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初的一篇妙文--夜读抄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我还记得1966年11月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也正是毛泽东主席一次又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高潮中，我因被关押在名为"政训队"的黑帮队里，每天只能读到一份《人民日报》，记得关于孙中山是发了整版的长文的，没有注意是不是也跟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拉扯到一起，不是我不用心读报，盖辛亥革命的光辉已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所掩了也。

　　孙中山的名字与辛亥革命不可分；没有辛亥革命，中山先生只是清廷缉捕的逃犯、党人"孙汶"而已。

　　大约近十年来，有一种认为辛亥革命迟滞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见，按孙中山的办法不如当年依了康梁，据说只要别像谭嗣同那么激进，争取到慈禧的支持，一切就都好办了，中国的面貌将大为改观，中国的历史也将改写。有两位朋友在海外作"告别革命"的对话，涉及清末的一段好像就持此论。

　　我生得晚了，时为辛亥革命后二十二年。辛亥革命有说成功的，有说失败的，总之是既成事实。反正那次革命后的中国好像也是一片混乱，不如人意，病急乱投医，倘能起慈禧于地下，从头试试，又何乐而不为？可惜历史不容假设，所有的假设都是说说罢了。

　　上一次世纪之交，中国酝酿着大变动，当时民气反映于士气，士气发之于文章，翻翻辛亥革命前各派的时论，可见一个大概。

　　赫然在目者有一篇《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今天是不会有人以这样的题目做文章的吧，这篇文章却是梁启超作，署名"中国之新民"，刊于1902年十一月卅日（应为旧历）出版的《新民丛报》第二十一期。妙题之下有妙文，妙就妙在作者不是写诙谐文字，而是郑重其事地披肝沥胆，引经据典地向在位的君主进言--光绪已经在瀛台靠边，这满篇忠谏该是说给西太后听的了吧？

　　梁启超破题儿就表明他于君民之间是绝对站在君主一方面，绝对是在替君主着想的："窃以为专制政体之毒，其害民者一，而害君主者常二：民之受害者有时而可避，君主之受害者无地而可逃；民受害而他人犹以相怜，君主受害而后世且以为快。故吾敢断言曰，专制政体之于君主，有百害而无一利。"

　　下面梁启超历数了专制政体派生的十种"恶现象"，指出专制政体才是几千年来的君主们"破家亡国之总根源"。照他的说法，这十恶是：一曰贵族专政，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曰军人跋扈（原注：如唐藩镇之类），八曰外戚横恣，九曰佥壬朘削（原注：如李林甫、卢杞之类），十曰宦寺盗柄。梁氏并以他烂熟的史料，如数家珍（？）地缕述了历代君主谱系，谁谁败亡于十种恶业中哪一种或哪几种，然后叹道："嗟乎，论者以为专制之毒，毒百姓也；使其毒百姓，而百姓从而报复之，从而覆亡之，犹可言也，而专制者，亦可自诿为专之未甚，制之未至，苟更精其术焉，终必可以绝后患而祈永命也。而岂知报复之、覆亡之者，不在其所贱而在其所亲，不在其所敌而在其所爱。……嗟夫！当一霸者之初起也，莫不汲汲焉思所以保我子孙，巩我主权，帝王万世，传诸无穷，其所以惩前代之失而救其弊者，亦云瘁矣；乃或防一弊，而他弊即起于所备之外，又或防之愈甚，而其末流之为毒愈烈。"梁启超进而指出，自秦以来历史上的君主，包括所谓正统的和僭窃的，"不得其死者十之一焉，被废而幽者亦十而一焉"，"专制君主之子孙，其有能经三百年不经絷缚割屠戮菹醢之惨者乎？"说到酸鼻寒心处，真是耿耿此心，天日可鉴。

　　梁氏设想，专制政体既然为害君主如此，或许另有大利可以跟所害相抵，那末冒险趋之也就无足怪了，他自问自答说，"专制政体之利君主者有二：其一则意欲上之自由，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作威作福，颐指气使，所谓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其二则躯壳上之自由，玉食万方，便嬖满前，宫妾数千，穷奢极乐，所谓非以一人治天下，实以天下奉一人也。"但是，梁氏把中国两千年来君主的掌权情况分为四种，证明能按头一条如愿以偿实行"完全圆满之专制"的没几个人："第一，有全权亲裁万机，毫不被掣肘于他人者，凡得十二人，曰秦始皇，曰汉高祖（下略）……第二，其权力虽不如第一种之强盛，而承继先业，继体守文，亦不甚被掣肘于人者，凡得十二人……第三，初时行其全权，或穷奢极欲自奉一人，或穷凶极暴震栗天下，后卒身危国削身弑国亡者，凡得十一人……第四，则不能自有其全权，或委政于母后，或委政于外戚，或委政于权臣、佥壬、宦寺，虽其间安危异数，荣辱殊途，大抵危而辱者十之七八，安而荣者十之一二，要之其不能自有专制权则一也。由此言之，君主千数，而能真行专政权者不过此三四十人，其因此而酿弑亡之祸者，尚三之一焉。"以致梁启超先生竟认为大部分君主所受的困厄苦难不自由，"有甚于吾辈小民十倍者"。论"专制政体于君主有百害而无一利"，论到这个份儿上，也就至矣尽矣，世之君主若还不醒悟，幡然放弃专制制度，也就真是顽固不化，对不起先生的苦口婆心了。

　　但梁启超先生的苦口婆心又继之以危言耸听，他说："为国民者，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为君主者，当视专制政体为一己之私仇。彼其毒种盘踞于我本群者，虽已数千年，合上下而敌之仇之，则未有不能去者也。虽然，若君主及君主之私人而不肯仇彼焉，从而爱惜之，增长之，则他日受毒最烈者，不在国民而在君主之私人也。"

　　不过，梁先生给当时的君主们开的所谓治本的药方，乃是英国式、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当时既不得售，今天说来更大违国情，兹从略。

　　并称康梁的另一位，南海康有为先生，把《法国革命记》进呈光绪皇帝的时候，强调在大革命中"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翁，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的惨状，痛陈惟有变法才能避免这一切可怕的事情发生，结果报应还没落到清朝君主身上，"奔走流离，散逃异国"的命运倒先降临康梁头顶，谭嗣同等六君子则陈尸菜市口矣。梁启超在变法失败以后的1902年所仍然坚持的思路，与康有为上述避免革命以救皇室的论调是一致的。

　　然而，辛亥革命发生了。怪孙中山激进吗？在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交叉点上，在当时各个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交互作用的形势下，辛亥革命是否不可避免？辛亥革命在当时是不是算得上"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是要历史学家来回答的问题。在此只是记下世纪之初的一篇妙文--作者无意于幽默，但今人读来却觉得有一种啼笑皆非的苦涩之感；也许庄谐之间恰恰表明中国百年来一点可怜的进步吧？


　　1996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