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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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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元亨著《潘氏三兄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写了潘梓年、潘菽、潘汉年兄弟三人在20世纪内的经历。
潘汉年1955年被秘密逮捕后，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根据是"潘汉年于1936年，在国共谈判中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因此"认定潘汉年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
潘汉年1977年瘐死于劳改农场。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说，"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过许多重要贡献。1955年后被错定为'内奸'"云云。
这个罪名，与一则"十万大洋"的轶闻有关。
大家知道，1936年的西安事变，如果没有潘汉年参与，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潘汉年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特科"活动的时候，有一个身份是担任宋庆龄夫人的"秘书"。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戏中有戏"，宋美龄正一筹莫展，一天她听说二姊宋庆龄准备与何香凝联袂飞往西安去劝说张学良，她深知二姊素来憎恶蒋介石，为此两姊妹也绝少来往，她没想到二姊如此不计个人恩怨，就去找了宋庆龄。她劝宋庆龄不忙走，"说不定让别人出面，更有效一些"，她指的是找共产党，"没别的路可走了"。宋庆龄便想到潘汉年。宋美龄一再保证来人安全，宋庆龄才答应代为联络。宋美龄说，"二姊，事情能成，我可以给来人五万银洋。我知道你与他们一直有联系，这次全靠二姊了。"
书里写宋庆龄带到口信，宋美龄愿找中共的人会晤，设法营救蒋介石。潘汉年欣然应诺。下面有一段有趣的叙述：
宋庆龄含笑道："美龄愿意付五万银洋，只要保得住蒋介石的命……"
潘汉年笑了，说："这个时候，蒋介石的人头又何止值五万银洋呢！"
宋庆龄立即通知了宋美龄，末了，不无深意地搭上了一句话："人家说，此刻，蒋先生的人头何止五万银洋呢。"
宋美龄没听出弦外之音，忙说："五万不够，那就十万吧！"
她急切要求潘汉年当日赶到南京，上宋公馆会面，并看好了车次。
"放心，潘先生不会食言的。"宋庆龄回答。
为了全民族的命运，潘汉年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只身闯入金陵城……
十万银洋，买得回一个抗日统一战线局面吗？
十几年后，50年代初期，回乡探亲的侄子告诉潘汉年，在他们老家宜兴，下乡的工作队都在说，潘汉年有十万家财，在上海买了栋房子，还说是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给的。
到了1963年，潘汉年面对最高法院判决书上的所谓"在1936年国共谈判中，秘密投降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又作何感想呢？下面几行只能是著者的"合理想象"：
这是指的什么？"十万银洋"？给斯大林的电报？充当宋氏兄妹的前导？……
历史可会站出来说话吗？
这本书是三兄弟的合传，且重在通过三人的遭遇折射反映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因此于潘汉年在隐秘战线上的无可代替的功勋，不可能一一细数。
我在读这本书时，突出的感想，是假手于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竟无非一纸谎言。在这一点上，它自然与30年代莫斯科审判时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谎言同一模式。不同的是，大家知道，1955年逮捕潘汉年，乃是因为他曾往见汪精卫的"罪名"。而为什么最后在终审判决书上却是另一个罪名呢？
再一想，这在长年没有法律可循的历史时期，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近读作家徐光耀回忆其被划右派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一文，他划右的真实原因，是他在回答作协党组有关丁玲的书面调查时，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并对那种指供诱供式的调查提纲提出意见；但到定案时，罪状则只是他在1957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了。你说耐人寻味吗？这里有着比"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更深的机杼在。
可悲的，是由法院（还是最高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出面。记得在文革前夕草草判决胡风案时，也在北京的一间法庭里走了这么一个过场。不但到庭的证人（也是"反革命"胡风的"同案犯"）事前被指定了"证词"文本，作了背诵训练；连胡风本人也被"打了招呼"。当时并无需担心国内外舆论，当庭也不许局外人旁听，这样煞费苦心的表演又给谁看呢？
听命于法外之权的法律不过是权力者手下的一支刀笔，听命于法外之权的法官不过是权力者手下的一个狱吏罢了。
200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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