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白居易《琵琶行》—

何其芳：白居易《琵琶行》——新诗话

　　在古典诗歌最繁荣的唐代，在闪耀在天空上的繁星一样众多的诗人之中，除了李白和杜甫，我们还应该谈到谁呢？
　　多少有特色的诗人！多少不朽的美丽的诗篇！那是一个宝藏。那是一个可以使我们的眼界大为开阔的宝藏。
　　或许应该首先谈到白居易，重要性仅次于李白和杜甫的白居易。白居易的诗没有李白那种豪放雄壮的气概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也似乎不如杜甫写得更沉痛。但较之前人，他的诗是有新的发展的。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更具体一些说，他强调用诗来批评当时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不合理的现象。他把他自己写的这种诗叫作讽喻诗。他的讽喻诗接触到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它们写出了农民生活的穷苦，赋税的过重（《观刈麦诗》、《重赋》、《杜陵叟》）。它们暴露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到官僚的生活的奢侈（《红线毯》、《轻肥》、《歌舞》、《买花》）。它们描写了当时的封建帝王的爪牙是怎样掠夺人民（《宿紫阁山北村诗》、《卖炭翁》）。它们表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的苦痛和作者对于妇女的同情（《上阳白发人》、《陵园妾》、《母别子》、《井底引银瓶》）。它们还反对用兵边疆的战争，反对把人当作贡品的虐政，并且写到了某些普通人民的悲惨的遭遇（《新丰折臂翁》、《道州民》、《缚戎人》）。这些诗都是他的讽喻诗的精华，都是能够感动人的作品。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可见他是有意识地把他的诗写得比较通俗一些。这样他的诗就有了一种平易近人的风格。
　　白居易的另一个新的发展是在叙事诗方面。在故事的完整、描写的细致和抒情气氛的浓厚等方面，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是其他唐代诗人和以后许多朝代的诗人的叙事诗不能比并的。李白和杜甫没有写过这样情节曲折的叙事诗。白居易的朋友元稹写过一篇《连昌宫词》，也是歌咏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的，但却比《长恨歌》逊色多了。《长恨歌》和《琵琶行》曾多次被后代的人改编为戏曲。值得注意的是后人改编的戏曲都不如白居易的原作。这更说明它们的成就是难于企及了。
　　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在唐代就已经成为传说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根据当时的传说写成的。这个故事本身就含有矛盾的成分：前半有些暴露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后半却成了令人同情的爱情故事。白居易把这个矛盾处理得恰到好处。这篇诗的开头虽然也对唐明皇杨贵妃作了批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写出了他们的欢娱误国，但着墨不多，而且写得比较含蓄。他着重描写的是杨贵妃死后唐明皇的追忆和道士到海外去寻访的传说。感动古今的读者的也正是这两个部分。洪升的《长生殿》把故事前半的暴露成分增加了许多，这就扩大了原来的矛盾，使读者很难同情这个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了。再加上他要翻案，把原来的悲剧结局改为团圆结局，而团圆的可能性又在于杨贵妃的忏悔，“一悔能教万孽清”，在于编造出唐明皇杨贵妃原来都是仙人，最后又有玉帝降旨，叫他们“永为夫妇”，这就更在思想上和情节上都落入庸俗陈套，一点也不如《长恨歌》的结尾有余味了。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虽然是敷演《长恨歌》而成，独创之处不多，但还没有这些问题和缺点。《长生殿》的文采也远不如《长恨歌》。许多读者能够背诵《长恨歌》全诗，《长生殿》却很少使人能够记住的句子。
　　把唐明皇杨贵妃写成互有爱情的人物，这是不是违背历史呢？这有些象曹操这个人物一样。曹操本来有奸雄的一面，后来的传说和小说却夸大了这一方面，抹杀了他有优点的另一方面，就成了和历史上的人物不完全相同的人物了。唐明皇杨贵妃可能是互有感情的。但把他们写得那样感情真挚，“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减弱了他们的故事中不能令人同情的一面，却也是文学作品的夸张。
　　《琵琶行》的故事比较平常一些，但它的艺术感染力却或许更为强烈。它一开头就象画一样描绘出来了景色和人物：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写得情节这样细致，这样次序井然，而又这样从容，这样毫不费力，这样文字经济。这是艺术上很成熟的表现。接着是描写弹琵琶：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水泉冷涩弦疑绝，疑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如果说前一段是诗中有画，读着这一段诗就简直象听见琵琶正在弹奏一样了。从最初的和弦到最后的结束都写得如闻其声。而且中间描写曲调的变化是多么逼真呵。这应该是诗歌中描写音乐的杰作了。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这是写弹琵琶的女子自述身世。通过这样一段短短的文字，一个女子的半生的经历就再现出来了。这是一个封建社会里面的平常的人物的悲剧。然而由于这里面饱和着作者的同情，而且写得这样抒情，这个悲剧的动人之处就显得突出了。下面就是作者写到自己并结束全诗了：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2 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　　　青衫湿。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过去的社会里许多不如意的人都喜欢吟咏的句子。它的确表达出来了一种典型的感情。杰出的抒情诗是应该能够写出一种典型的感情的。作者写到自己的贬谪的处境，写到重听琵琶时候的下泪，全诗的调子就变得十分凄楚了。他不再去描写琵琶的声音，只写出听者的悲泣。读者读到这里，不能不为这个杰出的诗人在封建社会里的不公平的遭遇感到愤懑了。情节曲折动人，描写细致，很有抒情的气氛，又很有文采，每个句子都那样和谐好读——这就是白居易的叙事诗给我们留下的十分宝贵的传统。我们现在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可以歌咏呵。我们应该大为发扬我国古典叙事诗的传统。
　　白居易在给他的朋友元稹的一封长信里，把他自己的诗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讽喻诗。第二类他叫作闲适诗。他说是“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第三类他叫作感伤诗。他说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长恨歌》和《琵琶行》就编在这一类里面。第四类他叫作杂律诗，就是不能归入以上三类的其他作品。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是讽喻诗和闲适诗。但当时的读者并不喜爱。他们喜爱的是《长恨歌》和杂律诗。白居易在信里很是感慨，他说：“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杰出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的评论是很可珍贵的材料。但白居易的这段话我们并不能完全同意。他的讽喻诗固然有许多很有价值的作品，但他的闲适诗却好诗很少。这一类诗的总的倾向是不好的。很多都提倡安分守己、乐天知命的思想。有的诗竟至鼓吹“不分物黑白，但与时沉浮”。杂律诗并不是没有好诗。后人传诵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就在杂律诗中。至于感伤诗中的《长恨歌》和《琵琶行》这样杰出的作品，白居易认为不重要，我们就更不能赞成了。
　　白居易死后，唐宣宗李忱曾写一首诗追悼他。其中有这样两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从当时到现在，这两篇诗都是很受读者喜爱的。白居易自己也曾在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可见他自己也并不是不欣赏《长恨歌》。为什么他要在给元稹的信里那样说呢？那是因为他在那封信里要提倡一种诗歌理论。按照那种理论，《长恨歌》和《琵琶行》就算不上重要的作品了。他那种理论是从古代对于《诗经》的解释来的。汉朝人解释《诗经》，把里面绝大多数的诗都看作不是美某人某事，就是刺某人某事。白居易根据这种传统，强调用诗歌来批评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他不满意陶渊明写了许多田园诗。他认为李白的诗很少符合他的理论的要求，杜甫的这样的诗也不够多。他决心在这方面大加努力。他这种理论当然是进步的。正是由于这种理论，他才写出了那些讽喻诗。但他这种理论也有缺点，就是把诗歌的作用和诗歌的题材的范围看得比较狭窄了一些。我们常引用他的这样的话：“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单从这两句话还看不出有什么缺点。要从他整个给元稹的信，才会发觉他把“为时”和“为事”都看得狭窄了一些。白居易的讽喻诗，杜甫的写民生疾苦的诗，自然都十分难得，它们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的对立，暴露了封建制度的严重的不合理。但陶渊明、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自己表现其他方面的生活的诗歌，也有许多好诗，也是我们应该珍视的遗产，是不可否定和抹杀的。汉朝人把《诗经》就解释得太狭窄了，而且很多都是没有根据的牵强附会的解释。《诗经》所反映的生活其实是比汉朝人的解释广阔得多的。这是因为人的生活，无论是古代的人还是现代的人的生活，本来就是很广阔很多方面的缘故。现在有些著作把白居易关于诗歌的理论称为现实主义的理论，有的甚至说是比较全面的现实主义的理论，这并不恰当。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是比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更为广阔，因而也更为正确的。

　　3 月 18 日深夜
　　（原载《文学知识》1959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