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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摘自《新事态》的段落表明，拥有财产的权利是工人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手段。在整个讨论中暗含的，是对古典经济学家的生产成本的工资理论的否定。为了使财产的获得成为工人的有意义的目标，工资必须足够多，应超过确保只容许劳动力再生产的生计水平上的生存的限度。按照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扩展，工人仍未能获得财产所有权使之成为可能的最小自由；工人仍然深陷于工业无产者的困境，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无情运作，这生产过程必然使全部的经济剩余都流归于“非劳动的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者。工人最容易受到“市场盲目力量”的伤害，这“盲目力量”使他们在市场失灵或崩溃时仍受到剥削。在马克思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中，工人无法获得能提供哪怕是部分的从经济关系中退出的选择权的财产，而且任何在可选择的购买其劳动力的买方中选择的能力，也不能提供任何类似市场的交换过程，因为在这里，剥削根本无法归罪于特定的雇主。
马克思未能摆脱古典分配理论强加的智识束缚，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没有认识到，在劳动的生产价值与工资水平间的差额中寻求利润的企业家的潜在的平衡行为。对竞争市场过程的理解本将会表明，即使马尔萨斯有关人口增长率的预言言之成理，工人也将在所有时期和极度沉闷停滞的状态中，发现获得财产的可能。不过，“马尔萨斯魔鬼”将持续作用，以减少财产所有权供给工人自由的能力。工人将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自己被挤到了生存的边缘。
整个古典的马克思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表明，它未能认识到革新、提高资源生产率及扩大收入增长幅度的潜力，这种潜力可暂时中止马尔萨斯的威力。然而，在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口增长确实出现了，而且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确实导致了大规模的城市集中，这种集中使得独立个人的不动产单位不再适用于许多在范围广泛的生产过程之中的参与者。就本文的相关分析而言，我们可以说，由财产所有权提供的对自由的保证，必然会被削弱，从而，使得有效的市场竞争的能力在某种相对意义上更显重要。即使经验的记录，似乎证伪了马尔萨斯的预言（若没有这预言，整个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就失去了意义），这种结论依然成立。
在最后一本书中，哈耶克强调了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与可供养的人口规模间的关系(1988)。他指出，偏离市场制度的任何革命性转变，最终都将确保人口规模向下调整。然而，哈耶克没能意识到的是，市场依赖的增长及相伴的参与者数量的增长，与参与者在获得和持有有助于促进传统自由目的的财产方面所面临的日益增大的困难之间的关系。现代都市人过度地享受着高度相互依赖的市场秩序；但，与此同时，这个人也日益依赖于超出任何个人影响或控制范围的其他人的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发展被如下转变抵消了：向后工业经济秩序的转变
向服务经济的转变，这种服务经济，与通讯——信息技术革命相伴，使空间的集中对经济价值的生产而言不再像以前那么必要了。现代社会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所描述的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财产，受到资本家的剥削。现代社会问题，产生于福利转移支付国家,与前述问题完全不同，而且，确实可说是马克思所概述的问题的反面。现代城市的下层阶级不再因为工资水平被迫局限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上，而仅仅处于生存的边缘。现代社会的下层阶级根本不生产任何价值；转移支付而非工资成了他们生活的来源。经济的生产活动参与者不可能同意这些支付，这些支付使得不从事生产活动的领受者能够积累财产，从而摆脱依赖的地位。在福利转移支付的国家中，城市下层阶级纯粹作为消费者，参与经济生活。这个阶级的成员变成了剥削者而非被剥削者；他们获得了消极的剩余财产；他们用完了自己并未参与生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