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思考:国史十六讲


樊树志 

 

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1)



  理学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它来评价朱熹学说,是最为恰当不过的。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宁宗时代。绍兴十八年(1148年)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是儒学更新运动在学术上的总结。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孔子、孟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学说,即所谓“朱子学”,从14世纪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开始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西方汉学家认为,朱熹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拟。

  朱熹的一生,始终从事著书与讲学。他的著述极为丰富,《四书集注》等几十种著作大多保存了下来;他的书信、题跋、奏疏、杂文合编为《朱子大全》121卷;他的讲学语录,被编为《朱子语类》140卷。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后世的敬仰,思想学说长期流传,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

  朱熹认定宇宙间有一定不变之“理”,从“理”与“气”的关系上探讨关于天地万物的哲学意义。他认为“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该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与标准;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要了解“太极”,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多穷一物之理,就能够多了解事物之理的全体。在《朱子语类》中记录了他与学生关于理与气的讨论,虽然抽象,却不乏兴味。下面引用几段来加以欣赏:

  ——学生问:“太极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浑成之物,是天地之理总名否?”朱熹答:“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学生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朱熹答:“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此天地……”

  ——学生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朱熹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学生问:“理在先,气在后?”朱熹答:“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学生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答:“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看来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说奥妙无穷,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读方式,但是切不可简单化地说,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新近出版的陈来《朱子哲学研究》说得比较好:理先气后,是朱子哲学的核心问题。它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早年认为理气无先后,以后认为从逻辑推论,理在气先。朱子的理气学说,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性,论证本原和派生的关系,论证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的关系,论证理与事物的关系。

  朱熹并非迂腐的冬烘先生,他有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素养。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先曾经是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三百年以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也提出了与此相同的看法。

  然而,朱熹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上述深奥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为规范。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