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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医药学文献中，《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此书又简称为《本经》或《本草经》，全书分为三卷（亦有分为四卷的），共收集各类药物365 种，其中植物药252 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书中根据药物性能的异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一般说来，都是补养类药物，大多毒性小或无毒：“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都是些补养而兼有攻治疾病作用的药物，其中有的有毒，有的无毒：“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大多是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其中有毒的居多。
这部在中国医药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专著，关于它的成书年代以及作者问题，自古以来有着种种不同的说法。
查一下有关史料，我们可以知道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只是在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和《隋书。经籍志》中才开始记载，但均没有写作年代和作者姓名，因此历代学者对此作了许多研究和推断：一、神农氏说。东汉郑玄在《〈周礼〉郑注》中认为此书是神农氏时代的作品，由神农氏所作。二、黄帝说。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曰：“黄帝使歧伯尝味本草，定《本草经》，造医方以疗众疾”。认为成于黄帝时代，由黄帝所作。但据考古研究认为：神农、黄帝时代尚无文字。因此以上两说不能凭信。三、汉代说。梁代陶弘景根据书中所载药物产地，首先提出了此书为汉人所撰的观点。他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说：“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即华佗）等所记。”又说：“本草时月，皆在建寅岁首，则从汉太初后所记也。”陶氏认为书中所记药物产地，多为东汉时所设，据此推断此书成于东汉，而作者可能是当时名医张仲景或华佗。他还依据采药时月以建寅为岁首的特点，认为此书不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 年）。四、东汉至宋齐之间说。近人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说：“此书在东汉三国间，盖已有之；至宋齐间则已成立规模矣……著者之年代则不出东汉末讫宋齐之间。”又说：“……是今本《本草》与华佗、吴普有密切的关系，或即以《吴普本草》为基础，亦有其可能性也。”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于东汉至宋齐之间，作者可能是华佗及其弟子吴普。
当今学术界对于上述问题的争论也未超出前面四说的范围。有的学者认为：《神农本草经》一书，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笔，大约是秦汉以来许多医药学家不断加以搜集，直到东汉时期才最后加工整理成书的。持这一观点的有甄志亚主编的《中国医学史》（全国中医学院教材）。也有学者认为：《神农本草经》不是成书于汉代，更非成书于汉代之前，而是梁代陶弘景才使之最后成书的。陈景河在《〈神农本草经〉成书时间新议》（载《黑龙江中医药》1984年第4 期）一文中就这样认为。其根据是：一、此书书名首由陶氏确立。《神农本草经》不见于《汉书》，而始见于《七录》，这是因为直到陶氏手中，书名才最后确立，“以朱书神农，墨书别录，进上梁武帝”。
（李时珍语）所以《七录》中乃得而见之。二、此书内容亦由陶氏而得以固定。在陶氏之前，此书的内容，屡遭前代医家“更复损益”，而增减不定（即未定型）。陶氏为了避免类似之事的再度发生，选定了别有含义的“三百六十五”这个数字，来固定此书的内容。还有学者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时期，而作者是华佗及其弟子。如何爱华在《华佗与〈神农本草经〉》（载《福建中医药》1984年第1 期）一文中就持这一观点。其理由有四：其一，离此书著作年代不远的陶弘景，除了提供“疑仲景、元化等所记”的线索之外，还曾指出：《本草经》的发展和编辑，“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且所主治，互有多少，医家不能备见”。这说明在华佗之后，陶氏之前，对药物学有所研究、有所发展的人，恰恰是华佗的弟子。
陶氏之语，是针对《神农本草经》问世之后的状况而发的，对探讨此书的著者，不失为一个有力的佐证；其二，从清代孙星衍、孙冯翼二人在《名医别录》、《大观本草》、《太平御览》等书中辑佚整理的今本《神农本草经》来看，其中有吴普注文189 条，《吴普本草》内容12条，李当之辨药性寒温44条；其三，针对此书中存在着不少吴普、李当之论药的资料这一状况，前人（如粱启超等）就曾认为此书的作者可能是华佗及其弟子；其四，华佗、吴普等人洞晓养生之术，具有方士色彩，而《神农本草经》一书的特点，又恰恰带有浓厚的方士气息，这也可以说明华佗与此书的密切关系。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的见解颇不一致。解决这一历史悬案确实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冯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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