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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在战后已展开了对传统的生产与交换理论的批评，他们日益注重用新的方法来取代古典的边际主义或拓展它的范围。属于后一类的重要文献是围绕产权结构的概念发展起来的。这方面的文章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各异，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强调了有关所有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的某些基本思想。
本文的目的是概括这一研究线索的一些本质特征，检验它的重要的应用领域，并讨论这一方法在促进对经济问题的理解方面的前景。
生产与交换理论的拓展
“产权”文献一开始就假定，如果经济模型还能发展为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就必须对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作出修正。因此在生产与交换理论中发生了几个关键的变化。第一，给出了关于一个生产组织内的单个决策者所起的作用的全新解释。组织本身不再是研究的中心，而是假定个人在现有的组织结构所确立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并使效用最大。第二，认为事实上存在多种形式的产权，而且不能保证利润（或财富）的最大化。通过考察各种可能的产权安排对收益－报酬制度的影响，从而可能详细地分析制度安排与经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认识到交易费用大于零在所有情形中具有的实际重要性。从技术的观点来看，这些新思想能直接被应用，通常的做法是建立一个与传统的利润最大化情形相类似但一般又与它有差别的最优化模型。在每一情形下，都有必要确定能反映决策者的偏好的特定的效用函数，并决定决策者可以获得的实际选择（收益－报酬）权。那末，真正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在机会倾向强制约束下的效用函数的最大化问题。当然，任何这类模型的有用性都取决于它如何对目标函数和机会倾向作出巧妙的说明。
由否定利润最大化来作为基本的行为假定以解释商业部门的决策者的行动，这代表了一个十分简单但很重要的进步。因为向效用最大化的转变为研究不同形式的管理行为展现了新的可能性，并允许更全面地洞察各种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商业企业的经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尽管单个决策者所确立的目标的数量、特征有差别，目标常常也可用于表达有些类型的效用函数的一个论据。而且正如所注明的，效用函数在适当的约束下可能最大化。很显然，每个决策者都被假定为受自利驱使，并能有效地朝向最喜欢的经营状况。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可以想象的条件下，边际主义并没有被否定，标准分析技术仅仅被拓展到新的应用领械。
为了从事更加纯粹正规的讨论，必须对效用函数给出专门的解释。博尔丁对“主观主义”观点的一般评论使这一点很明确了：
如果企业会为了其他任何事情而牺牲“利润”（不管它们怎样衡量），它们或者是特权，或者是良好的公共或劳资关系，一个宁静的生活，流动性，安全感，或是你所拥有的一切，那末很明显这些不能使利润最大化，如果不能使利润最大化，它必须使“效用”最大化，这是一个简单地表明你所做的最好就是你所想的更为明确的方式，这很难说是不真实的，但是除非有些内容被倾注到空洞的效用函数中去，它也是少有助益的。
相对于这一观点，产权方法可被理解为它试图通过将效用函数与单个决策者联系起来，以系统地阐述富有经验意义的最优化问题，然后将特定的内容引入到函数中去。在这一方式下，可以考察一下企业、政府当局或类似的合作代理组织内的决策者的行为。在这一分析中的另一个关键思想是，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益－报酬结构，因而对选择的决定是向决策者敞开的。研究的视野在这里显然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它不是将企业作为分析的单位，也没有假定只有所有者的利益（即利润）最大化的进程是唯一要注意的。效用最最大化模型强调了个人对经济环境的调整，并通过观察组织内的个人行动，以寻求解释企业和其他制度的行为。实际上，这为检验决策者的目标与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使用的特定策略的联系提供了分析基础。当然，其假定是一旦人的动机是已知的，就可能更好地理解组织对资源的配置与使用。
一个不难接受的基本思想是，“产权”会影响激励和行为。不过，这一领域的文献对产权概念的定义具有一定的精确性，这一特定的用法值得加以评论。要注意的中心点是，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因此，对共同体中通行的产权制度可以描述的，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从实际的观点来看，新产权方法的中心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以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的。由于对预期的方式没有把握，就不能发展出关于不同的产权安排对共同体的经济活动的水平与特征的影响的在分析上很重要而在实证上可以反驳的主张。产权与经济选择之间存在着系统关系，这一基本假定贯穿于全文讨论的背景之中。现在，我们仅仅需要强调另外一点就够了，尽管它有时被人们遗忘，但不应该混淆的一个事实是，交易与生产中也包含着合约安排，这些活动的存在对于完成物品与服务的交换并不重要，但它们却能允许产权“束”的交换。对物品与服务的这一方面的许可才是问题的焦点。
在其他情况不变时，任何物品的交换价值都取决于交易中所包含的产权束。例如，如果一个人对一幢房屋的产权束中包含排斥在它附近的煤气站、化工厂的权利，那末这幢房屋对它的价值就较大。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资源中所包含的各种产权会进入决策者的效用函数，这样，一般的财产关系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并通过对行为的这一效应，产权安排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产出的构成和收入的分配等等。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就可以理解阿尔钦所说的：
……在本质上，经济学是对稀缺资源产权的研究……一个社会中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就是对使用资源权利的安排……经济学的问题，或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实质上是产权应如何界定与交换以及应采取怎样的形式的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私有产权和国有制对资源的配置与使用的效应。一种资产的所有权是属于私人团体还是属于国家，这可以从使用它的权利、它的形式与本质的改变以及对资产的全部权利（如出售）或部分权利（如出租）的转让的构成来理解。但是，尽管这一定义表明所有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但是所有制不可能也不要期望它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所有权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它只受随时间而作出解释的法律的限制，这一类限制可能从很大到很小。例如，一方面有一种严重的情形是，一个人对一种资产的所有权不能以高于政府所规定的价格上限的价格转让出去；另一方面的情形是一个土地所有者被限制在2英尺的财产线内建栅栏。一般地应认识到的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限制性措施的强制所导致的私有（或国有）产权的削弱，会影响所有者对他所投入的资产的使用的预期，也会影响资产对所有者及其他人的价值，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交易的形式。由于有这些相互关系，削弱一词代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在本文使用它时，常常是意味着在以下方面存在对所有者的权利的某种程度的限制：（1）一种资产的形式、地点或本质的改变；（2）对一种资产的所有权利以一个共同协议的价格转让给其他人。
最后，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所讨论的大多数限制是由国家强加的。因此，要论述所有权的内容的变化，就要论述法律对资源配置的变化所给予的支持。换言之，正如萨缪尔所注明的：
……获利的机会不管是现金的利润还是其他好处，它们对于那些能够利用政府权力的人会自然增长……如果收入的分配和风险的分配是（财产）法的部分函数，那末法就是对经济或其他收益的控制对象…无论是关税保护，石油补贴，还是实际财产的代理人的情形，都是企图禁止对私有的住房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产权的“待售”信号。
接下来要说明的当然是，如果没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论，也不能真正完成关于产权的理论，令人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有这一类理论。由J．市坎南、R．麦基恩、W．尼斯卡宁、D．诺斯、G．图洛克及其他学者正在进行的研究所给出的许诺是要填补这一空白，但是这个一般的研究线索仍处于初始阶段。我们在这里特别感兴趣的是，从考虑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发展对官僚主义和国家的理解。诺斯教授论证了国家常常会导致为了收益而进行无效的产权的交易（如在一个封闭的市场中发许可证），这样做的结果是抑制了经济增长。确实可以论证，产权内容的改变，取决于统治集团对改变现有的产权安排所带来的收益的事前估计与监察和执行权利结构的改变所带来的成本的事前甚或事后估计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这一推理是正确的，政治组织的“有效”规模就应受到市场规模和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影响，这里排除了事前错误和行不通的可能性。
一个交换经济和新式武器……会使得许多竞争者长期战争……这不仅是来自于历史上的统一的政治单位，而且来自于没有……争夺者相互之间的竞争，而成功的关键是争夺者所能掌握到的财政收入，因此，每个国家都努力给其服务定价（即收税），以使现期价值最大……国家在与其选民的合约关系中的垄断权力的程度，反映了其他争夺者所可能显现的能够提供的服务的程度．简言之，选民的机会成本依赖于合约关系及导致改变合约努力的机会成本的变化。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系统地讨论这些论点，但人们追求较大的效用引起产权变迁这一基本假说是值得探究的。
私有产权与资源配置
标准的生产与交换理论受到批评，可能是由于它的应用性有限，但是其方法仍然为研究稀缺性问题提供了万便。它的最显著成就或许是解释和评估了竞争性组织的效率特征，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则在一个有用的方向上进行了讨论。在某些限制性假定的基础上，它能准确地确立帕累托最优与竞争性均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一文献中对产权的考虑并没有起重要作用，但是对产权结构的理解则与所争论的问题直接相关。例如它可以揭示由私人拥有的资源常常会被配置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正如张五常所指出的：
因此，所有制在市场上的竞争与可转让性执行两种主要的合约功能。第一，竞争集中了来自于所有潜在的所有者的知识——关于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和资源的使用的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通过灵活的相对价格）确保了使用是最有价值的。第二，潜在的合约参加者之间的竞争以及一个资源的所有者转让他所使用的资源的权利的能力，降低了执行约定的合约条件的成本……因为竞争性团体遵守提供或接受类似的条件。
一般地，竞争的逻辑（即对可供选择的使用的注意）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这样，对效率的研究必然包含对交易发生的制度背景和条件的理解。从内涵来看，传统理论的缺陷可以在这一领域作出非常简化的假定而得到部分地探索。要详细说明的是，标准的竞争模型想象有一种特定的制度，在这里，一系列特定的私有产权支配着所有资源的使用，而且对合约活动的交换、监察和执行成本为零。商业环境这一概念不一定会妨碍有用的分析，但它却具有缩小可能解释的现象的范围的效应。
为了宽泛的分类的目的，我们可以说由于以下的原因，有些情形被置于传统经济理论的范围之外：（1）实际的市场等式与一般社会最优所要求的边际等式不一致；（2）传统理论没有考虑对资源的不同类型的产权及其私有产权的程度削弱的效应。“外部性”是与第一点相联的，而第二点是指企业的行为并不是追求经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产权学者提出了问题的形式，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讨论他们为拓展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和内容所作出的努力。不过，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产权经济学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尽管它已作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贡献，但仍有许多问题尚待揭示。尤其是，不同的产权安排的一般内涵以及它们对资源使用的效应还有待更详细地发展，对于许多情形下的正式的均衡条件仍有待说明。
外部性
外部性是经济政策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只是到最近才有一些学者试图给出一个严格的分析定义。正如人们所期望的，产权问题主要包括在这些新的讨论中。按照科斯、布坎南和其他学者所发展了的观点，对与外部性相联系的所有社会成本的适当评价，要求认识到两个团体常常包含一种外部性情形。
通常认为，当A损害了B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阻止A？这是错误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互反性的问题。为了避免损害B，反过来有可能损害A，所以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我们是应准许A损害B，还是准许B损害A？问题是要避免更严重的损害。
对于社会政策，基本的问题就简化成了这一点。在任何时间，都存在一个法律上认可的产权结构；如果那些试图降低或消除外部性效应的社会行动使通行的结构得到修正，那就必须对那些从立法变化中受益的人强制收税，而向那些因新的法律造成资本或满足程度受损的人支付补偿。一般假定关于税收－补偿方案的条款协议可以经由政治程序达成，但我们这里的基本机制是“交易”。从原则上讲，一个人A为了修正另一个人B的行为（B产生了一种外部性），它可以与后者（B）进行交易。这样双方都能朝向一个由帕累托均衡所支持的“合约曲线”上的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境况发展。例如，在工厂造成烟尘污染的经典例子中，如果B放弃经营中一些或全部冒烟较多的业务的权利，而从中获得适当的货币补偿，那末A和B就都可能从交易中获益。在另一种交易情形下，A可以以一个“价格”从B那里购买获益，布坎南和斯塔布比因概括了这一情形的福利意义：
这里引出的福利意义是，经由单边的强制征税和补偿直到所有的边际外部性被消除之前，完全的帕累托均衡永不会达到，如果采取税收－补偿方式，而不是“交易”，就应包括多方征税（补偿）。不仅B的行为必须要修正，以确保他考虑强加给A的外部成本，而且，A的行为也必须要修正，以确保他考虑强加给B的“内部化”成本，在这种双重税收－补偿方案中，必要的帕累托条件能很容易地得到满足。
对外部性的这种解释是与原来截然不同的，理所当然地，它所导致的结论也与传统的庇古模型所达成的结论不同。要再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产权是这一分析线索的中心。对给予B的补偿的评价最终依赖于这样的思想：即在任何给定的时刻，个人都拥有创造某些形式的“不经济”的权利。因此，如果再定义产权的法律发生了变化，而且降低了个人（B）的福利地位，那末忠实接受法制活动（如产生的烟尘）的B就必须得到补偿。
尽管产权安排对于个人的福利地位很重要，但科斯表明，在交易费用不存在时，一个经济的产出构成与产权的结构无关——除财富的分配会影响需求的模式外。更为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产出的构成与个人是否产生了不经济无关，因为由此造成的损失是由其他人承担的。这一情形表现为，当A为了生产另一单位的产出而向B支付一个补偿时，或当A事先向B进行贿赂，而诱使B限制生产时，这一成本是由B所导致的，在科斯的类似描述中，牛群的均衡产出不受所界定的财产关系的影响，而且资源的配置保持最优。
……不管这3美元是养牛人由于他增加第三头牛所必须给出的支付（这可能发生于养牛人对农场主作物损害负有责任的情况下），还是他在不保持第三头牛时将要获得的货币总额（这可能发生于养牛人对农场主的作物损害不负责任的情况下），这都不影响最终结果，在这两种情形下，3美元是增加第三头牛的费用，它将和其他费用一起考虑。
这里所讨论的结果正好是基于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但是这一简化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一般地，产权方法很强调的思想是，外部性是与确定、交换、监察或执行产权的成本相联系的。当交换的私有形式没有考虑合约双方或其他人的有些受损或受益效应时，市场的解决办法就与所交换的物品的产权束的社会价值不一致。而且由于高昂的交易成本，或由于存在对资源的使用与交换的法律限制，会引起私人与社会之间的这类差别。
高昂的交易费用对资源使用的效应可以在许多经济例子中看到。考虑这些成本妨碍了适当的市场说明：苹果树的花粉对蜜蜂的生产率的收益效应，火车在经过时溅出的火花对铁路两边的稻谷的受损效应，邻居的空调所产生的噪音，等等。在考虑为什么欧洲的戏院的票价范围比美国的更大，及为什么有一些欠发达国家的私有企业不愿对工人进行培训时也产生了类似的问题。这些例子是大量的，但是有一个典型的情形可用来说明，它是在一个购物中心可免费寄放物品。购物者通过向中心购买物品而支付维持费，因此它们将收益授予了不购物的寄放者。要利用一个市场价格来配给寄放空间，其价格就必须包括进行交易所需要的资源的成本。结果是出售寄放空间的成本要超过潜在的使用者的寄放价值。正如登姆塞茨所观察到的：
由于进行交易需要资源，我们可以停止将资源更多地配置于对寄放的控制与供应中去，而允许免费寄放……那些购物者或间接为寄放空间付费的人可能宁愿替代建额外的空间所要支付的较小的总成本，以满足那些免费寄放者，而不情愿支付减去建较少的寄放空间的节约后所需要的交换成本，以至于将空间配给不购物的寄放者。
在许多情形下，合约的议定并不能反映全部的收益和成本，这—事实解释了微观经济学理论不能对外部性提供一个一致的分析性论述的原因。对外部性的类型似乎是永无止境的细分和经常试图进行的再分类，由此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削弱了有些经济学家对标准理论可用性的信任，并促进了特别的理论化。相比之下，产权文献指出了整合的方向。它的论题是，一般的外部性理论可以通过拓展已被接受的教条而得到发展。所要思考的是必须对任何一种交易中所包含的产权内容进行仔细地分析。这一方法的主要成就可概括如下：
第一，发现交易费用不仅导致交换中使用较多的非市场形式，也导致所交换的物品的社会价值的差异，其结果使得生产一个社会最优的产出组合更加困难。例如，如果利用价格机制来配给寄放空间的交易费用大于寄存所有者所获得的收益，它会将空间配给第一个到来者，或树立一个“不准入内”的标牌。用非市场机制来配给空间的结果是土地所有者的收益低于物品对社会的价值，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当然是土地用作寄放空间的数量减少，尽管寄放空间的社会价值大于成本。
假定目标是减小私人所察觉到的收益和成本与总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别，内涵就很清楚了。对各种形式的外部性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交易费用的降低，还是物品价值的增加，都会导致对该物品的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因而会增进私人帐目的精确性。交易费用的降低，特别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因此在登姆塞茨的例子中，一种计量寄放空间的装置会降低交易费用，并使所有者能像市场定价那样来配给寄放空间。事实上，引证的大量的例子表明，技术发明导致了对所交易的物品的产权的更进一步界定，并降低了私人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差别，尽管没有将它完全消除。我们很难预言，未来的技术发展是否会使产权的确立更加容易。但是，理论的逻辑将表明，当其他情况不变时，一个动态经济中的原有的外部性的重要性会降低——尽管同时会发展新的外部性。
第二，产权方法关注的是一个人或共同体应如何修正现有的外部性的问题。如果在所限定的短期内，技术进步和创新不可能降低或消除外部效应，那末相应的政策问题必然是：在短期内修正外部性的最优模型是怎样构成的？事实上，大量的外部性的存在可以由较高的交易费用来解释，这表明要使合约的议定更为完全，就必须要承担成本。因此，对于外部性所作出的任何努力（或者通过市场机制，或者通过政治进程）都可能导致社会净收益超过净社会成本。登姆塞茨的零定价寄放例子就是一个很贴切的情形，这种理论所暗含的观点是，市场不应对所存在的所有外部性负责，它也不应使它们全部消除。短期内的最优等式常常要求从外部性的降低中使边际的社会成本与收益实现精确的平衡，进而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正当的考虑必然会显示外部性关系的两方面以及合法产权的初始结构。
产权分析的逻辑还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所给出的事实是，如果交易条件能准确地代表社会成本和收益，那末对资源的使用方式与想要得到的方式会有差异。弄清楚可选择的产权安排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资源的使用与产出组合是很重要的。很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论题，并已得出了一些更广泛的理论结果。我们在本文所要从事的是提供一个有趣的题目。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主要集中于R．麦基恩的近期著作，麦基恩论文的方向是一个相对较窄的问题，分析的方式与理论的线索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麦基恩（1970年）的出发点是要表明意外损失会导致一个特别的外部性情形，以及逃避责任的权利是一种有价值的产权，它能影响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那么，对损失的责任的不同安排必然影响生产过程、资源配置以及消费者愿意接受的选择权，等等。本文考虑了一些可能的责任安排，如消费者的责任，生产者逃避与不逃避的责任，我们的观点是，不同的责任制度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资源使用形式，因为每一个相应的制度倾向于与不同的总交易费用相联系。下面是从麦基恩那里引证的一段话，它讨论了生产者责任的效应，表明了分析的性质。
当消费者面对的责任较小时，那些相对有风险的项目对他是有吸引力的。对这类产品的需求曲线会相对于那些相对安全产品的需求曲线而上升，当生产者面对的责任可能性较大时，而且这时它或者进行责任保险，或者支付损失，那末，相对危险的项目将是成本较高的，供给曲线将会下降。在这一责任安排本身的转化基础上，假定所出售的危险产品的数量不会变化，而在消费者向生产者支付一个较高的价格时，他将被迫从生产者那里购买保险，而没有保证他自身的选择权，对消费者的境况唯一会发生的是，他承担风险的机会将会被否定，由于这一选择会为某些消费者，尤其是那些较穷的消费者所喜欢，因此，这将意味着危险产品的价格会相对于“安全”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向更安全的产品转化，并对较穷的人不利。
最后要注明的一点是，一些外部性可能属于法律对资源的使用与交换的限制，而不仅仅是由于较高的交易费用所致。这方面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有收音机与电视。在本世纪20年代，任何人都可以在他所选择的任何频率进行广播。为了阻止由此所导致的混乱，法院开始明确一个频率的第一个使用者对它具有所有权。这种对收音频率的私有产权的最初分配除了一个较低的概率损失外，它还不能将频率配置给价值最高的使用者。不过，如果所接受的权利可以出售，市场行动最终会将使用频率的权利交到那些能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手中。因此，尽管财富的再分配将有利于最初的所有者，但是如果频率能由最初的所有者转向最具生产性的使用者，频率的最终配置与产出的构成将趋于相同。不过，政府选择的法令往往是让收音的频率不属于任何人，并由政府将它们配置于某些行政性强制准则。后一类包括对使用者的个性特征的考虑，它们追求的是广播有关的节目类型的权利，等等。
由此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这些条件下，不能实现对收音机和电视的最有价值的使用。尤其是从市场的观点来看，所使用的节目不会更有价值。当然，在这种形式的外部性中，社会与私人之间的收益和成本的差别不应归于通常意义的交易费用，它事实上是由于交易费用使得由法律来阻止它的费用很高。
私有产权的削弱
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许多类型企业的行为都偏离了标准的企业理论所建立的利润最大化思想。由此所引起的问题是标准理论是否能被拓展到能包括那些不是基于利润最大化的模型，以及那些能有解释力的模型。正如我们前面已表明的，产权文献在此采取了肯定的立场。他们认为，在许多情形下，商业企业的行为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利润最大化假说来得到合理的说明，但在标准理论的一般框架中仍可以得到解释。这里所要求的是，收入或财富最大化概念应由效用最大化概念所取代，并在分析中考虑资源产权内容的改变对决策者的行动的效应。在这些条件下，管理者的行为就成了理解由公司、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来配置与使用资源的关键。从理论上，它的目标是试图将更大量的实证内容引入到企业理论中去。因此，有必要发展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以识别那些在制度结构中，影响使名义所有制削弱的管理者的成本的要素。换言之，管理者可能以一定的成本来从事随意性的行为，并将部分组织成本转化成他们自己的结果。但是管理者通过占用现金的或非现金的收益，他们必然会侵犯所有者的利益（个人具有最终的控制权），而且必然会引起所有者或多或少的反映。
多年以前，科斯结合比较优势思想与通过市场的正交易费用概念，解释了企业内组织资源的优势以及企业的最优规模的基础。他的一个主要结论是：
在边际上，在一个企业内的组织成本将等于在另一个企业的组织成本，或等于让交易由价格机制来组织的成本。
尽管交易费用对于企业的存在和它的规模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这类成本也不是唯一要考虑的要素。按照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观点，由于企业所利用的不同投入所产出的总产品的不可分性，使对投入和报酬的计量成为非常关键的问题。即企业要面对监察合作性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成本。由于队生产的相对效率依赖于企业将报酬的变化与应对产出的变化负责任的人联系起来的能力，因此必须对它们作出准确的评估。在缺乏灵敏的报酬制度的情况下，合作性投入的生产率水平将会低于潜在的可能水平。
这些考虑会直接导致特效用函数整合到企业理论中去。让我们来考虑一些非现金物品，如闲暇，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与同伴聊天的时间等等。接受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及企业总产出中存在不可分性的观点，经济学的逻辑会表明合作性投入具有偷懒的激励。有些投入的偷懒，必然导致企业的总产出降低。不过在同时，偷懒的人将享有更大的效用或满足，因为他偷懒所带来的主要成本（假定它是无法监察的）转给了其他人，而且
……在队生产过程中，由于对联合使用的投入有几个不同的所有者，这加重了偷懒问题，即对每一投入的边际生产率的无法监察，使它降到对服务的支付以下，加总起来，信息、监察和传达的费用更高。
很显然，如果要使偷懒能得到控制，必须有人既具有监督队成员的绩效的权利，又对他自己具有极大的不偷懒的激励。为了达到这一结果，它必须拥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别的权利：（1）在向所有其他投入支付合约规定的数额后，他还具有获取残余的权利，（2）还具有中止或修定队成员的资格的权利（即这些权利的占有者是一些多边合约中的一个中心团体），（3）按照阿尔钦和登姆塞茨的观点，这一权利束确定了古典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制，而且，对这些权利的内容的准确分析还有待研究。通过考察基本产权的削弱如何影响决策者的行动，就可以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行为——公司，管制性企业，非利润企业等等展开新的研究。
在一个最简单的应用中，产权方法可用于对古典企业的特征性的经营条件作出解释。其论点是基于大量类似的假定，因此可以说：（a）企业家所拥有的基本所有权可由上面的（1）－（3）来确定；（b）每一位决策者都表现为效用最大化行为；（c）对企业产出的需求是无限弹性的；（d）监察合作性投入的成本为零。以这些条件为基础，利润最大化也可能合理化，并能对各种拥有残余权利的投入形式作出可信的预言。我们知道，需求法则支配所购买的非现金品的比率，但是当合作性投入者发现，通过偷懒来获取非现金物品的成本受到抑制，其结果是不购买，所有者发现他要抑制非现金物品的购买的成本也很高。这一条件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在均衡时，他确信不再有生存利润。当然，这些力量的结果主要是强调利润的最大化。进而，所有者承担向其他投入的补偿，加上要求出售他的产权，这暗含着所有者的财富将采取土地、建筑、机械等等形式。即所有者会将物品转让给其他人，它们的市场价格反映了所期望的经济发展。
研究企业理论的新趋向
一旦产权方法中的一些基本思想为人们所接受，就可以将所建立的这个统一的分析方式应用到范围更广的关于不同企业的研究。因此，在讨论古典企业时所呈现的论点，就可以在增加一些变量后，应用于对其他企业的分析。通过考察合约安排的形式以及非现金品与收入之间的交易关系，就可以揭示具有不同特征的商业组织的类似点与差别，并能对任何企业的可能的行为作出系统的阐述。本节致力于将新的方法应用到四种类型的企业中去：（1）现代公司，（2）管制性企业，（3）非赢利性企业，（4）社会主义企业。
现代公司
观察表明，利润最大化不是企业的唯一目标，由此所引
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企业的这一传统目标被放弃了。通常的说法是，股东的分散加上管理者在代理权的斗争中的优势，使管理者的权力上升，并减低了它们对所有者的依赖。与此同时，公司所面对的负斜率需求曲线则意味着市场中垄断能力的程度，并使管理者能相对有效地独立于所有者。一般的结果是，管理者在某些限度内能追求它们自己的目标，因而会将企业导向偏离所有者所期望的利润最大化状况。
这一基本解释可以各种方式加以拓展，确实也发展了许多用于解释不同业务目标的新的模型。这类模型的缺陷是它们的目标常常只是分析一些特定的情形，其适用性非常有限。相比之下，产权方法则试图通过强调制度结构与经济激励之间的基本关系，以提供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框架。
现代公司的独特性，实质上在于它与阿尔钦和登姆塞茨所定义的古典企业不同。尤其是，一个现代公司的所有者修正或中止队的成员资格的能力降低了。因此，公司所有者的产权束同古典企业相比削弱了。在经营上，这种股东对企业的权利的削弱所采取的形式是，所有者对管理者作出决策的控制能力降低了。当然，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由于管理者的决策会影响企业的现期价值。
要注明的是，股东对企业产权以及对“管理者的支配”能力的削弱，并不是法律对私有产权的限制，而是由于所有者监督管理者的决策以及执行财富最大化行为的成本。如果股东权利的削弱是由于他侦察、监督及执行管理者的行为的成本超过了预期的收益，那末可以认为，股份的广泛分散是所有者造成的损失。因为企业股份所有制越是分散，股东再安排决策控制权的成本越高，管理者用其他目标来替代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就越容易。简言之，股东容忍财富减少的意愿由要求管理者保持财富最大化准则的信念的成本来决定。
假设在基本的问题中包含着交换关系，因而可以用传统的理论来推断公司的行为，而不考虑它的目标是什么。管理者具有替代利润（股东的利益）去得到其他企图（管理者的利益〕的权力，但管理者在这—方向上的努力会受到他对股东的成本-收益计算的估计的制约；按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性问题是，要考虑影响对管理者的制约的因素，因而要决定市场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护股东的财富。
A．市场定价。如果股票价格反映了管理者的当前决策所期望的未来结果的现期价值，顺乎逻辑的似乎是期望所有者分散的公司的股票价格标价会较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场定价倾向于保护股东，而使管理者较少注意他们的财富。不过，这一预期还缺乏实证的支持。对这一结果的一个可能的解释如下。在关于投资选择的信息既定的条件下，一个购买股票的人必然会自愿地放弃对他的投资基金的控制，而是雇佣一位他认为投资判断比他更好的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控制。如果管理者选择出售股份，他表明的意思可能是他不赞同企业管理者的决策。事实上，当他出售股份时“解雇”管理者，这即便是在分散所有制的公司也不是没有后果的。一个公司的股票的任何出售，都会明显地影响股票价格与所出售的股份总额的比例。换言之，一个人对管理者的权力，与他对公司的投资相对于其他投资者的数额直接相关。一般地，股东的不满越大，所出售的股份相对于它们的总额越大，公司的股票价格相对于其他公司就越低。当然，后一个条件是管理者所存在的很明显的危险。因此，所有者在市场上出售股份的自由，反映了当前的管理决策的资本化价值是对管理者以牺牲利润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所施加的限制。
B．管理的报酬。事实上，对管理者的补偿也增加了股东的财富，这表明他未来报酬的现期价值与他过去和现在的绩效高度相关。对管理者服务的未来需求以及相应的成本的理解，可以直接从传统的生产与交换理论中得出，在任何情形下，管理者所考虑的利润最大化以外的其他目标，也必然受到他自己根据较低的未来预期收益所估计的可能成本的制约。可以假定，他的决定是根据这—独立的行动的预期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平衡作出的。
C．管理者之间的竞争。在学术性论文中，经常可以发现如“在通常情形下，没有一个股东集团能聚集足够的投票来与管理者集团挑战”之类的表述，这暗含着管理者是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垄断性集团，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竞争。如果这一类估计是正确的，我们应能观察到在一个所有制分散的公司中管理者的办公室的较长期的租佃，对管理者的较大补偿和较小的利润。但是这里又需要有支持这些推断的证据。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传统的经济学逻辑必须给出一些凭据。即按照理论，我们应期望：（a）管理者之间存在竞争，（b）管理者可以通过在现在的工作中创造更好的绩效，从而被提升到更好的位置，（c）管理者具有通过消除与企业的经营相联系的其他一些“无效的”行动，从而努力取得个人进步的激励，由此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股东从这—类型的竞争中获益。
从已论及的观点来看，可以相信的方面是在现代公司中的股东的财富是受到保护的。不过，所观察到的管理者的行为确实又与期望的利润最大化模式相偏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产权方法研究了偏离利润最大化所采取的形式，然后考虑了这些不同的政策对管理者的报酬支付与企业绩效的影响。论点的延伸如下：
第一，企业的规模是与管理的补偿有关的一个重要因素。职员和总资产较大的公司倾向于提高管理者的薪水，因为管理者的边际产品依赖于他的决策所影响的资源的规模。因此，管理者有理由使职员的开支和投资水平超过仅从利润最大化考虑所需要的数额。正如威廉逊所注明的，一个重要的和可以检验的内涵是，“对董事会的较大的内部代理有利于注意管理者的目标，而这表现为一个很高的工资保持率。”他估计，“如果对董事会的内部代理加倍，工资保持率将增加12％。”
随着贝克尔的开拓性的著作《歧视经济学》（1957年）的问世，管理者对非现金品的消费被正式引入生产与消费理论，而且这一类消费被认为是完全理性的行为，因而能进行系统的分析。贝克尔利用对歧视的偏好将非现金品引入到管理者的效用函数中去，但一般假定管理者会以牺牲股东的财富为代价去满足他的任何欲望。他所消费的特殊“物品”可能包括奢华的办公室，漂亮的接待员，并不很有效率但更为称心的雇员，利用到拉斯韦加斯和帕尔马海滨开会来进行经常的商业性旅游，等等。
在同样的风格下，威廉逊将管理者的目标作为企业分析的一个整体部分，并发展了一些模型来揭示离散性行为的内涵、图1给出了一个关于这些本质思想的几何表述。曲线AA显示了企业在每一职员和离散开支水平时所获得的最大利润。如果股东的利益是管理者所唯一关注的，那末“职员”就只是为了寻求使利润增加，并在K点达到均衡。但是假定管理者时“职员’有正的偏好，UU这样的无差异曲线就是相关的了，曲线UU反映了管理者对利润和“职员”的不同组合的主观评价。在图中，所获得的最好的经营状况在L点。在这—点，他在机会曲线AKLA的制约下，效用函数达到最大。那末，L与K之间的纵距就代表了管理者通过削弱企业原来的产权，将股东的财富转给他的财富量。这一转移量等于或小于股东执行报酬K的成本。威廉逊提供了大量的例子来表明各种管理目标得以实现的组织和市场环境，并在这一过程中，表明了对他的模型的一般验证。
总的来说，阿尔钦赞同这一研究线索，不过他认为，威廉逊的模型可以通过将管理者的现金和非现金收入分离开来而得到改进：
如果这些非现金收益量能明确地包括在效用函数中，且表现为图形的一个轴，我们就可以引出均匀的效用曲线，以显示产生了管理者不变效用的现金与非现金的连续，那末，具有可行性功能的效用函数将能产生利润的等价形式以及向管理者支付的非现金管理利润形式。
一个分散所有制的公司的管理者对他的服务所获得的总报酬一般要高于那些较不分散的企业的管理者。不过，传统的知识表明，对工作的竞争使管理者的离散性开支所起的作用要低于附着在这些情况下的现金薪水。产权方法强调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其分析不依赖于市场均衡过程的强弱。这里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对非现金品的消费要劣于货币收入的同等增加——因为货币常常能提供更大的选择范围。例如，假定一个分散所有制公司的管理者所消费的非现金品使股东花去100美元，但对他来讲只值20美元，那末，如果竞争使他的现金薪水低了20美元，他也不比那些不很分散的企业的管理者更划算，他的报酬既是异常的，又是更高的。
总之，在更为分散的公司对管理的补偿形式，意味着这些公司的支出要大于那些较本分散的企业，不过在前一类中投资者的报酬至少要高于后者。因而，必然能作出的推断是，所有制更为分散的公司拥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允许它们能为管理者的报酬提供较高的成本。经济学逻辑也表明，如果向管理者所支付的整个报酬都是现金收入的形式，消费者向产出所支付的价格必然要高于他们所愿意支付的量。但是如果不是分散所有制的公司，这一价格将仍要低于可能存在的量，分散性公司的一个特别的生产率优势似乎能使价格水平保持适中。
关于生产率的优势的可能原因问题还需要得到满意的回答。不过，阿尔钦已表明，通过研究公司内部的配置过程可能会找到所需要的答案。
通用电气公司的内部资本和人事市场要优于原子的，即所谓纯粹竞争性市场，它之所以优越，其理由是因为在通用电气公司内收集与评价信息的专家所获取的报酬更为完全……我假定，通用电气公司财富的增长明显地来自于它的交换与再配置资源的内部市场优势——这一优势来自于……较廉价的信息……许多在一个传统市场中是外在的“知识效应”在这里会内化为企业的内部收益，它是那些生产它们的人的激励和报酬。
管制性企业
管制性代理人将一个“公正的报酬”准则如公共使用、电话公司等强加给了企业。管制性代理人的基本目标是要保证一个企业的实际报酬等于或接近“公正的报酬”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代理人可能会施加压力使价格向上或向下调整。既然进入一个管制性行业会受到很严格的控制，一个现存企业所获得的残余就可能超过公正报酬标准。不过，代理人的作用是保证公共利率以使任何超额利润都能以一个较低的价格在消费者那里通过。那些确定管制企业的所有制的产权束的削弱采取了一种特定的形式：对所有者的残余权利施加法律限制。给定这种产权削弱的形式，产权方法的逻辑表明，股东将会容忍管理者在竞争的压力下的行为，由于管制对利润设了一个上限，管理者就可以在不减低所有者的财富的情况下在很广泛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
实际上，管理者发现，要将企业的潜在利润以上的“公正报酬”转化成非现金品的消费是不费成本的。这—情形是管理者掌握了较高利润的收益，以及管制性代理人通过报告所从事的业务的较高的成本，从而隐瞒了真实的利润。这一成本曲线的向上调整，以及相应的对价格－产出等式的效应，意味着是管理者而不是消费者占用了股东的财富损失的整个份额中的主要部分，尽管不是它的全部份额。阿尔钦与卡塞尔、埃弗尔齐与约翰逊、贝克尔、埃克科特、莱维、谢尔曼等人从逻辑和实证的基础论证了非现金品的价格在管制性企业的管理者那里要比在一个现代公司的同事那里为低。管制性企业的管理者消费了更多的非现金品，其结果与对管制性行业的份额的定价直接有关。对残余方式的产权的削弱，即对现行管理政策的未来结果的市场评价，对一个管制性企业的所有者并不很重要。因此，对一个正规公司的管理者来讲，就不存在非现金品的价格。
非赢利性企业
属于这一类的企业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大学，共同储蓄和贷款协会，基金会，运动协会，医院等等。不过，它们有一个重要的要素是共同的，所有这些各异的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是；没有人能声称他具有占有残余的权利。换言之，现行的管理决策的未来结果不能资本化。因此，管理决策在估价时是有成本的，经济理论表明，在这些条件下，管理者将使用潜在利润以获取更大的非现金性的效用。此外，有些好处可以从搭卖销售中获得（消费者如果从共同储蓄和贷款协会所有的公司购买保险，他就可以得到贷款）。人为的短缺（一种物品的定价低于均衡价格）的产生会允许管理者进行有利于自己的交易，即人为的低价和真实成本之间的边际可能被用着效用增加的交易条件。总之，非利润企业的管理中，通常有一个以牺牲企业的顾客和老板为代价来增加非现金收入的范围。
社会主义企业
产权方法被证明对在社会主义环境下经营的企业的行为的解释也是适用的。确定苏联企业的所有制的产权束的内容与现代资本主义公司的所有制的产权束的内容就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我们知道，在后一类组织中，雇用的管理者具有追求他们自己的独立利益的自由。在既定的较高的侦察、监督和执行成本条件下，一个分散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发现，各种类型的效用所产生的行为的“价格”相对较低，他对其中某些行为的“购买”是以牺牲股东的利益为代价的。确实，关于制度结构的知识使我们能预期管理者的某些特定的行动，如对非现金收入的消费，保留工资与利润的维持超过股东的时间偏好等等。但是，当以这种形式来看待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的地位时，也可以简单地认为苏联的管理者在他的企业中实质上也享有类似的权利，即苏联的管理者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同资本主义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关系相类似。国家对管理者所期望的行为模式的侦察、监督与执行成本显然要大于零，而且事实上可能很大。因此，苏联的管理者可能在他自己对这些成本的估计中，削弱了国家的企业所有制，或在同样的事情上使用企业的资源时，以牺牲政府的目标为代价来增加他个人的满足。
苏联经济的观察者常常提请人们注意管理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违背政府规则的倾向，并留下了一些独立的决策余地。不过通过使用产权方法，这些所谓的“非正规”活动能很容易地纳入标准的生产与交换理论中去。因此，苏联的管理者渴望配置较多的生产性投入，保持一定的不上报的投入和产出存量，他为他的工厂所作出的生产努力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些旨在提高个人地位的策略。
这些问题可以被正式地理解为是管理者在某些技术和制度制约下，寻求他的效用函数最大化。这一模型不仅为可观察到的苏联管理者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合理和系统的解释，而且为洞察在整个经济体制的运作下的管理决策的效应提供了方便。例如，它可以表明，苏联管理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有助于减低中央经济计划的浪费和无效率。即苏联政府从苏联管理者的从事“不当行为”的能力（和意愿）中获利，进而西方经济学家的中心观点是，苏联的管理者具有很强的创新动力，假定他所选择的技术改进的效应是国家所知道的。
产权方法还可应用于分析南斯拉夫的劳动管理的企业。从1965年的经济改革以来，制度结构是南斯拉夫的企业雇员拥有残余，进而，通过民主选出的工人委员会，工人拥有修改或中止合约规定的权力。不过，企业雇员的产权束的内容不同于西方股东的产权束内容。很显然，南斯拉夫的工人既不能将他们的权利出卖给其他人，在他们离开时也不能带走。因为按照南斯拉夫的法律，一个人对企业的资本存量没有所有权，仅仅拥有使用资本的权利。因此，一个人进入企业时能获得残余的一个份额，当他离开企业后所有这些权利就都失去了。进而，企业具有无限地维持企业的资本存量的价值的法律责任（即折旧和从残余中获得其他配置）。
那末，南斯拉夫企业中的雇员的地位与西方股东比较主要有两点不同：第一，南斯拉夫工人对管理者的占有行为的侦察、监督和执行成本可能较低。不过，这里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不完全清楚的是，雇员对商业机会的知识有限，加上不存在对现行管理政策的未来结果的市场评价，只能通过对管理者在工作中的行为的观察来补偿。第二，南斯拉夫企业的雇员面对两种不同的增加财富的选择；（a）留一部分残余给企业以购买追加的资本品，（b）将整个残余全部作为工资，然后以储蓄帐户、珠宝或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个人投资。不过要再强调的一点是，在（a）和（b）的情形下的所有制的条件具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会影响相应方面的报酬的比较。既然从对资本品的联合投资与保留工资的报酬的获取形式是使工资增长，因此，只要雇员留在企业，对这一投资所要求的内部报酬率必然会远远高于全部拥有资产的报酬率。从而使得（a）类的投资宁愿转向（b）类，这两个比率之间的“均等的”差别可以估计到，而且正如所注明的，它们是由于产权内容的不同。用瓦来克的话来说就是：“所有的资产的利率与对非所有的资本品的内部投资的报酬率之间的差别会导致混乱和无效率……任何一个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都能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一点。”
似乎有理由认为，如果沿着特定的产权结构的内涵进行系统的探索，就能解释在南斯拉夫经济中所观察的许多现象。我们的理论告诉人们，确定南斯拉夫企业的产权的内容，加上资本市场体制的缺乏，将影响工人的时间偏好和他们对投资的选择。这些条件又表明，银行体制在解除由自动储蓄对投资率所施加的限制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预言，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企业所面临的严重的债务危机以及很高的失业率，都是南斯拉夫近期历史的特征。产权分析还会不自觉地为南斯拉夫一些反对加速扩大市场机制的观点提供支持，因为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似乎十分朴素地期望，市场力量的运作会产生在西方一样的结果。改革者在结果与预期不同时，他们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们的主张在南斯拉夫的统治集团中削弱了，所谓的“集中主义”变得更强。不过实际的问题并不值得如此疑虑，市场力量在南斯拉夫体制中以非常正规的方式运作。困难的问题在于改革者并没有将产权关系的行为效应纳入到标准的生产与交换理论中去。
小结
在以上几节里，我们试图系统地阐述过去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产权文献中的主要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产权的贡献是一个独特的和分别的应用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量的议题得到了论述，而且没有确立一个绝对的方式值得或不值得将它们纳入到产权研究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产权分析试图依赖和结合传统理论，以至在一个极端上可以说：产权方法使微观经济理论得到了恰当的发展。但是对于更深入的分类问题，产权文献在有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可信性，这些著作的主体似乎是具有某些特征的。我们可以描述如下：
（1）最大化行为作为一种规范被接受，假定每个决策者都受自利动机的驱使，并能有效地达到更好的境地。因此，一个人无论他是苏联的管理者，还是西方的企业家，都假定他在制度结构所允许的限度内追求他自己的目标，他的效用能达到他所能达到的均衡状况。
（2）经济活动所发生的制度环境将会得到明确的说明。尤其对所研究的每一情形，合约活动中的现存的财产关系，交换，监察和执行成本都得到了很清楚详细的说明。产权文献通过建立更为一般的最优化模型，从而能考虑更大范围的制度论据，因而拓宽了生产与交换理论的应用范围。
（3）可信的事实是，市场逻辑可以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大量的实际问题中去。因此，讨论的中心是经济效率及在怎样的条件下市场应该或不应该被延伸到新的领域。
（4）它们强烈地关注了选择的个人基础，假定一个人的偏好和价值只有通过市场和政治行为才能得到反映。因此，当一些代理人或团体所作出的选择会外在地对个人产生直接影响时，社会福利功能在这一类模型中要么被忽略掉了，要么被排除在基础之外了。
（5）它们的一个中心目标是要建立对于经济运行的有意义的观点，理论和实证研究将混合在一起，以发展出能进行直接检验和证明的假说。
我们说产权文献具有这些显著的特征，并不是表明其他方法就不能分享所注明的成果，或其他研究线索就没有价值。不过，产权分析确实提供了一个了解经济问题的独到而有用的方式。它们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文献给出了一些仍有生命力的证据，并在将来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E.G.菲吕博腾
S.配杰威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