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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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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气象：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2)
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引领时代潮流，当时最突出的潮流就是胡风盛行，胡乐、胡舞以外，首推胡妆。正如元稹诗所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汉人妇女仿效胡人妇女的服装与装扮，成为时髦风尚。
大将高仙芝远征中亚，带回当地的柘枝舞，舞女的服式——“香衫窄袖裁”，一下子流行起来。入唐的胡旋舞女身穿窄口裤，脚登“小头鞋履”，于是窄口裤、小头鞋履成为流行式样。“小头鞋履窄衣裳”，在当时号称“天宝末年时世妆”，风行一时。一般贵族与士民都竞相仿效，“好为胡妇及胡帽”。
更进一步就是胡服的唐化，即胡服的中国化。文献记载，杨贵妃有“鸳鸯并头锦裤袜”，又名“藕覆”，是最为时髦的打扮，类似今日的连裤袜。一时间，从上到下，新潮服饰大为流行。杨贵妃喜欢“披紫绡”，其姐姐虢国夫人爱穿“罗帔衫”，都是袒肩露颈的宽松服装，完全摈弃了初唐宫人遮盖全身的装束之风，使中原服饰趋向开放。
外来文化从各个方面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以及城中开阔地和指定剧场，中外艺人，表演戏剧、滑稽剧和其他娱乐节目。时髦妇女夸耀她们别出心裁的衣裳和发式。男人和女人，最喜欢的消遣之一是从波斯传来的马球，流传下来描绘马球游戏的画作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从中亚各国以及日本、高丽来的使臣、商贾和香客，促进了人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的了解。来自这些遥远地区的物品——马匹、珠宝、乐器和织物——激起了宫廷和京城贵族无穷的兴趣。外来文化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臻于完美的银制品，就设计和做工而言，颇有波斯风格。从印度、波斯和中亚传入的新乐器、新曲调，使中国音乐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盛唐社会的自由开放、放任自流，艺坛的思想奔涌、百花齐放，培育了一大批艺术天才，这个时期的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们交相辉映，勾勒出美妙绝伦的盛唐气象。
唐朝是古典诗歌的繁荣时代。原因可能很多，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进士科考试诗赋，这就意味着作诗成为获取功名的捷径。唐高宗时，进士科加试的“杂文”，就是诗赋，为擅长写诗者提供入仕的正途。唐中宗时，明确了诗赋试与策论试、经义试的同等地位。及至盛唐，以诗赋取士更见推重，唐玄宗时进士及第而位极卿相者，如苏颋、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精于诗赋。唐朝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官僚中诗人多如牛毛，为历代所罕见。清朝康熙年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编辑《全唐诗》，收集诗作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达二千三百多人，说它空前绝后，也不算太过分。
书法在这个时代也登上了艺术的高峰。初唐书坛极力推崇王羲之的瘦硬俊俏笔法，出现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都从师法王羲之入手。唐太宗激励人们学习王羲之的书体，简化笔画，书写省力，使“王书”从艺术鉴赏品，普及于政府文牍部门，进而流布于市井社会。到了盛唐，书法为之一变。颜真卿的书法方正雄健，浑厚庄严，一扫初唐的娟媚风气，创造了与盛唐气象相适应的新书体，不仅终唐之世盛行不衰，而且为以后历代奉为正统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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