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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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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庶民皇帝，布衣将相(1)
项羽和刘邦联手推翻了秦朝，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一个以悲剧告终，一个以喜剧收场，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两个本没有什么文化的草莽英雄，都在《史记》中留下了诗歌，不过一个抒发的是失败的无奈，另一个抒发的是胜利的豪情。
公元前202年，刘邦大举进攻，并约韩信、彭越会师。项羽兵败，退至垓下，落入汉军的包围圈。夜深人静，汉军中高唱楚军士兵家乡的民谣。项羽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无法入眠，起身饮酒，陪伴他的是宠姬虞美人，还有一匹名叫“骓”的骏马。这位末路英雄面对绝境，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项羽反复高歌自己即兴创作的诗篇，虞美人在旁应和，凄惨的情景令一代英豪潸然泪下。走投无路的项羽，率八百骑兵突围，在乌江自刎。
刘邦打败了项羽，又平定了异姓诸侯王的叛乱，建立大汉帝国已成定局。志得意满的他路过家乡沛县，邀请故人、父老、子弟一同联欢。酒酣气益振，刘邦手舞足蹈，敲打乐器，仰天长啸：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建立的汉朝，最大的贡献就是“汉承秦制”。也就是说，他虽然推翻了秦朝，却继承并维护了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他接受了皇帝称号，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地方行政系统郡、县、乡、亭、里，与秦制完全一样。郡有郡守（后更名为太守）、郡尉等，分别掌管政治、军事、监察之权。县分大小，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下设丞、尉，分别掌管文书、治安之权。基层组织是里，十里为亭，有亭长；十亭为乡，有三老(掌管教化)、啬夫（掌管诉讼、收税）、游徼（掌管治安）。
然而，汉高祖刘邦在继承秦的郡县制时，犹豫不决，进两步退一步，在郡县制与封建制之间采取折中主义。他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部分恢复了封建制，封建了大批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从客观上看，当时恢复封建制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秦统一后，以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确立了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但是基础并不牢固，法律秩序与政治制度并未深入人心，被打败的六国仍拥有各自的传统势力。如果说项羽的恢复封建制，是迎合六国贵族复辟的愿望，那么刘邦的封建异姓诸侯王则是迫于形势，出于无奈。他为了利用各种势力，击败项羽，封建了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衡山王（后改称长沙王）吴芮。这种妥协，埋下了分裂的潜在危险。在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以后，又封建了九个同姓诸侯王：燕、代、齐、赵、梁、吴、楚、淮南、淮阳。原因在于错误地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以为是废除了封建制，“孤立而亡”。希望同姓诸侯王起到“屏藩”作用，使皇帝不至于“孤立”。他在封建同姓诸侯王时宣布：“非刘氏而立，天下共击之。”其目的显然想仰仗刘氏宗室的血缘关系，构筑皇权的屏障。然而事与愿违，效果适得其反。这些王国封地大，权力重，俨然独立王国。郡县制与封建制同时并存，形成奇特的“郡国制”。这种一国两制，是历史的倒退，不久就遭到了惩罚，同姓诸侯王联手反叛中央，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刘邦建立的汉朝，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庶民皇帝，布衣将相。
刘邦曾任沛县的一个亭长，秦制十里一亭，设亭长，掌治安警卫、治理民事，多以服兵役期满的农民担任，相当于现今一个行政村的村长。这种低贱的身份，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庶民皇帝。他手下的大臣，除了张良是韩国丞相之子，张苍是秦朝的御史，叔孙通是秦朝的博士，其余都是一介平民，即所谓布衣。萧何是沛县的小吏，曹参是沛县的牢头禁子，王陵、陆贾是所谓“白徒”（平民），等而下之，樊哙是杀狗的屠夫，周勃是为人操办丧事的吹鼓手，灌婴是一个丝织品小贩，娄敬是一个车夫，彭越、黥布则是盗贼出身。这些人在开国以后，都当上了将军、丞相级别的官僚，所以被称为“布衣将相”。这是在秦汉之际社会大动乱中形成的大变局，贵族世家纷纷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使平民布衣成为舞台的主角。这种“庶民皇帝，布衣将相”格局，对汉朝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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