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经由契约的可转让性：市场相互依赖的出现

    在这种情境里，要想获得最大独立（自足使其可能），意味着要承受一项机会成本。要想依然保持自足经济中的孤立，个人或家庭单位必须放弃可经由随交换而生的专业化生产所获的“更多”的物品。自足意味着效用的损失，这效用损失是可由经济价值的亏损来衡量的。然而，反过来，个人或家庭单位也必须承认，要想得到专业化和交换本身的结果的更多价值，也意味着可由独立的丧失来衡量的效用损失。

    如果专业化的优势是存在的，那么，理性的效用最大化原理将意味着,这些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开发。亚当·斯密希望人们注意人物物交换和易货交换的自然偏好，以此作为对交换之起源的解释。但是，现代经济学家们无需引入此种特殊偏好，他们可在经济人的理性计算中，找到专业化和交换的起源。不过，效用最大化的准则，不能说明，此种专业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因为在个人的效用函数中,独立也是正值的自变量。理性选择的规则，仅仅指示，由经济自足代表的解决方案，并未描绘出假定情境里的行为。但是，个人或家庭经济单位可在不同的程度上进入生产——交换关系，这种程度也是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的频谱：个人接受的相互依赖，可是最大的，也可是最小的。

    如果采取分析的路径，有益的做法是，按照阶段的顺序，逐步推进这种分析。为阐述简便起见，在这里，我假定，自足的单位在N种独立活动间分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这些活动是依据最终消费的成品来界定的，如种植谷物、收集燃料、打猎、鞣革、建造棚屋等。为了说明的简易，我假定，分配给诸种独立活动的工作时间是相等的。这地域的独立经济单位的成员，都受到财产法的保护，经过交谈后，他们认识到，在生产中存在着利润的增长，于是，他们第一次开始迈向市场的相互依赖。比如说，某个单位在某项活动中的利润开始攀升。对于N种物品的一种，它有了剩余，且该剩余远超过了它先前消耗的总量。比如说，单位Ｆ1选择对活动X1做最小专业化生产，把2／N或两倍于2／N的工作时间专门用于X1。这样，它就生产了三个单位的产品，而在自足的制度安排下，他仅能生产出一个单位的产品。在这最小专业化阶段，经济单位，很可能，会继续为满足自身消费，生产所有的N种物品；专门用于生产X1的额外时间，有时，可能会被用以生产全部的其他物品。

    因提高利润之开发行为生出的某种物品的剩余部分，将被带到“市场”上，剩余物品的所有人期望，别的经济单位也相应地把其他物品的剩余部分带到市场上，以便于促进互利的贸易。他们期待的有利结果是，与自足条件下达到的标准相比，个人或家庭单位都能不用更多劳作，就达到更高的消费标准，这种标准是按照每种物品的更多数量来衡量的。

    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描述市场出现的猜想的历史。细究中世纪的集市和市场时代的资料，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只想考察，对交换关系的最小进入给财产权带来的影响。我将假定，法律制度的内容也得到扩展，它包括了个人间自愿契约的实施，和对交换中的欺诈行为的有效禁止。

    经济单位专门期待，用超出自用的剩余物品，交换他所需要的其他物品，就此而言，这单位必然受制于“市场的盲目力量”，或受制于其他人的选择结果，而对这其他人，该单位并不可以对它们作直接的控制。与自足情境（在这里，孤立的单位只遵循自然秩序之力、依赖自己的选择）相比，现在，必然存在对其他经济单位之行为的依赖。这其他人的行为，并不在财产法和契约法之内，不受主权者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境里，进入专业化——交换关系，仍然是自愿的；个人或者家庭单位进入“市场”，只是为了追求最终消费品的预期的更高价值。自主的自足存在，即自己生产所有物品，仍然是可后退的背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虽然进入专业化一交换关系增加了对其他人的依赖，但自由并没有任何损失，尤其是当自由被严格消极地界定为他人强制之缺席时。在此情境里，进入交换经济的前景，似乎是选择范围的扩展。

    然而，在选择范围的扩展部分，个人的地位仅是预期的，它们必然是不确定的。在选择进入市场关系时，个人不能像在自足条件下的内在经济界限内所做的那样，在变量已界定了的菜单中选择。个人或家庭不能单方面地选择,剩余物品之交换发生的条件，因为这一点，他们也就不能确定地选择由专业化带来的最终增加的价值。

    正如我的讨论所表明的，在自足的条件下(如果必要)存在且生存下来的地域固定的单位，并不会丧失任何东西，相反，他们能从对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有限进入中，看到收益的希望。我怀疑，这个模型仍然是经济学家们想象的基础，它直接导致对“从交换中获取的利益”和利益相互性的强调。或许,在对财产权制度的看法上，就强调土地的重要意义而言，这个模型也是极端重要的。如果，当我们由此模型出发，自足对个人或家庭单位来讲，不再是可行的选择，那么，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就必须依不同的视角得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