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论《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生于 1701 年，死于 1754 年。他降生时，满 族入关，已经过了五十多年。在那五十多年内，中国人民对满族的统治进行 了不屈不挠的、坚决的反抗，伟大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以有 力的文字在民间传布了他们的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同时满清政府对于各种 形式的反满活动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早在明代，中国封建制度已趋于腐朽， 新兴的工商业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露出萌芽，但是落后的满族又给 中国的社会经济以极大的摧残。
　　到了吴敬梓时代，18 世纪前半叶，人民武装起义的高潮暂时退落，反满 的活动转入地下的秘密结社。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经济基础，安定社会秩序， 于是设法恢复生产，因此人口增加，生产力逐渐提高，形成表面繁荣的“承 平时代”，但士地大量集中，阶级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和缓，反倒更尖锐化了。 新兴工商业重新得到发展的机会，却经常受着满族政府的压迫和打击，这经 过一度摧残又渐渐喘过气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仍然茁发在对它极其不利的气候里。
　　满族政府对于知识分子是威胁与利诱并用。它一方面接连不断用文字狱 向他们示威，向民族思想疯狂进攻，一方面用明朝统治者用惯了的一个工具——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来收买他们，麻痹他们，使他们成为一群愚昧无知、卑污无耻、灭绝人性的市侩。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写于 18 世纪的 40 年代。这部小说揭开了所谓“承 平时代”的表面繁荣，使读者看到它的内部是什么景象。通过作者的揭发， 我们看见统治者的助手大大小小的官僚是怎样昏庸、贪污，统治者的支柱地 主阶级是怎样残酷、贪吝，最突出的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的愚弄下 变得多么无知无耻。和这些丑恶的形象相对照，作者对于受欺压剥削的农民 寄与同情，对于自食其力、心地单纯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给以适当的歌颂， 对于少数鄙视科举制度、敦品励行、追求实学的知识分子则加以赞扬；随着 资本主义微弱的萌芽形成的一些进步思想在这里也得到反映。
　　当时，文人的活动受到极严格的限制。只要有一两句话流露出反满的情绪，便会遭受杀身之祸，甚至株连到亲族、朋友、学生。组织诗社、文社， 是被禁止的。1714 年，康熙曾下令销毁书坊里所有小说“淫词”，印刻者流 刑，贩卖者徒刑，著书人当然治罪更重。吴敬梓在这样沉重的气氛里写他的 小说，他不得不把他的故事搬到二百年前的明朝。小说从明朝的成化末年
　　（1487）说起，一直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延续了一百多年。这是一种 掩护，事实上里边的形形色色都是他面前的现实。
　　他对于皇帝，不能正面攻击，但他借用了书中人物的谈话，否定了皇帝 的绝对意义。谈到江西宁王叛变的失败，娄四公子说：“宁王此番举动，也 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为 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对于历史上的所谓忠臣，他也予以否定。 谈到方孝孺的死，杜慎卿说：“方先生迂而无当。天下多少大事，讲那些皋 门雉门（皇室正统）怎么？这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的。”这说明统治者 内部矛盾引起的争端，是没有是非可言的，而那些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忠臣们 为他们的争端而死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遇到什么触犯朝廷的事，书里的 人物都是设法解救犯罪的人，很少有人站在统治者的方面，如蘧夫帮助王惠，马纯上救蘧駪夫，庄绍光救卢信侯。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人民在满清政府 严密的法网里是怎样互相帮助。相反地，一些替政府开拓边疆、征服少数民 族、要立一番功业的官吏却得不到好的下场：萧云仙辅佐平少保征剿“生番”， 修建青枫城，最后是获得“任意浮开”的罪名，只好变卖家产赔偿；汤奏在 野羊塘战败苗民，政府说他“率意轻进，摩费钱粮，着降三级调用，以为好 事贪功者戒”。
　　这都反映出当时的民族思想和民主思想：不要参加到满清的政府里去， 不要做它的官吏！在第一回“楔子”里，王冕的母亲临死时向她的儿子说： “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什么好收场！况你 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 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匡超人的父亲临死时 向他的儿子说：“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王冕的母亲和匡 超人的父亲都是心地单纯的劳动人民，作者让他们说出全书的主导思想。王 冕听从了母亲的遗言，成为“一个嵚崎磊落的人”；匡超人忘记了父亲的遗 言，一心贪图功名，不顾德行，从一个朴厚的贫苦出身的青年变成一个毒辣、 凉薄、趋炎附势的小人。
　　随着阶级的转变，性格也转变了的，不只是匡超人一个人。像范进、荀 玫这些人，贫穷时都还是老实人，一旦科举成功，做了官，就变得唯利是图， 有的最后是“贪脏拿问”。《儒林外史》里的官吏不是糊里糊涂，作威作福， 就是任意贪污，毫无顾忌。高要的汤知县为了要向上司表示自己的“清廉”， 在禁宰耕牛的时候，把向他行贿五十斤牛肉的回教老师夫生生枷死，惹得回 民鸣锣罢市；彭泽县大姑塘附近两只盐船被抢，押船的人到彭泽县去告，知 县说，“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那里有这等事”，把舵工打了二十毛板， 打得皮开肉绽；余特到无为州知州那里去打秋风，知州自己一文钱也不拿出 来，只叫他去接受一个有关人命案子的贿金，三人均分，分得一百三十多两 银子；王惠被任为南昌知府，接任时开口便问，“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 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在这些贪污昏聩的官僚的统治下，“三 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有了钱，就是 官”一类的谚语成为至理名言。我们偶然也遇到少数有点判断能力、或对于 个别穷苦的人表示一点同情的，如乐清的李知县、安东的向知县、同官的尤 知县，已经是凤毛麟角，与前者相比，就算是“好官”了。这些官吏是皇帝 的爪牙，所谓朝廷，就是这样的一群给支撑起来的。一批批丑恶的形象在我 们面前表演，作者好像指着他们向我们说：满清的这套政治机器就是这个样
　　子！
　　这些官吏是怎么产生的呢？他们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狞恶的产物。 关于八股文，清初第一流的思想家和作家没有人不把它看成是一种腐朽的、 祸害无穷的东西。顾炎武在《日知录》里用许多篇幅来批判它，说它的害处 等于“焚书”，它败坏人材甚于“坑儒”；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也有几 篇对它予以尖锐的讽刺。当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时，曹雪芹也正在写《红 楼梦》，他叫他书里的主人公，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贾宝玉和林黛玉，向它发 出有力的嘲骂。吴敬梓则更明显地认为“举业”是知识分子最可怕的敌人， 第一回“楔子”里王冕听说明太祖规定了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他就 这样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 出处都看得轻了。”这是说读书人学会了一套写八股文的手法，既不追求知识，也不砥砺德行，都会成为无知无行的废物，但是这些废物却要掌握政权， 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必定是社会进步的障碍物。所以八股文是作 者从始到终攻击的目标，被“举业”弄得颠颠倒倒、脱离实际、灭绝人性的 读书人是他一贯嘲讽的对象。《儒林外史》的故事从明朝成化末年写起，不 是徒然的，因为八股文这套把戏，是到了成化年间才更严格地规定了格式， 甚至规定好固定的字数。但它却像魔术师的符咒一般，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 鲁编修说它包罗万有，“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 赋就赋”；马纯上说就是孔子生在现在，“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高翰林高谈龙虎榜时，他说明朝二百年来，“只 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鲁编修、马纯上、高翰 林，不是一类的人，他们的品质各有不同，但是他们谈到“举业”，却都是 板着脸说得这样郑重，这样严肃，是代表了当时一般的看法。可是在这里， 他们的态度和口气越严肃，越郑重，我们听着越觉得可笑、可鄙。至于被“举 业”弄得颠颠倒倒的人们，像周进在贡院里痛哭，范进中了举人立即发狂， 鲁小姐因为丈夫不务举业而愁眉苦眼，长吁短叹┅┅都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在讽刺文学里是最成功的笔墨。
　　至于考试本身，又是弊端百出，可以请人替考，可以行贿，可以冒籍报 考。前边提到的那个比较有点判断能力的安东向知县，后来升为安庆知府， 在他到察院去考童生时，考场里是这样：“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 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有一个童生，推着 出恭，走到察院土墙根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这 就是考试的真相。
　　考试制度是满清政府的愚民政策，它建筑在衰朽的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从这里边孵化出来的官僚，一方面帮助皇帝镇压人民，一方面维护乡绅地主 的胡作非为。他们也获得乡绅地主的积极拥护。关于那些乡绅地主，作者给 以深刻的描画，张乡绅的面貌，严贡生的心机，读者读了，印象是永不会磨 灭的。他们骗田地，骗房产，骗女人，骗穷人的猪，没有借给农民钱却向农 民讨利息，坐了船家的船却不给船资。他们的财富是用巧取豪夺，甚至一文 钱也不放松的各种各样的剥削方式积累起来的。这样就造成土地的大量集 中，据历史记载，康熙末年已经是有田者占十分之一，无田者占十分之九； 乾隆时，旧日有田的人都变成佃户。农民先丧失土地，随后丧失性命，这是 常有的事。虞育德在路上遇见一农民投水自杀，救上来后，那农民说：“小 人就是这里庄农人家，替人家做着几块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 亲得病，死在家里，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我想我这样人还活在世上做甚么， 不如寻个死路！”死路以外，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在路上夺取过路人的钱 财，这正如木耐向郭孝子说的，“夫妻两个，原也是好人家儿女，近来因是 冻饿不过，所以才做这样的事。”至于山东道上的“响马”，扬子江上二百 只抢盐的小船，都说明所谓乾隆时代的“太平盛世”在这样土地集中、贫富 悬殊日趋尖锐的情况中不可能是“太平”的。
　　在乡绅地主的身边还围绕着一群趋炎附势的小人。乡绅地主越肥胖，这 一群也就越扩大。吴敬梓用了很生动的语言描写了五河县的势利熏心：“问 五河县有甚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甚么出产稀奇之物，是 有个彭乡坤；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 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坤。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还怕：
　　是同徽州方家（开当铺的）做亲家；还有一件事，人也还亲热：就是大捧的 银子拿出来买田。”作者这样简洁明确地写出来，同时创造了唐三痰、唐二 棒椎、成老爹等等肮脏的角色，在五河县狭窄的巷子里神出鬼没。他们都是 封建社会里依附在吸血鬼的身上的寄生虫。
　　封建社会里的寄生虫是形形色色的。唐三痰等都是一辈子在家乡里蝇营 狗苟；另外一种人则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在江湖上招摇撞骗：如幕府清客诗 人牛布衣、专门给当道大人扶乩算命的山人陈和甫、名士杨执中、高人权勿 用、把猪头冒充人头骗取钱财的侠客张铁臂，都围绕在娄三公子、娄四公子 的周围。这两个公子是宰相的儿子，因为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激成 了一肚子牢骚不平，“算计只有归来是”，想回到家乡过一番名士生活，自 然就招致来这样一批人到他家里当食客。又有些官僚或贵族子弟，分明什么 也不懂，却要装做风雅，藉以装饰自己，于是就有些“诗人”，苍蝇一般飞 到他们的周围。赵雪斋是个医生，只因为会写几句诗，他把他自己便说得是 这样忙碌：“前月中翰顾老先生来天竺进香，邀我们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诗； 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这里住了一日，还约我们到船上拈题分韵，着 实扰了他一天；御史苟老先生来打抚台的秋风，丢着秋风不打，日日邀我们 到下处做诗；┅┅现今胡三公子替湖州鲁老先生征挽诗，送了十几个斗方在 我那里，我打发不清。┅┅”为了这种要求，“诗人”便不断地出现了：开 头巾店的景兰江，每天手里拿着刷子刷头巾，口里还哼着“清明时节雨纷纷”； 盐务里的巡商支剑峰跟着一群“诗人”陪胡三公子游西湖作诗，喝醉了晚间 在路上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被府里的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牛布衣诗 名较大，客死在芜湖的古庙里，就有一个叫作牛浦的，偷得他的诗稿，刻了 一块图章，冒充牛布衣。测字的丁言志，念诗中了迷，也带了二两四钱五分 银子郑重其事地跑到妓院里要和妓女谈诗。
　　吴敬梓对于他面前的社会和在这社会里活动的官僚、地主、举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寄生虫就这样给以无情的揭发和尖锐的讽刺。 上边粗略地叙述了作者攻击的目标和嘲笑的对象。现在我们要谈一谈作者赞扬的人物。自从明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由于工商业的初步发展，少数系统的科学著作也渐渐出现了。在八股文盛行时代，并不是没有个别从事科学 研究的人，但他们不引人注意，往往是寂寞无闻。吴敬梓的儿子吴烺就是一 个数学家；吴敬梓的朋友中有数学家刘湘煃、天文学者周榘、历算学家严长 明、考古家樊明征和著过“治河前后策”的冯粹中。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 和当时处在不重要地位的科学研究者是有接触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 称颂的是少数有真实学问和品质纯良的人。书里的迟衡山曾经这样说：“而 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 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又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 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这是说举业和学问毫无共同之 点。所以用德行感化士人的国子监博士虞育德，辞爵还家、在玄武湖著书立 说的庄绍光，议礼论乐、反对迷信、思想开明的迟衡山，还有天长的杜少卿， 都是作者的肯定人物。但是这些人，除了杜少卿以外，都还是封建道德的遵 守者，他们着重实学，却又缅怀往古，他们对现实的丑恶表示不满，却采取 退守的态度，庄绍光退到玄武湖的洲上断绝交游，闭户著书，虞育德最后只 求挣得几十担米的田，夫妻两个不至于饿死。他们，杜少卿也在内，用古代 礼乐祭泰伯祠，企图召唤吴泰伯的精神挽回世道人心，这是一种多么迂阔的举动！作者一再提到祭泰伯祠这件盛举，“天下皆闻”，但是我们读了，却 是全书中最乏味的一章，所以过了不久，王玉辉游泰伯祠，祠堂是冷冷清清， 使我们觉得，它和一般的古庙没有两样；四五十年后，盖宽到那里，只看见 大殿的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外边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 都没有一片——这是自然的结果，我们读到这里，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 那样一个丑恶浑浊的社会绝不是祭祀一下泰伯就可以改变的。
　　其中最突出的是杜少卿。在回目上，作者称他是“豪杰”，说他的行为 是“豪举”。作者介绍他，却用了一个外表道貌岸然、心地龌龊不堪、以侮 辱优伶取乐的翰林院侍读六合县高老先生一大段骂他的话，高老先生说：“这 少卿是他杜家第一个败类！他家祖上几十代行医，广积阴德，家里也挣了许 多田产。到了他家殿元公，发达了去，虽做了几十年官，却不会寻一个钱来。 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已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 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 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 喜欢，把个官弄掉了。他这儿子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 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 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到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 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 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 不可学天长杜仪！”作者爱憎分明，他很明白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是泾渭分 流，不相调和的，高老先生的诟骂，就等于作者的颂扬。所以迟衡山听了这 段话后，他说：“方才高老先生这些话，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 许多身份。众位先生，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从高老先生的话里可以看出，杜少卿已经冲出了他那官僚地主家庭的樊笼，成为封建社会的叛徒。祖先遗留下来的房产地产，他从来不看在眼里， 有人向他诉苦，他捧出大量的银子来帮助他，钱花完了，就变卖产业。科举 功名，他也不看在眼里，自己年轻时中过一个秀才，随后看穿了科举制度的 骗局，就恨八股文入骨，辞却征聘，“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 做些自己的事。”他眼里没有官长，也没有本家。凡是统治阶级用以夸饰自 己、扩大自己势力的一切方法、工具和凭依，他都要把它们撕破、毁弃，视 如粪土。
　　当时政府宣传反动的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解释经书都要根据朱注，他却用自己的意见阐述《诗经》的本义；当时妇女被关在家里做奴隶，他却和 他的夫人在清凉山上游山玩景；他反对多妻，反对风水迷信。他对于富有反 抗性的女子沈琼枝寄予无限的关怀。沈琼枝被扬州的盐商骗娶做妾，她逃到 南京，靠着卖诗文过日子，这在当时社会里是难以想象的事，一般人都用猜 疑的眼光来看她。杜少卿和一个朋友去访问她，她说：“我在南京半年多， 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今见 二位先生，既无狎玩我的意思，又无猜疑我的心肠。我平日听见家父说，南 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是个豪杰。这句话不错了。”
　　杜少卿这样的人物，不能说是“新人”，只能说是旧社会的“逆子”。 他忍受不了旧社会污秽、郁闷、陈腐、发了霉的空气，他有时想冲出去，但 只能在自然美景中得到一些安慰，有时想用理想化了的古代道德纠正世道人 心，但是那些“道德”没有任何力量，归终是把钱花光，靠着卖文过活。虞育德离开南京时，杜少卿在水西门的船上和他握别，他感伤地向他说：“老 叔已去，小侄从今无所依归矣。”然而我们不能否认，他的一言一动对旧社 会都是很大的打击，他的存在能够加速封建制度的死亡，虽然封建制度还要 延续很长的一个时期。在同时代的小说《红楼梦》里也产生与之相类似的贾 宝玉那样的人物，这绝不是一种偶合。
　　使人感到具有“新人”气氛的，倒是前边提到的沈琼枝。她有主张，有 办法，勇于决断，打破旧社会缠在妇女身上的重重束缚，所谓“道德”、“王 法”，在她面前都失却作用。这是新兴的资产社会里容易碰到的人物，拿她 和那礼教的牺牲者，为殉夫而饿死的王玉辉的女儿相比，是怎样一个鲜明的 对照！作者在第一回里把《儒林外史》里的人物比做一伙“星君”，那么沈 琼枝就是出现在黑暗的天空里的一个彗星了。可是沈琼枝后来怎样，作者并 没有交代。
　　此外，作者所称赞的，是凭着自己的本领吃饭的人们。领戏班子的鲍文 卿说得好：“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儒林外史》里描写劳动人民 的段落不多，可是里边出现的农夫、船工，以及个别的小商人，他们都是受 着官僚地主们的压迫，却具有一个单纯朴厚的心，富于同情，肯帮助人。贫 苦人中，只有不守本分、一心想向上爬的人才弄得势利熏心，得新忘旧，成 为丑恶的形象。所以在最后一回，作者怀着无限的爱用诗的语言给四个自食 其力的人——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 的荆元——写出崇高的、优美的颂歌。
　　作者揭露庸俗，攻击丑恶，称颂纯朴的人和旧社会的反抗者。同时对于自然，尤其是江南的山水，他显示出无限的爱好。在叙述故事中间，偶然用 了一两句描写自然环境的话，便烘托出优美的自然和丑恶的社会的对照。杭 州的西湖，南京的秦淮河、雨花台以及浙江省许多无名的河流上的航行都和 书里的人物一样，给读者以难忘的印象。
　　作者的语言是简洁的、犀利的，饶有诗意的。在语言的风格上常常使我们想到鲁迅和契诃夫。 他的讽刺是有所为的，是为全书的主导思想服务的，从来不曾陷入为讽刺而讽刺的低级趣味。在这一点上也常常使我们想到鲁迅和契诃夫。高尔基在《回忆契诃夫》里说得好：“他有一种随地发现和暴露庸俗的技巧——这 技巧是只有那些对人生有高的要求的人才能够有的，而且只能够由那种想看 见人成为单纯、美丽、和谐的热烈的愿望产生。在他的身上庸俗遇到了一个 严厉而公正的裁判官。”我以为，这段话也适宜于用来讲吴敬梓。
　　《儒林外史》是十几个故事连串组成的。每个故事由几个角色串演，故 事过去，角色也退出舞台。这种特殊的内容给作者制造了结构上一定的困难。 作者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开端用王冕的故事“敷陈大义”，“隐括全文”， 说出全书的主导思想，最后一回用市井中间的四个“奇人”作为结束，这就 无异于给这十几个大大小小的故事做了一个框子，把它们框在里边，不至于 散乱。在思想上也再一度明确地告诉我们，作者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并且， 一个故事说完了，往往剩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留在后边的故事里解答， 这样彼此便有了一些照应。例如严致中的故事早已过去了，关于“立嗣”问 题，直到匡超人的故事里才有了交代。权勿用是在第十三回从娄府里被差人 带走了的，久无下文，直到第五十四回才有人说：“后来这件官事也昭雪了。” 张铁臂骗走了娄家公子五百两银子，丢下一个“人头”，一去不返，直到杜少卿的故事里才被人指出张俊民就是张铁臂。这又好像用一条暗线把这些故 事串起来一般。作者就这样处理了《儒林外史》的结构问题。
　　这些故事中，也有写得比较失败的。如郭孝子寻亲和汤奏大战野羊塘， 都不够真实，平庸呆板，甚至流入二三流小说故套，吴组缃先生在《儒林外 史的思想与艺术》一文中甚至以为这几回可能不是吴敬梓的手笔，不是没有 理由的。凤四老爹的性格也不鲜明。作者的本意，是要把他写成正面人物， 但他凭着他的体力和智谋所帮助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个招摇撞骗的万 中书，一个没有出息的小丝商客人，一个放高利贷的陈正公，他做这些事都 是“一时偶然高兴”，没有思想，没有原则。我们不能不说凤四老爹是一个 写得失败的人物。
　　但是这少数的缺点并不能影响全书主导思想的贯彻和艺术的完整：作者 的爱憎分明可以说是首尾一致的，由于特殊的内容所造成的结构上的困难是 得到适当的处理的。揭开“太平盛世”的帷幕把腐朽的封建社会指给读者， 并且说这个社会是应该反抗的，吴敬梓和曹雪芹一样，在这上边获得了胜利 和成功。当中国人民在满族统治和封建制度双重的压迫下，在 18 世纪的 40 年代，两个作家，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谁也不知道谁，同样在贫困的 景况中写出两部伟大的反封建的现实主义的名著，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是 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
　　（原载《文艺报》1954 年第 23、2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