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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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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与“倭寇”(2)
人们对于“倭寇”一词，容易望文生义，其实，所谓“倭寇”需要具体分析。《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代）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云云，过于简单化。根据田中健夫的研究，“倭寇”一词，最初出现于404年的高句丽“广开土王碑文”。它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有“高丽时代的倭寇”、“朝鲜时代的倭寇”、“嘉靖大倭寇”等，甚至还有“吕宋岛的倭寇”、“南洋的倭寇”、“葡萄牙人的倭寇”。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4世纪至15世纪的倭寇，以及16世纪的倭寇。前者主要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沿岸活动，是日本人与朝鲜人的联合体；后者大部分是中国的海上走私贸易群体，日本人的数量很少。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一书中，谈到“后期倭寇”（即“嘉靖大倭寇”）时，强调以下两点：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
被称为“倭寇王”的王直，是徽州商人，长期从事对日本的贸易。在遭到官军围剿之后，逃往日本萨摩的松浦津，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还在平户建造了第宅，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自称“五峰船主”，又称“净海王”、“徽王”。他不时前往浙江、福建沿海，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他的队伍中确有一些“真倭”，那是受王直集团雇佣的。正如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一文所说：“大量史料证明，历史的真实情况似乎与以往流行的说法相反，嘉靖时的‘真倭’，反而倒是受中国海盗指挥，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把“倭患”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呢？原因是复杂的。一是其中确有一些日本人，即所谓“真倭”；二是王直等人有意制造混乱，以假乱真，保护自己；三是明朝平倭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无怪乎当时人说：“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
王直曾经向政府当局提出“开港通市”的要求，希望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他在接受朝廷招抚后所写的《自明疏》，希望政府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广东事例“通关纳税”，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那么东南沿海的“倭患”就可以得到解决。平倭总督胡宗宪表面上答应“姑容互市”，在王直投降后，却出尔反尔，于嘉靖三十八年年底，在杭州官巷口闹市，把王直斩首示众。
王直的死，并没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了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和疯狂的报复，“倭患”愈演愈烈，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在此之前，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枢写信给胡宗宪，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的不合时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嘉靖三十一年“海上之为寇”，次年“各业益之而为寇”，再次年“良户复益之而为寇”。他对倭寇的分析洞若观火，道出了事实真相。
无独有偶，稍后的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倭寇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他认为，从海上贸易的视角看来，导致“倭患”的原因是“海禁之过严”。可谓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当时中日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政策的转换。隆庆元年（1567年），当局宣布实施比较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允许人民下海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既然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以此为契机，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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