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庚舜：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吴庚舜：谈边塞诗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边塞爱国情山水田园景

　　田园乐
　　王维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从明刊本《唐诗画谱》（西谛藏）

　　盛唐是我国诗歌史上边塞诗的黄金时代。优秀的边塞诗像一簇簇奇丽的鲜花开放在当时的诗国大地上。因此，任何论著在描述唐诗繁荣景象的时候，总要突出地提到它。如果说在其他时代写边塞诗的作家是寥若晨星的话，那么，在盛唐时代不写边塞诗的作家就是屈指可数了。
　　边塞诗的内容很丰富，并不是只写塞上烽火，但也应承认，其中写战争的题材比重很大，因而也很引人注目。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论及唐诗的题材时，首先提到的就是边塞“征戍”诗。他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三十年来对边塞诗的研究提出问题也是从战争性质特别是边塞诗中有无爱国主义精神的问题开始的。最先提出质疑的是范文澜同志。他在《中国通史简编·百花盛开的唐文苑》中说：“其余如写边塞情景的诗人岑参和高适，也很有名。他们写边塞诗是在天宝年间，这时候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天宝时候对外战争，一般是侵略性战争，伟大军事家王忠嗣宁愿失官不愿服从朝廷乱命，可以想见战争是什么性质了。高、岑以肯定的态度歌颂这些战争，论者认为是爱国主义诗人，对外侵略怎么能说是爱国呢！二人都活到唐代宗时，高适还做过节度使。他们的诗，都没有真切地反映安史之乱后的社会情形，足见边塞诸作，只是迎合唐玄宗时发动战争，开边境立武功的风气。杜甫《兵车行》、《前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作，对朝廷贪边功行暴政采取明显
　　的反对态度，高、岑诗自有擅长不可贬损之处，但政治上不及杜甫有见解。” 从文中可以看出范老只是对于天宝时代高、岑诗是否有爱国思想提出了疑问，他没有推论到整个边塞诗派，也没有论及开元时代。去年，吴学恒、王绶青两同志的《边塞诗派评价质疑》（《文学评论》1980 年第 3 期。以下简称《质疑》）一文，针对三十年来的边塞诗研究，对唐玄宗时代的边塞诗派评价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讨论，讨论中，涉及到如何看待盛唐边塞诗的社会背景（主要是战争性质）、繁荣原因、成就估计、爱国主义精神等等问题。本文就这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玄宗时代边塞战争的性质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和研究边塞诗的一系列问题都有关系，所以成了讨论中的中心议题。这次讨论，澄清了一些问题，加深了对某些历史、文学现象的认识，引起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对于今后分析作家作品都有好处。但从讨论中也可以看出，还存在着一些很大的分歧。小到一次战役，大到对整个玄宗时期边塞战争的性质，都有尖锐对立的意见。
　　为什么会如此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说，历史本身就具有复杂性。玄宗时代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关系经常在变化，唐王朝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民族压迫并不存在于某一方面，等等，如此错综复杂的现象，加以还有史料本身的问题，就使问题更复杂化了，因而在讨论中引起意见分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产生意见分歧的主观原因则是对这一问题的片面理解。

　　有的论文虽然也说玄宗初期偶尔用兵，多属抵御性质。但总的却认为整个开元、天宝时期唐王朝的边塞之战都不是正义战争，并说：“八世纪上半叶主要由唐王朝统治者发动的民族战争，牵动了社会上各个阶层。”又说： “历史的事实表明，玄宗时期民族矛盾的主导方面，即挑起衅端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唐王朝统治者，当是无可疑的。”这一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使人以为玄宗时代没有民族间的和睦相处，有的只是“吞灭四夷”的战争。
　　这是值得商榷的。当然，这不是说玄宗后期没有穷兵黩武的历史罪过，也不是说三十年来文学史研究中大家公认的唐征南诏和安禄山攻掠奚和契丹，不应该否定，而是说用这种观点分析当时边塞战争性质，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我认为不应该否定唐王朝的正义战争。为了避免犯凭印象发议论的错误，我又以翦伯赞同志等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所载开元天宝时期唐与四邻的交往活动和边塞战争的大事记为线索，核以新旧《唐书》、《资治通鉴》记录的有关事实，得到一个结论是：从总的方面看，唐与四邻的正常交往次数很多，唐进攻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不义战争，少于唐本土被攻的次数。这说明在玄宗时代，特别是前期，民族和好的关系是主要的，战争只是插曲。史学家也承认这个事实，韩国磐同志在他的《隋唐五代史纲》里讲到“唐朝和边境各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时，在概述唐与吐蕃的战争之后说：“但战争比起和平来往说，终究是一时的事，而且均以和议而结束，所以决非双方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和平亲善，‘和同为一家’，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唐朝和当时边境各族的关系，也都是如此。”
　　这是剖析玄宗时代边塞战争性质的前提。
　　关于开元时代，有正义战争，这是不容置疑的。范老论及高、岑时也没有怀疑过。所以论玄宗时边塞战争的性质问题，关键是在论证天宝年间有无正义战争。
　　既然问题起初是由范老提出的，我们不妨看看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里的见解。我认为范老是承认天宝年间有正义战争的。先看直接论到的例子。范老讲到西域问题时曾说：“唐玄宗时，设北庭节度使，防御北方诸强部的侵入。”（《中国通史简编》第 3 编，第 1 册，第 292 页）他讲到唐与吐蕃在河西走廊、西域的斗争时说：“┅┅715 年，唐玄宗置陇右节度使，都是防御吐蕃从青海方面来进攻。747 年（按：即天宝六年），安西行营节度使高仙芝击败吐蕃兵，收复小勃律（在克什米尔北）国等二十余国。”（同上，第 301 页）另外，范老在分析吐蕃强盛时期时又说：“（吐蕃）夺取唐州县，奴役汉族居民，是侵略性的战争。唐朝廷方面，不能保护国土，对被奴役的居民更应负失职的责任。”（同上，第 2 册，第 455 页）在书中其他地方有的论述还间接地肯定了天宝时代也有正义的边塞战争。如范老在归纳“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关系”时，讲到两种战争，第一种就是“反对侵略”，举的例是“灭突厥国”（同上，第 1 册，第 276 页）。玄宗时代虽是后突厥，但两者政权的性质相同。
　　以上材料充分说明范老并不认为天宝时代唐王朝的边塞战争都是不正义的。
　　有的文章为了否定玄宗时代边塞的一切正义战争，便以李白、杜甫作为边塞诗派的对立面，以他们的诗来作论据，其实，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那些诗只能说明他们反对某一次边塞战争，或从某一个方面反对战争，而不能证明他们反对玄宗时的一切边塞战争，更不能证明那些战争都是不正义的。譬如杜甫，他在《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里的确说过“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的话，似乎他是唐边塞战争的反对者，可是你读读他的《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诗便会看出上述结论不对了。因为诗人在这首诗里又说“蔡子勇成癖，弯弓西射胡。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是鼓励人到哥舒翰军中去打仗的。这在杜甫看来并不矛盾，他反对开边，但支持保卫边境。他的《前出塞九首》也是一边说“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一边又说“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可见这是他的一贯态度。他的“立国自有疆”对吐蕃等也是适用的，不然他怎么会说“制侵陵”呢？我们应该承认天宝中的边塞战争中正义和不正义的两类都有。
　　至于具体分析每一次边塞之战的性质，还应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去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才能解决问题。有的文章把唐玄宗时凡是涉及奚和契丹的战争，甚至诗中提到“东北”的战争，都看作不义之战，或把对吐蕃的战争都看作正义战争，那也是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了，当然无助于分析边塞诗。

　　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在这次讨论中有的文章以从军诗人的“呈献”活动和未从军的诗人的“仿制”风气来论证边塞诗的兴盛，它说：“唐代边塞诗人，可以考证的如王昌龄、高适、岑参都亲历过边塞生活。他们的诗往往是呈献之作，呈献的对象又是依附的守塞武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创作目的，使得他们的边塞诗常常直接或间接地去描写征战。唐代重视边功，有‘节度使入相天子’的制度。系身幕府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蹑取进身’的重要途径。因而那些虽未系身幕府的人，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也培养了对于边塞征战的审美趣味，写了许多仿制的边塞诗”。
　　读这段话，我曾设想作者的本意也许是想要更为具体地阐明边塞诗兴盛的原因。因为如果泛泛地说由于盛唐时代在边塞有战争，所以边塞诗就兴盛，那么，善于思索的读者便会问道：“在其他朝代，比如说北宋吧，边塞也有战争，何以边塞诗又不兴盛呢？”这样提问，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把有边塞战争，便自然有边塞诗的兴盛作为规律，确实缺乏说服力。
　　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里作用的产物，因此，研究盛唐作家与边塞生活的联系，本来无可非议。有的同志想通过中小地主知识分子“系身幕府”来说明当时的风气也未尝不可。正像我们谈汉代献赋之风、收集乐府诗的制度与汉赋、汉乐府的发展关系一样，也有助于说明问题。但引申开来却不能成立。因为持这一观点的论者虽然也承认高、岑等作家有边塞生活经验，但又把一切“系身幕府”或未“系身幕府”的诗人的边塞诗看成是为了 “呈献”给他们所“依附的边塞武将”或通过“仿制”以准备“呈献”给未来要“依附的边塞武将”，用这种“呈献”、“仿制”说来阐明边塞诗兴盛的原因，显然缺乏科学性。它不但说明不了原因，而且还会起到贬低整个边塞诗的作用。
　　为什么呢？首先因为“呈献”、“仿制”说是建立在个别现象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不了边塞诗创作的真相。以王昌龄来说，他的集子中的二十多首边塞诗，有哪一首是“呈献”之作呢？他的《塞上曲》等又要“呈献”给谁呢？岑参集中确有几首“呈献”之作，如《轮台歌》等，但在他的边塞诗中也占少数。其他诗，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优钵罗花歌》、《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火山云歌送别》、《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逢入京使》等，仅从题目也可以看出与“呈献” 无关。高适的《高常侍集》也能寻觅出几首，但如《营州歌》、《塞上》等，要归入“呈献”，实在无据。
　　“呈献”并非普遍现象，“仿制”又是不是普遍现象呢？更说不上。当然，要在众多的边塞诗中找几首“仿制”之作，并不困难。不翻《全唐诗》，只翻《乐府诗集》也能找到。但个别现象说明不了边塞诗兴盛原因。这里还需要提出的是不要看到有的边塞诗题目相同，就以为是在“仿制”。是不是 “仿制”，得看诗本身。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区分得十分明白：“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长短，于义咸为赘剩。”（《元氏长庆集》卷 23）这类“仿制”品，唐人是瞧不上眼的。至于“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他认为这才符合《诗经》、汉乐府“讽兴当时之事”（同上）的精神的。这是创作，不能算作“仿制”。唐人喜用《从军行》、《凉州词》和《塞下曲》等古、今乐府诗题，完全不能作为“仿制”的根据。
　　其次，“呈献”、“仿制”说，否定了边塞诗作者的政治抱负，把“创作目的”和猎取功名富贵联系起来会导致从思想内容上贬低优秀的边塞诗，从而也就否定了边塞诗的繁荣。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谁也不能否定写了 “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等诗的李白没有政治抱负，谁也不能否定写了《前出塞》、《后出塞》的杜甫没有政治抱负。高适虽未忘怀功名，但他也有安定边塞的抱负，所以一旦不能实现，便愤懑地说：“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蓟中作》）他的“安边”策略散见于诗中，有的并不正确（如怀疑和亲），但他倾慕战国时代的李牧，希望能象李广那样立功边疆：“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类似这样有“安边书”的人，在唐代大有人在。他们的言行和作品都可以说明“呈献”、“仿制”说是不妥当的。
　　最后必须指出“呈献”、“仿制”说否定了生活对于创作的作用，这就使它无法解释边塞诗中反映出来的丰富生活内容与艺术上的创造精神了。在我们看来，边塞诗的繁荣除了可用大家承认的唐诗繁荣那些原因解释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玄宗时代国力强盛，国际威望很高，诗人视野广阔，精神振奋，边塞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当时人热心从军和密切关心边塞，还有政治制度和英雄人物的影响。唐代制举考试中把“军谋宏远，堪任将率”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的制举并列（详《新唐书·选举志》），这就可能促使一般知识分子更加注意边塞的现实问题。在史书和唐人文集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现实性很强的关于边塞对策的言论，与后代的八股文不一样。而且唐自开国起就有不少 “出将入相”的人才，他们立功边塞的业绩，在当时人中颇有影响。盛唐又是一个文化高潮时期，“读书破万卷”的诗人颇不少。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班超、傅介子等）常常受到他们的赞颂。岑参说：“尝读《西域传》，汉家得轮台。”（《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中唐王建表述得更清楚：“就中爱读英雄传，欲立功勋总不如。”（《早秋过龙武将军书斋》）当时社会上以从军为荣，关心边塞大事，是很普遍的，从唐人大量送人从军诗中可以得到印证。这种时代精神、时代思潮说明边塞诗派的出现绝非偶然。

　　二、玄宗“四纪为天子”，国家长期处于统一和稳定的局面下，边塞与内地联系空前加强，各族人民交往增多，交通便利，“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杜甫《忆昔》），这就为从军、出使、漫游塞上提供了方便，实际上也就为诗人直接和间接地汲取边塞生活养料，创造了客观条件。三、在边塞军旅中有一种类似于建安诗人的写作环境。这个历来被人忽略、然而颇能说明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的出现及其影响的因素，值得多说两
　　句。
　　建安诗歌对唐诗的革新起了很大的影响。张说在《邺都引》里曾用“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来赞赏那种横槊赋诗的生活，这便勾起了我们对于唐代军旅中的文学活动的遐想。
　　盛唐不少将帅能文能武，像郭元振、张说，还是集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的人才。其他一些边塞名将，史书除了赞他们“为世虎将，班超、傅介子之流也”而外，还记载了他们的文化教养：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门，颇读书。每坐常清于城门楼上，教其读书，多所历览。
　　——《旧唐书·封常清传》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
　　——《旧唐书·哥舒翰传》
　　有的将帅史书虽未载其文化教养，但文学典籍却没有忘记他们的事绩：
　　《凉州》，宫调曲。开元中，西凉府都督郭知运进。
　　——《乐府诗集》卷七九引《乐苑》语
　　《伊州》，商调曲，西京（按：可能应作“碛西”）节度盖嘉运所进也。
　　——同上唐代写诗风气本来很盛，这些将帅又喜爱文艺，自然会延揽一批文学之士在自己身边。在这种情况下从军，已与单纯的依附不同了。
　　《册府元龟》载哥舒翰延揽高适的事说：“高适好学，以诗知名，为汴州封丘尉。时边将用事，务收俊乂，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适为左骁卫兵曹，充掌书记。”（卷 728，“幕府部”）那时在哥舒翰幕中的还有严武、吕諲等诗人。崔颢被杜佑的父亲杜希望引用也是一个例子。杜希望是转战于北方和河西的老将。《新唐书·杜佑传》说：“父希望，重然诺，所交游皆一时俊杰。┅┅希望爱重文学，门下所引如崔颢等，皆名重当时。”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中唐以后，《李君虞诗集·从军诗序》就记录了军中赋诗之事，沈亚之的传奇小说《异梦录》也叙写了将军与诗人们的文艺活动。
　　边塞的生活是这样的新，甚至连战争场面也和内地不一样，它是在一个如此新的天地里进行的，无论悲壮，雄壮，都令人耳目一新。正是这样新的生活给从军诗人的创作以肥沃的土壤，使他们的作品从内容到风格都起了大的变化。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论崔颢说：“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讲得很中肯。

　　盛唐，边塞诗的黄金时代

　　在唐以前漫长的文学史上，边塞之作只像夜空里时隐时现的几点孤星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边塞诗人在接受传统方面，基础极其薄弱。但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唐代诗人经过初唐的准备阶段，发展到盛唐，便出现了我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
　　从作品的数量方面说，前代真是无法和它相比。而更重要的是在作品的内容与质量。唐以前，文学作品反映边塞生活、边塞风光的任务主要是由历史散文、地理著作来承担的。到了盛唐时代，边塞诗已成为反映边塞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认识：
　　一、反映民族间友好相处的生活。这是以前边塞诗中没有写过的新内容。这类诗尽管数量不多，但它反映的现实却是广泛的。岑参的《戏问花门酒家翁》说：“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万瓮花门口。道旁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花门酒家”就是回纥酒店。岑参的诗写于凉州，诗中表现了作者与回纥人民之间平易可亲的关系。贺朝的《赠酒店胡妃》也属于这一类。诗人说：“胡妃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脍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中原和塞上都有少数民族居住，增加了各民族的接触，所以边塞诗中有从侧面反映民族聚居的：“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有写欣赏少数民族音乐的：“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有写汉族表演少数民族歌舞的：“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见后见回回新。始知诸曲不可比，《采莲》《落梅》徒聒耳。”（岑参《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歌》）有写塞上汉族、少数民族少年游猎的：“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还有诗人写没有战争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安乐生活的：“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闲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崔颢《雁门胡人歌》）有的边塞诗人还告诉我们，他在和少数民族交往中，听他们讲西域风光时获得了创作题材：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傍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
　　（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人们一定会为这种奇丽的景色所吸引，也更会为各民族间的融洽关系而感动。边塞诗还写到过汉族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如“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
　　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这是岑参在西域轮台（唐轮台，在今新疆乌鲁木齐市北米泉县境）所写的诗句，反映了和平日子里的夜宴生活。“花门将军”即回纥将军。叶河，不是叶叶河，就是碎叶河。“胡”包括的民族很广，这里指的当是回纥、叶河部落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诗中写的虽是各族上层人物，但让人联想到的却是广大西域的民族友好。这里已不再是“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北朝民歌《折杨柳歌》）的缺乏了解，而是几个民族之间语言相通，歌曲互唱的情景。没有统一局面下的长期了解，这是办不到的。岑参还有一首诗，我认为也是反映了汉族将军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联系。它写道：“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赵将军歌》）在这次讨论和以往论岑参的文章中，一般都说这诗是揭露唐朝将军贪婪腐朽的。我认为这是误解。少数民族常有赛马、赛箭等活动，虽然要比输赢，但与一般搞赌博不同。诗里反映了边疆地区的风俗，还是从两族上层人物的联系去理解比较合理一些。塞上并没有天天打仗，民族间友好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看看张说写的郭元振《行状》（《张燕公集》卷二四）便知道了。
　　二、反映边塞战争的。这类诗在边塞诗中数量最大，优秀诗篇也最多。为了说明它们反映现实的面广，历来又把它们再分为若干类，如表现立功边塞的英雄壮志、抒发抗敌御侮的爱国思想、反映战士的痛苦生活、刻划戍卒的悲伤、描写思妇的幽怨、揭露将帅的无能等等。这类诗是如此的丰富，所以这次讨论中有的文章把它们分类分得更细。这类诗仅在内容的丰富性上已使唐以前和唐以后的边塞诗望尘莫及了。然而更难得的是这些优秀的边塞诗所反映的生活的深刻性及其思想高度。唐以前的边塞诗作家以强烈感情来写士卒之苦的很少，即使写到，也只限于反映民族压迫之苦和生活之苦。盛唐边塞诗不但写到这两方面，而且还进一步写到爱国的士卒与腐败的将军之间的矛盾。“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写得何等深刻啊！不仅如此，有的诗人还用“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杜甫《前出塞》）、“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王昌龄《塞下曲》）等等这样一些诗句批评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也可见出一些边塞诗人认识的深刻。他们不仅对不同性质的战争能持不同的态度，或歌颂，或暴露，而且有的诗人还能更进一步，在肯定正义战争的前提下，又写到人民的苦于征战，从而揭示了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秋霜，嵯峨蔽榛莽。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李白《古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诗人在写汉族人民之苦的同时，还以同情之心写了少数民族人民之苦：“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李颀《古从军行》）这些诗使得边塞之作闪耀出时代的光辉。
　　三、描写了边塞风光。单纯写边塞风光的诗篇并不多，但作为边塞生活的背景却常常被诗人摄入各种主题的诗中，有许多写得相当出色，祖国边塞的景色正是由于边塞诗人的努力才形象地展现在内地人民的眼前，激起人们的深深热爱，这是盛唐边塞诗人的一大贡献！
　　从以上简略的论述看，盛唐边塞诗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只肯定它的某一个方面。

　　要珍视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篇章

　　在盛唐边塞诗中，有没有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最初只是史学家对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的作品有爱国思想提出了怀疑，但一直没有展开正面地讨论。这次《质疑》一文把问题扩大到整个边塞诗派，否定他们的作品中有反映爱国主义的精神。这是一个关系着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大问题，经过讨论把它弄清楚很有必要。持否定意见的理由，概括起来共两条：一是说那些边塞诗歌颂了“扩边战争”，谈不上“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二是说“因为自周秦以来，我们国家已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属于国内民族矛盾的范围，一般不涉及爱国主义问题”。持否定意见者的第一条理由是建立在否定盛唐时期唐王朝的边塞之战有正义性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断定高适、岑参这些边塞诗人在“扩边战争” 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说他们的作品中不会有爱国主义精神。前面我们已经论证玄宗时代边塞有正义战争，因此这一条理由便不能成立了。
　　持否定意见者的第二条理由，从表面上看，仿佛言之成理，无可辩驳，但仔细分析，却大成问题。不错，我国历史悠久，在幅员广阔的土地上，哺育了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我国不仅在周、秦时期已形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在更早的时代即已开始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有过国家的分裂时期，但和统一比较起来，它并不是历史的主流。谁要是不承认这一点，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人们要认识这种客观存在，特别是要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属于国内民族矛盾的范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种认识只能随着国家的发展而日益增强。我们不能以为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周、秦到现代就都是一个样子，没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就以“周、秦”来说，其统一形式和统一达到的程度，就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在西周，一方面是王权得到拥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但在另一方面又是诸侯国遍布天下，甚至在王畿附近，在周天子的眼皮底下，也有分封的国家。发展到春秋战国，通过兼并战争，列国逐渐减少，从统一的角度说，它标志着社会又前进了一步，但也还不是全国性的统一，还有秦、楚、齐、燕等等国家在争雄角逐。秦灭六国建立起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时的统一远非周代可比。在秦末农民战争之后建立的汉朝，历来人们把它和唐朝相提并论。强大昌盛的汉唐使我们国家的统一事业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无论秦、汉、隋、唐，在大统一的局面下，“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18 页），还不是马列主义所说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统一国家。因此，我们在研究唐代历史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到当时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事业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当时的吐蕃、回纥、南诏等等都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它们和唐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民族和睦相处的时候，都是拥戴唐王朝的，接受它的册封和任命的。但同时也要看到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还处于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不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在加强过程中，就是吐蕃、回纥、契丹以及南诏境内的少数民族自身也还存在着进一步统一的问题。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从各族的历史来看又被看作彼此不同的 “国家”。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里曾以吐蕃为例辩证地谈到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他说：“回纥和吐蕃在唐时建国，对中国历史都是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单从汉族历史看来，吐蕃兴起，只是唐朝感到西方出现一个强国。从中国历史看来，却是广大西部地区的居民，从此参加了历史活动。”
　　（第三编，第二册，第 493 页）我们谈盛唐边塞诗中的爱国思想，是从爱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说的。列宁说过：“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
　　（《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98 页）他还说：“要给‘没有历史的民族’找到一个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除非在乌托邦中寻找），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是有历史的民族。”（《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116 页）要求把祖国和民族放在历史范畴里来作考察的观点，与马列主义承认爱国主义有它自身的历史发展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列宁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168 页）。既然如此，那么持否定意见者以唐代民族间的战争属于国内民族矛盾来否定边塞诗中有反映爱国主义精神之作，就站不住脚了。假若我们要求一千多年前的盛唐诗人用后代，或者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待当时的民族关系、民族战争和爱国问题，这显然是违背历史观点的。如果用它来指导实践，不仅会否定一大批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作家作品，不利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发扬，而且也会否定唐代我国境内那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建立所起的开发边疆、抵御外侮的历史作用。如果唐代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已和我们今天完全一样，那么它们的立国岂不是开历史倒车的分裂活动了吗？唐代边塞战争岂不都成了正义性质的了吗？可见持否定意见者的观点是并不够科学的。在前面我们已经讲到盛唐时代的边塞战争有各种性质，其中也有抵御侵
　　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范老也责备唐代统治阶级在面对吐蕃入侵时不能保境安民应负没有尽职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任意否定盛唐边塞诗中有爱国之音了。当然，我们不能把一切边塞诗都看成反映了爱国思想的。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仅是边塞诗中的一部分。我们应当结合作家的思想，把作品反映的战争的性质等等方面的事实弄清楚，才能去肯定它们。
　　除了弄清事实真相，谈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还应该避免靠推论去作结论。这里不妨以边塞诗的代表诗人岑参为例。关于岑参诗中有无爱国主义精神，不少同志发表了肯定的意见。范老说歌颂侵略战争怎么能说是有爱国主义精神，这话本身并不错，问题是要确定哪些诗歌颂了侵略战争。《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算不算？我看不算。先看历史背景。岑参在一篇历来被大家忽视的《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序》中曾说：“天宝中，匈奴、回纥寇边，逾花门，略金山，烟尘相连，侵轶海滨。天子于是授钺常清，出师征之。及破播仙，奏捷献凯，参乃作歌。”（《乐府诗集》卷二○，第 302 页引）可见师出有名，属于正义性质。在正义战争中写出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不应怀疑，《走马川行》本身的内容也可以为证。这首诗里没有《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中那样丑恶的、血淋淋的残杀描写，没有那样的庸俗吹捧。它歌颂的是将士们在严寒之夜奔赴前线，抗敌御侮的行动和高昂的战斗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盛唐诗人关心国家大事，有爱国心是有社会基础的，在不少诗人的诗里，得到了表现，如贺知章《送人之军》：“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张说《南中送北使》说：“闻有胡兵急，深怀汉国羞。”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高适《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曾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类诗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既然盛唐时代边塞诗中客观上存在着爱国思想，而有的同志却要一概否定，这除了上述说到的原因，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积贫积弱的时代、在山河破碎的时代，在国破家亡的时代，大家容易看到人民的痛苦，容易理解维护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反映那个时候的爱国行动和爱国心，容易被注意。一般对于国家强盛时代的爱国主义精神容易忽视，这时只看到它那高昂的战斗精神，勇往直前的壮志和对于抗敌御侮的必胜信心，也容易忽视当时人民的苦难。所以我觉得谈不同时代的爱义要注意时代特征。

　　从这次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边塞诗研究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这不仅因为它和其他文学遗产一样存在着精华和糟粕，还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对这些诗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的正确认识。而且我们的研究还关系到今天我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继承边塞诗中的民主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使优秀的边塞诗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
　　（原载《文学评论》1981 年第 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