使得戈尔巴乔夫得以掌权。

表3.2　1973－1990年间的领导变更与改革

国别

保守派领导人

更替

改革派领导人（一）

更替

改革派领导人（二）

第一次民主选举

尼日利亚

戈温

1975年7月政变

穆哈默德

1976年2月死亡

奥巴桑乔

1979年8月

厄瓜多尔

拉拉

1976年1月政变

波维达

——

——

1979年4月

秘鲁

维拉斯科

1975年8月政变

伯慕德斯

——

——

1980年5月

巴西

梅迪奇

1974年3月接班

盖赛尔

1979年3月接班

菲格雷多

1985年1月

危地马拉

蒙特

1983年8月政变

梅吉亚

——

——

1985年12月

西班牙

佛朗哥

1975年11月死亡

胡安·卡洛斯

胡安·卡洛斯

1979年3月

勃朗科

1975个12月死亡

阿里亚斯

1976年被罢免

苏亚雷斯

台湾

蒋介石

1975年4月死亡

蒋经国

1988年1月死亡

李登辉

匈牙利

卡达尔

1988年5月被罢免

格罗斯

1989年5月10月被罢免

尼尔斯·波兹盖伊

1990年3月

墨西哥

波蒂略

1982年12月接班

马德里

1988年12月接班

萨里纳斯

南非

弗尔斯特

1978年12月被罢免

博塔

1989年12月被罢免

德·克勒克

苏联

契尔年科

1985年3月死亡

戈尔巴乔夫

保加利亚

日夫科夫

1989年11月被罢免

姆拉德诺夫

　　在巴西和墨西哥，威权体制自身提供了其领导层的定期变革。这使得改革派有可能获得权力，但却不是必然要获得权力。在巴西，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军方中有两个派别。在1969－1972年，强硬路线分子梅蒂迪将军担任总统期间，压制达到了顶点。在军队就结束他的任期出现的斗争中持温和路线的索尔邦集团有能力确保提名盖赛尔将军担任总统，这部分是因为他的兄弟是战争部长。由于受他的主要助手，席尔瓦将军的引导，盖赛尔开始了民主化进程，并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以确保他能够在1978年被索尔邦集团的另一位成员费格雷多将军所继任。在墨西哥，即将下台的波蒂略总统于1981年按照标准的做法，挑选了其计划和预算部长马德里作为其继任者，马德里是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派，而且拒绝了更为传统的和极端保守派的候选人，选择了一个年轻的主张改革的技术官僚萨里纳斯来继续开放的进程。

　　在威权领袖们没有死亡，而且没有被定期更换的地方，民主改革派就必须废除统治者，并建立起亲民主的领导集团。在除巴西之外的军人政府中，这意味着有一个军人领袖通过军事政变取代另一位军事领袖：在秘鲁，伯慕德斯取代了维拉斯科；在厄瓜多尔，波维达取代了拉拉；在危地马拉，梅吉亚取代了蒙特；在尼日利亚，穆哈默德取代了戈温。在匈牙利的一党体制下，改革派动员了他们的力量，在1988年5月的一次特别党代会上罢免了长期执政的卡达尔，用格罗斯来取代他，担任总书记职务，不过，格罗斯只是一位半吊子的改革家，而且一年之后中央委员会又用一个由改革派所主导的4人主席团取代了他。在1989年10月，其中的一位涅尔什（Rezso Nyers）变成了党的主席。在保加利亚，1989年秋天，共产党内的改革派领袖罢免了托德尔·日夫科夫的主要领导职位，在这一职位他盘踞了35年之久。表3．2概述了与某种自由化或民主化改革有关的领导层变更情况。

　　自由化的失败。在第三波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自由改革派的角色和自由化的威权政体的稳定性。那些取代保守派领袖的自由改革派通常会变成短期掌权的转型人物。在台湾、匈牙利、墨西哥，自由派很快地被更民主取向的改革派所取代。在巴西，很显然，盖赛尔和格尔贝里一开始就致力于实质性的民主化，尽管还有一些分析家对此半信半疑。即使他们只是要使威权政权自由化，而不是取代它，但是，费格雷多总统还是把这一过程变成了民主化的过程，“我必须使这个国家成为民主国家”，这是他在1978年就职之前说的，而且他也是这样做的。

　　在西班牙，强硬路线的总理勃朗科（Luis Carrero Blanco）海军上将在1973年12月被暗杀，佛朗哥指定阿里亚斯·纳瓦罗（Carlos Arias Navarro）继任他的职位。阿里亚斯是一位古典自由派改革家。他想通过对佛朗哥政权修修补补，以求把它保存下来。在1974年2 月12日的一次著名演说中他建议实行公开（apertura），并主张实行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例如，其中包括允许政治结社活动，但是不能成立政党。他“太保守，而且在类型上还是个佛朗哥主义者，因此不可能真正地带动该政权的民主化。”他的改革计划为“一伙”保守派所破坏，其中包括佛朗哥；与此同时，这些建议激发了反对派去要求更为广泛的公开。结果阿里亚斯“因主张公开性而丢脸，就像卡莱罗因保持僵化而丢脸一样。”1975年11月，佛朗哥死了，胡安·卡洛斯取代了他作为国家元首。胡安·卡洛斯致力于把西班牙改造成一个真正的欧洲式的代议民主国家，阿里亚斯拒绝这一变革，结果，在1976年7 月胡安·卡洛斯用苏亚雷斯取代了他，而苏亚雷斯和很快地采取措施，实行民主。

　　不过，从自由化的威权主义出发的转型既可能前进也可能后退。有限的公开，可能会增加人们对进一步变革的期望，而这种进一步的变革又可能导致不稳定、动乱，甚至暴力；这些暴力又会激发反民主的反动和用保守的领袖来取代自由化的领袖。在希腊，帕帕多普洛斯试图从保守派转向自由化的立场；这导致了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游行及其对学生的血腥镇压；随之而出现的是一场反动，这样，自由化的帕帕多普洛斯就被强硬路线的伊奥尼迪斯所取代。在阿根廷，维奥拉（Roberto Viola）将军取代了强硬路线的维得拉（Jorge Videla）将军担任总统，并开始自由化。这在军方中产生了一场反动，维奥拉被废逐，并用加尔铁里将军这样的强硬路线者来取代他。在中国，最高的权力一直掌握在邓小平手里。在缅甸，奈温（Ne Win）将军统治达26年之久，并于1988年7 月表面上退休，同时被塞温将军所取代，这位将军是另一位强硬路线分子。示威和暴力活动的增加迫使塞温将军三周以后退出权力。他被一位文官和温和的貌貌所取代，这个人建议举行选举，并试图同反对派开始谈判。然而，抗议活动继续进行，军方于９月罢免了貌貌，并接管了政权，对示威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结束了迈向自由化的运动。

　　自由化者的困境反映在博塔和戈尔巴乔夫的经历之中。这两位领袖都在他们各自的社会中引入了重大的自由化改革。博塔在1978年掌权，他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要么适应，要么死亡”，他使黑人工会合法化、废除了婚姻法、设立了混合贸易区、允许城市黑人获得公民身份。允许黑人获得不动产的自由保留权、大量地削减了一些次要层次上的种族隔离、显著增加了对黑人教育的投资、废除了通行证法、规定由选举产生黑人城镇的市镇议会、在议会中建立了代表有色人种和亚洲人种的议院，尽管不包括黑人。戈尔巴乔夫开放了公共讨论、大大地减少了新闻检查、戏剧性地向共产党机构的权力提出了挑战，并至少初步引入了向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负责的责任政府。这两位领导给他们的社会制定了新的宪法，其中包括有许多改革，同时也设立了新的和强有力的总统职位，这两个职位后来都由他们两人担任。然而，博塔和戈尔巴乔夫似乎都不要对他们的政治体制实行彻底的改革。他们的改革是用来改善和调整，但也是为了支持现行的体制，使其更能为他们的社会所接受。他们自己就反复重申这一点。博塔不要结束白人的权力；戈尔巴乔夫也不想结束共产党的权力。作为自由派的改革家，他们要的是变革，但更要保存他们所领导的这种体制以及他们在其中担任职位的官僚体制。

　　博塔那种只有自由化而没有民主化的改革，激发了南非黑人进一步要求全面进入政治体制。在1984年9 月，黑人城镇爆发了抗议，这场抗议导致了暴力。镇压和在黑人城镇部署军队。改革的努力也同时终结了，作为改革者的博塔被普遍看作是镇压者博塔。改革进程只是在博塔被德·克勒克取代之后才重新开始，而德克勒克的广泛改革又导致了博塔的批评，并使得他退出国民党。在1989和1990年间，戈尔巴乔夫的那种只有自由化没有民主化的改革在苏联似乎也造成了类似的动乱、抗议和暴力。如同在南非一样，地方的团体相互开战，并向中央的权威挑战。戈尔巴乔夫的困境非常明显。进一步迈向全面的民主化，这不仅意味着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权力，而且更可能结束了整个苏联。以领导一场强硬路线的反动来反对动乱意味着结束他实行经济改革的努力，以及他与西方已经得到极大改善的关系，和他作为创造性的和人道主义领袖的全球形象。安德列·萨哈罗夫在1989年就把各种选择断然地摆在戈尔巴乔夫面前：“像目前这种不进不退的格局是不可能保持下去的。这个国家和你个人都处于十字路口，要么最大限度地促进改革的进程，要么试图把行政命令系统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

　　自由化不论在那里被尝试过都会在某些团体中激发其要求民主化的愿望，同时也在另一些团体中激发要求压制民主化的愿望。第三波的强烈地经验告诉我们，自由化的威权主义绝不是一种稳定的平衡；折衷的办法行不通。

　　昔日的合法性：压制保守派。获得权力使得改革者能够开始民主化，但却不能消除保守派向改革派挑战的能力。在执政同盟中的保守分子，如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中的“保守分子”、巴西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军人强硬路线分子、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国民党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守旧派以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中的党棍和官僚、南非国民党的右翼都不会轻而易举地让步。在政府中，军队和党的官僚及其中的保守派通常会通力合作来阻止或放慢改革的进程。在像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危地马拉、尼日利亚和西班牙这样的非一党体制下军队中的保守团体会试图进行政变，并作出其他的努力来使改革派失去权力。在南非和匈牙利，保守派会从执政党中分离出去，并指责他们出卖该党所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

　　改革政府试图通过削弱、安慰改造保守派来抵消保守派的反对。反击保守派的抵制常常要求权力集中在改革派的行政首脑手中。盖赛尔声称自己是“主张开放的独裁者”，以迫使巴西的军方退出政治。胡安·卡洛斯充分运用他的权力和特权来使西班牙迈向民主，挑选苏亚雷斯担任首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博塔和戈尔巴乔夫为他们自己设立了强有力的新总统职位。一点也不意外萨里纳斯在其第一次就任墨西哥总统的数年间，一直公然维护他的权力。

　　改革派领袖的第一要务是清洗政府、军队，必要的话包括党务官僚机构，再用改革的支持者来取代高级职位中的保守派。这通常要用比较慎审的方式来进行，以免激起强烈的反对，以此来促成保守派阵营的分裂。此外，为了削弱保守派，改革派的领袖们也会试图去安抚或改造保守派。在军人政权中改革派在经历了一段必要而又有限的威权主义插曲之后现在是回到民主原则的时间了，因为这些民主原则是他们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诉诸“合法性的回归”。在非军人统治的威权体制下，改革者要诉诸“昔日的合法性”，并强调与过去的连续性。例如，在西班牙，君主制被重新确立起来，而且苏亚雷斯坚持佛朗哥宪法中关于废除该宪法的规定：没有一位佛朗哥主义者可以声称有程序上的非法行为。在墨西哥和南非，革命制度党和国民党中的改革派求助于这两个政党的传统。在台湾，国民党和改革派则诉诸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昔日的合法性有两个吸引人之处和两个效果：它使得新秩序合法化，因为它是旧秩序的产物；它反过来使旧秩序合法，因为旧秩序创造了新秩序。它在所有人中间形成了共识，但不包括极端主义的反对派，可是，这种极端主义者对旧威权主义者和新的民主政权都没有用。改革派还求助于保守派，因为他们若是能先于激进的反对派获得保守派的支持，就可以减少不稳定和暴力。例如，苏亚雷斯请求西班牙军队因为这些理由而支持他，而且军队中的骨干也认可了向民主的转型，因为——没有非法活动、在街头没有无秩序的现象、没有被崩溃或颠覆的重大威胁。”不可避免的是，正如盖赛尔所说的，改革者也发现，他们不能“只前进，不后退”，因此，他们偶然也会向保守派作出让步，就像1977年巴西的“４月交易”。

　　与反对派合作。一旦掌权，民主的改革派通常会很快地开始民主化的进程。这通常要求与反对派的领袖、与政党和主要的社会团体与机构进行磋商。在某些例子中，会出现相对正式的谈判和达成非常明确的协议或协定。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磋商和谈判是更加非正式的。在厄瓜多尔和尼日利亚，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为新体制制定计划和政策。在西班牙、秘鲁、尼日利亚以及最终在巴西，由选举产生的议会起草了新宪法。在好几个例子中，是通过公民投票来批准新的宪法安排的。

　　由于改革派从统治阵营中的保守派分离出来，他们就必须通过从反对派中获得支持，以及扩大政治舞台，并诉诸因为开放而政治上活跃起来的新兴的社会团体的支持来加强他们自己。老练的改革派用来自这些集团的日益增加的压力来要求民主化，以削弱保守派，并用保守派政变的威胁和分享权力的吸引力来加强反对派中的温和团体。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政府中的改革派与主要的反对派团体进行谈判，并与他们达成公开的或私下的协议。例如在西班牙，共产党承认它势力太弱，还不足以奉行一条“激进的革命政策”，相反只能遵循“置换性的契约”，尽管这一契约“纯粹是心照不宣的”。在1977年10月，苏亚雷斯赢得了共产党和社会党对蒙科洛协议（Pactos de la Moncloa）的支持，其中包含有相对严厉的经济紧缩措施和一些社会改革的规定。与共产党的主要领袖卡里略之间的秘密谈判“利用了西班牙共产党（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na，PCE）领导人迫不亟待地想接近权力中心的愿望，从而，获得了他对经济紧缩一览子政策的支持。”在匈牙利，1989年秋天，共产党与代表其他政党和团体的反对派圆桌会议（the Opposition Round Table）进行了公开的谈判。在巴西，政府与反对派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the Movimento Democratico Brasilei ，MDB）之间达成了非正式的谅解。在中国台湾，1986年，当权者与反对党就政治变革的架构达成了谅解，在1990年 7 月，为时一周的会议中双方就全面的民主化方案达成了一致。

　　民主反对派的节制和合作，及其作为初级伙伴介入这一过程，对成功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主要的反对政党，巴西民主运动党、西班牙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台湾的民主进步党（the Democratio Progressive Party，DPP）、匈牙利的公民论坛（the Civil Forum）、秘鲁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the Alianza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APRA）、智利的基督教民主党（the Christian Democrats）都是由温和派所领导的，而且在不时地面对政府中保守派集团的大量挑衅时，仍然奉行温和的政策。

　　斯基莫尔（Skidmore）对巴西所发生的一切作的综述准确地抓住了变革过程中的中心关系：

　　最终，自由化成为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认真的辩证关系的产物。那些赞同开放的军方人士不得不谨慎行事，以免激怒强硬路线分子。他们向反对派提出的提议是为了吸引出“有责任心的”分子，因此表明有温和派人士可以与政府合作。与此同时，反对派不断地向政府施加压力以结束其任意的过火行为，这样，提醒军队他们的统治缺少合法性。同时，反对派的温和人士也提醒激进派，如果他们走得太急，就会被强硬分子所利用。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运作得很成功，因为在赞同回归到一个（几乎是）开放的政治体制的军人和文官中间有一种共识。

    民主派准则之一：改革威权体制

　　西班牙、巴西和其他实行民主变革的国家为威权体制下民主改革派提供的主要教训概括如下：

　　（１）确保你的政治基础。尽可能把民主化的支持者放在政府、政党和军队的关键权力位置上。

　　（２）维持昔日的合法性，即通过非民主政权既定的程序来作出变革，同时用象征性的让步来安抚保守集团，并采取进两步退一步的方针。

　　（３）逐步转移你的支持者，从而减少你对政府中反对变革的集团的依赖，这样扩大你在支持民主的反对派中的支持力量。

　　（４）作好准备，提防保守派采取某种极端的行动来阻止变革（例如，政变企图），甚至尽可能去诱使他们这样做，然后，再对他们加以无情地镇压、孤立，使极端反对变革的分子名声扫地。

　　（５）夺取并保持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主动地位。只是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实施显然是响应来自更极端的激进反对派成员的要求的民主化措施。

　　（６）在变革过程中尽可能降低期望值；尽量用维持改革进程的语调说话，而不要声称去取得那些言过其实的民主乌托邦。

　　（７）鼓励形成一种负责任的、温和的反对党，这样社会中的关键团体（包括军方）会认可他们认为没有威胁的未来政府。

　　（８）制造一种关于民主进程不可避免的感觉，这样，民主化进程就可以被广泛地承认为一种必要的和自然的发展过程，即使在有些人看来这一过程仍然不可取。

第四节　置换

　　置换涉及到一种完全不同于变革的进程。在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太弱，或根本不存在。政府中占主流的是保守派，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政权上的变革。因此，反对派力量增加，而政府力量削弱，直到政府崩溃，或被推翻，这样才会实现民主化。以前的反对派掌权之后，冲突常常随着新政府内部各群体就他们应该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发生争执而进入新的阶段。总之，置换有三个阶段：１．为推翻政权而斗争；２．政权的垮台；３．垮台后的斗争。

　　第三波民主化要求那些掌权的人进行合作。到1990年为止，只在６个国家出现了置换。置换在始于一党制的过程中非常少见（11个国家中有1个），在军人政权中也非常少见（在16个国家中有2个），而始自个人独裁国家的民主转型则较为常见（7个国家中有3个）。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除少数例外（如甘地，埃夫伦和皮诺切特），那些建立威权政权的领袖们不愿意结束这些政权。威权体制内部领袖的变化在军政权中更可能是在“第二阶段的”政变、或在一党制国家通过定期的接班、或党的机构采取的行动而实现的。不过，个人独裁者很少自愿退休，他们权力的性质是个人的而不是组织的，使得政权内的反对派难以废黜他们，而且的确这样的反对派也不可能大量的存在。个人独裁者因此很可能一直保持着权力，直到他们死去，或是直到该政权垮台。这种政权的寿命变成了独裁者的寿命。政治上，而且从字面上讲（如佛朗哥和齐奥塞斯库），独裁者的死亡和政权的死亡是同时发生的。

　　在置换中消失的威权体制的内部，民主改革派显然十分脆弱或根本不存在。在阿根廷和希腊，自由化的领导人，维奥拉和帕帕多普洛斯被迫退出权力，而由军方的强硬路线所取代。在葡萄牙，卡埃塔诺发起了某种自由化的改革，但然后又不得不撤回这些改革。在菲律宾、罗马尼亚和东德，马科斯、齐奥塞斯库、昂纳克周围几乎没有民主人士，也没有自由派人士。在所有这６个国家中顽固派垄断着权力，而且从内部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不存在。

　　一个威权体制能够存在下去是因为政府在政治上比反对派强大。当政府不如反对派强大时，它就会被取代。因此，置换要求反对派消耗政府的力量，把权力的天平转向对反对派有利。当威权政权进行改革时，他们在第三波中总是很受欢迎，并受到广泛的支持。他们通常有广泛的社会群体联合起来支持他们。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就像任何政府一样，他们的力量也会下降。希腊和阿根廷的军政权就因为军事失败而声名狼籍。葡萄牙和菲律宾政权打不赢反叛乱的战争，菲律宾政权制造了一位烈士，并用不正当的手段在选举中舞弊。罗马尼亚政权奉行使其人民深为愤怒的政策，并使其自己孤立于人民；因此使得它难以抵挡席卷整个东欧的反威权主义运动这个越滚越大的雪球。东德的情况更为模糊。尽管该政权在好几个方面相对成功，但是一旦与西德比较就反映出其一个根本的弱点，通过匈牙利打开的过境走廊，戏剧性地瓦解了该政权的权威。政党领袖们在1989年12月初，被迫辞职，由看守政府接管。不过，该政权的权威很快消失，随之消失的是东德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理由。

　　这种政权有时会公开地失去支持，但是由于威权政权的压制性质，政权的丧失通常是隐蔽发生的。威权的领袖们常常不知道他们多么不受欢迎。这样，当一些触发性的事件暴露了该政权的弱点时，隐蔽的不满便表现出来。在希腊和阿根廷，这种事件是军方的失败。在葡萄牙和东德，是其以前的权力来源公开转向反对这一权力，在匈牙利，是军队，在东德，是苏联。土耳其人、英国人和葡萄牙军方及戈尔巴乔夫的行动激发并导致了社会中其他团体对该政权的公开不满。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只有少数势单力薄的集团联合起来支持这种政权。许多人对政权十分不满，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威权国家，必须有触发事件来具体反映这种不满。

　　学生在哪里都是反对派；他们反对存在的任何一种政权。不过，就他们自己而言，学生们并不能把政权搞垮。由于缺少人口中其他团体的实质性的支持，他们经常遭到军队和警察射杀，在希腊是1973年11月、在缅甸是1988年9 月。军方总是政权的最终支持者。如果他们撤消了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如果他们发动了针对该政权的政变，或者如果他们拒绝用武力来镇压那些威胁推翻该政权的人，这一政权必将垮台。在作为永恒反对派的学生与作为支持者的军方之间是那些支持或反对该政权的社会团体，而且其支持或者反对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在非共产党的威权国家，诸如菲律宾，这些集团会一个个转向对政权表示不满。继学生表示不满之后的通常是知识分子，而且随后便是以前存在那些政党的领袖们，其中许多人也许支持，甚至默认威权政权的接替者。通常中产阶级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他们包括白领工人、专业人士、小业主。在天主教国家，天主教领袖是政权最早的和有效的反对者。如果有工会存在，而且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在某个时刻，他们就会加入反对派。而且最重要的是，大的企业集团和资产阶级也会变为反对派。在适当的时候，美国或其他外国的支持力量也会变得不满。而且带有决定性的是军方决定不支持政府，并积极地与反对派站在一边，以反对该政府。

　　因此，在六个出现置换现象的国家中有五个，除阿根廷，军方的不满是使政权垮台的最基本的力量。在葡萄牙、菲律宾、罗马尼亚的个人独裁中，独裁者削弱军方的政策导致了军方的不满，这些政策包括削弱军方的职业制、使军官集团政治化和发生腐败、并建立与之竞争的准军事部队和安全部队。政府的反对派通常在军方抛弃政府以前就已呈燎原之势（葡萄牙是唯一的例外）。但是，不满还没有十分普遍，要么是因为反对派最可能的支持者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宗教团体弱小或者薄弱，要么是因为政府有这些集团的支持，而且这通常是由其经济发展的成功政策所造成的。在缅甸，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抗议活动，而且这些抗议活动主要是由学生领导的。在那些经济上更加发达的社会，威权的反对者可以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当这一反对派在菲律宾、东德、罗马尼亚走上街头时，军队没有对他们的公民开枪，因为这些公民团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民主变迁的受欢迎的形象是压制性的政府被“人民的力量”所摧垮，愤怒的民众广泛动员起来，要求并最终迫使政权的变革。而且几乎在第三波中的每一次政权变迁中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民众运动。不过，到八十年代末已完成民主转型或正在转型的国家中，只有在六个国家中民众示威、抗议和罢工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包括在菲律宾、东德、罗马尼亚的置换领袖和在韩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移转。在智利，民众的行动常常试图改变皮诺切特的变革政策，尽管没有成功。在东德，用赫希曼（Hirschman）的术语说，“出口（exit）”和“发言权（voice）”，这两个东西都起着主要作用，而且其抗议行动首先表现为许多民众大规模地离开该国，而且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现大规模的街头示威。

　　在菲律宾、葡萄牙、罗马尼亚和希腊，当政权瓦解时，其势若土崩。头一天，威权政府还可能在掌权，第二天它就可能下台了。在阿根廷和东德，威权政府很快地就失去了合法性，但是他们仍然把持着权力，并试图就政权变革的条件进行谈判。在阿根廷，军政府的继任者比格农将军在福克兰群岛战役失败后于1982年7 月立即接管了政权，而且“相对成功”地维持政权对转型的某种控制达六个月之久。不过，到了1982年12月，公众的反对日益增加，反对派的组织也日益扩大，这就导致了群众的抗议活动和一场全国性的总罢工，迫使比格农制定了选举方案，也使得由各政党组成的联合反对派有能力拒绝军方所建议的用来让度政权的条件。这个破脚鸭似的军政权的权威继续恶化，直到它最终被在1983年10月选举产生的阿尔方辛政府所取代。一位作者观察到，“军政府垮了，它无力影响候选人的选择和选举自身，它没有排除任何人，既没有保留权力，也没有为其自己在未来留下否决权。此外，它没有能够保障其在与未来宪政政府关系中的自治地位，也没有得到决定其未来军事政策的许诺，甚至不论哪一个候选人取胜，它都没有资格与当政者谈如何进行反对游击队的斗争。”在东德，1990年初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势单力薄、名誉丧尽的共产党政府继续把持着权力，其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也扮演着比格农的角色。

　　对变革中程序连续性和昔日合法性的强调，在置换情形中是不存在的。与以前政权有关的制度、程序、思想和个人被认为是靠不住的，而且，重点放在与过去的、鲜明的和一刀两断的决裂上。那些接替威权统治者的人把他们的统治建立在“来日的合法性（forward legiti- macy）”基础之上，即他们在未来可以给社会带来什么和他们没有介入、或与以前的政权有任何瓜葛。

　　在变革和移转中威权政权的领袖们通常脱离政治，悄悄地回到兵营或是其私人生活中去，而且会得到一些尊敬和尊严。相比之下，那些在置换中失去权力的威权领袖们却遭到了不幸的命运。马科斯和卡埃塔诺被迫流亡。齐奥塞斯库被当场处决。希腊和阿根廷的军官们在审判后被投入监狱。在东德，昂纳克和其他前领导人也面临着惩罚，而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却不存在这种情况。在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由外国干预而被赶下台的独裁者们也同样面临着起诉和惩罚。

　　威权政权的和平崩溃通常会在公众中产生荣光而又短暂的大快人心和扬眉吐气感，充满了鲜花和香槟，而这在变革中是没有的。威权的垮台也产生了变革中所没有的潜在的权威真空。在希腊和菲律宾，这一真空很快被卡拉曼里斯和阿基诺获得政权所填补，他们都是引导这两个国家走向民主的受欢迎的政治领袖。在伊朗，威权的真空是由阿亚图拉填补的，他领导着伊朗走向另外的方向。在阿根廷和东德，比格农和莫德格政府有气无力地填入了在威权政权倒台之后和民主选举的新政府上台之前的这一短暂的间隙。

　　在威权政权垮台之前，把该政权搞垮，使得反对团体联合起来。威权政权一旦垮台，在他们中间就会出现分裂，而且他们会为权力的分配和即将确立的新政权的性质而交锋。民主的命运因此就由主张民主的温和人士和反民主的激进派之间各自权力的大小来确定。在阿根廷和希腊，威权政权执政时间不长，政党很快又重新出现了，而且在政治领袖和团体之间就尽快重新确立民主制度的必要性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菲律宾，除了新人民军的反叛外，对民主的公开反对也微乎其微。

　　在尼加拉瓜、伊朗、葡萄牙和罗马尼亚，独裁的突然垮台使得以前的反对派和政党之间就谁应该掌权和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产生了纷争。在尼加拉瓜和伊朗，民主的温和派输了。在葡萄牙，正如本书前面所指出的，在1974年4 月和1975年11月间，革命的形势已如弦上之箭。由共产党人和左翼军官组成的反民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盟完全有可能巩固其权力。结果，经过军队中的派别之间的激烈的斗争和大众的动员、示威和罢工之后最后还是由伊恩斯总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使葡萄牙驶上了民主的航道。正如罗伯特·哈维（Robert Harvey）所观察到的，“一场政变却酝酿成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在其变成无政府状态以前又被一场反动所阻断。天下大乱带来天下民主。”

　　在葡萄牙，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搞资产阶级民主，要么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罗马尼亚在1990年时的选择还不明朗，但是，民主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反对派的政党和团体缺少有效的组织，而且这个国家以前没有民主的经验，在推翻齐奥塞斯库的过程中使用了暴力，由于有许多人怀着强烈的愿望要对以前与独裁政权有联系的人进行复仇以及加上人口中的许多人与独裁政权有瓜葛，这样，新政府中的许多领导人以前曾是旧政权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表明，当时在罗马尼亚还没有出现民主的征兆。在1989年底，一些罗马尼亚人不无感触地把在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比作200年前在法国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法国革命是以军事独裁告终的。　　

    民主派准则之二：推翻威权政权

　　置换的历史表明，温和的民主反对派，若试图推翻威权可以遵循以下一些准则：“

　　（１）把注意力集中在威权政权的非法性或其合法性的薄弱环节上；这是它最薄弱的一点。就普遍关心的问题对该政权进行攻击，如腐败和残暴。如果该政权表现成功（特别是在经济上），那么，这些攻击也许没有什么效果。一旦其表现恶劣（而且一定会如此），那么就集中攻击其非法性，这成为瓦解其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

　　（２）像民主的统治者一样，威权统治者会不时地疏远其以前的支持者。鼓励这些不满的社会团体支持民主，以作为现行政权的必要替代。特别要努力争取商界领袖、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宗教人士和政党领袖的支持。其中的多数人很可能支持过威权体制的创立，反对派若显得越“受尊敬”，越“有责任感”，它就越容易赢得支持者。

　　（３）培植军方将领。在上述最后一条分析中，不论威权政权是否垮台，都取决于这些将领是否支持该政权，是与你们并肩反对该政权，还是袖手旁观。得到军方的支持在危机来临时，会变得特别有益，而且你们实际上所需要的是军方不愿意保护该政权。

　　（４）学会并努力诉诸非暴力（见第四章第四节）。除其他作用之外，这会使你更容易争取保安部队。士兵们不会同情那些向他们扔燃烧瓶的人。

　　（５）争取每一次机会以表达对政权的反对，包括参加该政权所组织的选举（见第四章第三节）。

　　（６）发展同全球性的宣传媒介、外国人权机构和像教会这样的跨国组织建立联系。特别是要动员在美国的支持者。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总是寻求道德事业来为他们自己提供露脸的机会，并用于反对美国政府。向他们阐明你们的事业，并向他们提供一些供电视图像和报纸头条新闻标题的材料。

　　（７）促成反对派之间的团结，并努力建立全面的组织网，这有助于促成这种团体之间的合作。正如菲律宾、智利、韩国和南非的例子所表明的，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而且威权政权的统治者们常常善于制造反对派之间的不和。衡量你们是否成为你们国家民主领袖的合格标准之一是你是否有能力克服这些障碍，并确保反对派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团结。记住阿尔蒙德所揭示的真理：“伟大的领袖都是建立联盟的高手”。

　　（８）当威权政权垮台时，尽快做好准备，填补由此而产生的权威真空。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可以是：把一个受欢迎的、有魅力的并倾向于民主的领袖推到前台；迅速组织选举，以便为新政府提供民众的合法性；通过获得跨国势力（如美国、欧洲共同体和天主教会）的支持来树立国际合法性。应该认识到，你以前同盟的一些伙伴要建立一个新的他们自己的独裁政权，你们应悄悄地组织民主的支持者，以反对这一努力，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的话。

第五节　移转

　　在移转过程中，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对派采取的联合行动而产生的。在政府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平衡是政府愿意就改变政权进行谈判，这与置换进程中保守派占统治地位不同，但是，在移转过程中，政府中的改革派不愿主动地改变政权。它常常被推入和拉入与反对派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中。在反对派中间，民主的温和派强大到足以压过反民主的激进派，但是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政府，因此他们都看到了谈判的好处。

　　发生在始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35个民主化或自由化的国家中，大约有11个接近这种移转模式。其中最典型的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和韩国；在玻利维亚、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政权变革也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移转因素。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谈判部分是与美国政府进行的，美国政府实际上充当了民主温和派的代理人。在1989年和1990年，南非开始了移转的进程，蒙古和尼泊尔似乎也在朝着这个方向移动。在智利也出现了一些移转的特征。虽然皮诺切特政权强大到足以抵制反对派进行民主化选举的压力，但却顽固地坚持在八十年代所定下的政权变革的方案。

　　在成功的移转过程中，政府和反对派中的主导团体承认，他们不能单方面地决定他们社会中未来政治体制的性质。政府和反对派的领袖们常常在相互试探对方的力量后形成了这些观点，并决心进行政治对话。起初，反对派通常相信在不远将来的某个时候他能够把政府拉下马。这种看法是极不现实的，但是只要反对派坚持这一信念就不可能与政府进行认真的谈判。相比之下，政府通常在最初相信它能够有效地遏制并镇压反对派而没有招致承担不起的代价。当双方的信念都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移转。反对派认识到，他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推翻政府。政府意识到反对派强大到足以增加不谈判的代价。因为加强压制会导致社会进一步疏远现政权，并加剧统治阵营内部的分裂，因此，也增加了强硬路线者接管政府的可能性和政府严重丧失国际合法性的可能性。

　　移转过程中的对话常常会涉及到一系列独特的步骤。首先，政府致力于一些自由化的措施，并开始丧失权力和权威。其次，反对派利用这一放松和政府的削弱来扩大其支持力量并加强其活动，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很快地搞垮政府。第三，政府作出强烈的反应来遏制和镇压反对党对政治权力的动员。第四，政府和反对派意识到，双方都难以取胜，并开始探讨通过谈判来实现转型的可能性。不过，这第四个步骤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想象得到，政府也许在经过领袖换马之后可能会残酷地使用其军队和警察来恢复其权力，至少会暂时地恢复其权力。或者是反对派可以继续发展其力量，进一步瓦解政府的权力，并最终把政府拉下台。这样，移转就要求政府与反对派双方力量大致均等，以及双方谁会在力量的考验中占上风的不确定性。在这些情况下谈判和妥协的风险似乎小于对峙和灾难性结局的风险。

　　这样，导致移转的政治过程，其特点常常是罢工、抗议、示威与镇压、监禁、警察暴力、长期围剿和军管之间的拉锯战。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韩国和智利，周期性出现的抗议和压制最终导致政府与反对派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只有智利是个例外。

　　例如，在乌拉圭，1983年秋，日益增加的抗议和示威导致了政府与反对派进行谈判，并最终使得军方退出了权力。在1978年，玻利维亚在军方同意选举的时间表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抗议运动”。在韩国，如同在乌拉圭一样，军政权起先曾用武力镇压抗议。不过，在1987年秋天，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基础越来越广，并把中产阶级也拉进来了。政府起初以通常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它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并同意进行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反对派的中心要求。在1988年秋天的波兰，罢工也产生类似的效果。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解释到的，“罢工使得圆桌会议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这对双方都是如此。有些反常的是，罢工已强大到足以迫使共产党人士走向谈判桌，然而，也软弱到不允许团结工会的领袖们拒绝谈判。这就是出现圆桌会议的原因。”

　　在移转过程中，在首都的中央广场，众多的抗议者与密集的警察队伍面对面地对峙，表现了各自双方的力量和弱点。反对派可以动员大规模的支持；而政府可以遏制并抵挡住反对派的压力。

　　八十年代，南非的政治也顺着四步模式开始演化。在七十年代末，博塔开始了自由化改革的进程，这引起了黑人的希望，当1983年的宪法拒绝给予黑人以全国性的政治角色时，又使他们遭受了挫折。这就导致了在1984年和1985年的黑人城镇的暴动，这些暴动触发了黑人们以为非洲白人政权的垮台就在眼前的希望。政府对黑人和白人不同意见的有力而有效的镇压因此使得反对派能够急剧地修改他们的希望。与此同时，暴动吸引了国际的注意，导致了对种族隔离制度和政府做法的谴责，这又使得美国和欧洲国家加剧了对南非的经济制裁。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激进派进行革命的希望遭到了拒绝，国民党政府对其国际合法性和经济前景的担忧日益增加。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南非共产党和非洲人国民代表大会军事组织的头头乔·斯洛沃（Joe Slovo）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可以推翻政府，并通过持续的游击战和革命赢得权力。在八十年代末，他仍然坚持使用暴力，但是也看到谈判是实现非洲人国民大会目标更为可能的途径。德克勒克总统在1989年成为南非总统之后，也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他说，罗得西亚（Rhodesia）的教训是“当建设性谈判的机会的确存在时，没有被抓住……。由于在现实环境中他们在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和对话以前等了太久太久，这才致使这个国家走入歧途。我们不能犯这一错误，我们决定不再重复这一错误。”这两位政治领袖都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他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相比之下，在智利，政府愿意而且能够避免谈判。在1983年春天爆发了一系列的大罢工，但是政府镇压了一次全国性的总罢工。自1983年5 月起，反对派在“全国抗议日”举行每月一次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这些示威通常被警察所驱散，而且每次总有几个人被打死。经济问题和反对派的抗议迫使皮诺切特政府主动与反对派进行对话。不过，那时，经济已开始复苏，中产阶级也担心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在1984年4 月，一场全国性的罢工被扑灭了，而且流了不少的血。此后不久，政府重新实行已在1979年被取消的军事管制。这样，反对派推翻政府的努力就失败了，这使得它与政府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反对派“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政府的力量。”它也低估了皮诺切特的顽固性和政治手腕，也没有料想到智利保安部队会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示威者。

　　移转要求双方的领袖都愿意冒谈判的风险。通常在政府内部会就谈判出现意见分野。而且最高领导人不时地因受到其同伙或其环境的压力才去与反对派进行谈判。例如，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认为，在1989年波兰像匈牙利一样走的是一条“西班牙式的民主道路”。就此而言，他认为，西班牙和波兰的转型都是和平的。在这一层次上，他是正确的。不过在一个更具体的层次上，西班牙的案例并不适用于波兰，因为雅鲁泽尔斯基不是胡安·卡洛斯或苏亚雷斯（而匈牙利的伊姆雷·波茨盖依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三心二意的民主派，他不得不因为其国家和其政权局势的严重恶化而与团结工会进行谈判。在乌拉圭，总统阿尔瓦雷斯（Gregorio Alvarez ）将军要延长其权力，并推迟民主化，可是军人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迫使他继续进行政权变革。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也受到其军人统治集团其他成员的压力，特别是空军司令马特海要求他更加主动地与反对派打交道，但是，皮诺切特成功地拒绝了这一压力。

　　在其他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变化往往出现在与反对派进行认真的谈判之前。在韩国，全斗焕将军的政府采取了一条僵硬的保守政策来阻止反对派的要求，镇压反对派的活动。不过，到1988年，执政党指定卢泰愚为接任全斗焕的候选人。卢戏剧性地改变了全的政策，宣布实行政治公开，并与反对派的领袖进行谈判。在捷克斯洛伐克，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保守派总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ak）在1987 年12月被一位温和的改革派米洛什·雅克什所取代。不过，一旦反对派在1989年秋天，被动员起来，雅克什很快就被改革派乌尔巴内克（Karel Urbanek）取代。然后，乌尔巴内克和改革派的总理阿达梅奇便与哈维尔（Vacla Havel）和反对派公民论坛的其他领导人就向民主转型通过谈判进行安排。在南非，德克勒克总统超越了其前任流产了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移转过程，而与黑人反对派领袖进行移转型的谈判。因此，在移转的情形下，统治集团中常常会就民主化问题出现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和意见分野的情形。这些政权未必粗暴地要继续把持权力，或是毅然绝然地走向民主。

　　在移转过程中，不仅在政府的一方存在意见分歧和模棱两可之处。事实上，与衰败的威权政府的领袖们相比，另一个更可能出现对其自身不利的分裂的团体是反对派的领袖们，也正是他们想取代威权政府的领袖们。在置换情形下，政府压制反对派，而且反对派在搞垮政府的方面也有着压倒一切的共同利益。正如菲律宾和尼加拉瓜的情况所表明的，即使在这些环境下要保持反对派领袖和政党之间的团结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所取得的团结也是极其脆弱的。在移转过程中，一旦问题不是推翻政府，而是与政府进行谈判，反对派的团结就更难实现。在韩国，未能实现这种谈判，因此政府的候选人卢泰愚以少数票当选为总统，而两位反对派候选人由于相互反对对方而分散了反政府的多数。在乌拉圭，由于其领袖仍然被关在监狱中，反对派之一的国民党就拒绝了另外两个政党与军方达成的协议。在南非，民主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在议会和非议会的反对派团体之间的许多分歧，尤其是在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以及在黑人意识形态和部落团体之间也存在这种分裂。在九十年代之前，南非政府就一直面临着各种反对团体。而他们自身的分歧与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分歧一样大。

　　在智利，反对派也严重地分裂成一系列政党、派别和同盟。在1983年，温和的中间派反对党能够加入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 ）。在1985年8 月，一个由12个政党组成的更广泛的团体加入了国民协议（the National Accord），要求向民主转型。然而，领导和行动方针之间的冲突连续出现。在1986年，智利的反对派动员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希望在圣地亚哥（Santiago）重演一次刚刚在马尼拉发生的事。不过，反对派分裂了，而且其好战分子吓坏了保守派。正如一位观察家当时所描述的：问题是“这位将军没有受到温和的反对派运动的挑战，因为这一反对派自身没有一位受尊敬的人物来领导。没有智利的科丽。”另一方面，在波兰，情况则不同。雷克·瓦文萨是一位波兰的“科丽”（指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团结工会在十年的时间中的大多数里一直支配着反对派。在捷克斯洛伐克，移转发生的如此之快，以至于反对派政治团体之间的差异没有时间表现出来。

　　在移转中，民主的温和派在反对派阵营中必须强大到足以成为与政府谈判的可信赖的伙伴。在反对派中几乎总有一些团体拒绝与政府谈判。他们害怕谈判会产生不可取的妥协，他们也希望反对派持续的压力会导致政府的垮台或推翻政府。在1988至1989年间的波兰，右翼的反对团体敦促抵制圆桌会谈。在智利，左翼的反对团体采取了恐怖主义袭击活动，这种恐怖行径瓦解了温和的反对派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努力。同样，在韩国，激进派拒绝了政府与主要的反对派团体就选举问题所达成的协定。在乌拉圭，反对派受到了温和的政党领袖的支配，所以极端主义者成不了气候。

　　要进行谈判，每一方都必须承认对方有某种的合法性。反对派必须承认政府在变革中是一个有价值的伙伴，而且，或者公开、或者是非公开地默认其现有的统治权。反过来，政府必须接受反对派团体作为社会中重大利益的合法代表。如果反对派没有进行暴力活动的话，政府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如果反对派团体，诸如像军政权统治下的政党，在政治过程中以前曾经是合法的参与者的话，那么，进行谈判会更容易。如果政府只对反对派政党使用过有限的暴力，而且在政府内部有一些民主的改革派，而且这些民主派可能与反对派具有共同的目标，那么，反对派也很容易同政府进行谈判。

　　与变革和置换不同，在移转过程中，政府的领导人常常就政权变革的一些基本条件与反对派进行谈判，而这些反对派的领袖以前曾经被囚禁过：如雷克·瓦文萨、哈维尔、伊巴内斯（Jorge Batlle Ibanez）、金大钟、金泳三、西苏鲁（Walter Sisulu）、曼德拉（Nelson Mandel ）等。囚禁他们完全有理由。在监狱中的反对派领袖不可能同政府作对，不论是采取暴力的形式还是非暴力的形式；而相反，他们与政府一直在共处。他们也体验过实实在在的政府权力。那些释放其俘虏的政府领袖们通常对改革感兴趣，那些被释放的人常常也十分温和，而且愿意与以前曾把他们逮捕起来的人进行谈判。监禁也提高了这些以前被囚禁者的道德权威。这有助于他们联合反对派团体，至少可以暂时地做到这一点，并向政府展示他们能够确保其追随者服从他们与政府达成的任何协议。

　　在巴西转型过程的某个时刻，据报道，戈尔贝利将军告诉反对派领袖，“你们把你们的激进分子管好，我们也管好我们的。”管好激进分子常常要求另一方的合作。在移转谈判过程中，每一方都有兴趣加强另一方的地位，这样它就能够更有效地对付其同一方的激进分子。例如，在1990年6 月，纳尔逊·曼德拉就德克勒克总统与白人的强硬派所发生的矛盾作出了评论。他说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呼吁“白人支持德克勒克。我们也试图协助解决反对他的白人这一问题，与有影响的右翼派的商谈已经开始。”与此同时，曼德拉谈到，他自己曾有意会见布特雷奇（Mengosuthu Buthelezi）酋长，而他这种想法以前曾被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的好战分子所否决，而且他必须接受这一决定，因为他是“一位忠诚的和守纪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德克勒克显然有意加强曼德拉的地位，以帮助他对付好战的左翼反对派。

　　在就政权变革进行谈判之前，还常常要就进行谈判的条件举行“先期会谈”。在南非，政府一方的先决条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放弃暴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先决条件是政府解除对反对派团体的禁令，并释放政治犯。在某些场合下，先期的谈判涉及到反对派的哪些人物或团体参加谈判。

　　谈判有时很漫长，有时很简短。这些谈判常常被一方或另一方所中断。不过，随着谈判的继续，每一方的政治前景都更加与谈判的成功相关。如果谈判失败，统治阵营中的保守派和反对派中的激进派就准备把谈判的失败当作资本，以搞垮那些参加谈判的领袖。这样就出现了共同的利益，同时也会感到大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曼德拉在1990 年8 月观察到，“在某种程度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国民党“现在已变成了一种同盟”。国民党的领袖博塔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当我们翻船落水时，不论是左边的鲨鱼或是右边的鲨鱼都不会把我们区别对待。”因此，随着谈判的继续，双方都变得更愿意妥协，以求达成协议。

　　 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常常会招致政府中或反对派中的一些人的攻击，这些人认为谈判者让步太多。当然具体的谈判会反映出各个国家所特有的问题。不过，在几乎所有的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交换担保。在变革过程中，以前威权政权的官员几乎从未受到惩罚；在置换过程中，他们总是受到惩罚。在移转过程中，这常常是一个需要谈判来加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在乌拉圭和韩国，军方的领导人要求保证不对他们就任何违反人权的行为进行起诉或惩罚。在其他情况下，谈判所达成的担保涉及到有关分享权力的安排，或是通过选举改变权力的安排。在波兰，每一方都得到保证，可以公开地分享立法机关中的席位。在捷克斯洛伐克，内阁中的职位将在双方之间瓜分。在这两个国家，联合政府向共产党人和反对派保证他们的利益在转型期间将得到尊重。在韩国，执政党同意就总统职位进行直接的、公开的选举，其先决条件是，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反对党候选人应参加竞选，这也可能是一项谅解，但是，它就使得执政党的候选人很可能获胜。

　　这样，对峙或失败的风险就迫使政府和反对派相互进行谈判；使双方都不至于失掉任何东西的担保就变成了协议的基础。双方都有机会来分享权力，或是竞争权力。反对派的领导人知道他们将不会被送回监狱；政府领导人也知道他们将不会流亡到异国他乡。互相减少风险使得改革派和温和人士相互协作以建立民主。

    民主派准则之三：就政权变革进行谈判

　　供政府中的民主改革派参考：

　　（１）遵守变革威权体制的准则（见上文），首先孤立和削弱你阵营中保守的反对派，并巩固你在政府和政治机器中的权力。

　　（２）遵守这些准则，先发治人，并使得反对派和保守派都对你准备做出的让步感到惊讶，但不要在明显的反对派压力下作出让步。

　　（３）确保军方的领导人或保安部队中的高级官员拥护谈判。

　　（４）尽力去提高你的主要反对派谈判伙伴的地位、权威和加强温和立场。

　　（５）与反对派领袖就谈判中的关键问题建立秘密的和可靠的私下协商管道。

　　（６）如果谈判成功，你很可能将受到反对。因此你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应该是确保反对派的以及与你的政府有关的一些团体（如军方的）权利。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拿到谈判桌上来的。

　　供反对派中的民主温和派参考：

　　（１）如果示威活动能够削弱政府中的保守派，那就随时准备动员你的支持者进行示威。不过，太多的游行、抗议可能会加强他们的地位，削弱了你的谈判伙伴，而导致了中产阶级对法律和秩序的关心。

　　（２）要保持温和；尽可能具有政治家的风范。

　　（３）准备谈判，并且如果必要的话，就所有的问题作出让步，但在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上不能让步。

　　（４）承认你很有可能赢得这些选举，并不要采取那些会使你对国家的统治严重复杂化的行动。

　　供政府和反对派的民主人士双方参考：

　　（１）有利于通过谈判进行转型的政治条件未必会无限地存在下去。因此，一旦机会来临，就要抓住机会，并迅速果断地解决中心问题。

　　（２）应该认识到你的政治前景和你的伙伴的政治前景取决于你们能够成功地就向民主转型达成协议。

　　（３）抵制来自你们各自那一方的领导人和团体以下的要求：这种要求要么会推迟谈判的进程，要么威胁你谈判伙伴的核心利益。

　　（４）应该承认你们达成的协议仅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激进派和保守派也许会谴责这一协议，但是他们不可能搞出一种会得到广泛支持的替代方案。

　　（５）如果没有把握，就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