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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兵于农是兵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为众多兵家学者所关注。它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是众说纷坛，难以达成共识。
《庄子。盗跖》称“黄帝前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此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子。画策》云：“神农之师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由此可见，五帝以前很少战争，没有专职军队，不存在寓兵于农的问题。夏王朝建立了由王控制的军队，平时由少数不参加生产的贵族上层组成卫队，战时以其为骨干征集大量平民组成军队（《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军制、《中国军事
史》军制）。商王朝建立了右、中、左三师（《殷契粹编》：“丁酉贞作三（师）右中左”），以贵族为骨干的国家军队，仅9000人。从以上情况看，夏商军队的数量少，成员多为不参加生产的贵族，奴隶不能参加军事活动（《易经》：“高宗伐鬼方……小人（奴隶）勿用”），当然也无寓兵于农的必要。有的军事史学者认为，商王朝已开创寓兵于农的先河。从商代甲骨文和《周礼》、《左传》、《诗经》看，武丁时期就开始实行军民制度。军队采取预定编制和隶属关系，先在贵族中固定各级指挥官，再将适合服役人员登记列编，使“平时任户计民”以预定其军籍，做到：“人有隶属之军，军有所统之将”。在编甲士（多为平民）、徒兵（农业奴隶）并不脱离生产，而进行短期射、御和使用戈、矛等武器的训练。战时指挥官逐级下达征集令，迅速按编制集结出证。《左传。隐公五年》：“故春蒐、夏苗、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整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这些史料就反映了西周亦兵亦农，士、农、工、商均服兵役的实际情况。
军事学术界的多数专家学者则认为，寓兵于农是始于西周。《禹鼎》、《滔壶》等史籍记载，西周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周天子直属的常备军二三十万。当时生产水平很低，难以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除少数贵族成员以外，所有士兵均须参加农业生产。《国语。周语》：“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管子。小匡篇》：“商工之乡六，土农之乡十五。
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周王朝每年军事演习三次（《周礼》称四次），在农闲时进行。所有役龄内的人员，无论是否在营都要参加。演习通常还与田猎结合，演习完即进行狩猎。
有的军制专著还认为，西周还建立了相应的制度，配合寓兵于农的贯彻实施。撮《史记》等古籍记载，周代的井田制与兵制结合紧密，人民“划井而居”，因井田而缴纳赋税，税以出粟为主以足食，赋以出军为主而足兵，从军赋到征兵都体现了寓兵于农。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西周普遍推行了义务兵役制，乡遂之中大致每户征召一人为兵，按比（5 家）、闾（25家）、族（100 家）、党（500 家）、州（2500家）、乡（12500 家），编成伍、两、旅、师、军。在乡称比、闾、族、党、州、乡，在军称伍、两、卒、旅、师、车。周王朝初期大规模战争很少，以后也不是战火连绵，实际上是每家出兵一人备征，7 家（另一说10家）轮流有一人在营服役。口粮、衣服自备，战车、马匹、兵器等装备由国家供给。（《周礼正义》：“六乡之卒，出于乡里，而兵车、大车、马、牛出于官）”。一旦发生战争，未在营的适龄人员，根据需要被征召入伍，使作战部队编制满员。
西周时军训与教育和生产结合紧密，也充分体现了寓兵于农的精神。《周礼》称：“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礼记。学记》称：“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学校不分文武，教育内容为六德、六行、六艺。小学学习个人技术性的礼、乐、御、书、教（周礼。大司徒》），大学学习六德、六行等理论，结合军事演习，学习集体性的礼、乐、射、御及战阵指挥等知识。“国人”每年参加短期受训而不脱离生产劳动，少数贵族常年在校学习。
军事学术界有的还认为，寓兵于农始于西汉的屯田兵制。汉文帝时，开始推行屯田制，徙民皆习武耕种，抵抗匈奴入侵。武帝时，为消除戍卒更代之烦和安定边防，在西北边民新设六郡，“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史记。平准书》）。设有屯田校尉、护田校尉、农都尉等官职，自敦煌到盐泽沿路均有屯田兵戍守。以后各帝进一步发展了屯田兵制，使数10万屯田兵“有警则战，无事则耕”。像这样的兵农一体，亦兵亦农，才是寓兵于农的开端。
（谢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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