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服人心:孔明七纵孟获




  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赵藩写的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一对联很能说明孔明治国治军的特点。“攻心”,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做思想工作,“反侧”是反面、消极面、对立面,做好了思想工作,就能消除反面、消极面、对立面的东西,使其为我所用。审势,是说对客观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总的态势要有正确的了解,才能决定治国的宽严,不然宽严皆误。诸葛亮处理任何军国大事,都能从客观实际形势出发,决定其策略。譬如治蜀,他不同意法正所谓蜀汉政权“初有其国”要“缓刑驰禁”以慰民望,而认为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致“蜀土人士,专权自恣”,故“威之以法”,是“为治之要”,主张用法要严。但对于少数民族则主张要宽严结合,而旨在服其心,故他南征时采取“攻心”战略,七擒七纵孟获,是为了消“反侧”。上面对联的上联即指这事。
  深谋远虑,一劳永逸
  在曹魏策动下,孟获起兵犯境侵掠。为安定后方,孔明统兵南征。军行之次,马谡奉令来犒军。孔明留马谡在帐叙话,问道:“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谡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成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叹说:“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本来南征派一大将便可平之,而孔明却“五月渡沪,深入不毛”。正是“攻心”,以服其心,使一劳永逸。要达到这个战略目的,则非一般人可胜任,正如他所说:“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
  足见孔明用心良苦和深谋远虑。
  战术是服从于战略的,孔明南征的一切战术措施,都围绕着其“攻心”
  战略目的进行。孟获虽是个颇晓兵法的“蛮王”,但远非足智多谋的孔明的对手,孔明要平之并非难事,如第一次交锋,孔明以正兵阳退,阴布置两支奇兵前后夹攻,便轻易地把孟获擒了。单纯采取镇压政策,不久即可平服。
  但过去平“蛮”历史说明:如大军离去,则鞭长莫及,其自恃地远山险,又复叛乱,再来镇压,又劳师远征,不胜其烦,且其被曹魏所利用,如孔明北伐,其知内虚,反则更速。因此,孔明这次南征旨在服其心,一劳永逸,后方稳,才可北图。所以说,“平蛮”是孔明北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孔明七擒七纵之的原因。但一擒之易。七纵之则难,在这擒纵的过程中,孔明确是绞尽了脑汁,使尽了计谋,或利用其内讧,使其宗党捉来,或诱其劫寨,围而擒之;或识其诈降,就席拿住,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才便孟获诚意投降。不仅使尽计谋,还要历尽艰险:沪水之毒,哑泉、柔泉、黑泉、灭泉以及桃花溪之恶,几使孔明寸步难移;不仅用柔,还要不得已而用刚—
  —火烧藤甲军三万,对此,孔明承认其罪说:“使乌戈国之人不留种者,是吾之大罪也。”在历史上,孔明对待少数民族虽重在攻心,采取较开明的政策,但也跟其他封建统治者一样,有时也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三国演义》虚构火烧藤甲军的情节,从本质上说,也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刚柔并济,“蛮人治蛮”
  正因孔明对孟获有柔有刚,七擒七纵,使其计穷力竭,既畏孔明,又敬之如神明,故孔明七擒孟获时,派人谓之将再纵之回,可招人马来决胜负,孟获垂泪说:“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乎?”遂同兄弟妻子宗党人等,皆匍匐到孔明帐下,肉袒谢罪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孔明问:“公今服乎?”获泣谢说:“某子 子孙孙皆感覆载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孔明乃请孟获上帐,设宴庆贺,并令其永为洞主。所夺之物,尽皆退还。孟获和其宗党及族兵,无不感戴,皆欣然跳跃而去。
  孔明服其心后,采取“蛮人治蛮”之策,是很高明的。正如毛宗岗指出:
  “武侯之欲抚南蛮,而即甩孟获者,真深得安蛮之道哉!得其土而欲守之, 不能不分兵,分兵则不能不转饷,转饷而输挽徒劳,不若自守之,而庇荫之下,皆吾士也。得其人而欲治之,不能不设官,设官则不能不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不若使自治之,而涵盖之下,皆吾人也。不但此也。杀其身,不能变其心,杀之不足以成武;而生其身,又复夺其地,则生之亦不足以为恩。不杀其人而南人不反;不夺其地,而南人乃愈不反耳。”(第九十回回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