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兴:如何评价韩愈诗歌的思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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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在散文 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在诗歌创作方面, 针对大历以来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 的浮荡习气,“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诗风, 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气象。因 此,他在诗歌创作上勇于创造,大胆革新,另辟蹊径,独树一帜,较广泛地 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但是,一些 文学史和有关韩愈研究的论著,以反映人民疾苦为评价韩愈诗歌的准则,也 就是政治标准第一,因而认为韩愈反映现实的诗歌数量不多,没有像白居易 那样继承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不大。如游国恩诸先生主编的《中 国文学史》中有这样的意见:“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 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 路。和白居易着重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有所不同。”(1979 年修订本第 156 页)詹锳先生《唐诗》也是这样说的:“在韩愈诗里也有些反映现实的,┅┅ 但这样的诗数量不多,而且往往和个人的不幸交织在一起,认识不够深刻。” 张燕瑾同志《唐诗选析》认为:“韩愈的诗歌追求奇险,形成了宏伟奇崛和‘以文为诗’的特色。但反映社会重大生活内容少,比较肤浅。”类似的意见还有,这里不一一列举。我以为上述诸先生的论断值得进一步探讨。韩愈 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在数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评 价作家作品的唯一标准,就韩愈而论,他的诗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难,揭 露统治集团罪恶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佳什, 更有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危害之作,还有指斥当权者压抑人才,抒发怀才不 遇的作品。这些都从不同方面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的重大生活, 有强烈的战斗性,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本文就韩愈诗歌反映现 实的思想意义谈谈我的看法。
(一)
在政治上韩愈主张对人民实行仁政,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原 道》),因而他反对繁赋苛征,竭泽而渔。所以对“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 穷而赋愈急”(《送许郢州序》)的现实深感忧愤,同情人民的苦难。《古 风》一诗对朝廷和藩镇诛求无已,人民被迫离乡背井,四处逃亡的情况进行 揭露:
彼州之赋,去汝不顾;此州之役,去我奚适?一邑之水,可走而违;天下汤汤,曷其而归。 诗中虽然没有具体地描写人民困苦逃亡的情况,但其所概括的社会生活内容 是深广的,同时所含蕴的思想感情,确是广大人民在战乱年代,赋重税繁, 不堪于命,又无处可逃的沉痛之情。诗 的结尾以洪水为喻,苛政胜过洪水啊! 这寥寥短章,虽写得古朴,但感情异常沉痛,揭露也是深刻的。
在《归彭城》一诗中,诗人深切同情人民的悲苦遭遇,指斥朝廷政治腐败,兵戈不息;倾吐自己无力解救民困的苦衷:
天下兵又动,太平竟何时?讦谟者谁子,无乃失所宜?前年关中旱,闾井死多饥;去岁东 郡水,生民为流尸。上天不虚应,祸福各有随。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刳肝以为纸,沥血 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
这首诗是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在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中所作。贞元十五年(799)三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叛乱,德宗下诏削夺吴少诚官爵,出兵讨 伐,但因军无统帅,进退不一而溃败。贞元十六年二月再度进讨,五月诸军 大渍。兵连祸结,给人民带来极为深重的灾难。诗人发出了“太平竟何时” 的喟叹,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广大人民的呼声。在吴少诚叛乱前一年冬,关中 无雪,长安饥馑,次年秋,郑滑大水,庐舍人畜,荡然无存,哀鸿遍野,饿 殍相枕。诗人同情人民的悲惨遭遇,对当朝衮衮诸公提出质问:“讦谟者谁 子,无乃失所宜?”这就把灾祸所生之由,归之于朝廷,表现了诗人超人的 胆识。出于解救民困的热忱,诗人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天旱人饥,洪水为患 的现实,一方面草拟奏稿,希望当权者实行仁义之政,使政治清明,国家安 定。全诗夹叙夹议,铺陈展述,真挚同情人民苦难之情跃然纸上。能说这样 的诗篇“肤浅”吗?
由于韩愈关心人民疾苦,所以尤其憎恶那些“龊龊当世士”。他们只知 蝇营狗苟,聚敛为务,对“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龊龊》)的惨状, 置若罔闻。因此诗人表示“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同上),为人民请 命。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做了监察御史,这一年关中大旱,“人死相枕 籍”而统治者仍然诛求无厌,特别是京兆尹李实,以聚敛诛求为能事。作为 监察御史的韩愈,不畏李实的权势,立即写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陈述了关中地区广大人民,弃妻逐子,转死沟壑的惨状,请朝廷“宽民徭役”, 以救人民于水火。结果得罪权贵李实,贬为阳山令。韩愈遭受打击后,同情 人民疾苦之情并没有减退,所以到永贞元年(805),在赴江陵途中追忆当时 的惨景,生动地描绘了一幅伤心惨目的灾民图:
┅┅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 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嗳。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J 门,为忠宁自谋?┅┅
《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 在诗中,诗人以白描的手法,真实地勾画了灾民抛妻弃子,转死沟壑,倒毙 路衢的惨绝人寰的景象,同时对灾民充满了深厚的同情,为灾民的不幸而深 沉叹息,到了食不下咽,五内焦灼的地步,这难道不是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精 神的继承吗?
在上述诗篇中,韩愈是直抒胸臆,揭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反映人民所遭 受的重重苦难,另外一些诗篇则是用“索物以托情”的表现手法,托物寓意, 抒发自己对权奸当政,道路以目,人民无以为生的愤懑之情。贞元十九年
(803)三月,长安大雪,这时刻剥聚敛以媚上的裴延龄、李实等擅权,朝政 昏乱,以至“天下皆怨怒”。诗人借天时严寒以托情,写了《苦寒》一诗。 在诗中,诗人飞驰想象,以夸张的手法,描写“隆寒”笼罩着宇宙,太昊都 为之畏避,万物俱受摧残。狂飙似的寒风吹遍大地,有如铓刺刀割。在这样 的酷寒中,太阳和火神都“恇怯”屈服,人们冻得无法生活,连凶猛的虎豹, 藏于深渊中的蛟螭之类也都冻死。冷酷的现实,使诗人“悲哀激愤叹,五藏 难安恬”,以致中宵痛哭。最后,诗人迫切希望上天能改变这种现象,使杲杲日出,冰雪顿销。只要能拯救万物,诗人表示:“吾死意亦厌”。这首诗 是托物寓意,它所含蕴的深刻的思想意义不是一目即可了然,但只要联系当 时的政治情况和社会现实,其所讽所斥,所同情者都是非常清楚的。它是以 超现实的想象,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来影射当时的黑暗社会,反映人民深重 的苦难。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韩愈把改变“隆寒”现实的希望寄 托于天,实际也就是寄于皇帝身上,但他那种只要能解人民于倒悬,即使牺 牲自己也在所不惜的崇高精神,可以说与杜甫推己及人,关心民瘼的思想前 后辉映。
再如《猛虎行》也是因物取譬的佳作,诗人以猛虎为喻,揭露统治者的 残忍暴虐。诗中极写猛虎的凶残,“自矜无当对”,大逞凶威,不仅攫食熊 豹兔狸,甚至“朝怒杀其子,暮还食其妃”,最后众叛亲离、孤立无援,而 为群兽所杀。诗人通过一系列的描绘,充分刻画了老虎凶暴残酷,专威嗜杀 的本性,极为深刻。以此喻当时的统治者和跋扈专横、残暴寡恩、杀伐成性 的藩镇十分确切。对老虎掠取兔狸而食的描写,也曲折地反映了统治阶级对 人民的残害,和人民深重的苦难。
这不是“认识不够深刻”的断语所能否定的。
(二)
对于藩镇拥兵自雄,天下纷扰,国势日蹙的局面,韩愈十分不满,主张 扫平不听朝命的各方镇,以实现“凡四方万国,不问海内外无大小,咸臣于 朝”(《送殷员外序》)的天下大一统。这种尊君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 在那藩镇割据,战争频仍,社会生产遭到破坏,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代, 是有进步意义而值得肯定的。
《元和圣德诗》是韩诗中反对藩镇割据,歌颂宪宗平定西川之乱,以振朝廷声威的鸿篇钜制。这首诗前人大抵推崇过分,解放以来的研究者又贬之 为歌功颂德之作,都失之片面。从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来看,此诗还 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首先诗人揭露了据西川而叛乱的刘辟的凶残,“血人 于牙,不肯吐口”,以及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其 次抨击刘辟诱胁其众为乱的罪恶:“万牛脔炙,万瓮行酒;以锦缠股,以红 帕首;有恇其凶,有饵其诱;其出穰穰,队以万数”。再次歌颂这次平叛战 争大获全胜,“借以悚动藩镇”。
元和四年(809)十一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死,其从弟吴少阳不待朝命自为留后,朝廷不能讨伐,韩愈对此十分愤慨,在送友人侯继赴河中幕时, 作诗以赠。诗人迫切希望作为“天子股与肱”的晋绛慈隰节度使王锷,在“蔡 州帅新薨”之时,能“提师十万余”为朝廷讨伐吴少阳。他认为这不只是维 护国家统一,而且是“活彼黎与蒸”,拯救人民。诗人自己为了扫平割据不 臣的藩镇,实现天下一统,还有“犹思脱儒巾,弃死取先登”(《送侯参谋 赴河中幕》)的报国壮志。
痛感于割据称雄的藩镇荼毒人民,危害国家的统一,韩愈急切希望朝廷 讨伐。元和十二年(817),裴度力排众议,主张讨伐淮西吴元济。韩愈不畏 宰相李逢吉的反对,积极支持裴度进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襄赞军务。 这期间韩愈写了十多首诗,抒发自己平叛的豪情壮志。如《送张侍郎》: 司徒东镇驰书谒,丞相西来走马迎。两府元臣今转密,一方逋寇不难平。
韩愈认为以镇定一方,威望素著的韩弘为都统,再加上不平淮西誓不还 朝的裴度为宣慰处置使,将士用命,抗拒朝廷数十年的淮西之地不难平定, 所以表现了强烈的必胜信念。又如:
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敢请相公平贼后,暂携诸吏上峥嵘。
(《奉和裴相公东征途经女几山下作》) 这首诗前半即景,写出了平淮西的军旅,在秋高气爽的季节中行军,军 容整肃、威武;后半抒情,表现了淮西必平的坚定信念。这虽是一首奉和之 作,但不是有意逢迎,而是贯注着诗人的亲身感受和平定叛乱使国家统一的思想感情,因此,全诗明朗轻快,积极乐观。 到达淮西前线后,捷报频传,吴元济势穷力孤,龟缩一隅,眼看胜利在望,凯旋而归指日可待,诗人欢欣鼓舞,《郾城晚饭奉赠副使马侍郎及冯李 二员外》一诗,就反映了这种胜利喜悦的豪情:“城上赤云呈胜气,眉间黄 色见归期。幕中无事惟须饮,即是连镳向阙时。”吴元济被擒,淮西平定, 诗人随裴度凯旋而归,一路上写了《酬别留后侍郎》、《同李二十八夜次襄 城》、《过襄城》、《次硖石》、《桃林夜贺晋公》、《次潼关先寄张十二 阁老使君》等诗,前人已指出,“数诗皆可作凯歌”。
穆宗长庆元年(821),王庭凑杀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而作乱,引兵攻占冀 州,围深州,朝廷一时无力征讨。次年,穆宗以韩愈为宣慰使赴镇州。在镇 州兵变的紧急情况下,韩愈欣然受诏上道,而且“恨不身先去鸟飞”(《奉 使镇州行次承天行营奉酬裴司空相公》)。为了国家的统一,兼程而进,个 人生死置之度外。《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重见寄》一诗,也反映了诗人赴镇 州时的急切心情:“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 何处如今更有诗?”这种临危不惧,果敢忘我的精神,在中唐的诗人中是少 有其匹的。
从上面的简析中可以看出,反对藩镇割据是韩愈诗歌主要内容之一,而一些研究者则视而不见,甚至一笔抹煞。试问:反映藩镇叛乱的重大历史事 件,不是“社会重大的生活内容”吗?不是“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精神”吗?
(三)
佛道二教,由于统治者的倡导和支持,中唐时期大盛,形成一个庞大的 游手坐食的僧侣地主阶级。众多的道士、僧尼利用宗教蛊惑人心,破坏社会 生产,为祸甚烈。韩愈不怕触怒宪宗,主张禁绝。如对佛教他认为要“人其 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即迫令僧众还俗,焚毁佛经,没收寺 院田产,表现出一种坚决排斥佛老,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这在他的一些诗 篇中也有突出的反映。对被最高统治者定为国教的道教,韩愈也进行猛烈的 攻击,力斥其虚妄无稽。如《谢自然诗》,对谢自然羽化登仙的传说,以及 道教所鼓吹的长生之说,加以驳斥。韩愈虽不是无神论者,但他在诗中对道 家宣扬的修炼而白日飞升,明确地斥为荒谬,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神仙。对 迷信长生不死而相信神仙的秦始皇、汉武帝进行严厉的批判。同时,根据人 们愚昧而相信神仙的事实,提出了“莫能尽性命,安得更延长”的很富有说 服力的看法,而且进一步提醒人们,不要盲目地“从物迁”,要相信“知识”, 也就是相信一般正常事物的道理。最后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准则,劝喻 世人奉君事亲,杜绝神仙迷罔之说。在道教定为国教,皇帝迷信神仙,士大夫影从的情况下,无所畏惧地否定长生为仙之说,是需要有相当勇气的。
《谁氏子》一诗则是通过一典型事例,来揭露道教盛行所造成的恶果: 非疾非狂谁氏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妇年二十, 载送还家哭穿市。或云欲学吹风笙,所慕灵妃媲萧史;又云对俗轻寻常,力役险怪取贵仕。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
道教流行,不少人受其蒙蔽欺骗,相信成仙飞升,享受无穷之乐。另外 统治者崇道而企求长生,所以不少人投其所好,侈言长生不死,以求宠幸。 如玄宗、肃宗时的王屿,“托鬼神致位将相”,代宗、德宗时的李泌,“长 于鬼道”而被“大用”。这首诗正是以谁氏子弃母抛妻入山学道的生动描写, 从迷信为仙和学道而取卿相这两个方面,尖锐地抨击了道教的危害,指出神 仙之说的荒谬,切中时弊,批判有力,能说这样的诗“认识不够深刻”吗? 不是现实主义之作吗?
《华山女》则从另外一个方面揭露道教徒的无耻秽行,以及统治集团迷 信道教的昏庸腐朽: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排浮萍。黄衣道士亦讲说, 座下寥落如明星。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洗妆拭面看冠披,白咽红颊长眉青。遂 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 塞路连辎軿。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天门贵 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 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这是韩愈反宗教诗中写得最细腻生动的一首,也是诗人通过诗歌形式对道教 进行的最猛烈的抨击。诗人首先揭露佛教徒宣讲佛经迷惑群众的情况,甚至 宫中也“撞钟吹螺”,这就把佛教僧侣和封建政权勾结,统治者利用佛教的 反动本质揭露无遗。接着诗人通过“黄衣道士”讲说道教经典而听众寥若晨 星的描写,对华山女以色相诱惑群众的卑鄙无耻作了有力的铺垫。紧接着正 面揭露华山女以妖冶的打扮,故设圈套,以招徕听众的丑恶行径。结果是达 官贵人,豪家少年,都如蝇逐臭,追逐这个狐媚惑人的女道士,使她既广招 了听众,又诈骗了财物。这已淋漓尽致地揭穿了道教徒的腐朽奇丑和对社会 的危害,但诗人没有就此停止,还更深入一层地描写了华山女和“六宫”、 “玉皇”(皇帝)的关系,虽着墨不多,但统治者的昏庸奇丑已经暴露无遗。 最后诗人着力写“豪家少年”和华山女之间“云窗雾阁”的丑剧,更增强了 人们对道教的憎恶。对道教内幕进行这样细致生动的描写,深刻入微的揭露, 在中唐时期的诗人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对于佛教,诗人也不遗余力地加以揭露和批判。如《送灵师》:
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 失隶,朝署时遗贤。┅┅
这里诗人明确指出佛教对国家的两大危害,即“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 前者是当时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寺院经济膨胀,不仅影响国家税收,而 且扩大了寄生阶级,增加人民负担。齐民逃赋役”,危害国计民生,这在当 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至于“高士著幽禅”,韩愈认为应令其还俗,以增 加国家丁赋。
对佛教徒大修寺院,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浪费民财的危害韩愈也加以 批判。“浮屠西来何施为?扰扰四海争奔驰。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 者谁?”(《送僧澄观》)这确是概括了唐代由于帝王佞佛,达官贵人相兢大兴佛寺,穷奢极侈的情况,如代宗造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涂金为瓦, 所费巨亿”。所以韩愈的批判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其它如“偶然题作木居 士,便有无穷求福人”(《题木居士》),都从不同的方面抨击佛教的危害。 韩愈还有一些送给僧徒的诗篇,则是通过写景叙事刻画了那些身披袈 裟,口念佛经的和尚可鄙的精神面貌,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佛教徒的丑恶。如《送文畅师北游》,描绘了一个附庸风雅,奔走于缙绅、名士之门,求得只 言片语以为荣的势利和尚形象,《送惠师》则是描写一个“十五爱山水,超 然谢亲朋”的放荡不羁以游名山大川为乐的游方僧人,通过他来揭露僧侣的 寄生生活。
十分清楚,韩愈攘斥佛、老的诗篇,深中时弊,发人深思,有着较强的 战斗性,在中唐时期真是独出冠时,这决不是用“比较肤浅”四字能否定得 了的。
(四)
中唐时期宦官擅权,谗佞聚敛之徒受宠而把持朝政,出现了“贵戚子弟, 例早求官,髫齓之年,已腰银艾;或童丱之岁,已袭朱紫”(《旧唐书·韦 玄同传》)的现象,寒门微族出身的知识分子,虽才识超人,也备受压抑。 韩愈本人就是屡遭排斥和打击的,所以他在《与崔群书》中说:“自古贤者 少,不贤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 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这深刻地指出了封建社会中极不合理的现象。 韩愈中进士后,因请托无门,得不到一官半职,不得不寄人篱下而为幕 僚。这对有着“志欲干霸王”的政治抱负的韩愈来说,不能不产生怀才不遇 的喟叹,深感被“弃置人间世”,事业无成,孤愤寂寥。《暮行河堤上》一诗,就反映了这种心情:
暮行河堤上,四顾不见人。衰草黄云际,感叹愁我神。夜归孤舟卧,展转空及晨。谋计竟 何就,嗟嗟世与身。
不满于沉于下僚的幕府生活,韩愈极思凌风一举,以实现政治理想,但现实 是那样冷酷,使诗人到了“幽怀不能写”的地步。即使如此,诗人还是表现 出“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龊龊》)的迫切心情。因此对那些妒贤 忌才的“谗夫”表示了极度的憎恶,恨不能持利剑以刺(见《利剑》)。以 后,因上书言事,不断遭受打击,贬谪远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越来越深, 被压抑的愤懑也十分强烈:“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跎蹉颜遂低,摧折 气愈下。冶长信非罪,侯生或遭骂。怀书出皇都,衔泪渡青灞。身将老寂寞, 志欲死闲暇。”(《县斋有怀》)被贬阳山,顺宗即位大赦,移橼江陵,不 能回京,心情异常激愤,以屈原、贾谊自喻:“静忠沉屈原,远忆贾谊贬, 椒兰年妒忌,绛灌共谗谄。”(《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 长侍》)在这些诗篇中,诗人以公冶长、侯生、屈原、贾谊自况,表明自己 虽有报国壮志,济时之策,却不能为世用,因而发为不平之鸣。这是一种沉 痛的控诉,是被压抑而求伸的呼声。它从侧面揭露了中唐时期政治的腐败, 有一定积极意义,不能因为是“个人的不幸”而加以否定。
元和初,韩愈回京任国子博士,但仍为人所忌,不时有流言相诬,诗人 在这样的氛围中,忧谗畏讥,悲愤更加深沉:
彼时何卒卒,我志何曼曼。犀首空好饮,廉颇尚能饭。学堂日无事,驱马适所愿。茫茫出门路,欲去聊自劝。归还阅书史,文字浩千万。陈迹竟谁寻,贱嗜非贵献。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怀秋诗》) 这首五言古诗使事用典都十分贴切,抒发空怀匡时之志而不与世合的愁怨, 曲折尽致。
韩愈除了直接抒发自己坎坷蹭蹬的不平之鸣外,还对一些沉沦不遇,不 为世用的朋辈的遭遇表示深深同情,写了很多赠答诗来抒发自己的爱憎之 情。如《驽骥赠欧阳詹》、《答孟郊》、《送进士刘师服东归》、《赠唐衢》、
《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等等,都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抨击了那宦官专 权,奸佞当政而压抑人才的不合理现实,应该给予肯定。因为感叹怀才不遇, 政治抱负不能施展的诗篇,它虽不是反映封建社会中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的 矛盾,而是统治阶级内部当权者和不得意的知识阶层之间的矛盾,但它所指 斥的对象是一些腐朽的顽固势力,揭露的是封建社会中不合理现实的一个方 面,历史地、全面地分析评价,应加以肯定,不能只以是否反映人民疾苦为 唯一评价标准,从而贬低甚至否定这类诗篇。
(原载《唐代文学》第 1 期,198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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